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各类史学著述中一再强调，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应该具有“四长”：史德、史学、史识和史才。与古代史家以“史才”为首不同，梁启超不仅提出了“史德”的说法，更是把“史德”放到了“四长”中的第一位，即写史要心术端正，忠于历史，写历史人物就更不要掺杂丝毫个人好恶的情感，用真人真事还原人物的本来面目。用什么样的标准去评价历史人物？中国传统史家主张惩恶劝善，历史研究和历史记载总以有口皆碑的正面英雄为主，迄今为止学者们和社会大众群体对待一些誉谤交加的人物也是标准不一。在《李鸿章》传开篇绪言中，梁启超就直接提出了自己评判历史人物的“誉谤观”：“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曰：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与前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182]在以后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他再次写道：“实际的政治家，在政治上做了许多事业，是功是罪，后人自有种种不同的批评。我们史家不必问他的功罪，只须把他活动的经历，设施的实况，很详细而具体的记载下来，便已是尽了我们的责任。”这两段话足以体现梁启超作人物传记一贯秉行的科学态度——不存私见、褒贬分明。
众所周知，梁启超和李鸿章在政治上是公敌，私交也泛泛不深，在李鸿章去世之后，梁启超却成为给李鸿章树传的第一人，并努力“以公正之心行之”，这使我们对梁启超这种不以个人好恶的史家风范和豁达的胸怀肃然起敬。综观《李鸿章》传全书，一共十二章，梁启超尽管对李鸿章有批评，但却以惋惜和肯定居多，高度评价了作为兵家之李鸿章，立身行己，耐劳任怨，坚忍不拔，开诚布公；作为外交家之李鸿章，在主持中国近代外交上既无功也无过，颇有外交手段；作为洋务运动主持者之李鸿章，目光高于常人，但只知有洋务，不知有国务，终致失败；作为甲午战争指挥者之李鸿章，失败固有责任，但各省督都从未以粮饷接济，实际上是以一人战一国，虽败亦豪，并发出“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的感慨。正是拥有这样镜子一般的公平之心，梁启超才敢如此自信地说出，“吾著此书，自信不至为格林威尔所呵。合肥有知，必当微笑于地下曰：孺子知我”。[183]直书实录、不溢美、不毁谤，这种进步、科学的作传态度，直接影响了五四以后现代传记理论的构建。
除了公平公正的史家修养之外，与同时期的史家相比，梁启超在行文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着一种新的治史方法——史学比较法。梁启超的“比较研究法”含义比较宽泛，不仅包括考据，还包含“比人”“比史”“比事”。“比人”和“比事”是梁启超在比较法中最擅长使用的手法，他往往给立传人物设定一个大的“世界背景”，我们来看梁启超为李鸿章描刻的世界背景：“李鸿章之初生也，值法国大革命之风潮已息……西欧大陆之波澜，既已平复，列国不复自相侵掠，而惟务养精蓄锐，以肆志于东方。……盖自李鸿章有生以来，实为中国与世界始有关系之时代，亦为中国与世界交涉最艰之时代。”[184]
这段“世界背景”中包含着一对比较：以世界形势的发展对比中国人的愚昧无知，故而当梁启超将李鸿章与十六位名人对比时感慨道：“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185]这是梁启超的“比人”。同治九年发生天津教案，曾国藩时任直隶总督，处理方式让法国人和国人都不满意，“举国欲杀”，李鸿章取代曾国藩后，天津教案“遂销沉于若有若无之间”，当时国人都以为李鸿章的声望韬略强于曾国藩，事实上诚如梁启超在书中评论：“普法战争顿起，法人仓惶自救不复他及……而此东方小问题，几莫或措意”。[186]曾、李二人处理同一事件，时局机遇不同，曾国藩被国人称为“卖国贼”，而李鸿章却“声价顿增”。但这毕竟是曾、李二人外交生涯中一个极小的片断，好景不长，此后甲午战争的失败及系列条约的签订，李鸿章却成为了世人口中的“卖国贼”，这是梁启超的“比事”。
“比较研究”的治史方法在梁启超日后的史学理论著述中有系统说明，在此简略介绍一下。梁启超是在史学研究中正式提出“比较研究”概念的第一人，他一方面肯定了中国传统史家在史著中不自觉运用比较方法的成功，另一方面又指出传统史家运用比较的方法只是“为了求得史籍史事的真确”，并没有从治史基本方法的高度来认识和应用它，这种思想在梁启超的很多著述中都有明确表述，如“大抵史料之为物，往往有单举一事，觉其无足重轻，及汇集同类之若干事比而观之，则一时代之状况可以跳活表现”，[187]“研究之价值者，即从事于彻底精密的研究，搜集同类或相似之事项综析比较，非求得其真相不止。须知此种研究法，往往所劳甚多，所获甚简”，[188]“天下古今，从无同铸一型的史迹，读史者于同中观异，异中观同，则往往得新理解焉”。[189]梁启超得出“比较研究法”结论的时间，要晚于《李鸿章》传的成书时间，换言之，在写作这部传记的过程中，梁启超只是在不自觉地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或者说是对这一治史方法的尝试性运用，而后才进行凝练概括形成系统的史学理论。梁启超比较人、史、事，并不是为了说明这些事物本身有多么一致，而是所比之物必定有某一方面的相似或相异性，而对这个方面进行比较更有助于他阐述自己的观点。例如，曾国藩和李鸿章同为“中兴名臣”，李鸿章师出曾国藩，梁启超就在传记中有意识从治军方法、湘军和淮军力量强弱、外交手段等方面将二人进行比较，一方面表明了李鸿章的起居习性、军事见解、洋务思想师承于曾国藩，“鸿章随曾军数年，砥砺道义，练习兵机，盖其一生立身行己耐劳任怨坚忍不拔之精神，与其治军驭将推诚布公团结士气之方略，无一不自国藩得之”，[190]“其一生之学行见识事业，无一不由国藩提撕之而玉成之”，[191]另一方面突出了李鸿章无论是洋务思想还是政治眼光和气魄都大有超出曾国藩之处。此时梁启超运用史学比较的方法还不够娴熟和缜密，但是基于他深厚的国学底蕴和敏锐的洞察力，使他在接受西方进步史学思想的过程中自发和自觉地运用着新、旧史学的比较、中、西史学的比较，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当时极具进步意义和参考价值。
概言之，1901年前后，即《李鸿章》传成文时期，是梁启超的资产阶级新史学思想从初步形成向日趋成熟的转型阶段，也是他本人从政治救国转向学术救国的过渡期。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家，救国图强是其不变的政治理想，即使在到达日本后尝试以学术为媒介探索救国之路的过程中，他也总是自觉地为那些有“非常之业”的“非常之人”作传，李鸿章便是其中之一。这部仅六万余字的著作，可以说既因袭了我国传统史学“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优良传统，又按照资产阶级新史学思想对其进行了革新和改造，通篇体现着梁启超对自己所提出的“新史学”理论的认真思考和实践，“以史救国”的政治理想在这部传记中表露无疑，梁启超和他的这部《李鸿章》传，似乎可用丁文江先生为他写的挽联作结：“思想随时代而变，文章得风气之先”。
【注释】
[1]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9—40页。
[2]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79—180页。
[3]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引自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1年，第176页。
[4]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80页。据张朋园先生在《梁启超与清季革命》中说，1962年7月30日其拜访蒋复璁先生，先生曾供职梁公所主持“蔡松坡图书馆”，追随任公有年，并与任公长女令娴熟识，亲闻任公秩事甚多。据蒋复璁先生说，丁文江主持《梁启超年谱长编》时，曾函请任公生前好友提供资料。章太炎曾撰有《梁任公与孙中山》一文，长万余言，对任公与中山相过从之种种，有详细的叙述，然原稿竟为翁文灏所湮灭，实为可惜。
[5]保皇会：1899年7月，康有为与加拿大华侨李福基、冯秀石等人成立了反对慈禧的保皇会，全称是“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亦称“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和“中国维新会”），这是一个以办报纸、办学校、办商务公司来拓展维新事业的组织，总部设在香港、澳门，康有为任会长，梁启超、徐勤任副会长。随后，康有为分派梁启超、徐勤、欧榘甲等得力弟子赴澳洲、南北美洲开展活动，在加拿大、美国、墨西哥、中南美洲建总会11个，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会员多达百万人。保皇会在政治上的重要举措就是1900年的“勤王起义”，这次“勤王”的失败对维新派是个很大的打击。
[6]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86页。
[7]李喜所，元青在《梁启超传》中认为，从当时的客观情况和信的内容来分析，这里的“其人”“某君”当指梁启超无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9页。
[8]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引自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79页。
[9]梁启超：《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6号，第32页，孙中山年谱中记为《新民丛报》1906年9月3日第四年第14号。
[10]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1—182页。
[11]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44页，引自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19页。
[12]十三太保：梁启超、韩文举、欧榘甲、罗普、罗伯雅、张智若、李敬通、陈侣笙、梁子刚、黄为之、唐才常、林圭、谭柏生。
[13]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8页。
[14]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2页。
[15]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58页。
[16]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上册，北京：远东图书公司，1981年，第238页。
[17]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21页。
[18]“宫崎谋刺南海”案：1900年6月，宫崎藏寅按孙中山计划赴广州策动李鸿章两广独立，住在李鸿章最信任的属下刘学徇家中。刘学徇向来与维新派不和，曾谋刺康梁。康有为得知宫崎打算到新加坡与之相见时，以为宫崎也有谋刺打算，予以拒绝并告发给新加坡当局。在宫崎与友人清藤幸一郎为劝说康有为与革命党合作而在新加坡上岸时，给康有为驳斥刺客之说的信件被新加坡警察截获，认为有协迫之意，后又在其寓所搜到大量现银和银单，遂将二人逮捕入狱。后来在孙中山的营救之下宫崎等人被释放并被驱逐出新加坡，而由于此事的影响，孙中山也被英国当局告之不许在其境内进行革命鼓动，孙中山原定的新加坡目的无法实现，只好转赴香港。
[19]冯自由：《清季革命保皇两党冲突始末》，《革命逸史》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4—15页。
[20]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3页。
[21]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08页。
[22]孙中山：《1903年12月敬告同乡书》，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32页。
[23]同上，第229页。
[24]孙中山：《1903年12月复黄宗仰函》，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30页。
[25]柏原文太郎：《犬养木堂传》第2册，第726—727页，转引自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7年，第89页。
[26]孙中山：《1903年12月敬告同乡书》，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31页。
[27]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7年，第79页。
[28]梁启超：《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词》，《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页。
[29]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4—235页。
[30]梁启超：《破坏主义》，《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5页。
[31]梁启超：《论中国群治不进之原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1页。
[32]梁启超：《释革》，《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2页。
[33]梁启超：《新罗马传奇》，《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3页。
[34]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6页。
[35]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7页。
[36]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20页。
[37]冯自由：《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革命逸史》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4页。
[38]郭沫若：《沫若文集第六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12页。
[39]何遂：《辛亥革命亲历纪实》，《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458页。
[40]胡适：《藏晖室札记》，上海：亚东图书馆，1939年，第112页。
[41]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10页。
[42]同上，第317—318页。
[43]同上，第312页。
[44]同上，第320页。
[45][美]约瑟夫·阿·勒文森著，刘伟等译：《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1页。
[46][日]荻野万之助：《外游三年》，东京：嵩山房，1907年，18—19页。
[47]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29页。
[48]梁启超：《敬告我国民》，《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7页。
[49]梁启超：《辨妄再白》，新民丛报，1904年6月第49号。
[50]梁启超：《答和事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6页。
[51]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74页。
[5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3页。
[53]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1页。
[5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3页。
[5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5页。
[56]康有为：《请商定教案法律折厘正科举文体听天下乡邑增设文庙谨写〈孔子改制考〉进呈御览以尊圣师而保大教绝祸萌折》，姜义华，张荣华：《康有为全集》第四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2页。
[57][日]竹内弘行：《康有为的孔子教》，见《中国儒教的近代化论》，东京：研文出版社，1995年，第134页，转引自：马洪林：《康有为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11页。
[58]《新学伪经考》共包括十四篇“考”，分别为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考第一，史记经说足证伪经考第二，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上、下，汉四河间献王鲁共王传辨伪第四，汉书儒林传辨伪第五，汉书刘歆王莽传辨伪第六，汉儒愤攻伪经考第七，伪经传于通学成于郑玄考第八，后汉书儒林传纠谬第九，经典释文纠谬第十，隋书经籍志纠谬第十一，伪经传授表第十二下、下，书序辨伪第十三，刘向经说足证伪经考第十四。
[59]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页。
[6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6页。
[61]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康有为全集》第二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7页。
[62]康有为：《孟子微·礼运注·中庸注》，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21页。
[63]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康有为全集》第三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页。
[64]康有为：《桂学答问》，《康有为全集》第二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页。
[65]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康有为全集》第三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页。
[66]同上，第128页。
[67]康有为：《桂学答问》，《康有为全集》第二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页。
[68]“素王”，指有帝王之德而未居王位者，为董仲舒首创。
[69]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全集》第二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3页。
[70]同上，第75页。
[71]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8页。
[72]汪康年：《复颂兄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汪康年先生师友书札》，第32辑。
[73]1897年4月14日在时务报馆，康有为的弟子麦孟华、梁启超的弟子梁作霖皆参与其中。
[74]梁启超：《读春秋界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4页。
[75]同上，第15—16页。
[76]梁启超：《读孟子界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7—21页。
[77]梁启超：《复友人论保教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11页。
[78]孙应祥：《严复年谱》，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8页。
[79]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09页。
[80]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10页。
[81]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7页。
[82]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8—29页。
[83]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09页。
[84]梁启超：《论支那宗教改革》，《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5页。
[85]同上，第55页。
[86]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0页。
[87]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9页。
[88]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78页。
[89]同上，第236页。
[90]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5页。
[91]同上，第56页。
[92]同上，第55页。
[93]梁启超：《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5页。
[94]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2页。
[95]同上，第50页。
[96]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5页。
[97]同上，第56页。
[9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3页。
[99]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77页。
[100]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77页。
[101]同上，第278页。
[102]梁启超：《保皇非所以尊孔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9页。
[103]王国轩译注：《大学》，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页。
[104]梁启超：《本报告白》，《新民丛报》，1902年2月8日第1号。
[105]《新民说》共二十节：第一节《叙论》，第二节《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第三节《释新民之义》，第四节《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第五节《论公德》，第六节《论国家思想》，第七节《论进取冒险》，第八节《论权利思想》，第九节《论自由》，第十节《论自治》，第十一节《论进步》，第十二节《论自尊》，第十三节《论合群》，第十四节《论生利分利》，第十五节《论毅力》，第十六节《论义务思想》，第十七节《论尚武》，第十八节《论私德》，第十九节《论政治能力》，第二十节《论民气》。陆续发表于《新民丛报》第一号（1902年）至第七十二号（1906年）之“论说”栏。编为专集《新民说》时，原第十九节改为第二十节；原第二十节改为第十九节。
[106]在发表《新民说》时梁启超自命笔名“中国之新民”。梁启超一生有四十几个笔名，他的笔名总是随着时事的变化而带有政治寓意，初到日本创办《清议报》之初时笔名“任公”，后来日本政府迫使其离开日本，面对日本政府的冷酷梁启超极为伤心，改笔名为“哀时客”，在赴美国檀香山的船上作《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时豪情万丈，自称“少年中国之少年”，但这个笔名几乎没有使用，后来又改为“爱国者”“曼殊室主人”等，发表《新民说》时为了明志，先后用过“新民子”“中国之新民”“饮冰子”等，宪政运动开始后用过“宪民”“沧江”。即便是后期弃政从文后，梁启超在笔名的运用上也寓意丰富，为了写作的需要先后用过“逸史氏”“旧史氏”“新史氏”“国史氏”等。
[107][日]狭间直树：《〈新民说〉略论》，见《明治·日本·西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68页。
[108]胡代胜：《梁启超〈新民说〉的文化寻根》，《江汉论坛》，1989年第2期。
[109][美]张灏著，崔志海，葛夫平译：《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7页。
[110]严复：《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页。
[111]严复：《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页。
[112]此处“盖当日”指1895年著述《原强》《救亡决论》时。
[113]孙应祥：《严复年谱》，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4页。
[114]梁启超：《新民说·叙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115]《皋陶谟》是《尚书》中的一篇。《皋陶谟》九德分别为：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和强而义。
[116]《洪范》三德分别为：正直、刚克和柔克。
[117]梁启超：《论公德》，《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2页。
[118]同上。
[119]梁启超：《论公德》，《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2页。
[120]同上。
[121]梁启超：《论进步》又名《论中国群治不进之原因》，分别发表于1902年6月20日和7月5日《新民丛报》的第10、11号上。
[122]梁启超：《论国家思想》，《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6页。
[123]同上，第16页。
[124]梁启超：《论权利思想》，《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2页。
[125]同上，第18页。
[126]梁启超：《论私德》，《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20页。
[127]同上，第121页。
[128]同上，第125页。
[129]同上，第127—128页。
[130]梁启超：《论公德》，《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2页。
[131]梁启超：《论公德》，《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19页。
[132]同上，第118页。
[133]梁启超：《释新民之义》，《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页。
[134]梁启超：《论私德》，《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30页。
[135]梁启超：《论私德》，《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31页。
[136]同上，第132页。
[137]同上，第131页。
[138]同上，第132—133页。
[139]同上，第134页。
[140]同上，第135页。
[141][日]狭间直树：《〈新民说〉略论》，见《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89页。
[142]梁启超：《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页。
[143]梁启超：《论私德》，《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28—129页。
[144]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页。
[145]黄宗羲著，梁启超节抄：《节本明儒学案·例言》，上海：上海新民社，光绪31年（1905年），第1页。
[146][日]吉田松阴著，梁启超节抄：《松阴文钞》，上海：广智书局，1906年，第1页。
[147]王守仁：《答顾东桥书》，《王阳明全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3页。
[148]梁启超：《论私德》，《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38页。
[149]胡适：《四十自述》，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第47页。
[150]又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
[151]马金科：《论梁启超史学思想的时代性》，《河北学刊》，1985年第1期。
[152]张越：《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的变化》，《河北学刊》，2001年第6期。
[153]汪荣祖：《论梁启超史学的前后期》，《文史哲》，2004年第1期。
[154]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3页。
[155]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页。
[156][美]张灏著，葛夫平，崔志海译：《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6页。
[157]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158]同上，第3页。
[159]同上，第4页。
[160]1902年梁启超的自传体文章《三十年自述》未列其中。
[161]梁启超：《李鸿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2页。
[162]同上，第51页。
[163]同上，第58页。
[164]梁启超：《李鸿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1页。
[165]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页。
[166]梁启超：《李鸿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7页。
[167]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72页。
[168]梁启超：《李鸿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85页。
[169]梁启超：《变法通议·自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170]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14页。
[171]蒋广学，何卫东：《梁启超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0页。
[172]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8页。
[173]同上，第11页。
[174]梁启超：《李鸿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页。
[175]同上，第6—7页。
[176]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9页。
[177]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1页。
[178]梁启超：《李鸿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179]十六位中外历史人物分别为：霍光、诸葛亮、郭子仪、王安石、秦桧、曾国藩、左宗棠、李秀成、张之洞、袁世凯、梅特涅（奥地利宰相Metternich）、俾（斯）麦、格兰斯顿、（迭）亚士（法国总统Thiers）、井伊直弼、伊藤博文。
[180]石莹丽：《梁启超与中国现代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82页。
[181]梁启超：《李鸿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页。
[182]梁启超：《李鸿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页。
[183]梁启超：《李鸿章·序例》，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页。格林威尔，曾任英国首相，画工为其画像时，见其左目上有黑子不美观，欲在画像上为其去掉，格林威尔一再叮嘱画工不要掩饰，“Paint me as Iam.” 即画我当画如我者。
[184]梁启超：《李鸿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0页。
[185]梁启超：《李鸿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80页。
[186]同上，第52页。
[187]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3页。
[188]同上，第65页。
[189]同上，第109页。
[190]梁启超：《李鸿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3页。
[191]同上，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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