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之后，特别是对美国社会深入考察归来后，梁启超开始反思卢梭的社会契约说，意识到卢梭思想并不适合现实的中国，民主并不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最有效手段，于是他开始对卢梭思想中的某些观点进行了取舍，但这种取舍并不意味着他否认卢梭思想的价值，只是不再认为它是拯救中国的最佳方案，他说卢梭的公民理论在中国是“万不能实现”的。于是梁启超进入了近三年时间的理论迷茫时期。
对于1903年前后梁启超思想的转变，学界一直存在两种观点：以1903年梁启超访美为界限，第一种以学者张朋园为代表，认为梁启超在11月旅美归来后思想突然转变，即突变说，他说：“光绪二十九年（1903）以前的任公与以后的任公，其言论几若判作两人；过去说要革命，以后则反对革命。随手拾起此后的言论，任何一篇一节，都可以看出他变了，变得是那样迅速，使人有莫名其妙之感。”[11]另一种是以学者张灏为代表，认为早在2月出游前梁启超就已经有了思想转变的倾向，即渐变说，他说：赴美之前“梁思想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国家主义倾向，但这归根到底并不完全代表一个新的起点。而是他思想中已潜伏的某些基本倾向的一个最终的发展”。[12]笔者倾向于后一种渐变说观点。
虽然言必谈革命、破坏及共和，但早在1902年前后，梁启超对于革命是否是使中国独立富强的最有效手段就进行过思考，革命与不革命、立宪与共和两难的思想斗争和矛盾心态最初反映在他在1902年写成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在《新中国未来记·绪言》中梁启超开宗明义：“余欲著此书，五年于兹矣。顾卒不能成一字。况年来身兼数役，日无寸暇，更安能以余力及此。顾确信此类之书，于中国前途，大有裨助。夙夜志此不衰。既念欲今俟全书卒业，始公诸世。恐更阅数年，杀青无日，不如限以报章，用自鞭策。得寸得尺，聊胜于无。《新小说》之出，其发愿专为此编也。”[13]从这段文字得见，梁启超早1898年就有志于此书的著述，无奈于种种原因搁浅，《新小说》的创办即是以发表这篇作品为目的。而在《新小说》创刊号上，梁启超以卷首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阐述创刊宗旨时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14]这样的宗旨，结合上述绪言，便可做出这样的推理：在梁启超看来，政治小说是表达政治理论的一种启蒙手段，故《新中国未来记》必然要如实地反映他本人当时的政治思想和心态，因此小说中的情景设置、出场人物和对话就显得犹为耐人寻味。分析这篇小说：梁启超为其设定的背景是1902年的60年后即1962年的正月一日，这是“大中华民主国”成立五十周年大庆典的日子，“万国太平会议”召开在即。首先，从梁启超设定的“大中华民主国”名字上看，显然采用的不是君主立宪制而是共和制政体；继而，这一成果的实现是由清朝皇帝罗在田（意指爱新觉罗·载湉）自发退位“维新”而成，故罗在田成为第一任总统。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梁启超用了“维新”二字并不是“革命”，从常规意义上的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区别上看，“维新”对应的是君主立宪政体，“革命”对应的是民主共和政体，而梁启超在小说中以“维新”对应民主共和政体，显然他不能完全赞同康有为的保皇立宪，也不能完全赞成孙中山的暴力革命，可以说此时他的思想正在革命与改良的两种思想中摇摆和碰撞，正如日本学者山田敬三所说：“《新中国未来记》创作的1902年，是围绕中国的未来形象，革命派和改良派展开激烈的主导权之争的时期。这中间，虽以共和制的实现为目标，但其中要保全光绪皇帝之地位的梁启超的构想，并不能够具有理论上的整合性。”[15]因为不具备“整合性”，所以在共和与立宪中两难，因为缺乏支撑“整合”的“理论”，所以陷入了理论上的迷茫期，梁启超的这种矛盾和困惑心态充分体现在小说中的辩论环节。在小说的第三回梁启超塑造了分别代表立宪和革命的黄毅伯和李去病两个风格迥异的人物，并为二人设置了四十多次关于国家未来实现手段的争论，这些精彩的辩论不仅是小说的精华，也流露出梁启超自身心目中对立宪和革命两种手段的举棋不定。现在择录几段辩论于下，足可见梁启超的矛盾心态：
李君道：“哥哥，你看现在中国衰弱到这般田地，岂不都是吃了那政府当道一群民贼的亏吗？现在他们嘴里头讲甚么维新，甚么改革，你问他们知维新改革这两个字是恁么一句话么？……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朝廷，还有甚么指望呢？倘若叫他们多在一天，中国便多受一大的累，不到十年，我们国民便想做奴隶也够不上，还不知要打落几层地狱，要学那舆臣佁，佁臣皂的样子，替那做奴才的奴才做奴才了！哥哥，我其实眼里搁不住这些大民贼、小民贼，总是拼着我这几十斤血肉，和他誓不两立，有他便没有我，有我便没有他罢！……你看近世号称文明国的，那一个不经过这以仁易暴一大关头，不是辛辛苦苦轰轰烈烈经过一次，能够有今日吗？”
黄君道：“兄弟啊，我们是中国人做中国事，不能光看着外国的前例，照样子搬过来，总要把我中国历史上传来的特质，细细研究，看真我们的国体怎么样，才能够应病发药的呀！……你不信，只看从前法国大革命时候，那罗拔士比、丹顿一流人，当初岂不是都打着这自由、平等、亲爱三面大旗号吗？怎么后来弄到互相残杀，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把全个法国部变做恐怖时代呢？当十八世纪的末叶，法国人岂不是提起君主两个字便像喉中刺、眼中钉一般，说要誓把满天下民贼的血染红了这个地球吗？怎么过了不到十几年，大家却打着伙把那皇帝的宝冠往拿破仑第一的头上奉送呢？可见那一时高兴的理想，是靠不住的哩！”
李君道：“讲到流弊，那件事没有流弊？世界的进化是没有穷尽的，时时刻刻都在过渡时代里头混来混去，若要在政治上、人群上、历史上找一件完全美满的事情，只怕再过一千年、一万年也找不着哩。即如今日万国通行的代议政体，岂不是咱们夜里做梦都想着他的吗？你说他的流弊有多少呢？难道因噎废食，就连这代议政体都说是可厌的不成？据兄弟看来，天下的政策没有一件不是用来过渡的，只要能将这个时代渡进别一个更好的时代，就算是好政策。”
黄君道：“我和现在朝廷是没有甚么因缘，难道我的眼光只会看见朝廷不会看见国民吗？但据我想，若可以不干碍到朝廷，便能达到国民所望的目的，岂不更是国家之福么？讲到现在朝廷，虽然三百年前和我们不同国，到了今日，也差不多变成了双生的桃儿，分擘不开了。至于他那待汉人的方法，比之胡元时代，总算公允了许多，就是比诸从前奥大利人待匈加利、西班牙人待菲立宾，也没有他们束缚得紧，所有国中权利义务，汉人、满人亦差不多平等了。至说到专制政治，这是中国数千年来积痼，却不能把这些怨毒尽归在一姓一人。我想我中国今日若是能够一步升到民主的地位便罢，若还不能，这个君位是总要一个人坐镇的。但使能够有国会，有政党，有民权，和那英国日本一个样儿，那时这把交椅谁人坐他，不是一样呢？若说嫌他不是同一民族，你想我四万万民族里头，却又那一个有这种资格呢？”
这场精彩辩论的结果是谁也没有辩服谁、战胜谁。最后由黄毅伯总结的结论是：“连络一国的志士操练一国的国民，等到做事之时，也只好临机应变做去。但非万不得已，总不轻易向那破坏一条路走罢了。”这是一种折衷的意见，既要保皇又不肯放弃共和体制，因此美国学者张灏认为：“由于两位主人公是梁小说中的虚构人物，因此他们之间的争论可看成是梁内心的一场争论。小说以不得要领的方式结尾，这暗示梁在改良与革命问题上还没有明确主意。”[16]
1902到1904年，与革命党的交恶、勤王保皇的失败、海外保皇会运营的艰难和游美的所见所闻，都使梁启超对革命和共和产生了怀疑。当自己一直坚定不移的信念在现实面前突然化为泡沫时，在十字路口上如何重新认识自己的处境、实现矢志不渝的救国理想，对于任何人来讲，都是难以决择和困惑的。是进是退，如何进退才能保持自己的言行一致？是革命是改良，如何重新归康营而又使康南海能够接受自己有别于保皇的理想？是共和是立宪，如何找到一个合理的、又不同于往日改良的保守界限？等等一系列难题，使梁启超十分困惑难以自拨。这种难以取舍、自相矛盾的痛苦一度使他迷失了政治方向，直接导致了他在游美归来之后近两年时间内情绪的低落，甚至是悲观和厌世。他在1903年11月返回亚洲之前给康有为的一封长信中就表达了自己对中国革命前景的无耐：“革义难行，先生之言固也。……先生之非坐待复辟，弟子宁不知之，特此亦不过偶尔有激而言耳。然尝细思之，即那拉死矣，苟非有兵力，亦安所得行其志？而今日求得兵力又如此其难，外国侵压之祸又如此其亟，国内种种社会又如此其腐败，静言思之，觉中国万无不亡之理。每一读新闻纸，则厌世之念，自不觉油然而生，真欲瞑目不复视之也。”回到日本后，时逢广智书局亏损、海外各地又不断传来筹款艰难的噩耗，更加剧了梁启超的苦闷，他在其后写给蒋智由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痛苦并向其讨教：“计弟外游三次，每次归来，其失意事皆重沓，心绪竟日突跳，意不能自制，公何以教我耶？念前此亲近浏阳、碎佛时，心境迥非今比。……暴动之举，弟今几绝望矣，公何以教之。”其中浏阳和碎佛分别是谭嗣同和夏曾佑，梁启超极为怀念戊戌前在国内的那段美好时光，当时几个意气风发的青年，以救国为己任，议论时局，慷慨激昂，对他而言，那是一段愉快而充满希望的记忆。对比今日勤王之役失败、对革命的绝望、救国途径的迷茫，心境必然沮丧万分，以至无心著述，心绪混乱到需要时常以经书平复内心的烦燥。他说：“一年来所经营，一旦遂成画饼，念之怆愤欲绝，勇气稍不足者，久阅事，无不灰心矣，呜呼！”[17]“昨因心事烦忧之极，偶一读《内典》，以收摄之，故有感触，忽起念托购经论函想已收。不如意事，纷沓并接，心如辘轳，并文字亦不能成一称意者。治心之学真荒落，奈何奈何！”[18]从这三封信能看出来，从美洲归来后，梁启超的心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十分低落，对革命绝望，一年来所做事业的失败使他心灰意冷，无心著述，心绪混乱到，需要时常以经书平复内心的烦燥。梁启超的这种变化和思想倒退，不但受到革命党人的攻讦，连远在国内的黄遵宪也有所察觉并认为不妥：“往时见公函每惊喜踊跃，如杜陵手提骷髅之诗可以愈疯，而此次转增我愁闷，盖以公失意之事，忏悔之心切，亦使我怅惘而不知所措也。”[19]因此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以自己留美之初醉心于卢梭、孟德斯鸠学说，到三年之后发现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而放弃的经历，帮助梁启超分析他目前所经历的困扰，并规划了以后应当致力的事业，即致力于教科书的编写，详细情况前章有述。有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被学者张朋园注意到，1903年游美回到日本后梁启超著有《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附波伦哈克之学说），这篇文章被认为是梁启超思想方向发生改变的理论渊源。而这篇文章当时在《新民丛报》上分32号和38号两次刊出，前后署名不同，32号署名“力人”，38号则署名“中国之新民”。张朋园认为这种变化，说明梁启超两次发表文章时的心理不同，前者没有用一贯的署名“中国之新民”说明他不愿意公开表示自己放弃革命和共和的转变，而后者则公然宣告自己的转变，可见其心理上的差异。[20]笔者比较认同这一观点，两篇文章间隔的半年时间，也是梁启超对自己的这种转变在心理上的认同期，印证了他此时的痛苦和对自己的不理解。
梁启超的这种彷徨和失落一直持续了两年之久，连《新民丛报》也受到影响停刊了半年有余，直到1906年的立宪运动开始之后，才重新振作找到了新的政治方向。多年后当他提笔著《清代学术概论》时，对当时的那种苦闷仍然记忆犹新：“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常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世多以此为诟病，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盖生性之弱点然矣。”[21]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