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科学科学有什么重要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关增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胡守钧

6－1　出版科学史著作的意义

江：这些年来，科学史著作出版的工作始终在做，目前最引人注目的、影响最大的科学史系列可以说就是复旦版“剑桥科学史”了，它比商务的要更有规模。商务做过几本，像丹皮尔的、沃尔夫的，而“剑桥科学史”这套书要更有系统、规模也更大，所以一出来影响的确也很大。

目前，西方科学史研究的资料在国内是很难找的，所以这套书在资料价值上，对我国的科学史研究有很大的意义。也因此，这套书一出来，我就马上买了一套，先睹为快。

关：我也是听说这套书出版，到书店觅到了。

胡：现在我们不是讲科学精神吗？其实，科学精神就是隐含在科学史中的。所谓科学精神，当然不是那些具体的科学原理和定律，而是指科学所具有的优秀传统，是科学赖以生存发展的生命线。一部科学史也就是科学精神产生、成长、发扬、光大的历史。科学精神之光，在科学史的漫漫历程中代代传承，永不熄灭。把国际上有名的科学史专著拿过来，翻译出来，这才是真正地普及科学精神。

关：科学精神怎么去普及，就是要靠一个个案例去分析，就是要一件事一件事去讲，日积月累，慢慢就把握住了。空谈科学精神是不行的。这就需要讲科学史。

胡：你空讲什么什么是科学精神，人人必须照办，这往往就违背了科学精神。这样，我们讲科学，哪有什么科学？我认为，要传播科学精神，最好的办法就是翻译国外著名的、有影响的科学史原著。

关：过去我们国内流行的科学史的书大都是通史性质的，一本就是一部通史，像现在这种专门史的系列以前在国内还很少。以前的通史不免太粗，使人们要了解一些具体科学史知识，往往很难如愿。另外，不同学科有不同的视野，有不同的看法与角度，现在有这样一套专门史出来，学科之间可以相互借鉴，对大家都有益。这套书的出版，一方面，为研究者提供了国外科学史原著，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另一方面，人们通过阅读它，还可以受到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熏陶。也正因为如此，“剑桥科学史丛书”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科学史学科建设方面，它更是对我们社会的发展有益。

6－2　关于科学精神

胡：一个人要变得开明，最好的办法就是读科学史。要反对教条主义，最好的办法就是读科学史。若做统计，科学一词在我国的使用频度，绝不会输于世界上任何一国。然而，令人悲哀的是，反科学的怪事却层出不穷，而且无不打着科学的旗号。“全民大炼钢铁”——科学；“亩产20万斤粮”——科学……科学有知，科学真要痛苦了。这是为什么？如果单从一个角度看，那就是对科学二字的误用。其实，科学一词的常用含义，就是指科学精神。由于不了解科学精神，势必就会滥用科学二字。现在不是流行科学算命、科学看相、科学测彩票吗？荒唐透顶。怎样去了解科学精神？我觉得要真正理解科学的真谛，就应该去读科学史，干部必读书目中应列入科学史的著作。你读了科学史，就不会教条主义，就不会绝对化。科学上没有完全正确的东西。它始终是流动的、更替的。“剑桥科学史”这套书的出版，对于普及科学精神非常有价值。以后再出十本二十本，形成规模，会更有价值。

江：理工科往往给人一个误解，认为既然是懂科学的，就一定是有科学精神的——他会想，我自己就是搞科学的，我怎么可能会没有科学精神呢？实际上不一定有。文科的人有时在这方面反而谦虚。

胡：从清代开始，官方派出的留学生是去学技术，后来没办法学了科学，但是不提倡学习科学的人文文化，不重视科学发展对文化的影响。目前科学哲学在国内的影响比较大，在破除教条主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它的普及与自然辩证法有关系。于光远同志提倡大自然辩证法概念，把科学哲学装了进去，便于传播，功不可没。科学哲学的背景就是科学史。只要科学史搞熟了，就不会出大毛病，否则就难说了。要普及科学精神，不能仅靠科学哲学，因为某些科学哲学家有时是要走极端的，不然就很难独立成一派。所以，还是要学科学史。

江：重要的科学哲学家，都是做过科学史的个案的，然后以此为立足的根本。比如，库恩研究过哥白尼，拉卡托斯研究过哥白尼，科恩研究过牛顿，都是先做科学史的工作，然后在此基础上立论。

关：科学史的宣传呢，我觉得也有缺点。我记得看到过一种说法，说牛顿发明了微积分有什么用，后来在齿轮离合时的渐开线上不是找到用处了吗？这种说法其实是很荒唐的。当然这可能确实有用，但牛顿微积分的作用肯定不是说只有在工业生产中找到一种实际应用才算有用。它是一种思想方法，是数学工具，这就是它的用处。说当时没用，但过若干时间，总会找到实际用处，这实际上还是一种狭隘的实用主义在作怪。

江：我们是喜欢讲有用的，不肯讲没用。所以我们科学史界的许多人，当别人问起科学史有什么用时，马上就觉得自己矮下去了，只好说什么可以发现科学发展的规律，这个是胡扯。科学发展是根本不能预测的，也不可能根据以往科学的历程而推断未来，这种功能科学史是不具备的。所以我一直说“要理直气壮地说没用”。他们的“用”，就是要立刻见效，要有经济效益。科学史（以及其他许多学问）的经济效益是不能看见的。非但没有经济效益，还有负的呢，还要费钱呢。

胡：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用”，就是弘扬科学精神。

江：对，那是无用之用。所以我曾写过文章叫《欢迎无用的学问》。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无用的学问是必须做的呢？从小处说，一个家庭有钱了，就要去买点字画啦，买架钢琴让女儿弹弹啦，这就叫文化（当然，没有古玩也可以，不弹钢琴也照样过日子）。一个家是这样，一个城市，一个国家，道理是一样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开始在文化上消费了。这就像一个工艺品，卖很贵的钱，有什么用呀？一点实际的用处也没有，就是放在那里看看。这个看就是一种文化。工艺品本身体现了文化，它是文化的载体，你去看它，把玩它，这个过程本身也是一种文化，而这种文化则会造就一种人。那么现在社会富裕到什么程度，你就应该有什么样的文化。所以，没有用就应该坦然地承认没有用。

胡：人类的进步靠文化的积累，而文化的有用没用是很不具体的。即使你认为科学史无用，也应该允许它存在。为什么？因为只有在各种文化并存的文化共生态之中，人们才有比较鉴别各种文化的机会，才有选择文化的自由，才可能激发创造精神，而唯有创新，文明才会进步。“文革”中为什么中国人很蠢？就是因为只有一种文化。破除小迷信，导致大迷信。显然，各种文化的并存是非常重要的。科学史绝不是无用的文化，而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核心，是有“大用”的。翻开人类社会的史册，从器具看，如铜器、铁器一直到今天的手机、电视、电脑等；从理论看，如牛顿力学、进化论、细胞理论，一直到基因论、相对论、量子论、克隆技术等，它们才是人类整个文明的支柱。倘若把这些器具和理论都抽掉了，人类文明的大厦岂不是剩下个空壳么？所以，把科学演进的线索理清楚，让青年人读科学史，意义重大。

江：记得有一次我给第二军医大学的学生做报告，一个女学生问：您算出了武王伐纣的具体日子，有什么用呢？我说这个没有用，就把刚才的话说了一遍，说你们看到国家让我们这样一些闲人做这样一些事情，说明我们的国家经济发展了，开始有文化了，你们应该高兴。结果全场掌声。

这说明还是应该“理直气壮地说没用”。应该承认没用，说什么能够发现科学规律，那都是谎言。前些日子，今年5月10日，200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Kroto到北京，一下机场就有记者采访。他明确地说了：“科学发现是人们无法预测的，换句话说，如果人们能预测科学将来的发展，那些东西也就失去了意义和魅力。”这非常明确地指出了科学发展是没有一个规律可以预测的。

关：实际上，人类一直是两条腿走路。一条是精神，一条是物质，尤其当物质不成为问题时，精神活动就更为重要了。但是我们过去对这一方面强调得还不够。你说，出门时照张相有什么用，听歌星唱歌又有什么用？倒过来科学史究竟有什么用，科学史的用跟这个用差不多。这个用是一种很强的社会需求。只不过，目前这个用被潜藏起来了，没有被发掘出来。科学史的用实际还是满足一种精神需求，深层次的用，就是满足人的一种心理需求。这种需求得到了满足，科学精神无形中也就被熏陶出来了。要说有什么用，研究宇宙起源有什么用？宇宙大爆炸理论什么时候能够转化为生产力？

6－3　外国科学史著作的中译问题

江：我们的干部在学习马列时不是讲究读原著吗？其实，学生学科学史也应该读原著。这些大师的原著确实要读。目前，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要落后得多。例如，比日本就要落后得多。日本人翻译非常卖力。只要是外国有点价值的书，他们一般都翻译（“剑桥科学史”的11本书中，几乎都早已有日译本）。因此，应该进一步出版原著型的科学史著作，就是像剑桥科学史这样的。这套书的出版还是很有眼光的，读者会因为这套书而记住复旦大学出版社。

具体来说，还可以考虑旧作重出。比如以前有一套书，包括伽利略的《对话》、拉普拉斯的《宇宙体系论》、梅森的《自然科学史》、牛顿的《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雅克·莫诺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等等。我们应该读原著，这些都是真正的原著，是真正的经典。像这样一类科学史的大师自己写的东西是真正称得上名著的，今天，你要让学生来读原著的话，就是要读这些大师的作品。

胡：大师们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记录着比较真实的科学史，因为他们参加了科学史的创造。真历史只有一部，假历史有无数部，而唯有真历史才会提供其真资源，而真资源才有其真价值。读大师们的书，就有可能触摸到较真的科学史。科学史界的老先生如许良英、戈革等在翻译爱因斯坦、玻尔等人的原著方面做了许多有价值的工作。现在还有许多工作可以做，例如，《爱因斯坦全集》还没有出完。

江：我们有一种错误的概念，这就是说总觉得外国人的东西不好，总想自己编，其实，谁好就应该拿谁的。20年前就有很好的美国教材译介进来了。我在大学读理论物理的时候，有一部很有名的美国《伯克利物理学教程》，介乎本科和研究生之间，比一般的大学物理要深一点，比我们所谓的理论物理又浅一点，它里面经常有很多关于科学史上的过程和故事。

胡：科学史是全人类共同的东西。科学史本身是没有国界的，没有阶级性，是互相传播的。有的是我们传给人家，有的是人家传给我们。科学史就是培养智慧的。以后应该及时引进更多的科学史著作。

关：翻译在当前中国是很需要的。不过这个事情其实做起来很难。

江：翻译的确是很难的，而挑毛病是很容易的。我相信，没有几本书是一点毛病挑不出来的。

关：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都有。当年那么重视，后来也有人就其译法进行商榷。

江：翻译是要花许多精力。有时候为了查找一个人，一本怪书，一个拉丁文的名称，查好几本字典也查不到。而且，时间是一个问题，时间一紧，质量必然下降。翻译有时候很痛苦，因为你不能回避，不能投机取巧。

关：而且，坦率地说，现在有一些翻译确实很糟糕，完全是西化的句子，很别扭。以前的翻译者没有什么功利心，而且绝对认真。

胡：说到翻译的问题，关键是不重视中文。只把英文学好了有什么用？看懂了英文，却不一定能用中文表达清楚。

江：就像金庸说的，不是在说中国话。

这翻译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因为翻译不算学术成果，就是算，也要打一个很大的折扣。现在的人因为急功近利，而翻译对升职称没什么太大贡献，所以很多人就不愿意认真翻书。人家西方汉学家得博士学位靠什么得呢？有的就是把一部中国的典籍翻译过去，就可以了。

胡：讲究译文，还应该呼吁保护我们的汉语，汉语的污染现在太厉害。一个民族的标志是语言，语言里面主要是文字。我讲上海话，你讲北京话，他讲山东话，但是共同有一份汉字的认同感。汉字是汉民族的标志。所以汉字应该纯粹化，像WTO等等其实都应该翻译过来。这不是排外，而是保持汉字的纯洁。英文中夹着汉字吗？汉字中为什么要夹着OK，KTV，WTO，IT？而且大有蔓延之势。中央电视台是否可以将CCTV改为中央电视台？我看可以带个头嘛。

翻译外国著作也应该是翻成中国人看得懂的。我们的民族服饰已经没有了，语言不能够再不纯洁。如果文字变得不伦不类，操着不同方言，而彼此间又难于听懂的人们，通过什么认同？中华民族的核心凝聚力是汉字以及用汉字表达出来的传统文化精华。面对世界一体化的浪潮，保护汉字的纯洁性，是每个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责任。

6－4　“剑桥科学史丛书”的读者群

江：实际上，这套书的大部分读者不是搞科学史的，它可以适合许多其他的普通读者。国内搞科学史的人能有多少？如果只是给科学史的研究者看，那连300本也不会卖掉。其实，当初剑桥出这套书的时候，本来就没有把它出成纯粹学院式的书，本来就已经考虑了受过教育的公众的阅读兴趣，所以这套书完全可以让不是搞科学史、但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感兴趣。当然，他们不一定像我们这样一下子把11本一起捧回去，但他可能对《科学与宗教》感兴趣，因此就会去读；又可能某个人会对中世纪的事情感兴趣，他会去买《中世纪的物理科学思想》；又比如对医学有兴趣，可能去看《19世纪医学科学史》。这样，他会分别地去看自己想看的东西。

具体说起来，《科学与宗教》那本就很好，必须读。好几年前，那时我还在天文台工作，就让天文台的图书馆买了原版的。读这本书可以廓清很多偏见。我们以前总是把科学和宗教描述成一个对立的局面，总是把科学看成在一个和宗教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宗教对科学是有贡献的。那么，你怎么去认识它，这本书中讲得很清楚。

胡：还有《科学与启蒙运动》也应该读。启蒙运动是人类的一个重大转折，近代科学的崛起，对人类文明的影响特别大。而这本书是每个受过一定教育的人都看得懂的。

江：还有《俄罗斯和苏联科学简史》一本。最近有一个国防科技大学的研究生写了一篇文章，说为什么前苏联对科学家的迫害如此厉害，他们的科学家却在那个迫害的年代仍然拿了4次诺贝尔奖，依然在90年代达到了科学的高峰。这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中央集权（这既是经验，也是教训），把资金高度集中；另一个则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是即使关在监狱里面，也仍然要读书，要做研究，作为一种精神寄托。西方的传统往往如此。

【注释】

[1]原载《世纪》杂志1999年第5期。

[2]原载《世纪》杂志2000年第1期。

[3]原载《解放日报》2000年1月7日。朱家骢、刘建洲记录整理，史亮摄影。

[4]原载《解放日报》2000年6月23日。刘建洲、冯源、朱家骢记录整理，史亮摄影。

[5]节选自《科学生活》杂志2004年第3期。周小玲记录整理。

[6]节选自《中华读书报》2001年8月22日。“剑桥科学史丛书”系复旦大学出版社初版于2000年的中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