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从1919年五四运动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知识界围绕着改造中国社会问题，出现了热烈的讨论与积极的探索，各种西方的学说、思潮纷至沓来，人们对此进行比较、选择，尤其是被冠以“社会主义”之名的各种学说，更引起了人们的无限兴味，并对之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少年中国学会的一封通信中生动地记录了这一情况：“社会主义现在正由理想的时代于实行时代，……故所以对这样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不可不先来研究。但弟现在研究的方法，不是单刀直入的，是旁通博采的，不是主张一派的，是比较各派的。……至于你问的那一种学说较好，这个问题我现在还不敢答。”^[1]瞿秋白在《俄乡纪程》中回忆道：“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2]毛泽东在1920年3月14日给周世钊的信中也表示：“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

经过对五四时期各种主义、学说、思潮进行反复的比较推求，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从而酿成了中国现代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先驱者，早在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中就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在1919年5月、11月的《新青年》6卷5、6号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长文，相当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其他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如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等人均是在1920年左右完成了对各种主义的比较选择，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1920年9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8卷1号发表《谈政治》一文，一改以前“不谈政治”的态度，说“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并在结论中郑重地声明：“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3]这表明，这位后来被毛泽东誉为五四时期知识界的“总司令”、“红太阳”的陈独秀已经选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极大地影响着广大的进步青年的信念。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4]

1920年初，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到法国，“猛看猛译”了许多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树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念。

毛泽东回忆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5]1920年12月，毛泽东在与蔡和森的通信中，对蔡和森来信中提出的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建立共产党等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周恩来在1922年3月写的《西欧的“赤况”》一文中回顾说：“我认清C．ism（共产主义－引者）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是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6]。

如此等等，不复枚举。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西欧，是工业化社会的产物，或者说是当时欧洲社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它所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与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环境确有天壤之别。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不仅工业化基础极端薄弱，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犹如汪洋大海中的零星小岛，无产阶级人数很少，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虽然十分尖锐，但始终没有成为主要矛盾。这种国情的巨大差异，并没有影响到这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热忱，并最终选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这些都是事实。人们不禁要问：当时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感兴趣？他们究竟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中的哪些具体内容感兴趣？他们为什么会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他们选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哪些内容？他们所选择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内容对中国以后的社会历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均是饶有意味的重大学理问题。

仔细考察，可以发现当时这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之所以会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际影响。对此，毛泽东讲过一句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并不是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这个角度上说的，而是从俄国十月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作用与影响这个角度上说的。因为在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以前，就有人在中国介绍过马克思主义，如梁启超、朱执信等人，《万国公报》上也刊登过有关马克思学说的介绍性文字，但是，在当时影响并不大，很少有人注意。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就越来越大，这是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给这些正在苦苦探索中国社会出路的先进知识分子以极大的鼓舞与启示，“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7]因此，如果从十月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作用与影响这个角度而言，这句名言说得相当准确。这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的外部条件。

第二，国内条件。任何一个理论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它满足那个国家社会发展需要的程度。中国革命斗争的客观需要，是这些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国内条件。在五四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中，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对各种主义、学说进行比较推求，从中国革命斗争的现实出发，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那套学说，尤其是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比较符合中国革命现实的需要。而且在俄国革命中还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毛泽东在1920年12月1日给蔡和森等的信中说：“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8]周恩来在《西欧的“赤况”》一文中也说到：“A．ism（指无政府主义—引者）的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处在这样旧势力盘踞的社会里，而要解放一切强迫，解放一切束缚，所以便容易流为空谈了。追究他的病根，便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没能分得清楚的缘故……A．ism的思想在人心中是会常常发现的，但要拿他当解渴的水、救饿的面包看，则急切不能得用了。”^[9]当时这些先进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有关无产阶级政党、暴力革命、统一战线策略、无产阶级专政等一整套阶级斗争学说，而且这套学说主张在俄国看起来是切实可行的，特别适合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革命救亡的实际需要，以至于当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也存在着某些偏颇。现在看来，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精华在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只是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杠杆与直接动力。但是，在当时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看来，阶级斗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精华，包括李大钊也不例外。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详细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后，指出：“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10]。1941年9月，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中曾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11]当然，从当时中国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去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阶级斗争学说，这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对中国以后的革命历史发展产生了十分重大的积极作用，掀起了中国革命的巨浪。但是，毋庸讳言，其中存在着某些理论偏颇对以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邓小平曾经指出：“就是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时期，城市工作也有‘左’的错误。比如，那时候武汉有同我们党合作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左派政府，我们也在那里举行罢工，提出的经济要求甚至超过了资产阶级所能负担的程度，结果市场凋敝了，损害了革命政权的经济基础”^[12]。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毛泽东越来越深地陷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误区，一方面固然与当时的国际国内的历史背景有关，另一方面与他思维框架的核心意识——阶级斗争有关。

第三，文化背景。一种外来的学说、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离不开与本国文化传统的融合，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本，无本之木。当时这些先进分子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另一个重要缘由，则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存在着不少会通之处。

诸如，主要从经济原因去解释社会历史现象，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能找到相似的思想因子。早在春秋时期，便有“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的说法，而司马迁说的“天下煕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更是为人们所耳熟能详，这些均不是舶来的唯物史观，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本已有之。因此，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旦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就立即接受了它，并以此替代了原来的进化论作为思考中国问题的重要方法论原则。李大钊描述道：“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13]因为，他们认为，主要从经济原因去解释社会历史发展的现象，比原来的历史循环论、进化论更能够解释得通。

又如，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有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蓝图，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理想似乎也是可以相通的。中国文化中历来就有一种对理想社会追求的传统，从《礼记》中的大同理想到历代农民起义中的“均贫富”，从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到康有为的《大同书》，直至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理想，都一以贯之。李泽厚指出：“由空想社会主义到唯物史观的‘科学社会主义’，在思想进程上也有顺水推舟易于接受的便利。”^[14]这是难以否认的事实。陈独秀在1919年12月1日发表的《〈新青年〉宣言》（《新青年》7卷1号）一文中勾画了新社会的蓝图：“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这虽是一幅描象的朦胧的社会理想图案，但总可反映出对理想社会追求这样一种热切的希冀，同时也典型地反映了五四时代先进知识分子的一种价值追求。五四时期风起水生的社会主义思潮，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中涌动。轰动一时的工读互助运动，正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活动。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令当时很多知识分子醉心不已，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它的学说中也有一种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而不少人甚至还认为这与社会主义的社会理想是一致的，因此，它在当时也被作社会主义学说的一种流派得以广泛传播。毛泽东后来坦承：“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在那个时期，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15]蔡和森在1920年9月16日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无政府党的最后理想，我以为列宁与他无二致，不过要做到无政府的地步，我以为一定要经俄国现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