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保守主义源流

民族主义是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而产生的。它以血缘与文化为纽带，以追求民族的独立、统一和强大为目标。文化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在文化问题上的集中表现。它根植于深广的民族传统文化之中，宣扬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性，坚信其为“高级”的文明，以此来激发每个成员的自豪感和群体归属感，从而达到增强民族凝聚力、整合国家的作用。因此，也可以说文化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精神内核。

我国文化民族主义是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外族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冲击和入侵下而产生的本能反应。它萌芽于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的惨败使中国人的“天朝观念”发生了根本动摇，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也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天朝大国的朝野上下对伴随侵略而来的西方文化产生了不同的态度，有抗拒、敌视和误解者，以大学士倭仁、徐桐等为首的顽固派，是伦理纲常的忠实卫道士，他们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认为西方文化是败坏礼教的异端邪说，断然拒绝接受，甚至妄想只要整顿纲常名教，端正人心，那么洋人再多，其物质文明再发达，也“不敢肆行无忌”。倭仁在一道上奏中说道：“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何必师事夷人？且夷人吾仇也。”这种排外、仇外的思想在义和团运动时表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一味地固守自己的传统，对西方文化持全盘排斥的态度，在近代中国毕竟显得十分的愚昧荒诞与不合时宜，因此，有一部分士大夫也在反思自省，认识到西方的强大，要求了解学习西方。反思的结果有两种：其一，西学中源说或西学与中学相合说。黄遵宪认为：“泰西之学，其源盖出于墨子。”郑观应分析西方强大的原因是“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徙而入泰西”，再加之“我务其本，彼逐其末”，“我穷事物之理，彼研万物之质”，“于是我堕于虚，彼征诸实”（《盛世危言·道器》）。因此学习西方也只是回归中学的旧法而已。只要中国恢复实用实证的实学，中国强大便指日可待；其二，中体西用或中本西末说。早期改良派的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薛福成在《筹洋当议·变法篇》中说“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王韬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搜园文录外编》）。洋务派的代表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对此说作了集中阐发：“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中体西用成为洋务运动的理论基础，其实质是用西方的“器用”来维护中国封建主义的“圣道”。

可见在西学东渐的早期，西学中源说只是士大夫阶层对西方文化由敌视抗拒到表层上的接受的一个桥梁，实质只是文化心理上的一个缓冲。从顽固排斥西方文化到西学中源说再到中体西用，这便是中国文化中心论或华夏文明优越论的一个符合逻辑的自然演绎。

但至20世纪早期，随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程度的加深，中国文化优越感被西方文化一点点侵蚀，文化民族主义出现了三个分支：

首先是国粹派。以康有为、章太炎等人为代表。他们曾经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先锋战士，但在辛亥革命后均不约而同地陷入了复古主义的泥沼，成为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个奇特的现象，反映出中国文化传统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可怕的巨大魔力。他们主张尊孔复古，以传统文化为复兴中国之本，抵制西方文明的入侵，并最终取得文化形态上的优势。康有为主张恢复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他宣称孔教是“中国之魂”，要想救中国，就不得不先保中国魂。章太炎则力图恢复孔子的本来面貌。章太炎在他创办的章氏国学讲习会中提倡尊孔读经，宣扬国粹，反对“委心向西”。他们以《国粹学报》为阵地，发扬民族情感，发掘传统文化，意在保存国学，重铸国魂，抵抗欧化。正如瞿秋白指出的“从维新改良的保皇主义到革命光复的排满主义，……士大夫的气质总是很浓厚的。……在这种根本倾向下，当时的思想界多多少少都早已埋伏着复古和反动的种子，要恢复什么‘固有文化’。”^[1]

其次是学衡派，代表人物有吴宓、梅光迪等。他们受过中国传统教育，又对西学有精深研究，可谓学贯中西。学衡派标榜以寻找超越中西之分的世界性文化因子为己任，站在世界主义的文化立场上，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从而“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他们主张保守中国文化的精粹内容——即超越时空限制、具有普适价值的文化，这种新文化必须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学衡派既坚持了本民族文化的优长，又显示了开放的气派。

再次是东方文化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出现了对西方文明审视和批判的思潮，这种思潮与中国本土的文化保守主义相结合，出现了调和论，遂形成东方文化派。这一派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以东方文化优越论来反抗西方文化的入侵，强调中国的精神文明与西方物质文明的调和，甚至要用中国文明拯救西洋文明。东方文化派的一位极端代表辜鸿铭，素以“文化怪杰”名世。他的文化思想主要表现为极力推崇和捍卫中国传统文化，极力反对和批判西方文化，反映了顽固势力的保守心理。他在1915年著的《春秋大义》一书中指出：“研究中国文明，不仅仅是汉学家们的事，而且它将有助于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困难，从而把欧洲文明从毁灭中拯救出来”。这就是所谓的“中国文化救西论”的始初版本。东方文化派的又一代表人物，时任《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则是东西文化调和论的重镇。他说：“此次大战，使西洋文明露显著之破绽。此非吾人偏见之言。”他主张从横向上将中西文化视作类型不同、各具特质的体系进行比较。他既强调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又提倡二者调和互补。梁启超在1920年发表的《欧游心影录》中以西方人的口吻表示要输入些东方文明，令他们得些调剂。因为西方人正“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所以希望中国的青年“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形成一个新的文化体系，并“把这新体系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梁漱溟作为20世纪20年代的东方文化派旗手，把中国文化的复兴等同于传统儒学的复兴，把世界文明的出路寄托在中国文化的复兴上。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使梁漱溟成为卓然的文化大家。在书中他极力褒扬中国文化，宣扬儒家文化的诸多长处，甚至说全世界都要走“孔家的路”。

文化上的复古、保守思潮在20世纪30年代被国民党独裁统治所利用。为了争得正统地位和合法性，并与正在形成重要势力的马克思主义相抗衡，南京政府拉来孔子作招牌，将三民主义儒学化。1933年为了反共的需要，蒋介石亲自发动“新生活运动”，在更大范围鼓吹文化复古主义。1934年7月，国民党政府将孔子生日定为国家纪念日，同年10月，陈立夫组建“中国文化建设学会”，发动了文化复兴运动，12月，国民党政府又通过“善孔祀圣”决议，在社会上掀起以礼义廉耻为根本准则的新生活运动，而在社会上层发起本位文化建设运动。作为响应，1935年1月，何炳松、陶希圣、萨孟武等十位教授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标志着“中国本位文化”派的正式形成。他们以保守主义的态度大谈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希望中国能在文化领域中恢复过去的光荣。他们在宣言中悲叹：“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形式，已经失去他的特征。”“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位的基础”，因此对待固有文化应加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对欧美文化应“吸收其所当吸收”。从内容上看，这是一篇典型的浮文，未脱“中体西用”窠臼，但由于它在客观上起着与国民党意识形态相策应的作用，因此“中国本位文化”派不是纯粹文化意义上的保守主义。

现代新儒家的兴起为我国文化民族主义注入了持久强劲的动力。作为一个学派它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作为一个概念它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港台，称为“当代新儒学”或“当代新儒家”。中国内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有了现代新儒家的称呼。现代新儒家是西学东渐与传统儒学相激荡而兴起的一种人文思潮。其宗旨是复兴儒学人文精神，重振儒学价值，实现传统儒学的现代转化。现代新儒家至今已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并成为影响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文化思潮之一。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至1949年。在儒学受到欧美风雨的强烈冲击和国内空前批判的情形之下，复兴儒学并重建新儒学，使儒学在现代生活和世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探索中国文化发展的出路，就成为新儒家的根本使命。主要代表人物有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他们在注重中西文化差异的同时，强调中国文化在本质上又可包含西学；第二阶段从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新儒家的阵地转移到了港台地区。1958年元旦，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等人联名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该宣言是当代新儒家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它批驳了对中国文化的种种误解，阐述了对中国文化的过去、现状及未来的基本看法。宣言反映出他们对时代病痛和人类前途的忧虑，体现了他们对中国文化乃至人类文化的整体构想；第三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始至今。现代新儒学在大陆、港台甚至海外都获得了新发展。代表人物有杜维明、余英时、成中英、方东美、刘述先等。他们国学与西学并具，视野开阔，因而能以客观理智的态度致力于儒学与现代化关系的探讨，寻求中国文化的未来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