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国际环境下发生、发展起来的，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完全自足的封闭系统。汉唐时期，中外文化交流比较繁荣，造就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浑厚气象。汉代末年以来，印度的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近代西方的一些科学知识，开阔了一些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科学视野。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是，从总体看，由于古代时期中国地理环境相对封闭，中外文化交流阻隔重重，加上中国周边国家与地区文明发展程度多不如中国，长期以来几乎一直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单向辐射与影响，尤其是在唐代中叶以后形成了“儒教文化圈”（“汉字文化圏”），深深地规定与影响着包括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国家与地区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积久成习，在中国朝野形成了一种“中国文化优越论”，对外来文化并不重视。在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看来，只有中国是唯一的文明国家，而周边的国家与地区则为“四夷”（即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只有中国文化是至高无上的，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文化只是一些野蛮与半野兽的未开化民族的落后的文化。孔子讲“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26]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27]“夏夷之辨”的观念对后世发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宋人石介在《中国论》中说：“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内外，所以限也。”据明清之际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记述，当时他在中国确实看到过中国人画的类似世界地图的东西，“确实不妨说，他们跟外国实际上没有任何接触，结果他们对整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一无所知。他们确实也有与这幅相类似的地图，据说是表示整个世界，但他们的世界仅限于他们的十五个省，在它四周所绘出的海中，他们放置上几座小岛，取的是他们所曾听说的各个国家的名字。所有这些岛屿都加在一起还不如一个最小的中国省大。因为知识有限，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国家夸耀成整个世界，并把它叫做天下，意思是天底下的一切。”^[28]

由于欠缺文化交流，不仅中国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一团漆黑，西方人对神秘的中国虽然充满了好奇，但对中国的知识也同样十分贫乏。至今为什么英语中把中国称为china，仍然是个谜。一般认为是“秦”的译音。对此，苏曼殊先生早就提出了否定的看法。他在给好友刘三的信中说：“近征得支那一语确非秦字转音。先是见《翻译名义集》译支那一语本巧诈义，心滋疑惑；及今读印度古诗《摩诃婆罗多》元文，始知当时已有支那之名。案《摩诃婆罗多》乃印度婆罗多朝纪事诗。前此有王名婆罗多，其时有大战，后始统一印度，遂有此作。王言尝亲统大军，行至北境，文物特盛，民多巧智，殆支那分族云云。考婆罗多朝在西纪前千四百年，正震旦商时，当时印人慕我文化，称智巧耳。”^[29]由于苏曼殊大师深通梵文，博学多才，治学严谨，此说不可轻视。而明清之际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认为，西方人用的china一词，实际是契丹一词的译音，是元代根据鞑靼人所使用的名称而为欧洲所知，而当时一些西方人所认为契丹实际上后来被证明就是中国。利玛窦在书中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般兴奋地写道：“契丹和中国就是同一个国家！”^[30]不管这种说法可靠与否，总可反映当时西方人对中国也同样懵懂无知这么一个事实。

1793年，英国的第一个外交使节——马戛尔尼使团使华失败，除了其提出的要求十分无理外，主要还是由于他拒绝向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这实际上是一次中西文化冲突。法国学者佩雷菲特评论说，这本来是一次中西交流与沟通的极好机会，“这就是历史赋予远东和远西的机会。但是聋子——地球上最强大的聋子——之间的对话使这个机会付诸东流。两个傲慢者互相顶撞，双方都自以为是世界的中心，把对方推到野蛮人的边缘。”^[31]在此后这样一场聋子与聋子的角斗中，尽管貌似强大但实力虛弱的一方必然要在一场殊死搏斗中倒下。

正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自足系统中发生与发展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与外界文化接触与交流相对较少，主要属于一种独立发展（垂直发展）的类型，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原生性、封闭性、迟滞性等特点，虽然独树一帜，但是发展一直较为迟缓，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朝野仍沉浸在“文化自我中心”的迷梦之中不能自拔。这样一个国家民族，在迈入近代尔虞吾诈、你死我活的国际竞争激烈的时期，就不得不付出惨重的代价！此后，在西方列强的肆意侵略与近代西方文化的强力冲击之下，便日益显露出其不恪守残抱缺之势，终于陷入了严重危机与困境之中。

【注释】

[1]［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2]《世纪大讲堂》第1辑，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7—318页。

[3]《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4]［晋］陈寿：《三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45页。

[5]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3页。

[6]萧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7]《孟子·梁惠王上》。

[8]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9]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10]《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11]《史记·李斯列传》。

[12]《史记·秦始皇本纪》。

[13]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98页。

[14]［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15]《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98页。

[16]③　《论语·学而》。

[17]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31页。

[18]《诗经·小雅·北山》。

[19]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人者天篇》。

[20]《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21]李宗吾等著，彭书淮主编：《谋略书》，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22]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页。

[23]《仁学》。

[24]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页。

[2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8页。

[26]《论语·八佾》。

[27]《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28]［意］利玛窦等：《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页。

[29]柳亚子：《苏曼殊全集》（一），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133页。

[30]［意］利玛窦等：《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5页。

[31]［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