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广东梅州人。1896年3月，梁启超从北京到达上海时结实了黄遵宪，不久即在黄捐助并参办的《时务报》任主笔，这是维新派开办的一份报纸，内容力主变法，梁启超就是从这里开始了自己漫长的笔政生涯。1897年秋，梁启超又在黄遵宪的提携下到湖南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此时黄已任湖南按察使。在二人交往前期，黄对梁只是提携后学，奖掖才进。黄对梁的思想产生影响，主要是在他们的交往后期，即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立宪展布之前。政变发生之后，黄遵宪因受到康、梁的牵连被革职，遣回原籍，永不叙用。从此，黄遵宪与远在日本的梁启超只能以书信进行交流，直到1905年黄去世为止，黄、梁之间的信函往来累达十多万字，他曾自述给梁启超写信时的愉悦心情：“每作公书，则下笔飒飒有声，滔滔汩汩，无少休歇。然作他人之书，万万不能尔意者。”他甚至有一奇想，以《左传》为例，每日给梁启超写四千字书信，“此十万言出于吾手，入于公目，何乐如之”！黄遵宪对梁启超的关爱一直延续到1905年黄去世为止，在这十数万言中，仅摘其二三，黄对梁的厚爱便可管窥一斑。
初到日本，梁启超满腹郁结，无处宣泄，决计重整旗鼓，以文章救国。1898年12月23日《清议报》出版，黄遵宪不仅认真阅读每一期报纸，还恳切地指出它的缺点：“清议报所载，如国家论等篇，理精意博，然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计此报三年，公在馆日少，此不能无憾也。”[27]《清议报》发行至第一百期停办，1902年1月《新民丛报》相接，4月黄遵宪致信梁启超高度评价：“《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28]《新小说报》发行后，黄遵先称赞其中《关系群治论》《世界末日记》等文章“如闻海上琴声，叹先生之移我情也”，而《新中国未来记》更是“表明政见与我同者十之六七”，并开诚布公提出建议：“仆意小说所以难作者，非举今日社会中所有情态——饱尝烂熟，出于纸上，而又将方言谚语一一驱遣，无不如意，未足以称绝妙之文。前者须富阅历，后者须积材料。阅历不能袭而取之，若材料则分属一人，将《水浒》《石头记》《醒世因缘》以及泰西小说，至于通行俗谚，所有譬喻语、形容语、解颐语，分别钞出，以供驱使，亦一法也。公谓何如？”[29]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新民说》后，黄遵宪抱病致函梁启超：“我公努力努力，本爱国之心，绞爱国之脑，滴爱国之泪，洒爱国之血，掉爱国之舌，举西东文明大国国权民权之说，输入于中国，以为新民倡，以为中国光……以公今日之学说，之争论，布之于世，有所向无前之能，有唯我独尊之慨，其所以震惊一世，鼓动群伦者，力可谓雄，效可谓速矣。然正以此故，其责任更重，其关系乃更巨响，举一国材智之心思耳目，专注于公，举足左右，更分轻重。”[30]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观点与黄极为相似，黄读罢此文称自己禁不住：“惊喜相告，谓西海东海，心同理同，有如此者。”[31]《新民丛报》创办后，梁启超“每日属文以五千言为率”，但是梁不仅政治事务繁忙，还要阅读时政，白天时间不够，只能占用晚上休息时间，“因此窘甚”。他将这一情形在信中告诉黄遵宪后，黄十分担心梁的健康，“日日不辍外，就寝迟，则起必迟；见光少，则热亦少，而身弱矣”，故为其量身订做学习计划：“晨起阅报，晚间治学”，“于月、火、水、木四曜日草文，于金曜作函，于土曜见客，于日曜游息。此实为养生保身第一善法，万望公勉强而行之，久则习惯矣。”[32]
《新大陆游记》发表后，1905年黄遵宪在重病之中还致信梁启超，除讨论维新派的方针、政见和主张外，还鼓励梁说：“公学识之高，事理之明，并世无敌；若论处事，则阅历尚浅，襄助又乏人，公今甫三十有三，欧、美名家由报馆而躐居政府者所时有”，并再三叮嘱“公勉之矣，公勉之矣”。[33]黄遵宪对梁启超寄予厚望，希望其在政治上所有作为，如此情真意切，不愧为“国中知君者无若我，知我者无若君”。仅一个月后，年长梁启超25岁的黄遵宪以肺疾卒。
这些片断摘自于梁启超流亡日本后、黄遵宪去世之前二人的往来书信，在这些只言片语中黄对梁的关注与爱护跃然纸上。黄遵宪本是极为自负的人物，康有为对其个性曾有过极为生动的描述：“公度长身鹤立，傲倪自喜。吾游上海，开强学会……公度昂首加足于膝，纵谈天下事……闻公度以属员见总督张之洞，亦复昂首足加膝，摇头而大语。吾言张督近于某事亦通，公度则言吾自教告之。其以才识自负而目中无权贵若此，岂惟不媚哉！公度安能作庸人。卒以此得罪张督，乃闲居京师。”[34]如此自负的人竟然对与自己相差25岁的梁启超如此关爱与器重，不仅仅在于梁启超才识过人，更在于二人思想上的互相理解和高度契合，黄遵宪与梁启超不仅学术主张基本一致，他还将梁启超视为实现其未竟事业的继承者和开拓者。在黄遵宪致梁启超信中曾有一段对自己心迹的坦诚表述：“自吾少时，绝无求富贵之心，而颇有树勋名之念。游东西洋十年，归以告诗五曰：‘已矣！吾所学屠龙之技，无所可用也。’盖其志在变法，在民权，谓非宰相不可，为宰相又必乘时之会，得君之专而后可也。既而游欧洲，历南洋，又四五年，归见当道者之顽固如此，吾民之聋聩如此，又欲以先知先觉为己任，借报纸以启发之，以拯救之，而伯严苦之作官。既而幸识公，则驰告伯严曰：‘吾所谓以言救世之责，今悉卸其肩于某君矣！’”[35]在这封信中，黄遵宪坦诚地回忆了自己志向的转变历程，即年少时游东西洋，矢志变法救国，而受身份限制不可为，后游欧洲历南洋，归国后见国人愚昧至极，遂欲借报纸开启民智，以言论救国。结识梁启超后，发现其文字的影响力和宣传力远胜于自己，便将“以言救世”的重任托负给梁启超，“三千六百钓鳌客，先看任公出手来”，如此情真意切的殷殷期望，怎能不令梁启超倾心相交？
反之，梁启超也十分推崇黄遵宪，早在《日本国志》刚刚刊行时，梁启超就对其赞不决口，称自己读了此书，才懂得日本为何强盛、中国为何衰落，他对此书十年来未曾刊行深表遗憾，“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以为此书若行早日刊行，中国不必沦落至此。梁启超对黄遵宪的诗作也给予极高评价，他将黄称为“近世诗家三杰”，不仅在丙申丁酉年间将人境庐诗稿本留家两个月余“读之数过”，[36]并称“生平论诗，最倾倒黄公度，恨未能写其全集”，[37]“公度之诗，独辟境界，协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群推为大家，公论不容诬也”。[38]梁启超敬重黄遵宪的见识高远、思想深沉、行事缜密，在日期间他经常写信与其交流思想、学习心得、杂述生活琐事和讨论对时局的看法，这种交流的作用体现在，旅日初期梁启超很多思想上的变化，都渗透着黄遵宪对他的影响，其中有理解、鼓励、慰藉，也有引导、规劝和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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