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农不城”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不农不城”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基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乌素图工人村的调查

马　莹⁽¹⁾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农民的耕地被占用,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开始从事产业工人的工作,成为农民工。这些离开土地的农民虽然发生了职业的转变,但却难以实现农民身份的转变,成为不折不扣的“不农不城”的第三类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现今有近25%的农民转变为农民工,这些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遇到的障碍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乌素图工人村　农民工　市民化

“农民工”作为反映中国国情的特有名词,近年来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13亿人口中有8亿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60%多。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走进城镇成为工人。我们将这些本是农民但却离开土地的进城务工人员称为“农民工”,这类人群身份尴尬,虽是农民但不从事农业劳动,虽生活在城市但不拥有城市户口。笔者的千村调研就是围绕这群“不农不城”的农民工开展的,希望通过此调研报告能够反映这些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所遇到的困境,并帮其找到解决办法。

一、调研村庄概述

乌素图工人村是位于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北部的村庄,其拥有户籍人口近万人。该村之所以名为工人村是因为其形成之初是作为一个国有企业的后勤村。众所周知,内蒙古包头市是建立在重工业基础之上的工业城市,其拥有钢铁、电力、军工等多家国有企业。中核北方核工业总公司二零二厂分公司就是包头市军工重工业的基础之一,其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是以核工业为基础的国有大中型军工企业。乌素图工人村距离中核北方核工业总公司二零二厂分公司仅有不足3公里的路程,在村庄形成之初,其村民主要是以为二零二厂分公司的工人提供蔬菜水果等多种农副产品为生。1960年代初期,伴随着我国“一五”计划的进行,该村成立了4个国营农场,拥有土地近千亩,是包头市重要的农业村。

但是近些年随着包头市经济的发展,城区的扩建以及人口的增加,使得乌素图工人村的大面积耕地被占用,进而产生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再加之包头市本身就是以重工业作为建市的基础,其第二、三产业占GDP总产值的百分比一直在90%以上,而第一产业占GDP总产值的百分比一直相对较低。1999年至2008年间第一产业占包头市GDP总产值的百分比从原先的3%直降至1%,包头市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也从2003年的25%降至2008年的17%。

在包头市工业建设的大背景下,乌素图工人村的大面积耕地随着包头市的扩建被占用,原先成立的4个国营农场也相继解散。近千亩的土地不是被改建成房产就是改为绿化用地或是增设厂房,再加之国家近几年对于军工企业的投资,村庄周边的二零二厂由于扩建的需要征用了乌素图工人村大量的土地,现今乌素图工人村的耕地面积不足百亩。土地大面积的流失使得现今乌素图工人村有近90%的农民走出村庄进城务工。由于地理位置的优势,村庄中近80%的务工人员选择了附近的中核北方核工业总公司二零二厂工作。这些走出村庄的村民成为不折不扣的“农民工”。他们虽然在国有企业中工作,但是由于农业户口的限制,许多福利待遇方面仍受到制约,尤其是在其子女教育、住房等方面均受到了相应的制约。

再加上他们选择务工的地方是当地的厂矿单位,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住房建设并非商品房,对于本厂职工享有相应的优惠权和优先购房权,同样的其学校也是当地厂矿的学校,本厂子弟享有优惠的入学条件。这些对于本厂职工的优惠政策本无可厚非,但是当大量农民工来厂打工后就致使这些农业户口的农民工在教育、住房、医疗等方面无法享受相应的优惠。乌素图工人村这些进城务工人员虽然其职业是工人,但是其身份仍然是农民,这些农民工尤其是农民工子女们在市民化的过程中受到多重阻碍。

二、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提出

农民工可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专有名词,它是在中国社会化进程中由于特有的二元户籍制度所造就的特殊产物。在发展社会学中将城市化定义为“农村人口不断转变为城市人口、农村区域逐渐演化为城市区域的过程,是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的过程”⁽²⁾,在这一过程中包括“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化”和“农村人口城市化”两个子过程。在绝大多数市场经济的国家里,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变仅是职业的转变和地域的改变,其“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化”和“农村人口城市化”的过程基本是一致的。但是在中国特殊的二元户籍制度下,“城乡人口转移现象不是从农民（村民）到市民（工人）的职业转换和地域转移同步、合一、彻底的改变,而是呈现出与市场经济国家迥然不同的‘中国路径’”⁽³⁾。这种独特的“中国路径”表现为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过程被分割为两个子过程：第一个阶段是从农民（即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农民工的过程,当下中国“民工潮”正是这一阶段的真实写照；第二个阶段是从城市农民工到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职业及身份的转换过程,而这一阶段则障碍重重,当前部分地区的“民工荒”正是对于这一过程所遇到的障碍的无声抗议。

当前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亿人左右,占我国总人口的15%左右,占农业人口的25%。“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农民工占二、三产业就业人员的比重已高达46.5%,第二产业中农民工从业者已占到57.6%,其中加工制造业占68%,建筑业占80%。在我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2%,城市环保、家政、餐饮服务人员90%都是农民工。”⁽⁴⁾在乌素图工人村的近万人中有90%左右的农民已经脱离土地成为农民工,如果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一旦这部分农民工被边缘化,那工人村将成为市区边缘的巨大贫民窟。如果中国社会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则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将受到威胁。因而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现今第一代农民工大多已经进入花甲之年,第二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当今农民工的中流砥柱,而第二代农民工对于市民待遇的追求更加强烈,下表是对于两代农民工的比较,其中清晰地反映出第二代农民工对于市民化待遇的追求。

表1　第一代与第二代农民工之间的差异

续　表

现有文献将农民工市民化定义为离开原居住地半年以上在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民工逐步向市民转化的过程,其不仅包括了农民工户籍的变动、产业的转换和地域的转移,更重要的是农民工生活观念、思想方式、行为习惯、社会组织形态的转变。对于乌素图工人村的农民工来说,其市民化的过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特殊之处表现为大多数农民工并没有离开原居住地,由于地域的优势其农民工务工的地区大多都在旁边的中核北方核工业总公司二零二厂分公司,但是他们同样面临市民化的困境,因为身份的原因其子女无法享受厂矿优惠的入学条件,其本人无法购置优惠的住房,无法享受厂矿单位优惠的医疗保障。他们的职业虽然已经成为了厂矿的工人,但是他们的身份却是农民,这种身份尴尬之处还不只如此,由于没有了土地,他们无法享受国家给予农民的多项优惠条件,他们成为了不折不扣的“不农不城”的第三类人。

三、农民工市民化障碍的原因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日益严重,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现有文献对于造成农民工市民化障碍的因素主要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户籍制度

现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时期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主要是将全国人口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并且对于“农转非”实行严格控制。虽然近年来对于户籍制度进行了多次的改革,也逐渐开始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限制,但是这些改革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显性户籍墙”,即二元户籍制度中的“原生墙”。如下图所示农民向市民的转化过程要冲破“双重”户籍墙。农民向农民工的转化就是成功越过“显性户籍墙”的表现。但是真正制约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的是“隐性户籍墙”,即二元户籍制度中的“衍生墙”,表现为一种社会屏障。农民工向市民的转化需要克服的正是这堵“隐性户籍墙”。

图1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双重“户籍墙”

资料来源：刘传江等：《双重“户籍墙”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经济学家》2009年第10期。

乌素图工人村由于耕地被大量占用,使得当地村民被迫越过“显性户籍墙”完成由农民向农民工的转变,但是由于社会认同所造成的“隐性户籍墙”仍然无法打破。该村的农民工虽然在周边的二零二厂分公司打工,但是除了享有相应的工资待遇以外,其始终无法成为企业的真正职工,进而无法享受本厂职工在住房、医疗等多方面的福利。究其根本就是其户口并非本厂户口。虽然当地对于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壁垒已经打破,但是当地居民并无法真正接纳这些来自外地的务工人员,这道“隐形的户籍墙”成为其市民化过程中无法逾越的鸿沟。

（二）就业制度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行以户籍制度为基础,以城市为中心,以保障城市居民就业为目标的“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虽然这种“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早已在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但是其仍对市场经济下劳动力市场的统一性、流动性造成了严重的阻碍。主要体现在农民工社会资本不足方面。马克·格兰诺维特在《找工作：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研究》一书中通过对美国白领阶层的求职调查证明了弱关系对于向上流动的重要性,而这种弱关系正是一种社会资本。中国是一个关系本位社会,现今社会关系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利用关系获得信息、资源以及进行社会流动已经成为人们节约成本的一种选择。但是对于农民工来说,进入城市后其先天缺乏这种社会资本。与城市社会不同,农村社会人与人之间主要是靠地缘、亲缘、血缘来维持彼此的关系。就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是差序格局⁽⁵⁾中的初级关系,因而农民工基于业缘所形成的弱关系的社会资本非常匮乏,这就致使其在就业过程中成为弱者,进而造成其在市民化过程中的障碍。

乌素图工人村的农民工大部分是在周边的二零二厂务工,而二零二厂本身是一个厂矿,其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自身内部形成了极强的关系网络,作为“外厂人”的农民工在进入厂矿务工时先天缺乏人际关系网络,一旦遇到自身利益与当地本厂人利益冲突时,其本厂人的关系网络就成为了一种先天的社会资本,这样一来乌素图工人村的进城务工人员就等于具有先天劣势,这种社会资本的缺乏也是造成市民化障碍的主要原因。

（三）教育制度

这一教育制度主要是指针对农民工的技术培训制度。农民工之所以在社会中处于劣势地位,主要是其在技术、知识等方面的缺乏,而现今农村的教育培训制度还不完善,并没有正规的为农民工提供相应所需的技术培训,这也是造成农民工市民化障碍的原因之一。

（四）社会保障制度

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对于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保障待遇是不同的,相比之下城镇的社会保障制度更加完善,福利待遇更加优厚,而乡村的保障制度还处于初级建设阶段,仍有许多的不足。

乌素图工人村的农民工虽在外打工,从事产业工人的工作,但是其医保、养老等社会保障仍然跟随户口享受农村医保,这就使其在社会保障方面相较城市人口处于劣势,尤其在当地厂矿工作,厂矿对于本厂子弟提供医疗等多方面优惠政策,但是作为农民工的他们均无法享受,这也是他们难以实现市民化的原因之一。

四、措施与建议

（一）建立土地换保障的政策制度

乌素图工人村的农民之所以面临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其耕地被大量征用,村民被迫离开土地进城务工。亚当·斯密曾将土地称为产生价值的唯一源泉,诚然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是根本的保障,因而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首先要从土地入手。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对于征用土地的规定是“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其只是强调了有偿征用,但是并没用具体说明补偿的方式方法。对于乌素图工人村的村民来说市民的待遇更加重要。因而可以建立以土地换取保障的制度,将土地补偿金的一部分作为养老金分批次地偿还给村民,并且当地被征用土地的村民可以享受市民的医疗、教育等多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其实现由农民工向市民的真正转变。

（二）加强农民工市民化社会资本的培养

乌素图工人村的农民难以实现市民化的过程另一个主要困境就是社会资本的缺失。农民工曾经基于地缘、亲缘、血缘建立起的初级关系网络在进入新的城市后难以发挥作用,对于业缘关系的缺失使得其难以得到社会的认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可以通过当地政府对于农民工的福利政策来实现。当地政府通过对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医疗问题、住房问题的解决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农民工社会资本缺失的不足,一旦入学问题、医疗问题、住房问题得到相应的解决,自然增强了社会的认同感,从而推动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总之,当今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的解决已经迫在眉睫,近2亿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致使农民工被边缘化则我国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将受到威胁。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是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耕地被占用,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解决好进城务工人员的市民化问题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问题。如何加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力度,冲破“隐性户籍墙”的阻碍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关键因素。

参考文献：

1.刘传江等：《第二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年第1期。

2.王芳：《制度视角下的中国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06年。

3.刘传江等：《双重“户籍墙”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经济学家》2009年第10期。

4.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注释】

(1)马莹,女,1988年生,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经济社会学专业本科生。

(2)向德平：《城市社会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页。

(3)刘传江等：《第二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年第1期。

(4)王竹林：《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专业,2008年,第24页。

(5)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由于投石入水后所产生的涟漪,由中心向外逐渐扩散,显示出人际关系的由亲到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