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现代化成就

长期以来，印度国家战略的重要目标是成为“有声有色的大国”。早在印度独立前夕，印度的开国元勋尼赫鲁就抱有此理想，即要把印度建成一个强大、统一、受到国际社会尊重并发挥重要作用的世界大国。他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明确提出，“印度以它现在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他在一次对全国发表的广播讲话中甚至还提出，不能把印度与巴基斯坦等量齐观，而应与美国、苏联和中国相提并论。

印度是一个拥有10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无论从地缘政治的现实来看，还是从未来发展的趋势来看，印度的战略地位正在不断上升。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它已明确提出成为“世界六大力量中心之一”的战略目标，以便在多极化的世界上取得一席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战略地位的变化日益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就指出，“21世纪的国家体系……将至少包括6个主要的强大力量——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国，也许还有印度”。美国前总统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其名著《大棋局》一书中，把印度与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并列为世界上“主要的和活跃的地缘战略旗手”。所谓“活跃的地缘战略旗手”是指那些“有能力、有民族意志在其国境之外运用力量或影响去改变现有地缘政治”的国家。美国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在其《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冷战后的世界是由7个或8个主要文明构成的，印度是文明的核心国家之一，“在正在形成的全球政治中，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正取代冷战期间的两个超级大国，成为吸引和排斥其他国家的几个基本的极”。

近年来，在国内外各种报刊上不时可以看到关于印度崛起的论述。从目前情况看，印度的崛起是个不争的事实，至少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国际社会现在已经在认真地看待这个问题，妥善处理好同它的关系。人们有理由相信，作为一个世界上拥有10亿多人口的大国，作为一个拥有巨大增长潜力的经济大国，作为一个事实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作为一个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国家，作为一个具有重要地缘战略意义的国家，终将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令人瞩目的作用。

印度选择的现代化道路(这里不是讲社会形态)既不同于社会主义道路，又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是一条糅合两者因素加以适当改组而成的印度式的道路。其基本特征是政治上的议会民主制，经济上增长和社会公平都作为发展目标和国家对经济的较多干预。尼赫鲁对这条道路的确定起了突出作用。他把这条道路称之为“社会主义类型”的道路，后又概括为“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总的说适合印度国情，但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如同其他国家一样，印度也在实践中对自己的道路不断进行调整。大致说20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强调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并重，国家对经济管得过严过死，20世纪80年代以后适应形势的需要，在经济体制、发展模式和政策方面有重大改变。调整的总趋势是体现“社会主义”色彩的政府控制逐渐淡化，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机制逐步加强。不过总的说，还是属于范式内的调整，基本道路仍保持未变。

过去我们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见到“中间道路”的字眼就批判，认为是政治欺骗，是假社会主义之名，行资本主义之实。这是把复杂的世界现象简单化了，两极化了，否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有设计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的可能性。固然，就社会形态说，在当今世界上，还没有见到有一种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社会主义的独立的第三种社会形态，但这绝不是说，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发展中国家在选择现代化道路时，不可能根据本国国情，从两种不同的制度中择取自己认为适合的因素，在糅合并适当改变的基础上，构筑一条有自己特色的道路。把尼赫鲁的设想简单地宣布为资本主义道路，把他的“社会主义类型社会”或“民主社会主义”理想斥之为“假社会主义”都是否定这种可能性。尼赫鲁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整体上是赞成的，崇尚的，这是事实;他对其经济制度有很多不满，特别是不满它造成极端的贫富两极分化，希望吸收社会主义的长处弥补资本主义的不足，这也是事实。他确实是站在资本主义立场上，这一点他自己并不讳言。但与西方国家领导人不同，由于在长期的民族斗争中和下层群众共患难，也由于受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影响较深，他也确实是较一般资产阶级领导人更重视改善下层人民处境，平时讲得更多的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而不是如何发展资本主义，为此他在印度备受右翼的攻击。一个这样的领导人出于使国家发展更平稳，更能得到下层群众拥护的考虑，要用社会主义的某些经济手段弥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缺陷，为什么要斥之为“政治欺骗”呢?难道希望减少资本主义的某些弊端不应该吗?难道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顶礼膜拜，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切不屑一顾，就应该受到称赞么?如果是这样，我们常说社会主义制度有很大优越性，对民族主义国家领导人有一定吸引力，又何从表现呢?事实上，尼赫鲁的这种态度才最足以体现当今发展中国家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特色。只有承认其选择印度式道路意愿的真实，而且承认他确实选择了一条有印度自己特色的道路，对尼赫鲁政府实行的战略、方针、政策，对他执政时期和他以后的整个印度历史才能有真实的把握。

尼赫鲁执政时期制定的整套政治、经济体制、政策和发展模式都是为了实现他设想的印度式道路。它在政治方面与西方国家现代化模式大同小异，突出的不同点是对社会弱势阶层参加政治生活积极扶持，这是不能不承认的;在经济方面则不可否认存在着较大区别。如果不承认后面这点，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他把社会公平不仅作为发展目标之一，而且摆到与经济增长并重的地位;为什么他那样重视发展公营企业，要让公营成分占领国民经济的制高点，而对私营经济的发展则作了超乎寻常的限制;为什么他主张以村为单位实行农业生产合作，让农民共同富裕，长期不赞成政府重点扶持、重点发展的方针。也不难解释，为什么他的经济政策多半受到左翼政党的支持，而常常遭到右翼政党的反对;为什么右翼一直喧嚷，要防止他把印度“带进共产主义道路”。过去说他搞政治欺骗，原因之一是不相信他消除资本主义弊端的诚意。事实证明这一点不应怀疑。另一个原因是指责他不该用“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或“民主社会主义”来标榜他的道路，认为这是为了混淆视听，削弱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向往。其实，这种指责完全没有必要。社会主义本来就是流派纷呈，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到有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包括封建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等等。尼赫鲁既是吸收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某些因素，又把实现社会公平作为发展目标之一，他自然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一种。他并没有说他的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既然社会主义多种多样，他把自己选择的道路称作“社会主义”，又有何不可?

尼赫鲁努力把他的设想付诸实施，在他的领导下，20世纪50、60年代印度在这条道路上取得了相当进展。联邦制、议会民主制正常运作起来，世俗化得到认真推行，国家整合取得了初步成功。在经济现代化方面，兴办了大量公营工业企业，迅速建立起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技术和设备能力基本实现了自力更生。然而，在尼赫鲁道路中体现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部分——增长和社会公平并重方面，却出现了问题:大量公营企业一时难有效益，土改遭到既得利益阶层的软抵制，合作化被公开拒绝，农业得不到发展，粮食的短缺成为严重问题。由于资本形成率低，投入不够，又由于工农业都没有贯彻重视效益的原则，致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低下，长期在原地徘徊。经济增长率低反过来使失业率居高不下，广大下层群众收入微薄，生活在贫苦线以下。贫富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在扩大。这就说，经济既没有快速增长，缩小贫富差距的原则也没有实现。

这种情况的出现左翼认为只是政策和运作方面的失误。真的仅仅是如此吗?不对。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存在其间。增长与社会公平并重听起来是很令人鼓舞的，但实行起来有两个矛盾却是无法克服的:一是实现社会公平首先要让占全国人口多数的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土地。然而各邦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大土地所有者、富农手里，要他们在邦议会制定彻底土改的立法并切实贯彻怎么可能?土地问题不解决，下层农民的贫困如何能消除?贫富差距如何能缩小?如果农村非常贫苦，怎么会有增长所需要的高储蓄率和购买力较强的市场?没有这些又怎么会有高增长率?二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条件是高投入高效益，这要靠以公平竞争为基础的市场机制来保证。如果为了缩小贫富差距来限制竞争，以行政手段来代替市场机制;不是鼓励先进，而是限制先进;不是讲求效益，而是让效益服从公平，那么经济增长还有什么驱动力，还有什么保证?这两点说明，要使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同步前进是不可能的。社会公平只能在经济增长率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如果硬要两者同时实现，则必然会牺牲增长求公平，而实际结果则是既没有增长，也没有公平，只不过是保持贫困落后的现状，把现有的一块小蛋糕重新分配而已。如果经济增长的速度不及人口增长的速度，则每人可分的蛋糕只能越来越小。增长与社会公平并重并进，是尼赫鲁选择的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主要特色，但恰恰是这方面陷入了死胡同。而这个问题不解决，印度就跳不出经济停滞、危机不断的误区。尼赫鲁的愿望和努力是应该肯定的，只是在这点上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颇有距离，好愿望并没有产生好效果。

夏斯特里继任总理后，首先是感到经济增长方面问题突出。他对社会主义没有尼赫鲁那样强的信念，主要是从实用主义角度考虑问题。他开始放慢了公营企业发展的步伐，在农业方面准备采取重点投入、重点发展的新战略。英·甘地刚接任总理时也接受这个新思路，并继续向前走，在农业现代化发展方面改变了尼赫鲁的以制度改革为主的战略，转而实行以生物技术投入为主的新战略。然而，急剧改变的政治形势打断了这个进程。为了在激烈的党派斗争和国大党内的派系斗争中巩固国大党和她自己的地位，为了取得广大下层群众的拥戴，她急剧改变了政策取向，采取了一个又一个激烈措施(有的是应该实行的，如取消保留的原土邦王公的年金和特权)进一步推进“民主社会主义”进程。经济效益的考虑被抛在一旁，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被提到首位。这一来，给经济增长造成了新的困难。既然经济没有大的增长，下层人民的地位就不可能得到改善，结果是使尼赫鲁时期就出现的既无较大增长、又无社会公平的局面更为严重。这种局面使她一度丧失政权，连她本人也逐渐认识到继续维持的困难，所以在她第二次执政后开始了局部的应急性改革。

改革一旦开始，便在国内外日益增强的经济政治压力推动下不断前进，人的观念也逐步变化。经过拉·甘地的改革到拉奥的全面改革，终于使印度的经济发展转到了以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为方向的新轨道上。这就意味着在增长和公平关系的处理上放弃了增长与公平并重的原则，改为在增长中逐步实现公平;把经济效益摆在首位，放弃政府对公营企业的过分支持和保护，基本上解除了加给私营企业的多种管制。这样，就对实行了多年的尼赫鲁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方面作了重大修正。这里没有说“彻底改变”，只说“作了重大修正”，是因为，一是这条走了多年的道路，已经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形成了相当厚的积淀，这些积淀不可能随着上述改革骤然消失。例如庞大的公营企业继续存在，在国民经济生活中仍占举足轻重的地位;继续实行计划经济，其对公营企业的指令性作用依然存在;城市土地最高限额法和劳工法等对私营企业在使用土地、劳动力方面的限制作用继续存在;防止土地过分集中的农村土地最高限额法的继续存在;“社会主义”观念在下层群众中的强大影响等等。这些既成事实绝非短期内所能改变。二是当初选择“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是基于印度多数人极端贫困的国情，基于防止资本主义极端的两极分化的考虑，这两个基本点并没有变化。因此，不存在完全抛弃这条道路的理由。国大党也好，其他党也好，谁也不认为社会公平可以不去考虑，贫富差距可以任其无限制地扩大。如果是那样，就不可能有社会稳定，没有稳定也就不可能有经济的高速增长。所以，各党派对这条道路原则上都还是维护的。不同的只是国大党继续打“民主社会主义”旗帜，而其他政党则各有自己的说法。三是还有一个现实利益的理由，促使即便反对这条道路的政党也不敢正面反对:下层群众占印度选民多数，每个政党都要争取他们的选票，未必有哪个党敢于冒险鼓吹完全走西方道路去激起下层群众公愤。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印度虽然在经济政策方面有重大变化，仍然只是在既定的经济发展范式内的调整。而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的模式一如既往，所以不能说是整个现代化道路的根本转换。印度的现代化道路依然是当初选择的那条道路，只不过由于社会主义色彩的淡化和政府对私营经济控制的减弱，与一般资本主义道路的区别不如以前那样大而已。印度现代化道路的特色在改革前可概括为:公营私营并存以公营为主导的混合经济+计划导向和约束下有限的市场机制+强中央的联邦制和政治民主制。改革后改变为:公营私营并存和互补的混合经济+计划导向和市场机制的结合+强中央的联邦制和政治民主制。

印度现代化虽然道路崎岖坎坷，但在各领域的推进都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对此，既不能估计过高，也不能估计过低。印度选择“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无先例可循的，只能边摸索边实行，弯路在所难免。学者们对印度现代化成果的评估各不相同。多数人充分肯定，有的认为发展过慢，绩效不佳。有些人对经济改革较多肯定，对前一段持很大保留，有的则刚好相反。学者们立场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有别，得出不同的结论是很自然的。

在作评估时有几点是不应忽略的:①印度是个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在这样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其难度非一般国家所能比拟;②不能只看经济一个侧面，应该把经济、政治、社会放在一起综合考虑，全面权衡;③不但要看现代化结果的国内表现，还要把它对印度国际地位的影响放在视野之内。综观独立后60多年的历程，大致上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前的阶段，除了增长速度和实现社会公平方面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外，在现代化的其他方面、其他领域都取得了较大进展。就经济而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基本实现自力更生，实现粮食自给，这些成就的积极意义决不能低估，它不仅为印度的经济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是巩固印度政治独立的物质基础。印度成了不结盟运动倡导国之一，在国际上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都与有这个物质基础有密切关系。在后一阶段，由于从行不通的困境中调整了方向，经济形势也焕然一新，工业增长率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都由低速进入中速，也就是说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也升了一个台阶。政治、社会领域的现代化也都有新的进展。

50年来的现代化成就可简要归纳如下:工业实现了低速到高速增长，建立了完整的部门齐全的工业体系，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基本上自给，具有实现持续增长的自我装备的充分能力，高科技产业有一定发展，原子能开发利用、航天工程、生物工程、软件、高性能新材料、石油化工等领域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农业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林、牧、副、渔等多种经济的发展和产业化有一定进展，随着较普遍地实行生物技术投入，随着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不但生产能力得到提高，农业向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转变也已成为发展定势。

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由低速进入中速(1992—1997年平均6%)，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有一定提高，各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1950—1951年度是:农业54.7%，工业12.8%，服务业32.5%，1996—1997年度三者分别为26.6%，26.9%，46.5%。科技人才的数量居世界前几位。

经济正由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出口绝对量虽然很小，但近年来呈日益增加之势。就某些产品如软件来说，印度已成为世界出口大国。

议会民主制坚持下来，运作基本正常，投票率较高，选举质量逐步得到改进，反对党和压力集团的意见和主张能够得到表达，宪法允许范围内的司法独立和舆论自由得到保证。

国家通过联邦制内外的运作，化解了中央和地方关系方面不断出现的矛盾，国家的内聚力日益增强。

社会世俗化政策被坚持推行，虽然在具体的宗教政策上还存一些问题(如过分迁就伊斯兰教，允许穆斯林继续使用伊斯兰教的个人法)，还不时爆发宗教冲突，但总的趋势是冲突减少，世俗化政策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城市居民的宗教观念已大为淡化，对虚幻的来世幸福的追求已逐渐被现实的利益取向所代替。

总之，今日的印度较之独立前的印度，已有天壤之别。能取得上述成绩，说明全国上下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和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印度在经济现代化方面固然不如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展迅速;在政治和社会现代化方面，印度的进展则并不落后。亚洲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实行过或正在实行议会民主制，但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像印度这样持之以恒，没有哪国能像印度这样长期保持稳定。这一点不很能说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