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负面影响

毫无疑问，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成果，这是主流。但是长期浸润在传统的思想与氛围，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的一些消极因素对毛泽东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

中国有两千多年的皇权统治历史，因而专制主义与皇权主义根深蒂固，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民主与法治的传统。这对晚年毛泽东有一定消极影响。他早年曾追求过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圣贤人格，在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他视人民群众为救国安邦的根本力量，但是，到了晚年他的家长制作风和个人专断的作风滋生起来，并公开说个人崇拜需要有一点点。“他期望通过自己的权威，来最广泛地发动群众，最有效地加强民主建设”^[13]，以实现他理想中的社会。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背离了民主和法治。

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平均主义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它是大同社会理想的核心支柱，而《礼记》上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就是对这一理想的最早记录。毛泽东早年曾有过按照平等与平均原则，建立大同社会的宏伟抱负；也有过“工读互助”的尝试和建设“新村”的详细方案；他还经历了多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毛泽东不是没有意识到平均主义的危害，早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决议中，他就向“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发起了猛烈的批判。可是随着革命的胜利，那种具有传统色彩的成功经验被无限夸大了，他开始认为这也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手段。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他曾公开肯定过平均主义，在经济生活中大搞平均主义，大搞共产风，这不得不说是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一大败笔。

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具有一种对理想社会追求的传统。从孔子的“大同理想”，到历代农民起义的均贫富、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以及康有为的《大同书》都一以贯之。一方面我们不能完全否认它的价值，但毕竟有空想社会主义的成分。这对晚年毛泽东的负面影响也是毋庸讳言的。表现在实践中，就是他对“一大二公”的提倡，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对工农商学兵一体化的构想，以及对社会主义货币交换的不满等等。1958年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会议，毛泽东甚至说道：“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我们要实行。”^[14]毛泽东在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向共产主义过渡时，犯了诸如大跃进、人民公社那样的错误，从文化渊源上分析，“就是中国传统因素对他的影响逐步加强，特别是在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解和构想中”^[15]。

可见，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极为复杂。一方面，从积极方面看，毛泽东对传统文化方面的精湛造诣，使他能更好地立足于传统，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主要的方面；另一方面，从消极方面看，他对中国历史、哲学、文学的酷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视野，从他的读书生活可以看出，在他的知识结构中，欠缺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管理的知识，他身上也有为“传统文化的阴影所翳蔽，从而生出些不好的东西。”^[16]到了晚年，传统文化甚至成了他身上一个沉重的负担。然而，毛泽东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继承者，尽管在这方面他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我们应当把研究重点放在他是如何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之上，走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道路，使古今接轨。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但也不能不认识到，创造性地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事业，需要我们付出坚毅的努力，并将之付诸实践。

【注释】

[1]《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3页。

[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页。

[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533、533—534页。

[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533、533—534页。

[5]吴宜、温宪祝：《毛泽东读书与写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

[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533、533—534页。

[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

[8]《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78页。

[9]汪澍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10]参见《新唐书·马周传》。

[1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1477页。

[12]《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219页。

[13]王凤贤：《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9页。

[14]汪澍白：《传统下的毛泽东》，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页。

[15]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203页。

[16]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