众所周知，“发展”是当代全球性的主题，同时也是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直面临的核心问题。21世纪的今天，发展已不仅仅是实现工业化的过程，还包含着工业化之后的信息化过程以及在工业化、信息化基础上所发生的社会转型和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因而，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面临着严峻的发展问题。科学发展观是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全球化这样一种大时代背景下提出的关于我国社会和经济下一步发展中所必须坚持的根本理念和指导方针。它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主要是其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了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具体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实践；同时，作为一种新的发展理论和发展目标，科学发展观又积极地借鉴了现代发展理论的有益成果，是现代发展理论的一个创新。
一、发展的内涵
“发展”是发展研究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从严格意义上讲，自然界无所谓发展，它只有进化和变迁，发展只是对人与社会而言的。因此，我们所说的发展实质上就是社会发展。然而，由于发展涉及人类社会的诸多领域，而研究者的研究视角和侧重点又各不相同，所以对发展概念的理解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为大家所公认的发展界说。针对这一现状，在这里应首先对“发展”概念进行界定。
（一）发展的概念
“发展”是历史变迁中形成的概念。古代没有“发展”这个词，发展大致与运动、变化有相同之意。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运动变化的，发展无疑是一种运动。尤其在社会历史领域内，发展具有丰富而独特的内涵，决不是一般的运动、变化所能涵盖的。
“发展”是一个多义词，可以在多种意义上使用。但总体上可以归结为三类：一是一般意义上的发展；二是哲学意义上的发展；三是发展理论中的发展。就一般意义而言，发展是指在一定的起点上“发”与“展”的结合，前者指纵向的发展，后者指横向的扩展；就哲学意义而言，发展是指前进的变化或进化，即指事物从一种旧质态转变为新质态、从低级向高级、从无序向有序、从简单到复杂的上升运动。然而，我们这里所说的发展，既不是一般意义的发展，也不是哲学意义的发展，而是发展理论所讲的发展。其真正意义并不是原有发展的简单延续与扩展，而是赋予新的特殊的内容和形式的发展，这种发展在本质上属于新的创造。
从宏观层面上说，发展一般是指国家或社会由落后向先进、由低级向高级、由不发达向发达、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转化的进步过程，即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说：“社会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社会现代化的过程。”[1]这种发展首先表现为一种新的重组。它是在一定的起点上起步的，而不是也不可能离开原有的基础任意推进。但是，这并非是说，它仅仅是沿着原有的轨道，按照原有的方式和方法及其原有的价值取向向前延伸，而是要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按照新的价值目标，适应新的要求，对原有的内容和形式，诸如动作方式、发展规则及各种社会关系等进行新的重组，由此形成新的发展模式。列宁说：“发展显然不是简单的、普遍的和永恒的生长、增多（或减少）。”[2]这就告诉我们，发展不是一种简单的量的扩张，而应当是一种新的质的形成，这种新的质的形成，表现为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发展方法、发展措施等基本方面的新的变革、整合与完善。因此，一言以蔽之，发展就是一种重组和创新。
人类社会是由众多要素相互作用、相互联系而构成的系统，发展概念是对这个系统的各要素的进步属性及由此而促成的这个系统整体进步过程的概括和描述，因而发展的内容及其承载表现形式是具体的和多维的，概括起来主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四位一体”的发展。当然，我们讲发展，必须讲以人为本。人是社会的主体和中心，人的发展无疑是全部发展的核心内容、最高准则和终极目标。
（二）发展的基本宗旨与基本特征
1．发展的基本宗旨
搞清发展的基本宗旨是有效推进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的基本前提。在发展的基本宗旨问题上的偏差，势必会造成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的重大偏差甚至可能走入偏颇的境地，从而降低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的质量。发展的基本宗旨应当是以人为本，这有两层含义：人在发展过程中应当具有主体的意义，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人人共享、普遍受益。
首先，人在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意义
经济的因素是整个社会形态存在与发展的终极原因，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把这一本来是正确的观点给予绝对化和“泛化”，使之超出其所适用的范围，那么，就会不可避免地陷入误区。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3]
必须看到，人在发展过程中应当具有主体意义，只有这样，方可解决发展的目的这一根本性的定向问题。发展的最终目的在于满足人们各种层次的需要，就此而言，追求发达的经济只是手段性的东西。不仅如此，只有以人为本，方可最大限度地开发以人力资源、智力资源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资源，为发展形成一种持久有效的推动力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否定经济问题的重要性，其要旨在于消除经济发展的被动自发性，确立起人对经济的主体性地位，使经济的发展更富有合理性、效应性，使经济更能为人所用，进而使整个发展过程正常展开。
经济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以至于使不少人将经济的发展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目的和全部内容。这种“经济至上论”认为：经济具有一种自我定向的品质。也就是说经济本身不存在可控与不可控的问题，经济本身不应该也不会被经济以外的因素所影响。社会机体中的其他非经济因素相对经济而言皆呈被动状态，事无巨细地皆由经济所决定。经济的决定方式，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决定。这种决定是一种一一对应的现性决定，不需要中介变项，有什么样的经济，就会有与之完全吻合的非经济因素。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对经济动力的简单化理解，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对于大工业生产的盲目崇拜。应当承认，大机器工业的出现，结束了延续数千年的小生产方式，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巨大飞跃。但早期大工业也使人们产生了一种盲目的大工业崇拜热，并进而认为只要凭借高度发达的生产能力，便可以改天换地，成为天下万物的主人。在这种背景之下，人们很自然地形成经济万能、经济乃一切社会现象之动因的观念。现在，这种盲目崇拜尽管已开始减弱，但其惯性作用至今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于一些人的潜意识当中。对于经济简单化理解的另一个原因是人们的线性思维方式。从人类思维方式的发展来看，存在着一个由线性思维方式向非线性思维方式演进的过程。但在目前，这种演进尚未完成。如果从线性思维方式的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那么，便会不可避免地把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视为一一对应的关系，这样也就难免导致机械的、绝对的经济决定论。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认识上的偏颇往往导致行为上的偏颇，“经济至上论”势必会导致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系列的不利后果。
第一，人的异化。绝对的经济决定论颠倒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从人类社会的原初旨意来看，经济的因素应当是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基本工具，是人类各种“器官”的延伸，是完善人类自身的基本手段。但是，绝对的经济决定论，将经济视为绝对的中心，把人类本身视为一种依附物。于是，人类反倒被自己的创造物所控制，成为其附属物，从而出现一种“异化”的现象。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者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地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4]。
第二，社会机体的畸形发展。在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的条件下，人们必定会采取片面发展经济的战略。这种战略的实施，势必使社会机体中的非经济因素出现这样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某些非经济因素伴随着经济的扩张而出现一种不恰当的膨胀或走形；另一种情形是，某些非经济因素受到过度的压抑。这两种情形加在一起就会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机体的失衡和大量的社会问题，使社会的整个发展进程趋于畸形化和缓慢化。另外，如果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不顾及其他的话，还会破坏生态平衡、造成环境污染。如果这种情形长久持续下去，将会直接危及人类的正常生存。
第三，经济行为的“不经济”，亦即经济本身潜力的耗竭。经济本身的发展需要非经济因素的支援，而且经济本身的发展有一定的周期性，不可能总是保持一种猛增的势头。但是，绝对的经济决定论看不到这一点。如果从绝对的经济决定论出发，必定会高强度地、无休止地单方面启动经济本身的增长。这样，经济不但会失去别的因素的支援，还会破坏自身的成长周期。长此以往，势必会程度不同地消耗掉自身的发展潜力。
其次，人人共享、普遍受益
在现代社会，以人为本的发展还应当具体表现为人人共享、普遍受益。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含义是，社会发展的成果对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应当具有共享的性质，即：随着社会发展进程的推进，每个社会成员的尊严以及平等、自由的权利应当更加得以保证，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应当持续不断地得以满足，其生活水平应当相应的得以提高。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社会经济资源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人的潜能得到了极大的开发，人的主体意识得到了极大的增强；而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出现，交换准则逐渐为社会成员所普遍认同。这一切，促成了人的尊严的形成。人的尊严程度、人的尊严感是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而逐渐强化的。在现代社会，社会共同体中的每个成员都应当具有同样的尊严、同样的基本权利。
与人的尊严相连的是平等和自由。对于现代意义上的平等，恩格斯是这样解释的，“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及的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这样的观念自然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现代的平等要求与此完全不同；这种平等要求更应当是从人的这种共同特性中，从人就他们是人而言的这种平等中引申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5]自由与平等这两个概念密切相关，不可分割。没有平等的自由，就像没有自由的平等一样，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说两者存在差别的话，那就是，平等侧重于对个体人基本权利的肯定和保护，而自由则侧重于对个体人所具有的个体差异的尊重和保护。1894年，恩格斯在答复意大利社会党人朱·卡内帕时说，“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寻找您所要求的题词。马克思是当代唯一能够和伟大的佛罗伦萨人相提并论的社会主义者。但是，除了从《共产党宣言》（意大利刊物《社会评论》第35页）中摘出下列一段话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的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
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含义还应包括，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应当相应的持续不断地得以满足，其生活水平应当相应的提高。如果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社会群体中的少数社会成员一方，那么就说明社会发展的成果只为少数社会群体少数人所享用。这样的发展不是真正的发展，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无发展的增长”。在社会经济资源匮乏但又比原始社会经济水平相对要高的传统社会条件下，只能出现一个等级特权的社会。这种等级特权的社会充斥着剥削、压迫现象，是以践踏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尊严、损害大多数社会阶层民众的利益为其自身存在的前提的。只有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一个社会才能具备相应的社会经济资源，才能为人人共享的充分实现提供必需的方式和途径。发达的物质基础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正社会的支撑构架。“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7]应当“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8]，这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所在。
2．发展的基本特征
作为一种正常状态的发展，除了具有以人为本的基本特征外，还应当具有如下几项基本特征：
第一，整体有机性。在早期大工业阶段，由于社会机体的相对简单以及上面所提及的经济本位论，致使人们在考虑发展问题时采用了一种简单直观的线性因果式的思维方式，认为一因之后总有确定的一果与它相对应，而经济增长是因果链条上的始端，进一步看，经济又主要是一个大工业化的问题，所以，只要大工业得以发展，其他的一切便会自然而然地获得发展。因此，大工业便是一切。这是一种典型的片面发展论。客观发展进程的推进，证明了这种片面发展论的局限及弊端。随着发展进程的深入，社会机体的分化愈来愈明显。社会机体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愈益复杂化，其分工愈益明显。重要的是，社会机体同时呈现出一种日益加强的整合趋势，社会机体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有机性日趋增强。社会机体中的任何一个层面或环节如脱离其他层面或环节的有效支撑就无法存在与发展。因此，不存在单方面突进、单方面长足发展的可能性。发展是社会各个层面、各个环节的协调并进，发展是整体有机的推进。社会机体中任何一个层面、任何一个环节的迟滞都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发展的速度、规模及效益决定于发展过程中最快的那一个层面与环节，倒不如说是决定于发展过程中最迟缓、最薄弱的那一个层面与环节。发展的整体有机性程度愈高，这一情形就愈明显。比如，教育的落后，不但会使经济的发展很快达到极限而迟缓下来，而且还会使整个社会的发展也迟缓下来。再如，在经济这一层面的各个环节中，如果交通运输业或是能源生产比较薄弱，那么就会限制工业发展的速度与规模，进一步造成整个国民经济的缓慢发展甚至停滞。
第二，内生性。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民族）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社会群体。发展的终极承载单位是民族。而每一个民族，只要还没有灭亡，便具备同别的民族相一致的共性，即都具有发展的潜质。因此，发展的最基本的生长力量存在于民族的内部，而不是别的地方。外在的压力等因素固然可以对发展起促进或阻碍的作用，但是，这种外在的影响因素存在一个转换为内生力或是内部阻力的内化问题。外在的因素一旦经过内化的处理，其“外在”的意义就不复存在，而成为该民族内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发展的内生性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许多发展理论流派对于这一问题并没有给予正确的理解。有的发展理论流派虽然看到了先发展国家的发展过程具有内生性这一重要特征，却否认了后发展国家具有完整的民族意义，从而否认了后发展国家内生性的存在。有的发展理论流派将第三世界长期贫困、低度发展的原因几乎全归咎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与掠夺，这实际上也否认了后发展国家内生性的极端重要意义。
第三，开放性。现代化过程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现代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现代化，意味着封闭固守的终结。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要想有效地推进发展进程，就必须对外开放。开放，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对此，可以做这样的理解：（1）开放能提供必要的压力，从而最大限度地启动一个民族的原动力。每一个民族，其内部都存在着确保本民族得以正常运转与发展的能量，这是一个民族的原动力。这些能量有现实的，也有潜在的。通过开放，可以置本民族于许多发达的民族面前，造成本民族一种奋进赶超的势头，从而使本民族的现实能量及潜在能量得以最大限度地释放，而且是持续不断地生成与释放。（2）通过开放，本民族可以从别的民族那里获得一些有益的借鉴与参照，从而尽可能地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任何经验都依靠自己去摸索，一则所需时间过长，二则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失误。（3）通过开放，各个国家之间可以进行一些资源交换以及资金及人力的对流，以他人的优势来弥补自己的劣势。总之，开放是发展所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一个民族如果不进行开放，那么，这个民族的发展进程必然是缓慢的，其发展的质量必然是低劣的。
二、发展理论
所谓“发展理论”（Development Theory）亦称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顾名思义就是指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它研究的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宏观问题。发展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直接源于发展中国家进行现代化的实践。发展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发展观。理论指导实践的发展，实践推动理论的发展，这是发展理论与发展实践的互动性规律。毫无疑问，当代中国的发展实践需要吸收和借鉴当代世界的发展理论，以利于创立和完善自己的发展理论。同样，当代世界发展理论的复兴也离不开中国发展实践的推动，甚至需要在中国发展实践的基础上接受检验并推陈出新，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发展往往牵动着整个世界发展，实践呼唤发展理论在中国的兴起，科学发展观的树立和实践，标志着一个发展理论勃兴的局面已经在中国大地孕育和生成。
现代发展理论在其半个多世纪的演变中，大体经历了“发展经济学”、“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以及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在90年代后得到迅速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和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
“发展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是将发展视同于经济增长，把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作为评判发展的首要的甚至唯一的标准，认为发展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就是经济增长问题。
“现代化理论”认为，发展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的统一，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制度、社会体制和社会组织形式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以实现社会变迁、达到社会结构要素平衡发展的过程。用公式表示就是：发展＝现代化＝整个社会结构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但如何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答案是引进西方文明。这一理论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是由其自身的制度结构和文化传统促成的，它是西方文明在自身文化环境中的逐步发展壮大，是一种文明的自我发展。而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由于其自身的社会系统有缺陷，其社会内部因素无力促成现代化的发端，因而只有靠西方文明的传播与冲击才能实现现代化。
“依附理论”主要是从西方发达国家与非西方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特别是从国际贸易关系，从西方发达国家对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的控制掠夺，从不发达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出发，去解释非西方国家的不发达。这种理论认为，由于非西方国家已不可能在同样的初始条件下重演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所以必须脱离西方的控制，实现自主发展。因此，依附理论反对现代化理论的西方化模式。
“世界体系论”不像现代化理论那样只注重单个国家的现代化，也不像依附理论那样将世界简单地划分为中心与边缘，而是将整个世界视为一个彼此制约的关系整体，探讨现存世界格局形成和演化的原因及条件，探讨其总体的发展线索，从其总体的发展过程中分析作为部分的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分析各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并对今后世界体系的发展变化作出预测。
现代发展理论的这样一些早期形态不仅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指导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例如，发展经济学在20世纪50年代为人们普遍接受，并在战后初期对于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在某些方面保持着一定的理论价值（在一些基本的领域内仍然是有效的分析工具）。然而，随着在实践过程中的进一步运用，以上这些理论的局限性也逐渐体现出来。经过多年实践，人们发现采取发展经济学理论模式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某些主要经济指标虽然上去了，经济增长率提高了，但是整个社会却并没有因之获得较大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健康状况及文化素质并未得到相应的改善和提高。相反，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分配不公、社会腐败和政治动荡。正是基于这样的现象，后来人们普遍批评这种发展理论，将经济增长称之为“无发展的增长”。同样，采用现代化理论的一些国家，虽然经济在短期内增长了，但经济、政治与社会问题却变得更加突出：经济上，大部分非西方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大了，外债负担日益沉重；政治上，不发达国家的政权更迭频繁，军事政变不断发生；社会上，贫富分化日趋严重，人才外流，城市恶性膨胀加剧。这些国家的发展实践证明，西方化作为现代化理论开出的药方不仅未能带来社会的全面发展，反而造成了其政治上混乱、经济上对外依赖和社会动荡的恶果。而依附论由于夸大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片面地将不发达的病根统统归咎于外部因素，因而陷入了外因决定论的缺陷中。世界体系论则由于忽略了具体国家历史时期的特殊发展过程，忽视对具体国家发展道路的探讨，使其理论过于抽象而缺乏实际应用性。
总之，随着由发展本身所导致的问题以及主题的变化，发展理论开始出现了重要的和引人注目的理论转向。如果说先前的发展理论更多地关注发展的外部关系、表面指标和“硬”的方面的话，那么，新的发展理论则开始进一步关注发展的内部关系、实质指标和“软”的方面。“可持续发展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提出并在90年代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和认同的一种发展理论，其核心思想是追求发展与自然的和谐，当代与后代之间在环境、消费方面的平等，从而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新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其基本思想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被明确地概括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是一部分人的发展不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的发展。”可见，“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实质就是要造就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保证整个社会具有长期的发展潜力，以此实现持续发展的目标。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确立，标志着人类在发展理念上的一个重大变革。
在可持续发展理论得到关注的同时，一种强调“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理论也开始兴起并盛行。虽然可持续发展理论中也包含着某种人本主题，但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理论则更明确地指出，发展应以人的价值、人的需求和人的潜力的发挥为中心，在强调经济与政治、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同时，将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作为主题，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满足人的各种需求，就是促进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社会成员的发展。所以，这种发展理论主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检验不是普通的物的指标而是人的发展程度。在这些理论的影响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从1990年开始，每年发表一份不同主题的《人类发展报告》，并且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概念，指出发展是一个不断扩大人们选择的过程，发展的进程应该是为人们创造一种有关的环境，使他们能够独立地或集体地去发展全部潜力，并有恰当机会去实现与他们的需要和兴趣相吻合的有价值的和富于创造性的生活。可见，人类发展指数概念即HDI是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环境和谐的综合反映。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指出：“人类发展报告所造就的具有标志意义的HDI，与GNP相得益彰，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发展度量标准，已取得相当的成功。它基于三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寿命指标、教育指标和人均收入指标。它不像GNP那样仅注重经济的富裕程度。HDI大大提高了公众对社会发展评价的注意力。……HDI不仅是对GNP的改进，或至少是对GNP的有益补充，而且会提高公众对人类发展报告中其他变量的兴趣。”总之，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理论，在横向上以突出人本身的自由、平等和发展为特征，着重研究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综合协调关系，把发展理解为人的基本需求逐步得到满足、人的能力得到发展和完整人格自我实现的过程；在纵向上以强调人的代际发展为特征，着重研究社会发展和自然环境的综合协调关系及其对人的未来发展的意义。因此，这一发展理论实际上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要素包含在其中，把发展观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反映了社会历史走向人文化和综合性发展的时代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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