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兆荣 闫 玉
一、“生态旅游”的政治生态
生态旅游(eco-tourism)是一个新概念，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术著述中首先使用这一英文概念的是罗玛丽(Michael Romeril，1985)。罗玛丽在使用这一词汇时，受到巴道斯金(Gerardo Budowski)1976年一篇文章的启发，文章中讲到了生态与旅游之间产生的冲突。[1]事实上，墨西哥生态学家谢贝洛斯·拉斯喀瑞(Ceballos Lascurain)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使用了西班牙语汇“ecoturismo”。在旅游实践和管理方面，加拿大森林管理处早在1973年就沿着横贯加拿大的高速公路推广“ecotour”(生态旅游)这一种旅游方式。追根溯源，这一概念的产生顺序应是这样:明确以“生态旅游”为名的旅游形式最先出现在加拿大，首先出现于学术界则是南美学者以西班牙语使用的，然后是英文。生态旅游的定义，按照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学者谢贝洛斯·拉斯喀瑞的说法，是指到相对未被侵扰或破坏的自然区域旅行的一种旅游方式。该旅游方式具有特定的目标，如学习、赞美自然、欣赏自然景色及野生动植物，同时也欣赏在特定区域所发现的任何存在的文化现象(包括过去的和现在的)。
“生态旅游”为组合词，其意义核心侧重于“生态”。“生态”一词于1869年为德国生物学家黑克尔(Ernst Haeckel)首创，最初只在动物学领域用于为农业昆虫学学科体系的形成提供生态学依据。[2]虽然“生态”一词最早只被限定于一个相对窄小的学科范围，强调动物的谋生方式与环境的关系，但这个概念很快就突破了学科界限，成为一个跨学科的国际性议题，包括诸如自然环境、大气污染、水的循环、土壤保持、生物多样性、城市问题、乡村问题等等都可囊括在内，这些问题无一不演变为政治议题。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一份关于地球生态危机的报告——《停止发展》，虽然当时还未明确使用“生态”一词，内容却主要属于今天所说的生态问题。[3]上世纪90年代，反对“生态”政治化的浪潮此起彼伏，一份由上千名国际著名的科学家签名的呼吁书开创了生态保持的重要时代——1992年4月14日，最终由425名科学知识界精英签名的《致各国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的海德堡呼吁书》，主张将整个地球的生态提高到人类共同遗产的高度进行保护。[4]
毫无疑问，“生态旅游”是随着“生态”“旅游”的存在和范畴的变化发展，衍生出来的一种带有新兴社会价值观念的旅游方式和旅游行为，它在国际社会中被广泛倡导。在1986年召开的国际环境会议上，生态旅游被定义为“一种常规的旅游形式”。1993年国际生态旅游协会把生态旅游确定为“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维系当代人们生活双重责任的旅游活动”。我国在1995年为生态旅游做了这样的界定，生态旅游是在生态学的观点、理论指导下，享受、认识和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带有生态科教和科普的一种专项旅游活动。[5]
2002是“国际生态旅游年”，5月19～22日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了世界生态旅游高峰会，会议发表了《魁北克生态旅游宣言》。同年10月21日至25日，澳大利亚凯恩斯也举行了由联合国环境署授权的国际生态旅游年大会，发布了《关于生态旅游伙伴关系的凯恩斯宪章》。《宪章》强调:“生态旅游尊重作为一个整体的土著人民以及其他地方社区、政府、企业和社会的意愿，有利于实现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通过伙伴关系，世界人民的自然、人力和金融资本可以为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做出贡献。”[6]
可见，从政府和媒体宣传的层面上看，“生态旅游”显然属于一种正面引入的观念和方式;然而，我们同时也可以听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声音”，这些“声音”值得我们反思。首先与所谓“新政治学”(new politics)有关——即站在老式的政党政治的对立面，追求“稳定的、持续性生活方式的利益”[7]——这使“生态旅游”形成了政治朝向的价值转型。与其说保护生态环境是一个地理或者技术性实践层面的事务，还不如说是一件政治事务。正如艾克斯利所说:“环境批评和公共环境的议题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面已经促使西方政治学上明显的转型……不管西方政治对这种结果发生的什么样的改变，由生态环境问题所产生的难以对付的困难都必然要出现在环境政治学，或者‘生态政治学’(eco-politics)之中。”[8]也可以这么说，环境问题经过现代的“通道”进入到政治的领域，并成了现代政治议题中的一种政治价码，出现在政治的各个“场域”中。
既然“生态”镀上了社会政治的色彩，也就同时意味着镀上了集团性、政党性、阶级(阶层)性的利益色彩，这是不可避免的。比如，作为“后工业革命”的先驱和主体力量，“新中产阶级”因此成为所谓“新社会环境运动”的突出代表。所以，在西方参与这一运动的主体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态旅游”也都带有浓厚的中产阶级的政治诉求特征。[9]因为，这种政治诉求可以更大限度地满足“本阶级的利益”。[10]既然生态环境的问题出现了“政治学”的表达，便自然会产生出所谓的“话语”(discourse)表述问题。任何问题一旦进入政治话语也就必然暗含了“政治操控”。因此，它很容易成为某些利益团体和既得利益者们的“借口”;也容易成为批评家们所说的“生态伪装”“生态销售”甚至是“生态恐怖主义”等。[11]
与现代生态的各种政治诉求联系在一起，以“生态主义”为原则的“新旅游”(new tourism)便逻辑性地上升到了平台之上。首先，作为“全球化政治的一种新秩序”，它强调所谓的全球自然(the global nature)，或曰“世界范围性”(worldwideness)。具体地说，就是“立足地方，放眼全球”(think globally，act locally)。其次，它使生态和环境问题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一个政治主题。[12]这样，它引申出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多元的、复杂的“话题边界”和视野。罗依·艾克斯利(Robyn Eckersley)归纳出了这一政治话题的五个基本视域:(1)与政治组织相联系的观点表述。(2)地方性基本和主要的观念。(3)以保持资源为目标(可持续性)的视野。(4)政策与政治性项目和决策。(5)生态旅游的应用性观点。这样的结果势必给人们造成某种迷惑:在生态环境与“生态环境的政治话题”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人们当然希望二者是一致的，而不希望看到生态环境仅仅是一个政治话题。
由此可知，生态旅游与人类环境意识的觉醒、世界环境保护事业和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密不可分，它的出现满足的是多方面的需要:(1)人类文明进展的需要。(2)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3)旅游业持续发展的需要。(4)生态学本身的发展也为生态旅游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13]普遍认为，与传统的旅游方式相比，生态旅游具有以下特点:可增强生态保护意识，是一种可持续的新型旅游方式;降低了对东道主社会的负面影响，更有利于地方传统文化和遗产的保护;更注重东道主社会人民的利益;更利于旅游决策与管理部门做出保护生态的政策考虑。这也可以说界定了生态旅游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在旅游发展中，“生态”与否已成为一种价值取向;那些有悖于这一原则的被视为“不生态旅游”。所以，“生态旅游”的理念和形式都将越来越值得关注。
虽然生态旅游在保持自然生态方面有着正面效益，但是其中存在的隐忧以及暴露的问题仍不可忽视。生态旅游的前提与基础是一个保护完好的生态环境。按照目前最典型的生态旅游的方式和定义，就是让游客到原始的自然环境或自然保持区去。而世界上现存的所谓原始生态，比如原始森林已经少而又少。于是，面对生态环境的恶化和资源匮乏的压力，面对大众旅游对生态的巨大耗损，有识之士提出了“可持续性发展”的观点。这已成为上至联合国、国际组织、世界各国和政府，下到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我国也把“可持续性发展”提高到一个国家政策的高度来制定和实行。就旅游而言，“可持续性发展的旅游”直接由“绿色旅游”“生态旅游”的概念所激发，其核心价值是将环境保护融入旅游发展之中。
作为一种可持续性发展的旅游形式，生态旅游要遵循以下几点:(1)旅游须与“环境”“社会”“文化”和“经济”等结合在一起。(2)将教育因素融入旅游活动之中，游客与东道主双方都通过旅游活动受到教育。(3)地方性参与是一个最重要的指标。争取使地方民众积极参与到生态旅游中来。(4)保持和保护生态成为社会行为和公众意识。在具体项目的操作和管理方面，西方一些学者提出了生态旅游开发的五个成功因素:综合方法、规划、教育与培训、地方利益最大化、评估与反馈。[14]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范例不少，哥斯达黎加和多米尼加等国表现得尤为突出。把生态旅游作为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的举措和方法显然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具体地说，就是通过旅行中的安排，让游客尽可能与自然接触，拉近与自然、与其他生物种类的亲密关系。所以，生态旅游包括诸如观察鸟类、动物、水下生物活动等。显而易见，生态的旅游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作用比起其他旅游项目更小，更轻。[15]
总之，生态旅游已经是被游客广为接受的旅游新形式，但是，这种形式是否名副其实，还要看旅游活动是否真正与生态环境相契合，从价值观、行为理念到行动准则与行为实践，都遵循和体现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共生和友好关系。
二、“原生态”与旅游的中国特色
“原生态”是近来我国热门的话题和概念。《读书》以一个专题“原生态:现在与将来”发表了一组相关文章;《光明日报》于2010年8月9日用一个整版，以“‘原生态’引起的一场论战——传统是什么”为题进行讨论。其实，“原生态”与旅游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它的正式使用是在2006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青歌赛”上。这次比赛在以往美声唱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几个传统组别的基础上增加了原生态和组合演唱两种新组别。借着电视为媒、艺术为介，原生态一词迅速蹿红。这一过程有三个特点:(1)首现于声乐艺术领域，再顺理成章地应用于表演艺术、表现艺术领域。(2)与现代传媒相结合，成为带有传媒色彩的特殊社会语汇。(3)是商业动作和市场化转换的一个专用符号和指喻。总之，它在很短的时间里，突破了原有的边界范围，成为被热议的社会话题。
在人类学的视野里，“原生态”这一概念，至少指涉了原始、原本、原生、原思、原型、原真、原住、原创等等词汇的部分内涵。比如原始的(primitive)“始”，强调了事物的源起，是事物的原初状态，又特指人类发展史上的最早阶段。“原始的”作为一种静态的、固定化的存在，与现代的形成二元关系，常常作为与现代对立的一端而存在于人们的话语表述之中。又如原本的(original)和原生的(primordial)。原本的侧重说事物客观的一面，原生的强调了事物具有历史延续性，二者都牵涉到事物的今天与过去的关系，而在意义的指示上各有侧重。在生态学和文化生态学的学科领域，原本和原生同时强调了生态关系的整体性。包括地理、环境、自然、文化、人群、遗产的一系列元素形成一个生态文化圈，文化系统与生态系统紧密结合。根据新进化论的观点，其中居于基础地位、起到原动力作用的，是物质环境与生态。在族群认同理论中，“原生的”更强调了一种血缘、语言、服饰、器物等的沿袭性，这种沿袭性成为维系“我者”的纽带、区分“他者”的标志。然而原真的(authentic)是人类学对真实性的追求，一方面体现在传统民族志对客观事实的叙述，另一方面体现在实验民族志对所谓“客观”的解释和反思。这样一来，原真性就会包括原有的、应有的、确认的、公认的等等义项，它提醒我们去理解文化构造的多样性。可见，“原生态”中其实有大量的历史内涵和丰富的文化事象，所谓的“原生态”是需要加注的。[16]
更重要的是，原生态还包括了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几种生态观。一是早期强调分享的、被称为“共生现象”(Symbiosis)的生态观;二是以机械论自然观为主的近代生态观;三是以达尔文进化论为代表的进化的现代生态观;最后是认识到“生态伦理”和“可持续性”后，当下的深层生态自然观。[17]
如果我们仔细的分析，便会发现，我国今天所讨论的“原生态”其实具有人类生态历史演变的知识谱系的痕迹，同时又染上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在中国，原生态与旅游的结合常常在以下几个意义层面出现:(1)其背景是现代人对现代生活方式的反拨式调适，潜台词是对质朴、原始的异质文化生态的寻求。在这个大背景下，原生态成为对旅游目的地的一种想象。在各路媒体平面化、脸谱化的宣传引导下，这种想象所呈现的对象有时候是经济落后、富于奇风异俗的“原始”的民族村镇，有时候是未经开掘的自然风景区。这是一种仅有客位，主位缺失的原生态。(2)其语境是大众文化消费时代，原生态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而被注入种种旅游产品的开发过程，以彰显其独一无二、土生土长、自然自在、未经污染与雕琢等等特质，以其新鲜感吸引大众关注，获取商业利益。这仅仅是一种策略性的商业运作。(3)在现实中，原生态旅游渐渐地成为一种旅游开发的新模式。与生态旅游的“外籍户口”不同，把原生态加诸旅游应属于“中国制造”，它的兴起具有原本性的客观原因: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地质、地形、地貌等的自然生态多样性。归根结底，文化生态的落差招致了原生态概念的出现，对文化生态落差的认识、强调与利用催熟了现代旅游与原生态的结合。
引入了“原生态旅游”的价值指向后，笔者主张:(1)“原生态旅游”首先要明确人与自然生态中任何一种物种和物质之间平等的价值观。在生态中，人类并没有被赋予高于其他生物和物质存在的特权。人类与生态存在着一种“共生关系”，即人类与其相关物种之间是平等、互惠的关系。(2)“原生态旅游”提倡“原真性”旅游，即在旅游中最大限度地恢复人类与自然的亲密交流。这样，人类与生态之间就构成了一个关系平台，一种合作范式。[18]这意味着，即使在现代旅游活动中，游客与东道主之间可以尝试较为立体的、全面的相互理解与沟通，并不需要通过所谓的“舞台展演”的“前台/后台”关系进行交流。[19]可见，“原生态旅游”与其说是一种旅游形式，不如说是一种观念与价值，即让人们有机会参与到最原始(无论与自然、物种、文化、习俗等各个方面)的接触与交流。所以，“原生态旅游”实际上是一种“逆时态”而非“顺时态”的旅游方式。
“原生态旅游”是笔者在这里提出的一个试验性概念，一方面，将“原生态”概念延伸至旅游的自然过程，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生态旅游的一个创意性模式。它能够在国际“生态”的主导价值与中国“经验”的传统纽带中形成一种良好的、具有互动关系的旅游模式。
三、“原旅游”的设想与预期
我们对“生态”的讨论，已经从本体论的层面转向伦理和操作层面，这一变化过程历史性地表现为:人类中心(以人类的利益和权力为中心，以“人为尺度”)←→生物中心(以生物的权利为中心)←→生态中心(以地球生态实体，包括群落、生态系以及过程包括生态过程、自然择汰等为中心)。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提出“原旅游”概念，即本着“生态中心”的价值观，“原旅游”指人类的旅行、旅游活动是建立在人类最基本的、本能的行为方式的一种自然表现上，它对生态的耗损近乎零。同时保持着同一种文明形态中的自然方式。比如在农业文明的形态中，人类的旅行活动所遵循的是相对稳定的，配合自然、季节的节律的行为。游牧文明所遵循的是移动的，但是低欲望的，没有强烈财产积累的观念。海洋文明则遵循着冒险、探索、勇武等特点。
萨林斯曾经是人类学新进化论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新进化论学派认为，是人类的生存活动与自然提供的能量之间的关系模式，决定了文化系统与生物系统的关系，也决定了人类的文明形态和文化类型。当自然给人类提供的能量刚好满足人类低限度需求的时候，二者之间就获得了互惠性的友好关系——而我们现代文明社会的生活消费方式显然是有悖于这种友好关系的。现代文明对“能量”的无限需求和欲望与自然界所能提供的资源之间太不对等，其获取方式甚至是拔苗助长式的、掠夺性的，甚至灭绝性的。因此，移动性与人类早期自然生态的关系足以引起我们对文明形态进行反思和反省。
移动性不仅指个人或群体的迁移，也可以视之为一种历史范式，即对人类社会与文明形态具有特质上的概括性。如果说人类原始时期的迁移与生产生活方式构成了一个整体的历史表述的话，那么，人类早期的移动、迁移以及所延伸出的表述范式，融合了特殊的认知和实践方式。比如，游牧既可以指生产生活方式，也可以指特定的文明形态，二者具有相互的言说性。虽然学术界对游牧社会的定义并不统一，作为一种社会类型，游牧社会可被看作依赖于家畜与空间移动或游牧的协调共存。当今的游牧被看作移居者对于带有族群性(ethnicity)相异的社区或国家的多样适应性反应。他们的生存与发展更多的与都市经济和人口体系相挂钩。[20]根据历史进化理论，一些研究者曾把游牧民作为“野蛮人”来分类，但是中亚与西亚的历史告诉我们，游牧文化曾长久地影响着当地的文化甚至占相当长的主导地位。从物质上来讲，游牧只能被看作是“局部型社会”(part-society)，因为人们的生活与定居社会紧密相连，互相影响和依赖，所以有时很难区分。[21]
上述的例子说明，旅行和移动并不是现代旅游集中地体现出来，人类祖先们早就已经在自然中通过移动和旅行的方式与生态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可是，那个时候并没有出现现在的“生态问题”。所以，如果我们把生态旅游看作是现代旅游当中的一种观念，我们就会发现，这事实上已经是一种工业社会旅游中的畸形方式了。它至少说明，人类与观念中理想的自然生态已经远去。我们只需前推几十年或者一个世纪，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们天天都生活在“生态旅游”之中，根本没有必要花钱到大自然中去听鸟鸣、观鱼游，到“自然氧吧”中吸引新鲜空气……在许多民族的观念当中，自然生态、物种就是他们的“亲族”(人类学研究中所讲的“图腾”的原义就是“他的亲族”，简单地说，就是把那些与人们生命和生活关系紧密的动物或植物当作自己的“亲族”)。即使在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世界上的许多地方的民族和他们的文化当中一些动物、植物、自然界的物质等都被他们当作自己的“祖先”，具有灵性和魔力。那些加速自然生态消失的举措和行为在今天的旅游发展中随处可见，比如在原始地区拓展人类活动。
李奇特(Richter)曾经对菲律宾旅游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做过较为详细的调查，在题为《带着笑容的亚洲:菲律宾旅游发展中的教训》一文中，作者总结了菲律宾旅游发展中的六大教训:(1)旅游可以成为政治领袖们的多种政治工具。(2)地区性政治对经济政策的瞎指挥。(3)奢侈的旅游经常表现出耗费过高的“代价”。(4)过于依附国际游客是一种危险。(5)旅游的“成功”并不需要更有远见的发展战略来证明。(6)行政的作为决定着旅游的生存与发展。[22]菲律宾在旅游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有些属于菲律宾所独有，比如在马科斯时代，旅游经济中就存在政治化色彩的问题。有些则是第三世界国家在旅游发展过程当中所遇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值得深思。以我国的旅游发展为例，上面所列举的第(2)、(3)、(5)、(6)条都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地存在着，有的时候是两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共同表现出来。
我们认为，“原旅游”是对现代生态耗损式旅游的一种反思方式，它将在不久的将来出现。理由是:既然现代旅游作为后工业社会必然的连带性产物，它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和无法阻止的。但是，“大众旅游”(themass tourism)这一现代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的破坏又非常巨大。那么，当现代旅游不可遏阻，而现代旅游又属于生态耗损性活动，唯一的解决方案只能是在旅游行为和形式中寻找合理而可行的要素，建立旅游不耗损，至少保护在最小限度耗损层面的模式，这样，“原旅游”便呼之欲出。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注释】
[1]［澳］David Weaver著，杨桂华译:《生态旅游》，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页。
[2]尚义昌:《生态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
[3]［法］克洛德·阿莱格尔著，陆亚东译:《城市生态，乡村生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0页。
[4]尚义昌:《生态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
[5]冯庆旭:《生态旅游的伦理意蕴》，载《思想战线》2003年第4期。
[6]张广瑞等:《生态旅游: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2002国际生态旅游年的扫描与反思》，载《中国旅游年鉴·2003》，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年，第77页。
[7]M．Mowforth，I．Munt:Tourism and Sustainability:Development and New Tourism in the Third World，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3:142．
[8]R．Eckersley:Environmentalism and Political Theory:Towards an Ecocentric Approach，London:UCL Press，1992．
[9]张广瑞等:《生态旅游: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2002国际生态旅游年的扫描与反思》，版本同前，第77页。
[10]R．Eckersley:Green Politicsand the New Class:Selfishnessor Virtue?inPolitics Studies，1989．
[11]冯庆旭:《生态旅游的伦理意蕴》，来源同前。
[12]张广瑞等:《生态旅游: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2002国际生态旅游年的扫描与反思》，收录于《中国旅游年鉴·2003》，版本同前，第146页。
[13]万绪才:《国外生态旅游研究进展》，载《旅游学刊》2002年第2期。
[14]R．Eckersley:Green Politicsand the New Class:Selfishnessor Virtue?inPolitics Studies，1989:68～72．
[15]D．Nash:Anthropology of Tourism．Kidlingdon:Pergamon，2001．
[16]彭兆荣:《论“原生态”的原生形貌》，载《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17]彭兆荣:《四种不同的自然观》，载《人与生物圈》2011年第2期。
[18]T．McKenna:Food of the Gods: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al Tree of Knowledge，London:Rider，1992．
[19]彭兆荣:《旅游人类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3页。
[20]Judith Okely:The Traveller-Gypsi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21]Ken Teague:Nomads:Nomadic Material Culture in the Asian Collections of the Horniman Museum，The Horniman Museum and Gardens，London;The Museu Antropológico da Universidade de Coimbra，2000．
[22]L．K．Richter:Where Asia Wore A Smile:Lessons of Philippine Tourism Development，in V．L．Smith，M．Brent(ed．):Hosts and Guests Revisited:Tourism Issues of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Sydney/Tokyo:Cognizant Communication Corporation，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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