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理论产生的理论前提
发展不仅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而且也是当代中国的主题。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理论,实质上就是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理论,其中也蕴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新发展。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既是对“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及其既得成果反映的结果,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继承和发展的结果。
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创始人,马克思主要是从三个视角来探索现代社会发展的:哲学方法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东方社会。
(一)就哲学方法论而言,马克思着重去完成发展观的转变
1.从唯心主义的理性决定论走向实践创造论的转变
马克思扬弃了唯心主义的理性决定论的观点。他认为旧哲学最大的弊病在于他脱离现实,轻视实践,单纯追求理性上的逻辑推理,不问现实如何都要纳入体系的框架中。因此,旧哲学就其出发点来说,是颠倒的,是体系对现实的强制。抽象性和思辨性使它不可能把哲学原则和哲学思想变为生活现实。它蕴涵着与现实对立和对未来的理想;另一方面,“这一切都是在纯粹思想的领域中发生的”[27],德国人只是“在理想中、哲学中经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的”[28]只有批判现实,真正实现哲学理想,才体现了对旧哲学的抽象性和思辨性的否定;反之,只有否定抽象性和思辨性,才可能把哲学变为现实。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不消灭哲学本身”,就不能使“哲学变为现实”[29]。
马克思对德国哲学的批判及其“实现哲学”和“消灭哲学”的思想,揭露了旧哲学的要害:轻视实践,缺乏实践功能,只注重解释世界,而不知怎样去改变世界。哲学要发挥其批判的革命本性,就必须扬弃抽象性和思辨性,面向生活,诉诸实践。这是对千百年旧哲学传统的彻底否定,是哲学历史发展的方向性的转折。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就是从赋予和强化哲学的实践功能开始的。因此,马克思在社会历史发展问题上,扬弃了理性决定论的观点,认为社会发展是由物质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推动的,并借助人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实现的,社会历史是人自己的实践活动创造的结果。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0]。
2.从抽象的本体还原论向历史生成论转变
马克思在汲取理性主义的合理性思想过程中,摒弃了理性主义的用逻辑推演取代历史真实的虚幻态度,批判了关于社会发展方式的非历史主义性质,并以历史生成论取代抽象的本原还原论。他认为:从自然史过渡到人类史是在人类有目的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历史进化对自然进化的超越,人类史始终是人类在活动中不断地更新内容和变换形式相统一的过程,这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31]这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向理性主义所说的向理性的还原和复归,而是人类活动对客观规律和主体目的的有机契合,也就是说人类活动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有机统一,其实现不仅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且还在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
3.从社会发展的单一模式论向一元多线的发展模式转变
马克思驳斥了线性发展模式和欧洲中心论倾向,阐述了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关系,坚持社会发展的一元多线的演进模式:就纵向角度而言,不同的民族以不同的发展道路来实现五种形态的依次更替进程;就横向角度而言,不同民族以特色来表现和实现同一社会形态。
4.从强调以物为本发展模式向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转变
马克思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民以食为天,吃饭的事是最大的事。人类要生存和发展,首先必须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这就必须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人类从事其他活动的前提,因而是一种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但是,马克思在肯定物质生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同时,又强调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能片面地追求物质利益,片面地追求物质利益会导致人类社会的畸形发展。他倡导社会的整体进步和全面协调发展,主张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认为人类创造活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生成是发展的主要形式,人的能力发展是发展的最终目标。
5.从发展与代价相统一的角度来论证人类社会的发展
把社会历史发展与代价联系起来考察,是马克思研究社会历史所坚持的一贯方法,这一方法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揭示了代价产生的客观普遍性。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导致伦理道德的败坏与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深刻地揭示了代价产生的客观普遍性。
首先,他认为,在历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社会财富迅速增长,社会制度也相应的得到调整和改变;但与此同时,与资本主义相伴相随的为富不仁、劳资对立、贫富悬殊这一社会代价也变得越来越严重。为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其概括为“物的世界的增殖和人的世界的贬值”。后来,他又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32]这充分表明了历史发展所具有的“悲剧”性质。然而“喜中有悲,悲中有喜”这一二律背反现象反映了历史自身的辩证逻辑,即历史总是通过自相否定乃至对抗来达到自相肯定和进步。
其次,他又认为,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工业经济迅速发展,使人们陶醉于征服自然的胜利之中,肆无忌惮地掠夺自然,随心所欲地向环境排放废弃物,人类在改造大自然造福一己的同时,也使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急剧恶化,人口膨胀、资源面临枯竭、污染日趋严重、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从而使人类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33]。
(2)提出了评价代价的科学态度。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发展代价的产生和付出总是具有一定的历史性,人类社会付出代价又是以历史前进作为补偿的。马克思指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34]。这说明了代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3)提出了扬弃代价的正确途径。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异化导致人的片面、畸形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目标。他指出在分工和私有制条件下,人类总体对自然界的支配能力越发展,人类个体的发展就越片面,自我异化就越严重。但是,与此同时人类创造着最终扬弃异化的条件,他坚信,“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35]。
(4)提出了以最小的代价推动历史发展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指出,我们不能借口代价与发展的统一性来否定、忽视两者之间的对立性,因为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发展是人类实践活动追求的基本目标。他早就预言:“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的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36]。
(二)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视角,马克思主要致力于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剖析和研究
马克思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且具体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付出的代价以及扬弃这种代价的方法与途径,这就是力图通过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铲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的弊端,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以实现人的自由、平等和全面的发展。
(三)从东方社会视角,马克思探讨了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现代转变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提出:“工业较发达国家想向工业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37]今天西方现代化论者公认,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是关于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工业化问题的重要提示,是关于落后国家发展问题的极重要的命题。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国家发展问题的研究,从特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发展理论的先驱。马克思提出,东方落后国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成果。”[38]恩格斯也认为:“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39]可见,通过社会革命逾越资本主义阶段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这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落后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思想。当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是有条件的,首先要有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支持。
(四)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对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落后国家通过社会革命而实现社会跨越发展的设想,在列宁那里变为伟大的社会实践。所不同的是,列宁更多探讨的是社会主义如何在俄国由理论变成现实以及如何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推翻了旧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针对那种认为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水平的观点指出:既然实现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经济前提,我们为什么不能在条件允许的时候先用革命手段取得政权,然后在这个政权的领导下创造必要的经济前提,赶上别的国家呢?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深刻地认识到,像俄国这样一个原来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虽然从国家制度上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要取得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有益的成果,特别是要实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达到的工业化,非常不容易,而如果没有工业化做基础,社会主义就没有根基。因此,他强调:“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更是如此。”[40]他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说:“我们现在应当把全部注意力、全部精神、全部心思都用在经济的发展上,使这种发展继续下去。”[41]应当说,在这些论述中列宁表述了自己关于俄国现代化的思想,虽然列宁是否使用了“现代化”仍有待考察,但他提出“苏维埃加电气化”这一公式,实际上明确表明了社会主义必须实现现代化的思想。据说斯大林就曾提出过“列宁主义的实现现代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概念[42]。
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摸索了一条在社会经济落后的国家中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特殊方法和道路。这条道路是否成功,现在充满争议,但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斯大林创立的这种模式被国际化了。在苏联模式及其理论中,其产生最大影响的方面是:第一,实行公有制基础上的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第二,靠剥夺农业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道路;第三,主张殖民地附属国在社会主义国家援助下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第四,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两个完全对立的、进行着殊死斗争的经济、政治、思想体系;第五,当代世界的中心内容是全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实现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问题随之提上直接实践的日程。毛泽东在1956年以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了要以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来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他提出,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之后,我们的根本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来他又提出,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964年12月,他又提出:“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这里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概念。他认为,实现现代化关键是要把生产力发展起来,在中国“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43]。
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来源及意义
从理论渊源上说,科学发展观蕴涵着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社会发展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继承与发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新境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1.马克思主义辩证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辩证发展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在发展观上的具体体现,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不断发展的理论前提和方法论基础。具体包括:其一,社会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之中的有机体。”[44]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这就要求在发展中,要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从而达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目的。其二,社会的发展一方面受到内在的一般规律的支配,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另一方面,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社会发展中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三,人既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也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目的。其四,在考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上,提出“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思想,并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其五,马克思晚年在考察东方社会的基础上,基于东方社会存在的土地公有制特点,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科学发展观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发展观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观点,考察社会有机整体的发展变化,把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人的自觉活动辩证地统一起来,并以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地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因此说,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发展观的继承与发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发展观的新境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2.列宁及斯大林的社会发展观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为了应对国内战争的复杂形势,列宁提出通过战时共产主义体制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但是,由于落后的生产力和战时共产主义体制的不适应,造成生产力的损害和阶级矛盾的激化。为了积极应对危机,列宁果断推行新经济政策,采取粮食税、自由贸易和租让制等形式,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经济政策是借鉴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增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活力的政策,是为了更好前进的“退却”战略。这一战略在产生积极实践作用的同时,在理论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如何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难题。
列宁的过早逝世把这一难题留给了斯大林。斯大林用彻底废除市场经济的措施“消解”这个难题而不是“解决”这一难题。客观地说,斯大林采取计划经济的模式建设社会主义,在历史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这种成就的背后掩盖着深刻的社会经济矛盾。斯大林模式的失败和新经济政策的成功实践,在两个向度上给我们提供了借鉴。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列宁的思路可能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在吸取国内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思想,是科学发展观产生的理论前提。
3.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提供了最直接的实践和理论前提
从创建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时起,毛泽东同志就开始探索中国社会发展的途径和方法,并逐步形成“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论从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的国情出发,指出:中国社会发展必须在新民主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先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完成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阶段完成的工业化、商品化、社会化和民主化的任务,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是,由于建国后社会发展很快,加上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一定成就的影响,毛泽东改变了其最初的设想,在一定程度上照搬了苏联模式,提出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和“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把发展的中心从生产力领域转移到生产关系领域,导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不适应。从1956年起,毛泽东意识到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以苏为戒”,走自己的路。毛泽东对发展道路的探索,集中体现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部著作中。
4.邓小平和江泽民的发展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恢复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国内矛盾的正确理论,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对发展的重要性、发展的战略目标、发展的模式选择、发展的动力、发展的目标等问题进行了创造性回答;在借鉴东欧剧变历史教训和反思“新经济政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改革逐步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2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是适合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必须进一步坚持和完善。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发展观。具体表现在:其一,在发展的重要性上,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第一要务”,在强调发展重要性的基础上,突出了发展的紧迫性。其二,在发展的战略上,江泽民在继承邓小平“三步走”战略的基础上,提出“新三步走”构想,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其三,在发展模式上,邓小平提出“台阶式”发展思路。面对经济全球化曲折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新时代特征,江泽民提出利用世界先进技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思路。其四,在发展的动力上,江泽民在坚持“改革动力论”的基础上,拓宽了发展动力源,提出“创新动力论”。改革是体制创新,创新是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等在内的创新系统。其五,在发展的目的上,从“共同富裕”到“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政治、经济、文化利益的全面发展”,并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社会发展的思想,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标志着我们党对“三大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正是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因此说,科学发展观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的新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经验的新升华。
5.“一球两制”的格局使我们在思考任何问题的时候,都必须面对两种文明之间的对抗与交融
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使得社会发展进入“全球共谋”时代。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脱离不了世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观也必须吸纳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理论。
从全球范围看,世界的发展理论大体经历了五个阶段:50年代的单纯经济增长发展观,60年代发展观包括经济增长加结构变化的发展观,70年代发展观从过去强调经济增长转移到强调贫困、失业和分配不公问题的改善,80年代发展观转移到注重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进入90年代,发展的内涵进一步扩大,不仅包括经济增长、就业、消除贫困、公平分配、改善环境等内容,而且包括许多非经济因素,以人为本的发展观逐步形成并被广泛接受。以人为本发展观强调增长是手段,而人类的发展,即人的各种能力的扩大才是发展的目的。为此,在发展中必须消除无工作的增长、无声的增长、无情的增长、无根的增长、无未来的增长等畸形发展形势,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结论:用历史的和世界的眼光,考察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来源,我们可以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意义作出如下概括:其一,科学发展观是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它的丰富内涵,蕴涵着马克思辩证发展观、列宁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发展思想、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以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体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发展问题上,抓住了以人为本的发展本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性自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新境界。其二,科学发展观借鉴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合理性成果,并完成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理性超越,标志着社会主义文明具有资本主义文明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本质上是资本的增殖。只有当资本的增殖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制约而缺乏进一步的发展空间时,作为缓解矛盾的策略,才被迫扩大发展的内涵。从资本主义发展观的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因素的生成和壮大,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两个必然”的正确性。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不仅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实践指明了方向,更重要的是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发展的手段和发展的目标,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发展观的本质超越。这是科学发展观在世界范围内所体现出来的重大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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