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是生命之源，人类的生存和生产活动都离不开水，因而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呈现出沿河流或湖海分布的特点，尤其是河流交汇处往往发展成为城镇。河流不仅为城市提供生活和生产用水，同时也有部分交通运输的功能。而河流对于自然地理环境相对较差的内陆边疆地区更为重要，故而这些地区的城市多依托河流而建，西藏城市分布也遵循了这一城市选址的规律。
（一）西藏城市选址的一个重要特征表现为城市多集中于河谷地区
从全球范围来看，几乎所有早期城市都呈现出沿河流分布的特点。水源是城市形成与发展的基础，“没有水源的城市难以兴起，也无法延续发展”[36]。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各地城市都具有沿河分布的共性，水源对于自然地理环境相对较差的内陆边疆地区更为重要。与西藏同处于中国内陆边疆的东北地区和新疆地区的城市分布都遵循了这一城市选址的规律。如东北地区的城市主要沿辽河流域、松花江嫩江流域、黑龙江流域分布。在奉天省，城市主要沿辽河与大凌河分布，处于辽河流域上的有盛京、辽阳以及属下各县级城市；处于大凌河沿岸布局的主要是锦州、广宁、宁远等军事重镇。在松花江嫩江流域有吉林府、长春府、龙江府（齐齐哈尔）、宁古塔等重要城市。黑龙江流域分布有瑷珲、黑河等边疆城市。新疆地区气候干旱，水源对于城市的发展尤为重要。有研究指出：“为城市居民取水方便，城市建筑在靠近大小不一的河流附近，城市扩建时也大多沿着河流方向拓展，形成带状的空间格局。”[37]新疆的城市多沿水系分布，北疆伊犁河、乌鲁木齐河、精河等，多源自天山，故主要城市都分布在各条河流沿岸。例如伊犁九城分布在伊犁河谷中。南疆城市除去吐鲁番、哈密，则集中分布在塔里木河及其支流流域。西藏地处高原，很多地方不适合人居，因而地理条件的制约因素更大，西藏地区的先民在选择早期城市地址的时候更要考虑水资源等因素，故而西藏城市空间分布表现出明显的沿高原河谷台地分布的特征。因为相对而言，河谷地带海拔较低，地势较平坦，气候条件也较高原地区优越，适合发展农业，较为适合人的生存与发展，同时，交通较为便利，商业和手工业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故而聚集了较多的城市。但西藏的江河多在高山峡谷之间，并不是所有沿江河地带都适合人类居住建城，“雅鲁藏布江，高原之大脉，然两岸过于峻削，不能造成繁盛之都市。其支流拉萨河流虽不长远，特能于万山中，构成长数百里宽坦腴沃之平原，拉萨位其中部，海拔三千六百公尺，为西藏最宝贵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故而西藏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西藏城市多分布于河谷低地区域，尤其是河流交汇处，沿雅鲁藏布江河谷、澜沧江河谷及大渡河沿岸低地分布着一定数量的城市”[38]。
雅鲁藏布江横贯西藏南境，约循北纬29度东流，经波密西南，穿喜马拉雅为巨峡，入印度平原。雅鲁藏布江的中下游，为西藏精华之地，此地分布有拉萨、江孜、日喀则等城市，主要原因是该区海拔较低，气候较温和，适宜人类生存，同时具有较为发达的经济。
澜沧江，藏语曰“察曲”，越南人曰“湄公河”，流经瓦合山脉与宁静山脉（一曰“云岭山脉”）之间，南穿云贵高原与泰越两界间入太平洋[39]。此地地形平坦，气候温和，附近农牧业较为发达，分布有昌都、恩达、察雅、宁静、盐井五县，类乌齐及青海之隆庆县皆属于此河流域。
（二）西藏城市与城市之间距离甚远，多沿陆路交通线分布，城市为交通要道的节点和商贸中心
城市沿交通线分布，这也是世界各地城市的共同现象，但西藏城市却因地理环境与其他区域有所不同。西藏地处高原，到处都是高山峡谷，江河湖泊也是在高山峡谷之间，大部分地区都不适合人生存，更不适合建立城市，故而只能在江河之畔地势相对宽阔的台地构建城市，而这种适合人类聚居的地势却相对较少，故而西藏城市与城市之间相距甚远，尤其是后藏和藏北地区更是高山峻岭甚多，人烟稀少，城市规模小，密度疏。如西藏的中心城市拉萨与第三大城市江孜之间相距500余里，而与第二大城市日喀则之间相距300余里，江孜与亚东之间也相距360余里。
元明以后，随着西藏纳入到中国的统一管辖之下，中国内地与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元王朝在西藏与内地之间修筑驿道，驿道沿线相继建立台站、县衙、哨所等，驿道与驿站的设立，带动了人口的聚集、商贸的兴盛，促进了城镇的兴起。清中期以后，中央政府不断加强西藏的道路建设，初步形成青藏线、川藏线、滇藏线陆路交通网络，尤其川藏线是西藏与内地经济文化交往的主要交通路线，“此道为由中国本部通西藏之正驿”[40]。川藏路分为南北两条，南线为官道，官员多从此道通往西藏；北线为商道，商贾往来，络绎不绝，由此推动沿线城镇的兴起，“自打箭炉出口至藏，计程不及五千里，共安台八十四处，安汛十三处”[41]。沿途主要城镇有“打箭炉、工竹卡、折多、理塘、头塘、立登三坝（巴塘和理塘交界处）、巴塘、乍丫、察木多（今昌都）、硕般多、拉子、拉里、阿咱、山湾、常多、宁多、拉松多、江达、顺达、鹿马岭、堆达、乌苏江、仁进里、墨竹工卡、拉木、德庆、蔡里、拉萨”[42]。拉萨为西藏交通的中枢，前藏和康藏的主要城镇都沿川藏线分布。
西藏与印度、尼泊尔等国相邻，有着悠久的边贸历史，形成了向南通往印度的商道。清中期以来，西藏与印度之间的商道得到进一步开拓，由此推动边境沿线城市的兴盛，沿交通线形成了江孜、亚东、噶大克等城市。江孜扼藏境交通之要冲，印人入藏，亦多取道于此，故为西藏南部之要隘[43]。江孜南大门附近每天都进行集市贸易，其商品与拉萨与日喀则相同[44]。1906年，江孜与噶大克同时开为商埠，其“贸易以不丹为主，商业地位，亚于拉萨、日喀则，而甲于亚东、噶大克，为西藏第三大都会，输出品多金沙、藏香、麝香等，制造业亦盛，如织物、毛毡、马鞍等，颇称有名”[45]。时值清代，由于清政府内部改良派的促进以及英俄等国对打开西藏贸易之门的要求，西藏边贸在清中后期有了明显的发展。边贸带动了贸易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如亚东等。同时历史悠久的边贸城市（主要集中在与四川和云南交接的地方）在新的历史契机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所以，清代西藏城市在布局上有了一些改变，西藏东部地区随着川藏贸易的繁荣加速了进藏道路周边城市的发展，如打箭炉、察木多、硕般多等。这样一来也使得西藏地方城市出现了多元化的特征，既有政教中心，又有商贸重镇[46]。
清代是西藏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一是西藏被纳入到清王朝的统一管辖之中，成为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西藏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内部统一，战乱纷争消弭，由此人口逐渐增长，经济得到发展。在此背景下，城市也出现较大发展，首先，拉萨城市的二次崛起，成为西藏的政治、宗教、经济和文化中心；其次，西藏城市初步形成了区域城市体系，为20世纪西藏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作者：何一民，付志刚
本文原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注释】
[1]（清）松筠：《卫藏通志》卷2《疆域》，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7～197页。
[2]嘉庆《大清一统志·西藏·建制沿革》，《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第2册，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257页。
[3]陈家琎主编：《西藏地方资料集成》第1辑《重要城市》，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第18页。
[4]（清）允礼：《西藏志》卷33，清乾隆五十七年和宁刻本影印。
[5]（清）陈观浔：《西藏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6]何一民：《清代藏、新、蒙地区城市发展变迁》，《民族学刊》2011年第6期。
[7]乾隆《清朝文献通考》，卷292，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
[8]张羽新主编：《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第六册，《拉萨厅志》序言，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9]嘉庆《大清一统志·西藏》，转引自张羽新主编：《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第二册，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257页“建制沿革”。
[10]嘉庆《大清一统志·西藏》，转引自张羽新主编：《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第二册，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257页“建制沿革”。
[11]（清）许光世、蔡晋成：《西藏新志》上卷，上海自治编辑社印行，宣统三年。
[12]（清）陈观浔著，何金文整理点校：《西藏志》，巴蜀书社，1986年，第82页。
[13]本表主要参考：牛平汉主编：《清代政区沿革综表》，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许光世、蔡晋成：《西藏新志》，上海自治编辑社印行，宣统三年；嘉庆《大清一统志·西藏》；《四川通志·西域志》；陈观浔著，何金文整理点校：《西藏志》，巴蜀书社，1986年；松筠：《卫藏通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编辑：《中国历史地图册》第八册，中华地图学社出版，1975年第1版。
[14]姚莹：《前藏三十一城考》，《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第1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
[15]（清）穆障阿、潘锡恩等撰修：嘉庆《大清一统志》卷548《西藏》。
[16]［日］山县初男：《西藏通览·区划》，四川西藏研究会出版社，清宣统元年铅印本。
[17]（清）姚莹：《西藏三十一城考》，《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光緒三年排印本。
[18]洪涤尘：《西藏史地大纲》，正中书局，1935年，第47页。
[19]［日］山县初男：《西藏通览》，四川西藏研究会出版社，清宣统元年，铅印本。
[20]任乃强：《西藏图经·西康县份》，藏文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21]洪涤尘：《西藏史地大纲》，正中书局，1935年，第45页。
[22]洪涤尘：《西藏史地大纲》，正中书局，1935年，第46页。
[23]洪涤尘：《西藏史地大纲》，正中书局，1935年，第45～46页。
[24]洪涤尘：《西藏史地大纲》，正中书局，1935年，第47页。
[25]《清圣祖实录》卷207，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3年。
[26]吴丰培：《西藏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5页。
[27]陈渠珍：《艽野尘梦》，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页。
[28]［法］古伯察：《革达革旦西藏旅行论》，耿升译，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83页。
[29]游时敏：《四川近代贸易史料》，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1页。
[30]游时敏：《四川近代贸易史料》，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7～48页。
[31]游时敏：《四川近代贸易史料》，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0页。
[32]任乃强：《西康图经·境遇篇》，新亚细亚学会边疆丛书，1933年，第84页。
[33]嘉庆《大清一统志》卷547《西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34]黄博：《清代西藏阿里的域界与城邑》，《中国藏学》，2009年第4期，第9页。
[35]黄博：《清代西藏阿里的域界与城邑》，《中国藏学》，2009年第4期，第9页。
[36]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02页。
[37]黄达远：《隔离下的融合》，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第169页。
[38]何一民：《高原、民族与宗教：清代西藏城市发展特征》，《民族学刊》，2010年第1期。
[39]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12页。
[40]尹扶一等：《西藏纪要》，蒙藏委员会编译室，1930年。
[41]（清）吴丰培：《西藏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5页。
[42]（清）黄沛翘：《西藏图考》，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3～101页。
[43]陈家琎主编：《西藏地方资料集成》第1辑，《重要城市》，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第19页。
[44]陈家琎主编：《西藏地方资料集成》第1辑，《重要城市》，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第19页。
[45]陈家琎主编：《西藏地方资料集成》第1辑，《重要城市》，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第19页。
[46]《西藏史志》，《中国边疆史志集成》第1部，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2005年，第12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