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基本观点。发展观的产生与人类的发展实践一样源远流长。人类要生存就一刻也离不开发展，因而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发展行动，亦即发展实践。人们在从事发展实践的同时，就会逐步认识发展现象的规律，亦即形成发展观。在我国，从先秦到近代的各种文献和史料中，都有极为丰富的对社会发展思想的记载。西方发展理论作为西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和发展同样植根于丰富多彩的西方社会存在，而且不同时期表现的各种发展观，同样脱胎于当时的各种社会实践。在漫长的古代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人们总体思维能力尤其是理论思维能力还不强，由此也决定了其发展观念在总体上还处于感性经验状态，带有十分明显的直观、朴素和模糊性特点，直至社会发展到近代，人们的发展观念才逐步提升到理性状态，随着可持续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诞生，人类社会的发展观不断地向科学化方向迈进。
发展观与人类的实践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已证明：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和发展结果。这是因为，人们在反映客观对象时，总是基于实践的社会需要，带有一定的主观倾向，抱有一定的动机和目的，受一定的发展观支配。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在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9]这就是说人的活动的整个过程，就是围绕着“观念地存在着”的目标或蓝图而进行的，受特定的发展观支配着的。从采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当今生态文明，人对自然的态度相应经历了敬畏自然、模仿自然、征服自然到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范式转变。同时，人对自然的不同态度也导致了人类在实践活动中产生了不同的生态环境。现在人类要想解决人类实践活动中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就必须改变人对自然的态度。
一、采猎文明：敬畏自然
从两三百万年前人类在地球上诞生到一万年前农业、畜牧业出现的二百多万年，也就是说在人类产生以来的99%以上的时间，我们可以把它称为采猎文明时期。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人们不仅只是大自然的一员，而且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力量、没有什么权力（更不用说特权）的一员。在这一时期，人自发地将自己融入自然界，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人的生存状态和其他生物并没有什么重大区别。在这种状态下，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认识水平非常有限，人们只能依靠自然界现成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而勉强维持生活，如采集果实、狩猎等。那时的历史就是人类如何对付自然，正如汉斯·萨克顿所说：“那时的自然不是人类平静、和谐的伙伴，而是庞大的、严厉的、危险的对立面；它不是人类的朋友，而是狂暴的、人的敌人。”[10]马克思也认为：“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11]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条件下，原始部落的周围充满着野兽，自然灾害频发，部落成员在强大的自然面前显得非常恐惧。于是原始人类把自然视为某种无穷力量的主宰、某种神秘力量的化身，原始图腾和自然崇拜就应运而生。加之“自然现象的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极为明显，风调雨顺，农作物就会丰收，反之则无收或少收。畜牧业也一样，凡此种种，都会使人们对自然力和自然现象既崇拜又畏惧。于是，原来被人们奉为图腾的各种自然物和自然现象逐步被神化和人格化，被赋予神性和神职，并逐步形成祭祀自然神的仪式，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人们在狩猎过程中都要举行一定的仪式，哪怕是猎物被击毙以后也要举行仪式，以防猎物死后进行报复。
在整个采猎文明时期里，由于受到敬畏自然的思想观念的指导，人类活动是非常被动的，人类的生存完全依赖于自然环境，人们对自身赖以生存的食物生产过程没有多少干预。从严格意义上说，那时的人们还没有学会制造生产工具，只是用捡来的石块或木棒等进行狩猎活动，生活资料仅限于自然界现存的东西，人们的消费水平非常低，产生的废物也基本上能够被自然系统自行消化。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人与自然保持着原始的协调状态。
二、农业文明：模仿自然
距今大约一万年前，人类发生了一次生产力革命，那就是农业的出现。人类在长期采集野生植物等劳动过程中发现，遗弃的种子能长出植物来，于是开始模仿自然进行有目的的种植。种植技术导致了农业的出现。人们开荒种地，逐渐定居下来。同样地，人们把捕获且剩余的猎物圈养起来，让它们不断地进行再生产，于是畜牧业也出现了。如同最初技术方面的成就一样，人不是学习如何更好地同自然作斗争，而是学习如何模仿自然、引导自然。自然界本身有植物的下种、生长、开花、结果，又有动物的成长、繁殖，因此，在这一阶段，大自然在人们的心目中几乎可以说是模仿的榜样。
在农业社会里，人们使用的能源都是生物能源，所使用的资源是大气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生物资源；手工业的规模较小，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并且加工的都是初级的手工产品；社会产品一般都有可再生性，生产和生活过程中所产生的废物大部分能够被自然系统自行消化吸收。当然，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加，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逐步加大，也产生了一些环境问题。如大量砍伐森林和过度开荒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过度放牧破坏了草原植被。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曾经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但由于过度地毁林开荒，现在几乎已成不毛之地。
总的来说，在农业文明下的模仿自然这一思想观念的指导下，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对自然界的影响还是比较小的，破坏的范围也是局部性的，人与自然处于基本的平衡状态。
三、工业文明：征服自然
在经历了中世纪的漫长发展后，文艺复兴运动将人权从神权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科学获得了解放。随着古希腊光辉形象的再现和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改善自身生存条件的愿望变得越来越强烈。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到笛卡儿“借助实践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宰”；从莱布尼兹的“万物是由人的理性支配的”到康德的“人是自然的立法者”等等，人类开辟了用理性和价值驾驭自然的时代。以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以电力的广泛利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大大地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在短短的两三百年里，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得多。在这一路高歌猛进的过程中，人类的理性获得了独立，人作为主体的地位得到了显著的增强。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第一次感到自己是主人，是高高在上可以将地球踩在脚下的主人。人们喜不自胜，对生产力的崇拜情结油然而生。当然，并不是说人们不应该推崇生产力，而是指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利用要有一个合适的量度，要合理地利用生产力。拜生产力教的结果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自然界由人们效仿的榜样变成了人类征服和索取的对象，人站在了自然界的对立面。人类在“让高山低头、让河流改道”的口号声中向大自然进军。尤其是“二战”后，人类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自然界的改造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随着科技水平的迅速发展，朴素辩证法被形而上学所取代，产生并形成了天人对立的发展观，在这一发展观的引导下，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各国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新独立的殖民地国家，大多选择了一条以经济增长为主的发展道路。他们认为财富增加了，政治民主、文化发展、社会公正、教育进步等方面会随之自然而然地实现，“发展是天然合理的”、“发展快总比发展慢好”、“没有必要对经济发展作任何限制”等观念深入人心。这一发展观同古代的天人合一的价值观相比，就在于摆脱天对人的控制之后，出现了一个具有理性能力的不仅能认识世界，而且能够改造世界的人类。正是由于人的自我价值发现和人的解放，才有了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物质文明的迅速发展。但是，在这种天人对立观下形成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有缺陷的发展观，它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使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急剧恶化。人口膨胀、资源面临枯竭、污染日趋严重、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人类面临着生存的危机。这正是由于把人看作世界的中心、自然的主宰，把自然变为对象，把自然中的万物看成是技术生产的原材料，人可以任意向自然索取而产生的结果。这也应验了恩格斯所说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12]
自近代以来，由于科技的长足发展及其在现实应用中的巨大成就，使它逐步被“神化”。许多人心中产生了科技万能的观念，认为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任何问题。然而人类的实践证明，科学技术在服务于人类的同时，其负面效应也相伴相随，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既能创造巨大的财富，也能产生深重的灾难。如核能的和平利用可以产生巨大的能源，而核武器足以把地球毁灭几十次；生物学技术可以延长人的生命，也可以制造和传播病毒，置人于死地。这一切都证明科技万能论的观点是错误的，这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所指出的：“每一发明、每一改革、在历史进程中发现的每一技术不仅有它积极的一面，而且有它消极的一面。代价总是要有人来承担的。我不知道在发明印刷术多久之后，批评的人才开始发现它有助于散布错误的意见。今天，对由于汽车的出现而带来的公路上的死伤感到哀悼，这是很寻常的事情；甚至有些科学家对自己发现了解放原子能的种种办法感到遗憾，因为它可能而且已经作为造成巨大灾难的用途”[13]。
四、生态文明：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
纵观人类文明的历程，人们终于发现自然并不是值得人类敬畏的敌人，也不是人们盲目模仿的神秘偶像，更不是人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加以征服的对象。《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2000年的地球》等文献以大量详细丰富且触目惊心的事实向世人表明：人类必须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认真的反思，必须对自然观进行一场根本的变革，必须对传统的发展模式进行重大的调整，否则人类将毁掉赖以生存的唯一的地球。于是，一种新的文明——生态文明伴随着历史的车轮向我们走来。
生态自然观是以系统论、生态学等现代科学为基础，在生态价值观的影响下形成的，它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自然观。生态自然观指出：地球相对于宇宙来说是一个封闭和孤立无援的系统，其资源能源和自身容量都是有限的，它的物质和能量只能从可利用到不可利用、从有效到无效、从有序到无序这样一个方向演进。任何超过环境承受能力的物质、能量的消耗都会导致整体的变化以致某方面功能的消失。这种自然观主张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界中平等的一员，自然界本身也有发展权，人类不仅要尊重自然界中的其他伙伴，而且还要尊重自然本身；人类的活动必须考虑自然成本。
要建立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为宗旨的生态文明，我们必须做出如下努力：首先就是要确立以人为本的观点。以人为本的观点包括协调发展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它以全球意识、整体意识、生态意识等为其具体的观念性构成要素。在生态平衡系统中，人虽然处于主导地位，是管理者，但人不可以凌驾于自然之上。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人不是存在者的主人，人是存在的看护者。”[14]以人为本即无论什么民族、国家、地区，也无论有什么特殊信仰和特殊利益，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都要牢固树立人类整体意识。这里的整体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代内人类整体利益。我们不能因为一部分的利益而损害另一部分的利益，也不能因为这一区域的利益而损害另一区域的利益。第二层含义是指代际人类整体利益。我们不能因为当代人的利益而损害后代人的利益，而应当使当代和后代之间在发展机会和资源分配等方面享有平等。其次就是要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上树立生态化思想。在思维方式上要打破传统的工业化模式。传统的工业化模式是一种功利型思维方式，它以追求工业化为最高目标，以人的利益为唯一尺度，却不考虑生态化问题。这实际上是重复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因此在价值观念上，我们既要突破把经济效益凌驾于社会效益之上的价值观，也要突破那种认为工业增值多而农业增值少的价值观念。要树立一种新的生态价值观：即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融合于自然，人与自然的利益和命运休戚与共。人类要想持续发展就必须充分认识自然的价值，尊重和保护自然，人应与自然和谐相处。善待自然就是善待自己，就是善待子孙；生物圈的稳定和繁荣，万物繁茂，是全人类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再次就是要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积极发展生态产业。传统的经济模式是“两高两低”的发展模式，即高投入、高消耗和低产出、低效益的发展模式。经济的增长是以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恶化为代价的。我们要按照生态化的要求发展科学，并进而形成有利于节约成本、美化环境的技术，实现物质、能量、信息的自然循环与社会循环的协调一致。经济发展模式要实现由资源型经济向效益型经济转化、由污染型生产向清洁型生产转化，积极发展以生态化为目标的农业、工业、信息业与服务业。最后就是要建立起符合生态文明的社会制度。为了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就要从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方面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建立起有利于维护生态平衡的法规与机构，加强国家对于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宏观调控作用。与此同时，人类必须从全球生态系统的视角来提高人类整体环境意识，建立起有权威的国际性组织和协调机构，以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共同的生存困境。
总之，人的实践活动方式是由发展观决定的，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有什么样的发展模式。特别是近代以来，由于受自然不具有内在价值、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及科技万能论的传统价值目标的引导，在实践中已经引发了一系列的反主体效应。要改变在实践中所发生的一系列的反主体效应，我们认为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观以取代工业文明的征服自然观，是极为重要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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