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前身——儒者，在开始便是为人治丧相礼的专职人员，先秦时的儒者，精通礼乐，熟悉丧葬祭祀礼仪，服务于社会。[1]儒家学派创始人在制订社会规划的蓝图时，把他们所熟悉的礼乐推广到社会政治领域和社会日常生活中，是情理之中的事。主持丧葬礼仪本来就是儒家的本行，他们充分利用这个优势，将丧葬习俗塑造为“立人伦，正性情”的道德工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丧葬制度即是儒家思想产生的母体，又是其向大众传播的工具。
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继续发展时期，在文化、思想、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但是也应该看到其对前代文化成果的一些继承。历史是一条河流，如果把葬期放在这条汹涌奔腾地历史长河中，我们就会更加深刻地理解宋代葬期的特色。
一、早期葬期的叙述及实践
远古时候人们的丧葬意识淡薄，开始时弃尸于荒野，《孟子·滕文公上》:“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盖归，反蔂梩而掩之。掩之诚是也，则孝子仁人之掩其亲，亦必有道矣。”孟子的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丧葬礼仪是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从弃尸于野到归而掩之，从而有了丧葬礼仪，不过开始只是葬于荒野，无堆无坟，《礼记·檀弓上》就说:“古者，墓而不坟。”《周易·系辞传下》也说:“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树。”也就是说远古时候，坟墓之上不封土堆，也不种树。这点也可以从考古材料上得到证实。
大概从春秋战国开始，坟墓上开始封土，人们对葬地和葬期开始有了要求。对葬地环境的要求，也只是简单的避水泉之湿，蝼蚁之害，并无后来的风水之说。《墨子·节葬》认为葬地的环境应该是“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垄”。这种思想和后来程颐选择葬地的思想是一致的，“唯五患者不得不慎，须使异日不为道路，不为城郭，不为沟池，不为贵势所夺，不为耕犁所及。五患既慎，则又凿地必至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润也”[2]。
对于下葬日期，则只是简单要求在天气良好的情况下下葬。《春秋》记载:“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可葬。戊午，日下昊，乃克葬。”[3]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鲁定公下葬没有时辰的限制，否则不会等到雨住再下葬。当时已经开始卜下葬的日子了。
西汉武帝后，儒家思想逐渐占据主流，“三礼”成为儒家经典，其中很多规定成为制度，并逐渐发展演变，成为礼仪制度的一部分。“三礼”是经儒家增删整理的周代礼制，其中一部分为商周时期社会上施行的礼制的记录，另一部分则寄托了儒家政治社会理想和设想。“三礼”包括《周礼》《仪礼》《礼记》，虽然学者对“三礼”的具体成书年代有争论，但是一般认为《周礼》和《仪礼》作于春秋战国时期，《礼记》为战国秦汉儒家阐释《仪礼》和关于礼的论文、杂记、故事等文章的汇编。“三礼”的出现标志着包括葬期在内的丧葬活动开始制度化。后世的许多礼仪制度以“三礼”为蓝本，丧葬礼仪也不例外。
“三礼”对葬期做了规定，在《礼记·王制》中，“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至庶人三日而殡，三月而葬”。《礼记》的这种记述既是春秋战国时葬期的总结，又考虑了当时的具体情况，“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4]。礼制是一个时代社会习惯的总结，是对诸多因素适应和选择的过程。宋代朱熹也说过“《仪礼》，不是古人预作一书如此。初间只以义起，渐渐相袭，行得好，只管巧，至于情文极细紧密，极周经处，圣人见此意思好，故录成书”[5]。说的也是这个意思。按照“三礼”规定，丧葬礼仪包含一系列烦琐的仪式，共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始死到葬后祔祭。第二阶段，从祔祭到丧之十三月的小祥祭。第三阶段，从小祥祭到丧之二十五月的大祥祭。第四阶段，从大祥祭到丧之二十七月的衣禫祭。其中第一阶段仪式最为繁复，计有初死、小殓、大殓、殡(停棺待葬)、葬几个阶段。这些仪式寄托了生者对死者的怀思，《礼记·问丧》说:“三日而后殓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同时丧葬礼仪也对葬期有影响，如大夫至庶人三日而殡，葬只能在殡礼之后。
鲁僖公在僖公二十三年十一月薨，在次年四月下葬，《左传》记曰“葬僖公缓”。后人注曰:“文公元年经书四月葬僖公。僖公以实今年十一月薨，并闰，七月乃葬，故传云缓。”[6]这说明作者当时已经有了葬期的观念，僖公作为诸侯，葬期超过五月，所以不合礼制。
《春秋》《左传》对于当时诸侯的葬期记载是很详细的。从记载中可以看到杞僖公葬期为两个月，晋悼公逾月而葬，郑献公、郑简公、晋昭公、宋元公、宋穆公均为三个月，宋穆公为五个月。天子诸侯国君死后葬期一到数月不等，说明当时对于葬期并未形成严格的等级区分，倒是后人作注时，在杞僖公、郑简公、晋昭公、宋元公葬期后作注说:“三月而葬，速。”[7]说明在注者的时代，看待这些诸侯葬期就很不合礼制了，认为时间太短。那应该是多长时间呢?有可能就是采取的“五月而葬”的标准。
汉代皇帝，葬期普遍较短，文帝从死至葬是七日，景帝十日，武帝十八日，明帝十一日，章帝十二日。据杨树达考证，汉代大臣葬期最少的象袁安只有十八日，有些数十日，也有二百多日，三百多日，四五百日的。[8]西汉末年，上层出现停丧不葬风气，为求吉地使葬期延长。
魏晋后，薄葬短丧，流行渴葬，葬期就在十天左右。《南史·徐勉传》记载南朝时，“时人间丧事多不尊礼，朝终夕殡，相尚从速”，徐勉上书极言其弊，“请自今士庶宜悉依古，三日大殓，如其不奉，加以纠绳”。[9]
唐代颁布《开元礼》，其中品官和庶人丧葬礼仪计有六十多项。但是对于葬期则较少言及。唐诸帝中，高祖五个月，太宗三个月，高宗八个月，其余除玄宗近两年外，都在四至十月间。[10]
宋代制定了一些礼仪，其中宋徽宗时颁布的《政和五礼新仪》影响较大，出现了《唐开元礼》中没有出现的士庶礼仪，即“庶人冠仪”“庶人婚冠仪”“庶人丧仪”，成为礼下庶人的一大转折。[11]政和三年，《五礼新仪》编定，诏令开封府施行，“刊本给天下，使悉知礼意，其不奉行者论罪”。仅仅过了七年，就因“有言其烦扰，遂罢之”[12]。诏罢的原因是“俗儒膠古，便于立文，不知达俗。闾阎比户，贫窭细民，无厅寝户牖之制，无庭阶升降之所，礼生教习，责其必备，少有违犯，遂底于法。至于巫卜媒，不敢有行。冠婚丧祭，久不能决。立礼欲以齐民，今为害民之本”[13]。由此观之，由官方主持编写的礼仪由于拘泥于古礼，而不知权变，终于难以施行。相反，宋代的一些士大夫由于能够适应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编写出一些士庶礼仪规范，在民间广受重视，得到了广泛的流传。这其中较为著名的是司马光的《书仪》和朱熹的《家礼》，其中朱熹的《家礼》影响最大。《宋史》言:“朱熹讲明详备，尝欲取《仪礼》《周官》、二《戴记》为本，编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之礼，尽取汉、晋而下及唐诸儒之说，考订辨正，以为当代之典，未及成书而没。”[14]此处朱熹所编次的礼书即为后世所传的《家礼》一书。《家礼》就是在保持先秦古礼传统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实际，制定出简单易行的礼仪。朱熹很重视礼的实践性，认为礼制要随时代、人情和民俗的变化而变化，“古今异变，风俗不同，虽有崇儒重道之君，知经好学之士，亦不得尽由古礼，以复于三代之盛。盖因时述作，随事讨论，以为一国一家之制者，固未必皆得先王义起之意”[15]。朱熹修订后的礼仪制度集中体现在他的《家礼》一书中。《家礼》一书，成为后世民间一直通用的一部礼仪用书，一直到20世纪初，很多地方“殓殡葬祭，悉尊朱子《家礼》”[16]。《书仪》和《朱子家礼》对葬期都做了规定。
司马光说:“葬者人子之大事。死者以窀穸为安宅，兆而未葬，犹行而未有归也。是以孝子虽爱亲，留之不敢久也。古者天子七月，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逾月。诚由礼物有厚薄，奔赴有远近，不如是不能集也。国家诸令，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盖以待同位外姻之会葬者适时之宜，更为中制也。《礼》:未葬不变服，啜粥，居倚庐，寝苫枕块，既虞而后有所变，盖孝子之心，以为亲未获所安，己不敢即安也。”[17]
朱熹也在《朱子家礼》中说，“三月而葬，前期择地之可葬者”[18]。《朱子家礼》的对象是一般的士大夫庶民，其中的“三月而葬”指的就是士大夫和庶民，书中的丧葬礼仪对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近代。
二、葬期:以“孝亲”为中心
从丧葬礼仪发展来看，其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孝亲，即如《孟子·滕文公上》所叙述的，在远古的时候，人死后往往弃尸荒野，任由野兽虫豸食之，后来人们觉得于心不忍，于是将死者安葬起来。据《礼记·檀弓》，“葬”字最初的含义也就是“葬也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见也”。《说文解字》也说:“葬，从死在茻中，以其中所以荐也。”[19]在此情况下，丧葬礼仪无疑是简单的。
原始公社时期的姜寨，仅在第二期的文化遗存中就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公共墓地1000平方米。共发现墓葬294座，其中土坑墓191座，瓮棺葬103座，只有7座以布在公共墓地外。[20]在这些墓葬中已经有了随葬品，如在1982年发掘的江苏武进寺墩墓葬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发掘除陶器外，仅玉器一项就有五十多件。[21]葬式的炊杂和随葬品的繁多，证明了当时人们对于丧葬的重视，其中必然伴随着相应礼仪的复杂化。春秋战国时期的丧葬礼仪已经很烦琐复杂，这一点从“三礼”就可以看出来。礼仪体现一种感情和秩序，丧葬礼仪开始就是作为“孝亲”来被叙述定义的，只是到后来随着阶层的分化才加入了等级身份因素，从中体现出等级和尊卑。近代发掘的唐代薛儆墓，就发现墓中有被砸毁的华表。按照唐代葬制，达到一定的等级才可以用华表，薛儆墓中被砸毁的华表显然与墓葬的越制有关。[22]
同时官方颁布的丧葬礼仪书籍也详细规定了各种葬仪适用的等级，将葬仪等级制度化。在唐代的《开元礼》中就对“终称”做了如下规定:官吏死亡，三品以上称薨，四品、五品称卒，六品以下称死。坟墓，一品墓地方圆九十步，坟高一丈八尺;二品八十步，高一丈六尺;三品七十步，高一丈四尺;四品六十步，高一丈二尺;五品五十步，高一丈;六品以下二十步，高不过八尺。墓阙，四品以上筑阙，五品土堠，六品下封而已。碑碣，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龟趺，上高不过九尺。六、七品立碑，圭首方趺，上高四尺。[23]《政和五礼新仪》也有品官和庶人之别。《宋史》引《礼院例册》，其中规定:
诏葬，诸一品、二品丧，敕备本品卤簿送葬者，以少牢赠祭于都城外，加璧，束帛深青三、
二。诸重:一品柱鬲六，五品已上四，六品已下二。诸铭旌:三品已上长九尺，五品已上八尺，六品已上七尺，皆书某官封姓之柩。诸輀车:三品已上油幰、朱丝络网施襈，两厢画龙，幰竿诸末垂六旒苏。七品已上油幰、施襈，两厢画云气，垂四旒苏。九品已上无旒苏。庶人鳖甲车，无幰、襈、画饰。诸引、披、铎、翣、挽歌:三品已上四引、四披、六铎、六翣，挽歌六行三十六人。四品二引、二披、四铎、四翣，挽歌者四行十六人。五品、六品挽歌八人。七品、八品挽歌六人。六品、九品(谓非升朝者)挽歌四人。其持引、披者，皆布帻、布深衣。挽歌，白练帻、白练褠衣，皆执铎、犯，并鞵袜。诸四品已上用方相，七品已上用魌头。诸纛:五品已上，其竿长九尺。已下，五尺已上。诸葬不得以石为棺椁及石室，其棺椁皆不得雕镂彩画、施方牖槛，棺内不得藏金宝珠玉。[24]
从中可以看出宋代丧葬仍然等级森严，丝毫不逊于前代。
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丧葬的一部分，葬期也必然要适应和反映这种变化。初时葬期也是没有等级的，等级观念是逐渐形成的。春秋战国时期，《礼记·王制》中就规定天子的葬期为七月，诸侯为五月，大夫庶人为三月。和丧葬中的有些礼仪不同，上述葬期只是儒家理想中的蓝图，实际中的葬期并没有完全按此来施行。所以葬期的等级观念一直没有得到强化，它的主要表述仍然是作为“孝亲”的一部分，体现儒家“事死如事生”的丧葬思想。
在早期的丧葬礼仪中，重点体现“孝亲”这一内容，最为典型的是把“厚葬”视为重要的孝行。先秦时便有这样的评论，“今世俗大乱，人主愈侈，其葬则心非为乎死者虑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糜者以为荣，节俭者以为陋。不以便死为故，而徒以生者诽誉为务，此非慈亲孝子之心也”[25]。说明在先秦时，丧葬中侈靡之风很是盛行，人们以此相与矜尚，节葬者会受到别人的诽谤。厚葬除去对人炫耀以外，固然也有孝亲之心。两汉强调“孝”，诸帝中除高祖刘邦和世祖刘秀外，一概以“孝”字作为谥号就可以看出。此外，还在很长时期里施行“举孝廉”的选人制度。汉代“孝”的观念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广大的下层民众来说，“孝”的简明诠释就是生养死葬，烦琐的丧葬礼仪也是“孝”的重要体现。
宋代，丧葬仍为“孝亲”的一部分，宋庠在《孝治颂》中说:“和合炎宋，专一孝治。”[26]指出“孝”在宋代的重要性。而宋祁认为“孝”体现在丧葬上，说“孝莫重于丧”[27]。宋人关于“孝”的记述还有很多，事死以礼被当作尽“孝”当中很重要的部分。程颐认为，“冠婚丧祭，礼之大者……凡事死之礼，当厚于奉先者”[28]。宋孝宗在宋高宗死后有意为其服孝三年，孝宗死后谥为“孝宗”，不只与其对高宗生前尽孝道有关，还与其在高宗死后能够遵守有关礼仪，“三年无改于父道”有关。“终丧三年，又能却群臣之请而力行之。”宋光宗也提倡“礼莫大于事宗庙……孝莫重于执丧”[29]。就是在皇帝士大夫的倡导下，丧葬作为了孝亲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宋史·孝义传》所列称为“孝”的76人中，有22人的孝行和丧葬有关。袁采在《世范》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宋会稽贾恩，母亡未葬，为邻火所逼，恩及妻柏氏号泣奔救。邻近赴助，棺榇得免，恩及柏氏俱烧死。有司奏，改其里为“孝义里”，蠲租布三世，追赠恩显亲左尉。
葬期作为丧葬的一部分，自然也是以“孝亲”为中心的，等级尊卑是儒家竭力维护的伦理关系和社会秩序。最为明显的就是丧葬中的其他礼仪，有国家的制约来保证等级的体现。《开元礼》对于不同级别官吏的终称、墓地等均有不同规定，随便逾越是要受到惩罚的，体现了严格的等级要求。而葬期却是个例外，在丧葬礼仪发展过程中，始终以“孝亲”为中心，对于等级却没有严格的要求。
丧葬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融合了其他的因素，如祸福感应等。《后汉书·袁采传》记载，袁采丧父后，有人指着某处佳地对他说:“葬此处当为上公。”传为晋代郭璞所著的《葬书》也提出了祸福感应说。《葬书》认为:“人受体于父母，本骸得气，遗体受荫。”此处“本骸”指逝去父母的尸骸，“遗体”则指在世的子孙。在讲究孝亲的中国古代社会，安葬父母被赋予了孝的含义，“孝”体现在丧葬中的各种礼仪的实施上。为父母寻找一处风水绝佳的葬所，祖坟的风水越好，子孙受荫越多，这种观念促进了风水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孝”是为了自己的父母，而风水则完全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在儒家传统观念中，丧葬的本身是为了“尽孝道”，这里面不包含利己的成分，在后来的发展中丧葬就是以“孝”为中心，但是不能排除像风水等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也会对丧葬中的葬期产生影响。
【注释】
[1]按此说见徐中舒《甲骨文中所见的儒》，《四川大学学报》1975年第4期，第70～74页。钱穆和胡适亦同意此说。儒家创始人孔子也数次为人主持丧葬事物，如《礼记·檀弓下》记载，司徒敬子之丧，“夫子相，男子西向，妇女东向”。书中也记载有孔门弟子主持丧葬的事可以作为旁证。
[2]程颢、程颐:《二程集》卷十《葬说》，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23页。以下引此书不再注明版本。
[3]《左传·定公十五年》。
[4]《左传·隐公元年》。
[5]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八十五《礼二》，第2194页。
[6]《左传·僖公二三年》，注见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14页。
[7]分见《左传》哀公九年，昭公十二、十六、二六年，隐公元年，注分见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上海人出版社，1977年，第1760页、第1345页、第1407页、第1533页。
[8]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87页。
[9]李延寿:《南史》卷六○《徐勉传》。
[10]可见《旧唐书》各本纪。
[11]杨志刚:《〈司马氏书仪〉和〈朱子家训〉研究》，《浙江学刊》1993年第1期，第108页。
[12]脱脱等:《宋史》卷九六《礼一》。
[13]司义祖整理:《宋大诏令集》卷一四八，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48页。
[14]脱脱等:《宋史》卷九八《礼一》。
[15]朱熹:《朱子全书·跋古今家祭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826页。以下引此书不再注明版本。
[16]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之《考城县志》《汜水县》《温县志》，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年，第30、13、76页。以下引此书不再注明版本。
[17]齐豫生主编:《中国古典名著》第35卷《温公家范、袁氏家范》，北京: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6年，第27页。
[18]朱熹:《朱子全书·家礼》，第914页。
[19]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7页。
[20]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编著:《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343页。
[21]张丽华:《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遗物》，《文物》1984年2期，第17、21、22页。
[22]闫向东:《唐代薛儆墓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66页。
[23]杜佑:《通典》卷一○八《开元礼纂类》，第2811～2812页。
[24]脱脱等:《宋史》卷一二四《凶礼三》。
[25]吕不韦编:《吕氏春秋》卷十《节葬》，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66页。
[26]宋庠:《孝治颂》，《全宋文》卷四三一，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2页。以下引此书不再注明版本。
[27]宋祁:《孔仆射行状》，《全宋文》卷五二一，第64页。
[28]程颢、程颐:《二程集》卷一八《伊川先生语五》，第240页。
[29]脱脱等:《宋史》卷三九一《周必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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