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击与反应

费正清指出，中国近代史，“从根本上说，是一场最广义的文化冲突”^[1]。他的这种“冲击—反应”模式主要来自英国著名文明史学者汤因比的历史哲学。汤因比在其名著《历史研究》中提出：“在文明的起源中，挑战和应战之间的交互作用，乃是超乎其他因素的一个因素。”^[2]其实，岂止是文明的起源，任何文明或文化、国家民族、社会的发展何尝不是如此。费正清引用这种模式来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虽然未必全面、准确、可靠，但毕竟为我们研究近代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对研究近代中国文化发展史来说，更是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近代中国文化发展史，主要是一部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历史，而这种文化冲突与交融，是在近代中西文明冲突（甚至通过战争这种极端的形式）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因此，要理解近代中国文化的变迁，就必须考察中西文明冲突这个大背景。

1．文明冲突中的优势法则

英国著名的文明史学者汤因比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总共出现过26个文明形态，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有的衰落了，有的消亡了，有的中断过，有的被征服过，至今尚存七大或八大文明。1918年7月，一位默默无闻的德国中学教师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写出一本轰动世界的书——《西方的没落》，其中提出文明的“战国时期”的这个重要概念。在文明进入“战国时期”里，各种文明自然要撞击，直到有一个结果。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于1993年在美国著名的国际战略杂志《外交》季刊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文章《文明的冲突》，文中提出未来决定世界发展的七大或八大文明，主要有西方文明、儒家文明（后改为中国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可能存在的）。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世界的主要冲突将围绕着区别这些不同文明的文化差异界限而爆发。文章中的观点“触动了各种文明的人们的神经”，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泛争议。为应对各种反应：新奇、义愤、恐惧和困惑，亨廷顿又出版了著名的政治学名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在此书里试图详细阐述、提炼、补充、偶尔也界定该文章中提出的论题，并提出和涉及许多在该篇文章中没有论及或只是一笔带过的思想和主题。”^[3]他在书中进一步断言：“文明之间断断续续的或有限的多方面的碰撞，让位于西方对所有其他文明持续的、不可抗拒的和单方面的冲击。”仍不脱“西方中心论”的窠臼，但也为人们提供了考察问题的一个新视角。

无疑，人类文明发展是多元的，由于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历史传统与面临的国情不同，必然导致文明的多元发展，而文明多样性的存在，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文明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尤其是进入19世纪后，在文明的多元发展中必然发生相互之间各种形式的碰撞，这种冲撞有和平的与非和平的两种形式，其中战争则是文明冲突的最极端的形式。在文明与文明的碰撞中，必然会产相互的冲突与融合。

在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中，存在着一种优势法则，那就是：发展程度较高的文明必然会向发展程度较低的文明方向流动，这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由于各种文明发展水平（程度）千差万别，“占优势的文化类型（指广义的文化，实际上就是文明——引者）的扩张，几乎始终包含着对于低等类型的某种压迫。这种压迫常常发展为彻底的军事征服这种极端的形式，而导致被征服的部族崩溃和覆没。”^[4]由于步入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曾经是世界上发展程度最高的文明形态，西方列强在全球范围内肆行扩张与殖民掠夺，使其他文明均面临着被西方文明同化的威胁之中，这也是“西方文明中心论”的主要凭依。针对这种现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生动地描述道：“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5]这是文明冲突中优势法则的一种体现形式。近代中西文明冲突就是其中的案例之一。

当然，在文明的冲突中，还有一种不同的情形，有时发展程度低较的文明类型的民族在军事上也可能征服发展程度较高的文明类型的民族。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6]世界历史充满了这样的例子，边境外的“野蛮的征服者”就像“对着羊群的狼”那样，入侵附近的文明社会，他们唯有在战胜那些文明形态的过程中才得以改造。如日耳曼民族入侵并灭亡罗马帝国，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尔人，不久就被当地居民同化了。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国屡屡被来自北方边境的游牧民族征服。但是，无论他们的军事力量有多么强大，不管他们的触角延伸到了什么深度，结果终归导致了征服者的中国化。

发展程度较高的文明对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文明会构成强大的压力，产生深远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一般遵循这样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次序：始于物质层面，继而深入到制度层面，最后直至精神层面。文明之间的冲突与融合过程基本上依次逻辑地展开。当然，这种影响秩序只是粗线索的，有时也可以是从观念层面开始，继而影响到物质与制度层面。

2．鸦片战争前中西文明的落差

鸦片战争前，中西文明形成了严重的对峙，呈现出巨大的落差。

汤因比指出：“在追溯它历史的根源时，我们碰到另外一个社会的最后一个阶段，而它的起源显然是在更远的过去里”^[7]。西方文明的发展与中国文明一样，同样源远流长。我们只有了解它的子嗣关系（即历史继承性），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它的实质。

西方文明渊源于古希腊文明（公元前20世纪—前146年）。其发祥地古希腊半岛的生态环境与中国文明的发祥地很不一样。黑格尔描述道：“希腊全境满是千形万态的海湾。这地方普遍的特质便是划分为许多小的区域，同时各区域间的关系和联系又靠大海来沟通。我们在这个地方碰见的是山岭、狭窄的平原、小小的山谷和河流；这里并没有大江巨川，没有简单的‘平原流域’；这里山岭纵横，河流交错，结果没有一个伟大的整块。”^[8]在这种生态环境下，自然不可能发展一种以农业为主的单一农耕经济，而手工业、商业、航海业比较发达，有向着商业文明的趋向。后来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城邦，其中以雅典和斯巴达较为著名。城邦，多以一个或几个城市为中心，周围有数十乃至数百公里的乡村，一般均是独立的或半独立的城市共和国，成了商贸经济的集散地。与城邦经济相适应，在政治上则形成了城邦民主制。我国著名学者顾准在谈到古希腊城邦政治体制的特点时指出，这是“主权在民与直接民主制。”“所谓直接民主制，是指城邦的政治主权属于它的公民，公民们直接参与城邦的治理。”^[9]许多城邦的公民（除奴隶、非希腊人或外来人以外的全体成年男子）聚集于市，选举官吏，讨论公共事务。虽然政治是动乱的，民主政治与贵族政治、寡头政治、专制政治以及暴政交替实施，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在这种城邦社会中，“凡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的多数决议，无论在寡头、贵族或平民政体，总是最后的裁断，具有最高的权威。”^[10]这就是古典意义上的西方民主制，与中国古代的极权制度形成极大反差。与商品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发展相适应，思想文化也空前活跃与繁荣，“一种生气勃勃的好奇心，一心要从事于热情的而不存偏见的探索，这就是使古代希腊人在历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的缘故。”^[11]事实证明，古希腊人是人类历史上所产生过的最富有天才的民族之一，无论在哲学、自然科学、政治思想、文学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人才辈出，群星灿烂，成为后来的西方文化的重要源头。

直至公元前146年，罗马人征服了整个希腊，经过二三百年，他们建立了一个囊括波斯帝国以西的文明世界，埃及、希腊、小亚细亚、叙利亚等都成了罗马的行省。罗马帝国基本上由地中海沿岸地带组成，地中海成了交通运输的大动脉。“城市到处兴起，彼此进行着忙碌的商业活动与思想交流。”^[12]城市和城邦享有许多自治权。尽管罗马人征服古希腊的手段十分残酷，但归根到底仍然起着文明使者的作用，把古希腊文明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了。

至公元476年，罗马帝国被来自北方的蛮族所征服，西方历史进入了中世纪时期。直到公元1000年左右，在不断的动荡与战乱中，逐渐形成了欧洲国家的最初雏形，建立了法兰西、德意志、英格兰、丹麦、瑞典、波兰、波希米亚、匈牙利等王国，在西班牙、意大利也有不少城邦共和国。在欧洲的中世纪时期，封建庄园制经济成为西欧封建社会的经济组织，被称为采邑制。在9—10世纪，古希腊、罗马时期遗留下来的旧城市，有的消灭，有的衰落，有的仅仅作为封建诸侯、教会主教的统治中心而存在，没有商业中心，也没有商人阶层。直至11世纪以后，西欧的城市重新兴起。政治上，西欧各国大都四分五裂，各国封建王权普遍衰落，贵族政治盛行。这与当时中国隋唐大一统局面及高度集权的专制政体形成了相当大的反差。造成西欧封建王权普遍衰落的原因一方面是受到君主与领主、领主与附庸之间的契约关系的制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王权受到了教权的制约。直至15世纪，英、法等国的王权日益加强，贵族议会制度的形成则是资产阶级和封建统治者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建立起来的临时性的政治联盟，是由封建政权向近代资产阶级代议政治过渡的桥梁。在思想文化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基督教的文化。欧洲中世纪时期，由于在历史发展进程上看，很多方面处于倒退状态，因而被称为“中世纪的黑暗”。但是，在这一时期其实也孕育着近代西方文明的诸多因子，并非完全是西方文明发展史上的断层。11世纪以后，欧洲的城市又雨后春笋般地重新兴起，日益成了瓦解封建政权的决定性因素。“从波罗的海到意大利，从英格兰往东远至波西米亚，整个欧洲都出现了这种中心地区。通常，每隔二十或三十公里就有一个中心市镇，最小的市镇仅有几百居民，最大的市镇则为两三千居民，有的还更多些。每个市镇与其邻近的乡村进行地方性的交易，向本地顾客供应远地货物。”^[13]关于11世纪以后西欧城市兴起与初步发展的研究中，学术界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有的学者认为，商品交换不断发展，贸易往来频繁，使某些处于水陆交通要道的城堡、村庄逐步发展为城市；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城市以财力支持王权，王权以政治权力扶植城市，使城市力量日益壮大。不管怎样，市民凭借经济力量日益壮大，在社会中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发言权，冲破了中世纪的僵化观念。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比萨、佛罗伦萨、米兰等城市，不仅成为独立的城邦，各自还管辖着周围的一大批乡村，发展为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德国的一些城市名义上直辖于神圣罗马帝国，但也有完全的自治权，如纽伦堡、法兰克福、汉堡等。法兰克与英格兰的市镇，只获得较小程度的独立。各市镇之间还经常组成联盟或城市同盟，其中以汉萨同盟最负盛名，主要由德意志各市镇组成，在它的领导下经过多次战争，直到1300年始终控制着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商业。资本主义因素和新兴的资产阶级就在这些城市中产生并迅速成长，成为冲破“中世纪黑暗”的中坚力量。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一个阶级要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首先必须在思想文化上创造舆论。14世纪到16世纪西欧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运动，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封建文化的一场思想文化上的一场斗争。17—18世纪西方的启蒙主义思潮，更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直接的思想理论武器。随之而来的就是资产阶级革命。16世纪末，尼徳兰首先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英国（1640—1660）、法国（1789—1794）、美国（1774—1783）等国均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各国先后确立，标志着近代西方文明的确立。

近代西方文明是典型意义上的工业文明。

经济上，18世纪60年代，产业革命首先在英国纺织业中开始，发展到80年代，随着蒸汽机的发明与推广，产业革命迅速遍及机器制造业、冶铁业、采掘业和交通运输业等部门。19世纪汽船的发明、蒸汽机车的使用，使交通运输业突飞猛进，而交通运输业的突进，又进一步推动了整个工业的全面发展。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已完成了产业革命，法国、美国等国主要工业部门也采用了机器生产。经过第一次产业革命，西方各国工业生产成倍增长，农业经济空前繁荣，交通运输巨大改观，使19世纪上半叶的西方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政治上，以代议制为主要特征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得到了确立。其中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号称“议会主义之父”。美国与法国则确立了民主共和制。

思想文化上，在17—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了以科学主义、自由主义为主要特征的近代文化，尤其是以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等为主要内容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更为深远。这些思想经过英国的洛克、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人的热情宣传与提倡，不仅影响着英、法、美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进程，并以法律形式被固定下来，融入《人权宣言》、《独立宣言》、《权利法案》等文献中，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与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

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属性决定了它必然向外扩张。自15世纪新航路开辟后，西方殖民者纷纷向外扩张，使非洲、美洲、澳洲、亚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相继沦为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随后，它们就把邪恶的侵略目光投向了相对自我封闭的神秘的天朝大国——中国。

与西方文明的变动不居相比较，中国古老的文明则显得相对迟滞，几千年来绵延不绝，未有质的变迁。它属于典型的农耕文明。经济上，以农耕经济为主，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商品经济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始终未能占主导地位。政治上，中央极权与等级制度根深蒂固。文化上自汉代中叶以后一直由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社会上，则以宗法血缘制度为基础，体现出一种较为稳定的状态。其中，科举取士制度又似胶粘剂一般把整个社会系统整合为一个稳定性结构。在这样一个自足的系统中，缺乏一种社会发展的内在的强劲动力，几千年来几乎一直处于“一治一乱”历史循环与周期率的支配之中。以至于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顽固的历史观——历史循环论，典型地反映在《三国演义》开宗明义的一段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对此，黑格尔不无感慨地写道：“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14]结果，等来的却是鸦片战争，此后的中国被强行纳入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属地位，遭受了巨大的屈辱，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大变局。

中国文明曾是东亚文明的中心，在历史上曾遥遥领先于西方文明。费正清指出“不管怎么看，中国在唐宋乃至马可·波罗时代的元朝，无论是面积还是发达程度显然都远远超过了中世纪的欧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文明影响着欧洲而非相反：首先是丝绸，接着是造纸术和印刷术，以及瓷器、弩机、铸铁、河闸、手推车、船舵、罗盘、火药等等都是从中国传入欧洲的。”^[15]但是，不管如何辉煌一时，长期以来中国始终停滞于农耕文明的状态。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相比，的确不可同日而语，不可避免地落伍了。清王朝也终究未能逃脱这种历史周期率支配的宿命，在经历了“康乾盛世”后就由盛转衰了。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中西方的对峙中，存在着极大的落差：西方已发展到工业文明阶段，中国仍处于农耕文明时期；西方正处于不断上升阶段，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中国的清王朝已经由盛转衰，显现出日薄西山的局面；西方列强纷纷对外殖民扩张，中国清王朝却闭关锁国，闭目塞听，沉溺于“天朝大国”的迷梦之中。这样的一个国家民族，在进入近代国际社会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竞争激烈的时代，就不得不付出惨重的代价。

3．近代中西文明冲突与交融

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文明冲突，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鸦片战争在中国古老的封闭的文明系统上捅了一个窟窿。其后世界上大大小小十多个资本主义国家都侵略过中国，致使主权受损伤，领土被分割，利益被侵害，人格受耻辱。一部近代中国史，的确是一部血泪斑斑的灾难史。

西方列强侵华，在给中国带来空前动荡与灾难深渊的同时，客观上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指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16]为了救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实际上又是一部向西方学习的历史。

近代中西文明冲突是在侵略与反侵略战争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近代中西文明的融合就显得十分扑朔迷离。近代中国文化变迁就是在这种二律背反的格局下蜿蜒前行。近代中国走上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大致经历了“言技”、“言政”、“言教”三个阶段。对此，陈独秀与梁启超等人都作过精辟的论述。陈独秀在1916年《新青年》1卷6号发表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指出：“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恪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17]梁启超在1922年写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说得更为明确：“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18]两者的眼光不可谓不尖锐，的确看到了问题的关键。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中国向西方学习主要停留在物质层面，即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军事技术，引进某些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想因此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洋务运动就是在这种思想导引下致力于中国近代化的实践，是一场历史性的变革，在中国近代化历史上功不可没，然而，事实证明它在整体上并不成功，一场甲午战争就宣告了它的失败。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中国向西方学习进入到制度层面，即侧重点在于引进西方的政治体制。戊戌维新的主旨是想通过改良途径把英、日式的君主立宪制搬到中国来，未能成功，并付出血的代价。辛亥革命则希望通过革命手段在中国引进美、法式的民主共和政体，并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但只存在了一个月左右就流产了，此后，民国招牌虽存，但名存实亡。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向西方学习已经已深入到了文化层面，即希望在中国播撒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种子，为民主共和国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并因此掀起了一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狂风巨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