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自由主义思潮是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以后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碰撞的产儿，其思想源头主要来自西方。因此，要了解近代以来中国自由主义的精神实质及其本质特征，必须追溯到西方自由主义思想。

1．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源流

“自由主义”概念具有复杂的内涵，它既是一种学说，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运动，一种制度。可以说，现代西方社会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自由主义塑造的。

西方自由观念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到了中世纪，虽然民主政体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不复存在，宗教宽容的精神也由于基督教成为国教而业已消失，但作为自由主义之核心观念的个人主义精神却融入了基督教而得以延续。中世纪后期以意大利为中心开展的“文艺复兴运动”使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精神得到复活，文艺复兴对自由主义发展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的基本精神是主张人性，抑制神性；二是科学主义。这些恰恰从根基上为自由主义思想准备了条件。稍晚的新教改革运动对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的发展发挥过某些促进作用。西方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自由主义思潮出现于17世纪，以17世纪英国革命作为起点，以洛克作为自由主义思想的奠基人。”^[1]英国革命的成功经验由著名的辉格党人洛克在《政府论》一书中作了总结。在英国革命的影响下，18世纪后半叶爆发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在革命中，自由主义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19世纪的欧洲是自由主义鼎盛时代。但就当自由主义在社会政治实践方面均取得重大进展之际，其思想也产生了变形——以边沁、穆勒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的自由主义逐渐取代古典自由主义思想而取得主流地位。穆勒对自由主义的诠释渐渐侧重于思想和道义方面。同时按边沁的以功利主义为检验标准的思路，接受国家政策的干预，在维护个人自由的同时求得“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以求得个人自由与社会福利的趋于一致。

从功利自由主义进一步发展，到20世纪初又出现了“费边社会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其代表人物有肖伯纳、韦尔斯、罗素等等。这两种思想流派尽管标榜社会主义，并且在许多具体社会观点上同社会主义者接近，但在对现存社会制度是逐渐改良还是从根本上加以变革，尤其是对个人自由、个体价值的看法上同社会主义者发生严重的分歧，故仍然属于自由主义的范畴。除费边社会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之外，还有一种“民主集体主义”。这种自由主义旨在扩大国家对社会经济领域的干预，提倡“福利国家”，但在捍卫个人自由、强烈反对国家对个人领域的干涉方面，持毫不妥协的立场，其著名人物有托尼、凯恩斯。但是在20世纪前半叶，依然有少数自由主义者坚持早期自由主义关于极端个人主义和放任主义的信念，这些人物往往被社会舆论视为“保守主义者”。然而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50年代以后，主张经济领域中的自由竞争的自由主义思想又开始抬头。这种思想学说在思想原则和价值取向上较之19世纪以来的功利自由主义和修正自由主义更接近早期的自由主义理想，故可称之为“新古典自由主义”，其当代著名人物有哈耶克、波普尔等人。

显然，西方自由主义不是一套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学理，而是多样化的、不断发展的许多学说之总汇，然而，自由主义学说的多样性并不完全否认自由主义理论的内在一致性。按照李强在《自由主义》中的概括，一种理想类型、纯粹类型的自由主义应该包含四个原则：个人主义原则、自由原则、平等原则及自由主义的国家。^[2]

2．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

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首先是被作为一种救亡图强的价值工具而引进的，一开始便具有实践理性的特色。一般公认，在中国最先传播自由主义的开山祖为严复。1877—1879年，严复在英国留学期间，系统地接触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与传统，使他深受感触。据他自述：“尝入法庭，归邸数日，如有所失。……谓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3]甲午战争后，他大受刺激，力倡变法以图强。戊戌变法失败后，他由“极喜议论时事”转向“闭户译书”，从1898—1909年间，他翻译的西方名著达八种之多，除著名的《天演论》外，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等，这些均是当时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的重要著作。他通过短评、按语等形式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加以阐释，形成了他的新自由观。他把自由定义为“群己权界”“故曰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清楚地表明，自由属于法律范畴，是指个人与社会的权界关系。自由的内容具体包括“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的“言论自由”，“拘束者少，而管治不苛”的“政界自由”，“民之生计，只宜听民自谋”的“经济自由”。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西方所以富强，“其命脉何云？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也。”^[4]在他看来，科学与民主是西方强盛的命脉所系，但两者更深层的根源则在于自由！总之，严复所传播的自由主义，总体上把握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精神。

自严复在中国播撒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火种以后，经梁启超先生的大力煽动，很快在思想界形成星火燎原之势，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说：“‘不自由毋宁死！’斯语也，实十八九两世纪中，欧美诸国民所以立国之本原也。自由之义，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乎？曰：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5]

至五四时期，以个人主义为主要内容（胡适认为个人主义即自由主义）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盛极一时，举凡新派（西方文化派）提倡的自由、平等、人权、科学、民主、法治、个性独立、妇女解放等等理念，均属自由主义的思想范畴。自由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面精神旗帜。

陈独秀在五四前期的新文化运动中，是揭橥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旗手，明确提出了“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的口号。他在《敬告青年》一文中“以供抉择，谨陈六义”，其中第一义便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倡言独立自主、自由平等精神：“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可以说，《敬告青年》实质是一篇中国自由主义的宣言。

胡适是五四时期力倡自由主义的又一位思想领袖。他留学美国，深受英美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胡适大力宣传自由主义思想的一篇代表作，是发表在1918年6月《新青年》“易卜生专号”上的长文《易卜生主义》。胡适指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自己独立的人格。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沒有改良进步的希望。”^[6]

五四时期的胡适与陈独秀一样，都明确地把个性的解放、自由独立人格的建立，视为解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问题的根本途径。这种观念在五四时期昌盛一时，深入人心。当时的青年毛泽东也深受感染。他在新康德主义者泡尔生著的《伦理学原理》的批注中明确表示自己在伦理学上的信念：一为个人主义，二为现实主义。他写道：“人类的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7]

五四时期，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内容的自由主义不仅在思想层面大为昌盛，蔚然成风，在实践中也深深地影响着一代青年人的行为模式。在“个人本位主义”的感召下，青年人开始了个体反抗模式。他们纷纷勇敢地从旧传统家庭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其中最常见的现象是个体从旧家庭中出走，其原因并非经济或政治问题，多数是婚姻自主问题。五四时期，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最受欢迎，这是由于他们的作品很符合当时青年反封建的情绪。巴金的小说《家》极为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时代现象。但是个体反抗行为并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并往往均以悲剧而告终。对此，鲁迅在《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讲演中尖锐地指出了这一问题：“人必须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五四运动以后，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声音，在当时中国救亡图存的情势下，显得那么的无奈与无助，后来就很快地淹没在大革命的滔滔洪流中而变成了孤鸿哀鸣。按照李泽厚先生的说法，即“救亡压倒了启蒙”：“封建主义加上危亡局势不可能给自由主义以平和渐进的稳步发展，解决社会问题，需要‘根本解决’的革命战争。革命战争却又挤压了启蒙运动和自由理想，而使封建主义乘机复活，这使许多根本问题并未解决，都笼罩在‘根本解决’了的帷幕下被视而不见。”^[8]这种说法是基本符合实际的。但是即便如此，五四以后，救亡并未完全压倒启蒙。此后，自由主义并未在中国销声匿迹，相反，它如一脉清流依然流淌在近现代中国历史长河之中。

以胡适为精神领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他们活跃在中国的思想、学术、政治、社会等领域，身体力行地践行着自由主义的理念，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胡适一生主要以杂志为其宣传自由主义思想的阵地。他花了大量的时间从事编辑工作，先后办了几期《每周评论》，75期《努力周报》，250期《独立评论》，还编过两个月报。他以杂志为阵地，宣扬其自由主义立场。胡适为传播自由主义的真谛，一生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号。从早期到晚期，从国内到国外，从思想到实践，他成为20世纪中国自由民主的精神脊梁。胡适努力争取思想言论自由和民主进步，提倡保障人权，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这些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曾产生的深远影响是无法抹杀的。

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有一个传播自由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就是储安平主办的《观察》杂志。《观察》于1946年9月1日在上海创刊，它的前身为《客观》杂志。对于《观察》的诞生，储安平先生也说：“在精神上我们未尝不可说，《客观》就是《观察》的前身。”^[9]《观察》杂志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自由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刊物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强烈愿望，与胡适的自由主义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在以后的实践中也的确起到了这种作用。《观察》持的是自由主义的立场，希望在国共两党之间走一条中间路线，主要集中在对国民党政治腐败的揭露与批判，在艰难维持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后，终于为国民党所不容而被查封，但它的精神与品格却是不朽的，为后人留下了中国自由主义的宝贵思想资料。

应该指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实践并非仅仅停留在通过办刊物干预政治生活方面，而且还试图通过组党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纷纷成立的民主党派大多是信奉自由主义的宗旨的，其中以中国民主同盟最为典型。由罗隆基起草的轰动一时的民盟一大的政治纲领，可视作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大宪章，其理论基础就是个人主义。它提出，人是目的，举凡一切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构建，均要以一个大写的人为出发点和最终依归。以此出发，民盟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实质道地”的民主国家，具体地说：在政治上实行宪政，诸如议会制、内阁制、总统制、省自治等；在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与自由经济相结合，实现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文化上实行思想学术自由化；军事上实行军党分治，军队国家化；外交上实行兼亲英美苏的政策。在实现民主国家的路径问题上，民盟主张通过和平的方式进行，通过民主协商，召开由各党各派与无党无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组织联合政府，颁发宪法，最终达到民主建国的目标。这是不折不扣的中间路线，但在国共两党的纷争中难有生存空间，特别是受到了国民党政权的严厉镇压。1947年10月民盟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标志着中间路线的最后破产。尽管民盟基于自由主义基础上的第三条道路最终没有走通，但是它反对内战、独裁，倡导和平、民主的主张，在当时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十分接近，因而与中共建立了政治上的统一战线。

尽管中国的自由主义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既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很大程度上还只局限于知识分子圈内，又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在独裁专制统治与革命战争的条件下，自然也不可能有太多的生存空间与实际作为，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但是，仅仅以此就否定了自由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不免过于武断与草率。它所倡导的自由、民主、理性的理念，是对五四启蒙思想的直接继承与弘扬，无论对历史与现实均不无价值。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自由主义的大本营转移到了台湾。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与白色恐怖，以《自由中国》杂志与殷海光为代表，自由主义在台湾生根落脚，特别是殷海光成了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尽管殷海光的命运是悲剧性的，这几乎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典型的缩影，但在他的奋斗精神的激励下，在台湾形成了一代又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1960—1980年代的自由主义运动中，领头和积极参与的人物，比如，李敖、陈鼓应、王晓波、韦政通、林正弘、翟海源、刘福增等，许多或出自殷海光门下，或与殷海光关系密切。其中最勇毅的理想主义者，要算李敖和陈鼓应。”^[10]正是由于一代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坚毅不懈的奋斗，终于使国民党的极权专制统治走向式微乃至解体，催生了台湾式的政治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