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关系的若干问题

马加力

我没有外交工作的经验，但是我经常到南亚国家访问考察，巴基斯坦去过5次，印度去过27次。在我和水均益共同做电视节目的时候，他说:马教授，听说您去新德里的次数比去王府井的次数多。我说:此言不假，因为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到王府井，可能两三年才去一次，但是去印度大概一年两三次。所以，这就使我可能对印度比一般人有更深的了解。

中印关系是我们近十年来比较关注的问题，较之前十年甚至更早的十年重视多了。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研究美国的第一牛，研究苏联的次之，研究日本的次次牛，研究欧洲的次次次牛，研究中印关系的是最没出息的，现在则不太一样了。从这一点变化就可以看出我们研究对象地位的变化，而研究对象的这一变换有利于对我们国家战略，对我们国家安全、外交战略的理解。十多年前我写了一本书叫作《关注印度--崛起中的大国》，那时候还有很多人质疑;当我2010年出版《崛起中的巨象》的时候，就引起相当大的关注，因为印度在崛起。这本书在首发的时候至少有13家重要的媒体发布了消息。印度驻中国大使亲自出席发书会并讲话，极少有这种情况。由此可见，因为我们研究对象国际地位的上升，研究它的意义就更显重要。那么我们怎么处理与印度的关系，就成为我们现在面对的重要问题。现在我们讲中印关系，至少从国家安全和外交安全方面是很有意义的。我们讲中印关系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和我们山水相连的近邻。

一、印度和中国的关系

印度对于我们来说具有“四性”:第一它是我们的近邻，第二它是崛起中的大国，第三它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第四它是多边舞台的重要角色。由于它本身所具有的这些特性，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处理好和它的关系。

(一)中印关系历史回顾

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这六十年来的中印关系。20世纪50年代，中印关系是“哥们”，这个“哥们”不是我说的，包括当时印度人也这么说，印度、中国是兄弟。但是，由于边界的争端，达赖喇嘛的出逃，导致中印关系恶化，以至于出现1962年的战争。随后，两国关系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冷战过程，时间是从1962年一直到1988年。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问中国，与邓小平达成共识，双方决定使双边关系正常化，也就是双方非敌化。从中国的角度，是很真诚地希望与印度和睦相处。1988年以后，二十多年来总体上讲是比较好的。1991年李鹏总理访问印度，1993年拉奥总理访华，1996年江泽民主席圆满地完成了对印度的访问。后来双方一直有互相访问，包括李鹏委员长、朱镕基总理的访问，包括瓦杰帕伊总理的访问，包括后来温家宝总理的访问和2006年胡锦涛主席的访问。一直到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对印度的访问。我们期待着印度总理即将对中国的访问，可以期待的是，这次访问也将具有重大的意义。如果此次访问顺利完成，将是近六十年来，两国总理在一年内实现互访。

尽管如此，但说实在的，双方关系一直疙疙瘩瘩，没有达到理想状态，只有20世纪50年代算作是“可歌可泣”。但是这个“可泣”我改一下，是气人的“气”。“可歌”的一面是有很多好东西，那时候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确确实实是很好的。除了我们跟苏联老大哥的关系之外，在非共产党国家当中，印度跟我们的关系是最好的。但是令人气恼的是，它接纳了达赖，庇护了达赖，从1959年3月达赖喇嘛出逃直到后来，这实际上就伤害了我们的感情。1962年的战争，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1962年的边界争端导致了边界战争，此时领土问题就变得更重要了。

所以我们回顾一下中印关系的发展历史，从最好到起伏，然后到现在开始出现向上的趋势，总体上还是不错的，但是确确实实有很多问题。这个问题，就像刚才我说的，令人气恼。

(二)中印关系的发展

我们先讲讲好的。到现在为止，中印高层的互访，或者高层之间的谅解，是前所未有的。从2005年到李克强总理2013年5月访印，中国的国家主席、中国的政府总理和印度的总统、总理在双边、三边以及多边场合有过28次接触。这种接触的频率可能是除了中俄首脑密切接触之外最大的。虽然中俄首脑接触次数我没有具体统计过，但是这个数字在当代国际关系史中应该说是比较罕见的。从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以来，在南非的金砖峰会上也曾会见了辛格总理。5月份，李克强担任总理后开始对世界各国展开访问，而出访首站就确定为印度。应该说在中国的高层政治家心目中，还是把印度看得很重要。

第二点是中印关系中正面的东西，就是中印经贸关系发展迅速。应该说中印经贸关系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突飞猛进。2000-2001年度双边的贸易额为25亿美元，2011年是734亿美元，2012年少了，但也达到600多亿美元。今年可能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形势不妙，但大概也有600亿美元吧。这好像是这十几年来双边贸易首次出现下降。从2001年到2011年、2012年的情况来看，双边经贸关系上的一些问题，主要还是因为国家经济贸易大环境。经过双方的努力，我期待着明年可能会有恢复性增长。因为双方领导人已经确立了到2015年实现双边贸易1000亿美元的目标。中国领导人确立的目标，我们的商务部无论如何也要实现。所以，即便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达到1000亿美元目标，也可以看出这个增长势头是相当强劲的。很多年头达到百分之三四十，至少是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应该说，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大国的贸易关系的发展还是不错的--不能说令人满意，但总体上还是不错的。

此外，中印之间在其他方面的经济合作现在也开展得比较好。特别是工程承包方面，印度是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工程承包增长最快的市场;在整个国际对外工程承包上，印度情况最好。因为中东的几场战争，现在那里的局势非常乱。我们在中东地区的工程承包额虽然也在增长，但是总体上是有限的。在印度的承包市场上，中资公司非常活跃，双方合作得比较好。其他领域的合作也在开展，比方说我们现在搞了几次战略经济对话，张平带队跟印度谈，去年年底谈了，今年年底还要谈，谈得也还比较好。中印作为两个人口大国，作为两个都在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二者之间的经济互补性、贸易互补性还是比较强的。

我曾经建议，中印之间是不是可以加快铁路方面的合作。去年张平同志去的时候提出这种意向。今年三四月份我到印度去搞了一个调研，印度方面对这个还感兴趣。但是，因为他们在安全理念上对中国还存在戒心(1962年打了一仗，这个心理阴影、这个伤口还在，还有脓水，还在起作用)，所以还是要受到一定的影响。另外，现在我们也看到，在高铁领域日本抢手在先。我曾会见过日本的一位女性前外相，她说印度跟日本在高铁领域的合作进展迅速，是因为日本的高铁技术有足够的安全性。我在跟印度人谈的时候说，我们的高铁也是安全的，而且我们的高铁技术在世界上也是领先的。日本的新干线没有我们的快，我们现在从北京到天津只需半个小时，而从北京西城到北京站坐地铁四十分钟能到就算好的，从石景山到国贸去上班，你要不坐地铁的话，需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同时中国的高铁技术有巨大的价格竞争力，因此在这方面需要我们继续做工作。如果什么时候能把这件事情促成，对双边经济贸易关系将是一个巨大的推动。我们的高铁，如果能够在那里有一段工程的话，至少能带动机电产品的出口，带动一些电子材料的出口。我们的高铁技术连美国都很羡慕，但美国人提出的必须转让技术的条件令我们难以接受。印度没有提出转让技术这样的要求，只是现在在心里面还存有一个障碍。

中印之间还可以在文化产品方面展开经贸合作。印度的文化产品还是不错的，比方说宝莱坞的大片。我可能对美国抱有成见，不觉得好莱坞的大片比宝莱坞的大片好看。美国好莱坞的大片是高科技的，过分宣扬暴力、色情。而印度宝莱坞的大片非常契合中国人的审美观念，所有影片最后都是善战胜恶，美战胜丑，经过一番磨难，最后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正义得到声张，丑恶得到鞭挞。我觉得现在已经有好的苗头了，我偶尔看到有些省市电视台播放一些印度电视剧，不少老大妈津津有味地连续多天守在电视机前看。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应该引进。我曾经跟外交部的同志说过，我们国家每年进口十部大片基本都是美国的，哪怕进口两三部印度大片，组织一拨人给它翻译通畅，就像当年翻译《流浪者》《两亩地》《大篷车》一样。在座的年轻的朋友有没有这个印象?反正我对这些印度电影是非常喜欢的，对印度的歌舞更是热爱有加。这是印度的文化产品。

另外一个就是印度的软件产品。我们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做得不错了，这些年确实发展很快。而印度有些软件产品还是可以的，物美价廉，相对来说，是可取的。

再有就是遗传技术，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印双方在这方面可以开展合作。在尼赫鲁大学附近有一个联合国下属的遗传技术研究所，其主要科技人员都是印度的科学家，他们通过实验发明了一种避孕药--避孕疫苗，打一针一年不受孕。中国作为人口大国，每年新出生的人口数量较多，而资源的承载能力又是有限的。因此，把这个实验成果推行开来，也可以造福于中国。而这方面双方还没有相应的合作，可以发掘。

(三)中印军事关系

中印关系起伏波折，但现在基本上重上正途。1962年打了一仗后，双方在军事领域一直到90年代初都没有接触，处于冷战状态。到了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1996年江泽民主席访问印度，双方签署了一个协议，就是《中印在边界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增加军事互信的协议》，这个协议实际上表明了双方在军事领域开始加强互动或交流。近十年来，双方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包括各军种的首脑，基本上实现了互访。从2003年起，双方的海军在海上还有一些联合搜救演习，这表明双方军事关系有所发展。但是，这些都不是完全军事意义上的那种演习，表明双方的军事关系还存在一些问题。

从2012年开始，双方领导人达成一个新的谅解，还是要恢复双方军事领域的接触。要不然这两个庞然大物在一起，不用说发生冲突，就是摩擦碰撞都不得了。现在双方在这方面应该说找到了一些办法，但是还有一些问题。从正面看，我们至少有了一些机制，有双方外交上的边界谈判机制，有工作层面上的双方外交边界问题的协调和磋商机制，也有地方指挥官接触机制，希望这些机制都能切实地发挥作用。如果能发挥作用的话，就能够保证这两个大国至少不发生摩擦和冲突，因为摩擦和冲突会带来严重后果。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去过西藏没有?到西藏去很不容易，高原反应使人感觉很难受，其症状就是缺氧、呼吸困难、头剧烈的疼。而边界前沿地区还不像在拉萨，那里的海拔多数都在4000～5000米，这样的高度，在缺氧的情况下，一有摩擦，就会有很多问题。因为驻守边境的都是年轻气盛的小伙子，都有保卫自己国家领土的一腔热血，都有比较现代的兵器，一旦擦枪走火，就会酿成比较大的麻烦。所以，军事领域的这种交流、谅解和合作应该说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四)中印文化交流

中印双方的文化交流，应该说进展得还是不错的。现在印度有很多人到中国来，也有很多人渴望到中国来，但有的时候我们的签证有点限制，我们到他们那里去限制更多。这说明双方心态不平衡，但总体来看现在还是不错的。我不知道成都这里的情况，云南大理医学院大概有两千名印度学生，我听了以后觉得非常惊讶。在江西医学院、山西医学院、河南医学院，也有大量的印度学生。在北京、上海或者在其他的一些大中城市，有些时候经常能够看到印度人的身影。2012年，双方游客的互访量达到70万人次，但是大部分是印度人来中国，而中国人到印度的只有不到7万人，所以这个交流是有问题的。希望我们有志于印度学研究的青年学子争取机会、创造机会，我跟陈教授也可能帮着你们去寻找一些机会到这个国家去，了解这个国家，至少作为邻居，还是可以去了解一下。

另外，印度瑜伽对我们的影响也比较大。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说，可能我们在座的女同学有不少练瑜伽的吧?为了健美而练瑜伽已经是我们外交部的女官员经常参加的运动，外交部有一个瑜伽俱乐部，有好几百号人报名。当然，我们中国的功夫在印度也有人在学习。

在中印之间的交流中还有一个民间交流，那就是百人团的交流，好像成都也是百人团交流的重要城市，他们也来过我们四川大学。现在印度的什么歌舞演出啊，什么展览啊，成都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为什么呢?大概跟你们有一个南亚研究所有关系。

(五)中印多边合作

中印之间的多边合作应该是开展得比较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场合，中印之间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对国际问题的立场、对国际问题的阐述都比较相近，有些甚至是相同的。印度前环境部长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印度外长在联合国会议上错拿了中国外长发言稿的话，不会闹出国际笑话。”什么意思呢?万一拿错了，要讲的内容，不说谴责霸权主义、超级大国吧，但是主张世界多极化、国家关系民主化等类似的观点肯定是一样的，或者至少是相近的。在环境问题上，中印两国的立场相近，应该说印度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印度的立场比中国更强硬，这就使得中国的日子比较好过，所承受的压力也比较小。中印在环境问题上，在全球变暖问题上，应该说合作得非常愉快。比方说，在全球减排这个问题上，在二氧化碳排放问题上，印度的态度非常坚决--印度不需要减排，印度当前的使命是增排。我们还不敢这么说，我们答应尽量减排，至于达到什么水平，我们承诺了40%，认定的标准是减少到40%。印度不是这样，他们要增排，虽然后来他们也做出了妥协和让步，但他们说，在这个地球上，有这么多废弃物的排放，主要都是发达国家产生的，发达国家应该承担历史责任。今天我们也讲，在环境变化问题上，西方国家应该承担历史责任。你看中国排放多，到处是烟雾重重，但是在过去的200年时间里，美、英、法、德等国排放的污染物，是造成大气环境现在这种状况的罪魁祸首。印度人讲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球上，就像在一个屋子里，现在是烟雾腾腾，这些烟雾都是你们这些老烟枪给放出来的，而我才刚刚学会抽烟，我还得让我再多抽几口。你看，这个例子讲得多么生动，多么有说服力!你说你都抽了200年了，现在却怪我抽多了。在其他方面，比如在人权问题上、WTO问题上、劳工权利保障上，印度跟我们还是合作得不错。特别是在金砖峰会上，中印之间的沟通和协调非常合拍。

二、中印关系存在的问题

(一)边界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边界问题。应该说这是横亘在中印关系当中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印之间的战略互信不可能真正建立。中国跟巴基斯坦的关系也不可能像他们所期待的那样。这个问题应该说由来已久，而且这个问题涉及双方的核心和重大利益。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应该说我们是吃亏者。历史上我们的老祖宗不强大、不争气，我们的大好河山在英印时期被吞并了不少，侵占了不少。所以，中印之间边界争端问题至今还存在。对于边界问题，我们大概是这么表述的，请大家记住:第一，中印边界从来没有正式划定;第二，长期以来存在着一条传统习惯线。现在的情况是，中印传统习惯线是我们在对印边界谈判中需要坚持争取的(虽然这不能说是我们的底线，但可以说是我们的最高要求线吧)。然而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在1913-1914年的时候，英国殖民主义者麦克马洪，利用中国当时中央政府的软弱和西藏地方政府存在的一种矛盾的心理，背着中央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通过阴谋的手段来达到他们非法占领中国领土的目的。长期以来，在中印边境地区，在布拉马普特拉河北岸基本上(我讲的这几个定义)是长期而持续地在西藏地方政府管辖之下。有些地方是长期的、持续的、有效的管辖，有些地方还没有到这个程度(这个大家心里要有数，对外斗争是一方面，而我们心里要有数又是另一方面，请记住这一点)，中印边界从来没有正式划定，但存在一条传统习惯线，英国殖民主义者侵占了长期以来属于西藏地方政府的地方。中印边界大概分为三段，如果延长一点，就延长到中印边界极西段。这个中印边界极西段是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三国交界的地方，我们现在一般不谈，留到将来再说。然而，印度一直在纠结，他们说中印边界争议长度有4000多公里，其实不对;也有人说有3000多公里或者2000多公里，那都不确切。而正确的大概是1700公里。东段的争议最大，我们传统上说有90000多平方公里，中段大概有2000平方公里，西段大概有30000多平方公里，总争议面积大概有140000多平方公里。边界领土问题涉及国家的核心利益，涉及相关国家的民族感情，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依然存在。当然，我们应该说由于我们老祖宗的脆弱、虚弱、软弱，我们吃了大亏，我们是吃亏者，印度是既得利益者。大家记住这一点，就会非常明确，中印边界问题未来怎么处理。邓小平同志曾经提出过，中印边界东段你让一点，西段我让一点，咱们来个交换，做个一揽子交易，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而印度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占了便宜还要卖乖，应该说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非历史的、非客观的。中印边界(中印关系)到现在为什么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从心理上没有得到改善，大概边界问题是最难的问题，也是最恼火的问题。因为我们吃亏了，我们总是要拿回我们应得的一部分。怎么解决?恐怕现在很麻烦，因为大量的土地被印度控制着。我们曾经比较慷慨大度地提出“互谅互让”的解决边界问题方针，但是印度不同意，他们把“互谅互让”转换成“互相调整”，或者是“有取有予”。这些主张，听起来差不多(“有取有予”和“互谅互让”听起来差不多)，但是他们的“有取有予”和我们的“互谅互让”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互谅互让”，要求印度至少在东段做出实质性让步，但是就我们所了解的信息，印度并没有这方面的打算，所以边界问题就不可能解决。

那么，未来怎么办?有人提出最好全部拿回，或者至少拿回三分之二，这恐怕都是不现实的。这个问题的谈判是非常艰难的。20世纪60年代，周总理亲自到印度去谈过两次，都没有解决。到了80年代，从1982年开始，双方的谈判又进行了八轮，也没有什么进展，只是改善了一下气氛，同时解决了相关的一些问题，边界问题本身并没有任何进展。2005年，中印双方经过中印边界特别问题代表谈判达成了一项协议，这就是《中印关于解决边界争端的政治指导原则》。这个指导原则讲了几条，比方说，历史的、人文的、宗教的。但是，这里边没有谈历史时限的问题，这是最大的失误。

当时戴秉国同志去谈判之前，王毅同志任亚洲司司长，找了几个人谈话。他问我们，如果印方提出一些讨论文本，我们有什么意见，我当时特别提出了一定要强调历史时限原则。因为强调这个历史时限原则对我们中方是特别有利的，至少在达旺这个地区对我们是特别有利的。西藏地方政府对达旺这个地区曾进行过长期、持续、有效的行政管辖，而这个地方只是在1951年印度独立以后才被占领的。所以，我们一提达旺这个地方印度人就很恼火，因为我们说到的是核心的地方。即便把所有原来印度占领的地方的责任都推到英国殖民主义者身上，但1951年即印度独立四年之后，印度军队携带一些公务人员和民工强制性地把我们在达旺地区的行政人员包括一些宗教人士赶回来，然后实施强行占领的行径，却是无法推脱的。如果我们加上这个历史时限原则，比方说以1947年为限，这样对我们就是有利的。我们希望在未来的谈判中最大限度地争取我们的权益，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边界问题的解决，任何边界谈判的进展都是双方妥协的结果，只是要看谁妥协的多，谁妥协的少了。按照道理，我们应该要求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但是印度方面也耍了小心眼，大家注意这个文件，在2005年的一份文件中提到，印度愿意做出有意义的让步--the meaningful，而我们要求的是substantial，大家的英语比我好，可以比较一下meaningful和substantial的差别，所以双方的立场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未来怎么办，根据我们国家以往解决和其他国家边界问题的经验，大概是这样:首先确定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从战略、从政府的层面确定一些东西，然后确定解决边界问题的框架。第一个是突破，第二个难度最大。第一个多少还有些含糊的东西，第二个确定框架则要相对具体，大概的内容要确定。虽然中印边界特别问题代表谈判进行了十五轮，但是现在还没有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所以未来可能还要经过比较长的时间。我觉得解决边界问题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双方同时具有强烈的政治意愿，双方同时具有强有力的政府，双方同时具有扎实的民意基础。即使放弃第三个条件，也会有几种情况:你有我没有，我有你没有;我的政府有权威，你的政府没权威;你的政府有权威，我的政府没权威。解决这么大面积的有争议的边界领土问题必须是这样。我们期待将来我们的政府在和印度谈判的时候能最大限度地维护我们国家的权益。

(二)西藏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西藏问题。刚才讲到了1959年达赖喇嘛叛逃到印度，其实早在1956年中印在达赖喇嘛这个问题上就已经有了一些分歧，印度就已经有了一些预谋，最后被我们化解了。当时，达赖喇嘛到印度参加释迦牟尼诞辰两千五百年大会，印度就想把他留下来或者是扣下来。说扣下来是因为达赖喇嘛不同意，说留下来是因为达赖喇嘛本身有这种愿望。客观地讲，他本身有这种愿望，但是当时我们既做印方的工作，又做达赖喇嘛的工作，他最终还是回来了。1959年西藏叛乱发生以后，达赖喇嘛叛逃到印度。这个时候，印度就把达赖集团作为与中国讨价还价、施加压力和影响的一个筹码。

达赖集团对于印度的意义在于:第一，对我国西藏地区施加影响。第二，利用达赖集团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满足印方主张而做工作，发挥效应。因为达赖讲过他是“印度之子”，我觉得这个话讲得非常非常不合适。再一点，达赖喇嘛每到一个曾经是他的地方政府长期、持续、有效管辖的地方，就说这个地方历史上就是印度领土，让印度听了之后真是狂喜啊。因为在中印边界谈判的时候，达赖喇嘛都说了这个地方是印度的，那你还说什么?这使得我们在外交谈判中非常被动。我觉得印度现在利用达赖集团最大的目的就在这里，而这个问题显然会影响中印关系。而且，印方还在公开、半公开或者说是隐秘地继续支持达赖集团。整个西藏问题严重影响中印关系，因为在印度流亡的这些藏族人，说是流亡者，实际上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还是希望继续搞分裂、搞独立的。在印度，流亡的藏族人大概有15万，这些人生活在不同地区，德里附近有一部分人，达赖的大本营达兰萨拉也有不少。这些人都在不时地利用各种机会表现自己，开展分裂活动。我们就这个问题也不断地和印度进行外交交涉，而印度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述是这样的:印度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后来通过我们的斗争改为: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印度不允许流亡西藏人从事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但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印度是采取两面的手法，没有切实地履行这个诺言，有些时候甚至是放纵、支持、怂恿流亡的藏族人在印度领土上进行活动。在印度经常可以看到穿着印有“free Tibet”字样T恤的人的集会，他们喊的口号、会议宗旨都是要搞西藏分裂。上述印方的这些所作所为就严重影响了中印关系。

(三)安全疑虑

第三个问题是安全疑虑，讲的是威胁观。这一点我们看报纸了解得比较多。在印度的战略圈中，中国基本上是作为印度的对手而存在的，在很多印度战略家的表述中，经常会提到“中国威胁”，甚至有些时候明目张胆地说“中国是印度最大的威胁”。1998年印度进行核试验的时候，体现得最为明显，就是说印度进行核试验是因为中国，认为“中国是印度最大的威胁”，当时的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就讲过这种话。1999年1月，费尔南德斯邀请我们去访问。当时他请我吃饭，我说感谢阁下的邀请。接着我又说，阁下在中国非常有名气，因为你骂中国骂出名气来了，中国人都知道印度有个反华的头号人物就是阁下。希望阁下有机会来中国看一看，看一看中国在干什么，看一看中国人在想什么。我的言下之意是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国正在全力推进改革。中国人在想什么?没有一个人想和印度打仗，中国人现在想的就是赶紧赚钱，赶紧发展。2003年他还真的来了，经过我们的一番工作，回去后就讲了很多关于中国的好话，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反对党就指责说:“中国人给了你什么好处，你接受了哪些贿赂，态度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其实我们一没给他钱，二没给他货，只是表明了我们中国人的立场和态度。现在中国人有几个是准备和印度打仗的?好像没有。但是在印度人的心里，1962年的阴影，近几年的一些不愉快都还在制约着他们的思想，在他们的战略圈中，很多人仍然存有较深的“中国威胁”观念。

(四)三角关系

第四个问题就是三角关系，这个问题很重要。目前主要有两个三角关系:中印美关系，中印巴关系。巴基斯坦描述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是:比喜马拉雅山高，比阿拉伯海深，比野蜜蜂的蜜还甜，比钢还硬。这说明中巴之间的关系确实是没得说的，是亲兄弟，是战略伙伴。不管是在联合国还是其他任何场合，在很多关键时刻，巴基斯坦都站出来替我们说话。以前在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上，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斗争非常激烈，除了前方各国大使做工作，我们的外交部也召集各个国家大使做工作。我们的官员找到巴基斯坦大使，请他帮我们做工作，他帮我们说服那些与他们关系好的国家。当时人权问题对我们的压力非常大，在这个问题上，你不用说，他就帮我们打冲锋，在国际关系中这是绝无仅有的。我们曾经有过很好的伙伴巴基斯坦，以及同志加兄弟的越南、朝鲜，但现在看来能够完全理解中方意图的唯有巴基斯坦。还有一点，中美建交，巴基斯坦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中巴关系确实很特殊，中巴关系的大幅度改善是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之后。我们现在总的想法是，既要继续加强中巴关系，也要认真改善中印关系。在这个三角关系中，我们的态度是，既不拉巴基斯坦来牵制印度，也不因发展中印关系而忘了巴基斯坦。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如果不明确，在南亚就很难发展其他关系。再一个就是中印美关系。我们认识到印度崛起，我们认识到发展中印关系的重要性，另外一个国家美国也看到了这一点，也特别强调发展和加强同印度的关系的重要性。在国际关系的范畴，美国在强力拉拢印度，印度也需要和美国发展关系。在这个三角关系中，美国有意拉拢印度来制衡中国，这一点确定无疑。2005-2006年期间，美国驻印度大使从新德里来到中国游说，他希望做几个中国学者的工作，说美国无意利用印度遏制中国。我说但愿阁下说的是真的，如果你不拉拢印度制约中国我们会非常高兴，但是根据我的研究，作为一个学者，我阅读了几份非常重要的美国官方文件，如美国的《国家安全报告》《四年防务报告》里面就清楚地写明了美国发展和印度的关系的意图，当然官方文件里面不可能直接提“拉拢印度，制约中国”，这样太赤裸裸了，但是有这样的话:“培植印度成为亚洲力量平衡的一个筹码。”我国和美国要继续发展关系，同时我们要冷静、自信地看待美国和印度发展关系。美国拉拢印度肯定会给印度一些好处，但是印度不会跟着美国跑，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印度会利用美国的这种意图，但是印度不会跟美国绑在一起，因为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在改善，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也在改善，中国对印度的意义完全不亚于美国对印度的意义。我做了一个比较中印实力的研究，我们的这种自信还来源于我国的实力，中国和美国存在一个这样的差距，但是中国和印度也存在这样一个差距。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自信，印度绝对不会跟着美国跑而与中国为敌，因为印度是一个大国，美国不可能完全把它养起来;另外，中国现在的这种实力使得印度觉得他自己必须和中国搞好关系，因为双方是邻居。我们要继续发展和美国的关系，积极发展和印度的关系，自信、冷静地看待印美关系。

(五)贸易问题

我们讲到了中印贸易的发展，讲到了贸易总量的发展。双边贸易还是存在一些不平衡的问题，但这些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中方而在于印方。尽管双方都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水平还是有一些差距。我们改革开放得早，我们是贸易顺差，他们是贸易逆差。因为他们可提供给我们的贸易品种很少，大宗的是铁矿砂，而如果铁矿砂贸易不景气的话，其对华出口就会遇到很大的问题。每当提到贸易顺差的时候，我们就讲你们应当向中国市场提供适销对路的、有价格竞争力的产品，而他们没有多少产品卖给我们。我们的电视、电冰箱等家电产品在印度大行其道，特受欢迎，而他们卖给我们的东西却非常有限。当然，我们也正在想方设法地增加从印度采购的品种类型。

三、积极改善中印关系

未来怎么办?未来要改善中印关系，就应做到下面几点:第一，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要高度重视和印度的关系，更加积极地改善中印关系，积极清除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障碍和消极因素。第二，以信任的建立为落脚点。如果缺乏信任，那么双边关系很难发展。一次互访，双方虽能讲出很多好话，但是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因而他就不可能继续由衷地发展良好的关系。第三，以文化融通为结合点。从文化合作方面做工作，尽管做这项工作达不到高层的政治层面，但是这项工作做了会长期有效，会慢慢地发挥作用。第四，以民间交流为切入点。2013年3月15日，李克强总理在参加完记者招待会之后，从人民大会堂回到中南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印度总理辛格打电话，这表明作为新一届政府的总理是愿意和印度进一步发展关系的。目前作为高层和印度发展关系没问题，但是在民间层面交流太少。印度现在的总人口为12.5亿，这是根据2011年1月他们的第四次人口统计数字计算出来的。印度的人口增长率为18‰，也就是说每年大概有2000万新增人口。现在是2013年9月，中国2011年的总人口为13.7亿，我国的人口增长率为1%左右。这两个大国加在一起有26亿多人口。每年70万的人员互访量，显然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大力加强这方面的工作。首先，政府要放开签证旅游的限制，让更多的人来中国，来到中国就会亲眼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巨大变化(前面讲到的费尔南德斯态度转变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其次，我们要全力发展经济，全力打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总之，加大人员交流会带来这样一种能代表民意的友好关系，这对于进一步改善中印关系将是非常有利的。

【注释】

[1]本文根据中国改革开放论坛战略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马加力教授在2013年9月29日“西部边疆论坛”第九期讲座上的演讲录音整理，并送马加力教授审阅定稿。该论坛由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