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外籍人士视野下的中国“三农”问题——卜凯的“三农”思想
在中国，采用现代方法调查、研究农村经济开始于19世纪末，由外籍人士首开端绪。1899年，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H.Smith)写了《中国农村社会》(Village Life in China)一书。20世纪初，一些在华任教的外国学者，如狄特莫(C.G.Dittmer)、葛学溥(D.H.Kulp)、马伦(C.B.Malone)和戴乐仁(J.B.Taylor)等，运用现代方法，指导学生开展乡村调查。民国时期，外籍学者开展中国农村经济调查研究，影响最大、成就最突出的学者是美国人卜凯。
卜凯(John L.Buck，1890—1975)出生于美国纽约州的一个农家，青少年时代通过看父亲常常订阅的农业报刊而对农业问题产生兴趣，1914年毕业于以农科著称的美国常青藤大学之一的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大学期间，他对中国问题颇感兴趣，加入了芮思娄(J.H.Reisner)发起的中国研究俱乐部。大学毕业后，他拒绝了印度和美国农业部的邀请，于1915年来到中国的安徽宿州以传教士的身份从事农村改良试验和推广工作。1917年与江苏镇江长老教会牧师赛兆祥(AbsalomSydenstricker)之女赛珍珠(Pearl S.Buck)[130]结婚。1920年，他接受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康奈尔大学校友芮思娄的邀请，到金陵大学农学院任教，主讲农业经济、农村社会学、农场经营和农场工程等课程，并结合教学组织学生利用暑假开展农村调查。他1924年返回康奈尔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次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又回到金陵大学并担任农业经济系的首任主任，1933年获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1935年被派为美国财政部驻中国代表，同年与赛珍珠离婚，1940年回到金陵大学，1944年返回美国，1975年9月27日逝世于美国纽约，其墓碑上刻着:“两个世界——东方和西方”。
卜凯虽然是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但他对于传教并不感兴趣，“他没有任何布道或劝人入教的实际愿望”，反而“对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更感兴趣”。[131]他在中国近30年间致力于中国农业经济的教学和调查研究工作，发表了多部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中国农村经济学著作。其中，《中国农家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两书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后，在学术界“不仅划时代地建立起了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一套最完善的调查资料，并且他对中国农业经济的看法一直影响着后来的学者”，卜凯本人也“广泛被尊为世界上关于中国农业经济最优秀、最权威的学者”。[132]
卜凯对民国时期中国“三农”问题研究的最突出的贡献有二:一是在“三农”研究方法上引入了西方最新的调查研究方法，使有关“三农”问题的调查科学化;二是在农业经济思想方面提出了关于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独到的理论见解。
一、农村经济调查方面的建树
1925—1935年间，中国形成了一股农村调查的热潮。在这股热潮中，既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偏重于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角度分析农民问题，重点研究农村土地所有制的中国共产党对农村的调查;有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从文化本位出发，试图寻找不同于西方的农村现代化道路而开展的农村调查;也有南京国民政府及其附属机构(如农村复兴委员会、中央农业试验所)站在执政的角度，以巩固政权基础为主要价值取向所开展的农村调查。此外，外籍在华机关和人士也出于不同的目的，热衷于中国农村方面的调查。在外籍机构方面，最重要的是日本1907年在大连成立的“南满州铁路株式会社”。该机构主要是搜集中国的社会经济情报，为日本制定侵华政策提供依据。由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国，该机构在调查中国经济社会情报方面将重点放在中国农村，主要调查方式是在全国不同地区抽样调查村庄，包括乡村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习俗等各个方面，内容极其丰富，虽然调查目的是为侵华，但也是研究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问题的重要资料，其信息量之大，堪称当时所有调查之最。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学者马若孟(Ramon Myers)、黄宗智(Philip Huang)、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等利用南满州铁路株式会社的调查资料对近代华北农村经济做了研究。在外籍人士所开展的农村调查方面，以美国学者卜凯贡献最大，他所主持的中国农村调查，“其包括之广，其探讨之深，史无前例”。[133]
1921年，金陵大学农林科设立农业经济系，卜凯担任系主任。同年，卜凯制作农村调查表数种，由华伯雄在南京农村试行调查，开创了该系调查研究的传统。1921—1925年，他组织农业经济系教师和高年级学生，通过抽样调查的方法，对7省17县的2866户农家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土地利用、人口、食物消费等社会、经济信息。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卜凯于1930年出版了《中国农家经济》。1929年至1933年卜凯又得到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资助，主持中国土地利用方面的调查，他组织了对中国22省、168个地区、16786个农场和38256个农家的调查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土地食粮及人口、自然因素、人类对于土地之使用、运销及物价、人口、生活程度等方面，在此基础上卜凯主持编写了《中国土地利用》一书，于1937年出版。卜凯组织的农村调查是西方经济学家应用实证科学的方法对中国农村经济进行的实地考察，是民国时期历时最久、调查地域最广、调查项目最详、最富于科学性的农村调查，为研究民国时期中国的农业经济问题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资料。
(一)运用调查方法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原因
卜凯为什么在研究中国农村问题时着眼于调查研究的方法呢?研究中国农村经济问题采取何种方法取决于研究者本身的学术素养和研究对象的特质。
卜凯毕业于美国大学，接受的是西方的学术教育，作为西方经济学家，卜凯在研究中国农村经济问题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当时西方经济学流行的研究方法。而当时的西方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实证研究，往往通过社会调查方法取得实证研究的资料。可见，卜凯特别注重运用调查方法研究中国农村问题有其自身渊源。
从研究对象的特质看，中国农村经济特别是近代以来农村经济的以往研究非常薄弱，缺乏研究的基本的统计资料和文献资料，开展近代中国农村问题的学术研究首先遇到的是资料的缺乏问题。正如卜凯在《中国土地利用》一书中所指出的:“中国系一个土地庞大而又缺乏准确统计数字的国家，因自然条件上的限制，各地的农艺方式，农业经营，租佃制度以及农民生活等等都有着不少的差异。欲认识农村，实在也颇非易事。”[134]因此研究中国农村问题“调查方法，实际上遂成为唯一的办法”，“用调查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田场经营，已经若干之试验证明，很为实用”。[135]
卜凯特别强调运用调查方法研究中国的农村问题能否取得良好的效果，关键在于“调查表的性质，调查员的能力，与农人的自身三者”，“前二者尤居首要”。关于调查表，卜凯认为关键在于“表格之编制，能否于田场经营上的各项紧要特质，予以适当之理解”;关于调查员，卜凯认为调查员必须具备专业素质，在进行农村调查询问农民时应该“善于诱导而询问之”，这样，“所需求的答案，自不难获得其真相”。[136]
(二)农村调查的目的
为什么要开展农村调查?卜凯在金陵大学农学院组织农业经济系学生和调查员开展农村调查，“最初的目的，原不过欲使本系学生藉得实地调查的经验，所得材料亦只希望用作例证学理之教材”。后来随着最初调查工作的告成，“结果之佳，出人意表”，这使卜凯进一步认识到农村调查“确有供作中外农学专家及社会学家参证之价值”。[137]
卜凯在主编的《中国土地利用》一书的序言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土地调查的目的包括3个方面:“第一，训练学生谙习土地利用调查之法;第二，搜集中国农业知识，俾为改良农业之借鉴，及决定全国农业政策之根据;第三，俾世界各国关怀中国福利之人士，得知中国土地利用、食粮及人口之概况。”[138]
卜凯在金陵大学任教期间花了极大的精力指导中国学生开展农村调查。这些调查包括:1922年夏，农林科学生陶延桥在安徽芜湖对102户农户农家进行的调查;1923年夏，农科学生崔毓俊在河北盐山县3个村庄150户农家所作的经济和社会调查[139];1921—1925年金陵大学学生和调查员对中国7个省17处2866个农家的经济调查[140];1929—1934年受太平洋国际学会委托，卜凯主持的对中国22个省16786个农场，38256个农户所作的调查。
应该说，卜凯有关中国农村问题的调查确实达到了其目的。比如，卜凯在调查基础上撰成的《中国农家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两书所获得的大量农村经济方面的数据反映出当时中国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的实际状况，为中外学者特别是卜凯的祖国美国学者研究民国时期中国的农村问题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许多著名的中外学者在他们的代表作中大量引用卜凯的调查材料作为论述传统农业和中国近代农村问题的佐证。如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黄宗智所著的《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西奥多·W.舒尔茨所著《改造传统农业》，张五常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应用于亚洲的农业和台湾的土地改革》，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均大量采用了卜凯农村调查资料。在调查成果的实际应用方面也产生了显著的效果，南京国民政府要员宋子文“曾不止一次向卜凯咨询农业经济问题”，卜凯也曾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了一整套、共108条改进农业经济的建议”。卜凯的观点“曾成为国民党政府制定农业政策的基础”。[141]
(三)农村调查的内容
卜凯所主持的两次大规模农村调查的内容基本相同。1921—1925年的调查内容包括10个方面:田场布置与土地利用、田场周年经营状况、大小最适宜的田场企业、耕地所有权与农佃问题、作物、家畜和保存地力、田场之劳力、农家家庭与人口、食物消费、生活程度。[142]而1929—1933年的调查内容分为6个方面:土地食粮及人口、自然因素、人类对于土地之使用、运销及物价、人口、生活程度。
从上可知，“调查的内容主要是农业经济问题，主要讨论了农场经营(主要指家庭农场经营)和土地利用两个大的方面，而对当时的社会结构、政治、文化则涉及较少”。[143]与卜凯同时从事中国农村调查的人士往往将中国农村问题归因于土地制度的不公、税费的沉重，而卜凯的调查“对于农民与其他社会阶级之间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关系，及所谓农民状况，不冀详细评述”。[144]这反映出作为经济学家的卜凯农村调查的专业化取向。
(四)农村调查的方法
卜凯所主持的农村调查大多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之所以采取这种方法，“缘中国版图辽阔，若按县而调查，绝非两三年内所可竣事，亦非少数之经费所能举办，更以农业情形不限于政治区域而有所异同”。[145]在抽样调查中，卜凯特别注意抽样的数量和代表性，如在进行土地利用方面的调查时，他所采取的方法是“各地农艺方式区域，选定一村(或临近数小村)，以为代表，并以田场调查表格，详细调查田场100家。此外，又就本村或邻村取邻家250家以上，以进行人口调查。凡举行调查之地区，大都就中选农家二十家，举行食物消费调查。每地区之进行田场调查者，填地区调查表一份，每县之进行田场调查者，亦各填县调查表一份。农业概况调查表所列之问题，针对性质多少相同之一农业区域，其面积恒与一县相同，惟时或大小不一”。但在实际调查中，由于经费的不足，每地至少抽样一百家田场的标准并未完全落实。[146]
调查员分为自然调查员(调查主任)和地方调查员两类。自然调查员由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教师和学生担任，主要负责填写县调查表和地区调查表并挑选、训练地方调查员;地方调查员是雇佣受过一定教育，具有普通农学知识的本村和本县熟悉地方情形，且无语言之隔阂的人员担任，负责填写农家、田场、人口等调查表。此外，还雇佣若干统计人员及其助理员。
卜凯对于抽样调查方法的准确性比较自信，他说:“因中国大多数农人，未受教育，能记账者，实属寥寥，现存记录，既非常缺乏，而调查方法，实际上遂成为唯一的办法。且多数农人，对于过去一年中经营上的各项细目，都能记忆清楚。盖因每一细目，大都要占农人日常生活之重要部分。假使所采的标准，确有代表性，偏见亦已避免或解明之，同时被调查的农家，为数甚多，则由调查方法所得的差误，比较上确甚微妙。此因农人之估计，过高与过低者，机会相等，如将其答案，一一平均，自与事实相近，且比较根据少数农家的账簿，其正确之程度，只有过之而无不及。”[147]
卜凯的农村调查搜集了大量真实反映了当时中国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实践情况的数据，他在此基础上编书办刊，为研究中国近代农村经济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当然，由于经费、人力等方面的限制，其农村调查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调查点在各个村庄的取样比例差别甚大，有的村庄样本太少，不符合数理统计对样本的要求;农村调查主要通过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学生假期回乡进行调查，同时也雇佣一些乡村中的上层分子当助手，能够进入金陵大学的一般家境较好，加上参与此项调查的农村上层分子的参与，在调查取样太少的情况下，调查人员多会采用他们所熟悉的农村上层家庭的数据材料，从而使农村调查的资料数据有高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可能。
二、农业经济思想方面的见解
在农业经济思想方面，卜凯的观察视角是独特的，得出了许多新颖的结论。
民国时期，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各政治派别乃至大多数学者都把中国农村的问题看成是社会问题，并开展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而卜凯严格遵守一个农业经济学家的职守，他认为社会问题需要通过政治和社会政策来解决，这不是农业经济学家的责任，而是中国政府的责任。因此，他不准备“从农民和其他社会阶级之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来考虑所谓的土地问题”。[148]20世纪30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陈翰笙等)对中国农村的局部地区进行了一些调查，他们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农村最主要的问题是土地分配不均，因此解决的方案是重新分配土地和财产，这一思路可被称为“分配派”;而卜凯与之相反，认为中国近代农业的主要问题是经济问题，解决的方案是广义的技术进步，这一思路可被称为“技术派”。[149]
(一)农村土地制度与租佃关系论
卜凯并没有完全忽视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问题。他在《中国农家经济》一书中有“耕地所有权与农佃问题”一章专门讨论农村的土地制度与租佃关系。
卜凯将农村人口分为地主和农民两类。他把出租土地的称之为地主，把不出租或租入土地的称之为农民。然后，再按照农民耕种土地的产权不同，将农民进一步划分为三个层次: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所谓自耕农就是完全耕种自己田地的农民;半自耕农就是部分租种他人田地的农民;佃农则是完全租种他人田地的农民。这种划分，目的是要对不同阶层的农场进行生产经营方面的调查研究，寻找提高农场生产经营效率的方法与途径，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它与中国共产党人以农村土地所有权关系及各阶级之间的剥削关系为标准划分农村各阶层，以达到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削弱富农，消灭地主，从而争取革命胜利的目的不同。
卜凯认为，中国农村的土地占有情况存在非常大的地区差异，“有些地方的农民，几乎完全系佃农，也有些地方的农民，几乎完全是自耕农”。具体而言，中国北方的自耕农数量要远远高于东南方，“在中国的北部，确有四分之三以上的农民是自耕农，而中东部的农民中，自耕农则不及半数”。从全国来看，他所调查的2866个田场中，“自耕农平均要占百分之六三”，“半自耕农占六分之一，佃农占五分之一”。[150]在卜凯看来，中国农村是一个以小自耕农为主的社会，土地分配并没有特别的不均，中国农民中只有20%为完全佃农。而美国的完全佃农占农民总数的38%，英国的完全佃农占农民总数的89%，都大大高于中国，但英美都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因此，他认为佃农率高便会导致农业生产的停滞并没有必然的依据。
卜凯还分析了中国农村租佃关系。他认为，中国佃农向地主缴纳的租金分为分租制、租谷制和租金制三种，其中“最普通的，要算租谷制，就是佃农每年向地主缴纳一定数量的租谷，或将租谷折成相当的金钱”。[151]卜凯对于地租，不是从剥削与被剥削的视野进行观察，而是从经济学上要素的收入角度加以剖析。他认为，公平的地租是等额要素取得等额报酬，即“将地主与佃农两方面所分配的田场总收入的多寡，按着他们两方总支出的多寡，而成正比例的分配”。[152]此外，要素收入也要考虑供求关系，“地主应由其投资中，得到若干利息，佃户应由其所出之劳力中，得到多少报酬，也仍是要看双方需求状况而定的。地主与佃户，对于租额的规定，犹如资本家与劳动者，对于工资多寡的磋商一样，其数量的多寡，当然是要看土地的需求高低，佃农人数的增加或减少，而时有变更的”。[153]卜凯通过计量分析，他认为中国当时“地主租给佃农与半自耕农的田场，可以得到年利八厘半的利润”。而当时农民借贷的利率，“平常每月都要二三分，甚至还要比这高些。若拿地主投资得来的利息，和农人借贷的利率比较，地主的收入，真不算高”。[154]从佃农方面看，卜凯通过计量分析认为佃农的收益“在田场总收入中少得6.4%”。从“公允租额起见”，卜凯提出了减租的建议，他通过计算，认为“地主应当减去上年租额22.1%”。[155]
(二)土地利用论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卜凯认为中国土地占有制度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农村的分配也没有根本的不合理之处。卜凯从农业生产效率的角度甚至认为佃农比自耕农的生产效率更高。因为佃农存在生存压力，较自耕农具有更强烈的责任意识和竞争意识，他们更善于或更勤于农业生产经营。在小农经济条件下，佃农的生产效率是最高的。
卜凯指出，中国农业经济直到15世纪以前还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欧洲和北美农业发展了，经历了农业革命和商业革命，而中国的农业生产出现停滞，根本的原因在于土地利用方面出现了问题，而非产权制度问题，他认为，解决中国近代农业问题的主要办法是改善农业经营的方式和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
卜凯从农场经营的角度来研究土地利用问题。他在调查分析中国土地经营问题时，认为中国近代农村土地基本上都是以家庭为经营主体，非家庭经营的农场十分有限。因此，他所研究的土地经营基本上都是家庭农场经营。在研究视角上，除了上面已经分析的按农民所耕种的土地的占有权将农场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外，他还按农场所经营的规模的大小，将农场分为若干组别，研究不同规模农场的经营绩效。
卜凯认为，衡量农场规模的计算方法很多，“如田场面积，作物面积，作物公顷面积，牲畜数目，人口多寡，工人等数，以及所成就的工作量等皆是”。[156]他分别运用上述各种计算方法分析中国农场的经营规模状况并对某些方面作了国际比较。比如在作物面积方面，他所调查的2866个田场，“各处的作物面积，用中数平均，为2.13公顷，约合5.26英亩”。这个规模仅高于当时日本的1.08公顷，而大大低于美国的24.69公顷、丹麦的13.25公顷。[157]在田场投资方面，中美两国也存在巨大差距，当时每公顷耕地的投资，美国在土地、房屋、牲畜、农具方面的投资分别为10774元、3356元、1389元、768元;而中国在土地、房屋、牲畜、农具方面的投资分别为1374元、250元、66元、46元。[158]可见，从土地经营的规模和集约化看，中国农业都是小生产、粗放式的。
为了说明田场经营规模与绩效的关系，卜凯提出了田场最佳规模——“大小最适宜的田场企业”的概念。他仔细研究了不同规模组别的田场在“田场赚款”、“场主工价”、“田场工作赚款”、“家庭赚款”、“每个工人等数的工作报酬”、“每一作物公顷的纯利”、“副业上的收入”等计算田场绩效的指标上的差异。他得出的结论是田场的规模与上述反映田场绩效的各项指标都出现正相关关系:田场的规模越大，绩效越高。
正是在扎实、缜密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卜凯在《中国农家经济》一书中，诊断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病因在于农业生产的规模太小。“无论从那(哪)方面观察，在本书中总可看出田场周年间的企业内容，确嫌过小，利润当然也因此很低。这种由于企业过小的低利润，当然能影响于农民生活的内容，而生活不得不因此艰窘，这就是中国几千万农民，弄成今日一般状况的主因”。[159]
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国，对于农业人口在找不到出口的情况下如何扩大农业的经营规模的关键问题，卜凯并没有进一步展开深入研究。他认为中国要大量增加耕地面积实属不易，只有提高土地利用率、实行集约化生产。可见，卜凯只是发现了中国农业生产经营规模过小的问题，而没有提出最终解决问题的完整方案。
作为来自先进国家的农业问题专家，卜凯对于中西农业科技方面的差距了然于胸。他将中国与德国、英国、意大利、美国、日本、印度和苏联等国家主要农作物的产量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以集约农业著称的中国“小麦的平均产量，与素以粗放著名之美国的平均产量来比较，结果差不多毫无区别”。[160]其他作物除水稻外，基本上都比德、意、英、美等国的产量低。卜凯认为，中国要向西方学习，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通过改良种子、改善农作物保护、增用肥料、防治病虫害、改进灌溉排水系统、修造梯田及完善运输与交通设施等，提高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增加农产品的产量，推进农业现代化。
卜凯关于中国“三农”问题的调查研究在西方世界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但在中国，他的有关成果一问世就受到当时对“三农”问题持阶级分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猛烈批判。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陈翰笙、钱俊瑞等在《中国农村》杂志上撰写《评卜凯教授所著〈中国农场经济〉》等论文，批评卜凯对中国农业的调查方法和结论。他们认为卜凯没有使用地主、富农、贫农这样一些概念去调查，无视中国的土地分配不均，没有看到中国的租佃剥削关系，因而对中国农村经济的认识以偏概全。卜凯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批评没有进行回应，而是将其农村调查的工作进行到底。
对于卜凯关于中国近代农业发展道路的评析可以见仁见智，但我们对他作为一个来自异域的农业经济学家以现代经济理论为指导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所作的扎实的实证研究的学术价值应该予以尊重。他的从改善经营方式和提高农业技术促进农业发展的“技术学派”的农业经济发展思想对于当今致力于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中国仍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
【注释】
[1]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62页。
[2]薛暮桥:《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新知书店1937年版，第4页。
[3]薛暮桥:《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新知书店1937年版，第4页。
[4]薛暮桥:《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新知书店1937年版，第9页。
[5]薛暮桥:《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新知书店1937年版，第28页。
[6]薛暮桥:《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新知书店1937年版，第32页。
[7]薛暮桥:《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新知书店1937年版，第25页。
[8]薛暮桥:《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新知书店1937年版，第24页。
[9]薛暮桥:《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新知书店1937年版，第36页。
[10]薛暮桥:《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新知书店1937年版，第41页。
[11]薛暮桥:《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新知书店1937年版，第42页。
[12]薛暮桥:《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新知书店1937年版，第43页。
[13]薛暮桥:《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新知书店1937年版，第45页。
[14]薛暮桥:《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新知书店1937年版，第48～51页。
[15]薛暮桥:《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新知书店1937年版，第57页。
[16]薛暮桥:《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新知书店1937年版，第67页。
[17]薛暮桥:《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新知书店1937年版，第70页。
[18]薛暮桥:《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新知书店1937年版，第71页。
[19]薛暮桥:《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新知书店1937年版，第72页。
[20]薛暮桥:《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新知书店1937年版，第77页。
[21]薛暮桥:《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新知书店1937年版，第81～83页。
[22]薛暮桥:《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新知书店1937年版，第101页。
[23]薛暮桥:《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新知书店1937年版，第103页。
[24]薛暮桥:《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新知书店1937年版，第107～108页。
[25]薛暮桥:《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新知书店1937年版，第123页。
[26]薛暮桥:《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新知书店1937年版，第144页。
[27]薛暮桥:《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新知书店1937年版，第142页。
[28]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的百年回顾》，《中国招标》，2005年第42期。
[29]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38页。
[30]何廉著，朱佑慈等译:《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44页。
[31]太平洋国际学会成立于1925年，是当时美国为联络亚太主要国家成立的经常性国际民间调查研究组织，它将感兴趣的课题委托亚太相关各国的支部调查会进行调查，并提供调查项目资金。中国为发起国之一，在上海设有支部。
[32]李翠莲:《留美生与中国经济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1页。
[33]何廉著，朱佑慈等译:《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73～74页。
[34]何廉著，朱佑慈等译:《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64～65页。
[35]何廉著，朱佑慈等译:《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74页。
[36]李翠莲:《留美生与中国经济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0页。
[37]以上论文刊载于《大公报·经济周刊》第1～227期和《政治经济学报》第1～5卷，参见李翠莲《留美生与中国经济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1页。
[38]何廉著，朱佑慈等译:《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75～77页。
[39]何廉著，朱佑慈等译:《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77页。
[40]李翠莲:《留美生与中国经济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7～359页。
[41]方显廷著，方露茜译:《方显廷回忆录: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七十自述》，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7页。
[42]方显廷:《中国农村经济之复兴》，《中国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63页。
[43]方显廷:《中国经济之症结》，《中国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31页。
[44]方显廷:《中国农村经济之复兴》，《中国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63页。
[45]方显廷:《中国农村经济之复兴》，《中国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63页。
[46]方显廷:《中国农村经济之复兴》，《中国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63页。
[47]方显廷:《中国农村经济之复兴》，《中国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63页。
[48]方显廷:《中国农村经济之复兴》，《中国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65页。
[49]方显廷:《中国农村经济之复兴》，《中国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65页。
[50]方显廷:《中国农村经济之复兴》，《中国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67页。
[51]方显廷:《中国经济之症结》，《中国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31页。
[52]方显廷:《中国农村经济之复兴》，《中国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67页。
[53]方显廷:《中国农村经济之复兴》，《中国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67页。
[54]方显廷:《中国农村经济之复兴》，《中国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69页。
[55]方显廷:《中国之土地问题与土地政策》，《中国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288页。
[56]方显廷:《中国之土地问题与土地政策》，《中国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289页。
[57]方显廷:《中国之土地问题与土地政策》，《中国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289页。
[58]方显廷:《中国之土地问题与土地政策》，《中国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289页。
[59]方显廷:《中国之土地问题与土地政策》，《中国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290页。
[60]方显廷:《中国之土地问题与土地政策》，《中国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290页。
[61]方显廷:《中国之土地问题与土地政策》，《中国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291页。
[62]方显廷:《中国之土地问题与土地政策》，《中国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291～292页。
[63]方显廷:《中国之土地问题与土地政策》，《中国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296页。
[64]方显廷:《中国之土地问题与土地政策》，《中国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302页。
[65]方显廷:《中国之土地问题与土地政策》，《中国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302页。
[66]方显廷:《中国之土地问题与土地政策》，《中国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302～303页。
[67]方显廷:《中国之土地问题与土地政策》，《中国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303页。
[68]邹进文:《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69]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20～421页。
[70]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译者的话。
[71]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页。
[72]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
[73]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页。
[74]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页。
[75]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页。
[76]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6页。
[77]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页。
[78]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
[79]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页。
[80]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1页。
[81]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0页。
[82]该引文如下:“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兰德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能”。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页。
[83]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6页。
[84]方旭东:《费孝通与〈江村经济〉》，《百年潮》，2008年第12期。
[85]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5页。
[86]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著者前言》，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87]《江村经济》中文版出版以来有关《江村经济》的研究学术成果比较多，但大多是从社会学、民族学乃至纯学术方法等方面立论的，这方面的成果如:郑抗生的《读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殷一兵的《论费孝通的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江村经济〉的意义及理论、方法的再省察》，《江海学刊》，1994年第1期;甘阳的《〈江村经济〉再认识》，《读书》，1994年第10期;陈树德的《改革旧中国农村的呐喊——重读〈江村经济〉》，《社会》，1996年第10期;汪和建的《论社区经济社会学的建构——对费孝通〈江村经济〉的再探讨》，《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龙先琼的《乡土认识的三重飞跃——人类学本土化视野下的〈江村经济〉的意义及局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顾骏的《理想与生活的张力:“乡村内生城市化”的探索——重读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韩蕾蕾的《微型社区研究的范本——〈江村经济〉再读》，《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方旭东的《费孝通与〈江村经济〉》，《百年潮》，2008年第12期;杨丹的《民族学实地调查法探析——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为例》，《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88]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4页。
[89]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5页。
[90]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5页。
[91]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57页。
[92]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67页。
[93]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6～67页。
[94]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7～68页。
[95]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8页。
[96]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72页。
[97]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83页。
[98]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36页。
[99]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77页。
[100]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36页。
[101]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77页。
[102]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88～189、196页。
[103]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95～196页。
[104]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38～239页。
[105]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04～206页。
[106]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18～220页。
[107]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24～225页。
[108]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31页。
[109]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31～233页。
[110]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34～235页。
[111]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20页。
[112]这方面的论文如:夏振坤的《〈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读后》，《江汉论坛》，1986年第8期;梁小民的《〈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江汉论坛》，1991年第1期;方齐云的《〈农业与工业化〉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经济学家》，1996年第2期。有关著作如:李向民的《大梦初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孙智君的《民国产业经济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13]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114]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10页。
[115]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116]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117]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118]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35页。
[119]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
[120]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43页。
[121]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122]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4～55页。
[123]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7～59页。
[124]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1～63页。
[125]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9页。
[126]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页。
[127]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页。
[128]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199页。
[129]薛永应:《董辅礽评传》，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130]赛珍珠随卜凯在安徽农村生活，1931年出版了反映中国农村生活的小说——《大地》，讲述中国农民王朗(Wang Lung)由苦工而变为地主的故事，并因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31]杨学新等:《卜凯问题研究》，《中国农史》，2009年第2期。
[132]陈意新:《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133]张五常:《佃农理论——应用于亚洲的农业和台湾的土地改革》，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1页。
[134]卜凯:《中国土地利用》，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1941年版，第236页。
[135]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2页。
[136]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2页。
[137]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原序。
[138]卜凯:《中国土地利用》，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1941年版，序言。
[139]该调查报告也成为卜凯在康奈尔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的硕士论文。
[140]该调查成果《中国农家经济》也是卜凯获得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的博士论文。
[141]杨学新等:《卜凯问题研究》，《中国农史》，2009年第2期。
[142]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目录。
[143]盛邦跃:《卜凯视野中的中国近代农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
[144]卜凯:《中国土地利用》，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1941年版。参见盛邦跃《卜凯视野中的中国近代农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
[145]卜凯:《中国土地利用调查》，参见张静《太平洋国际学会与1929—1937年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以金陵大学中国土地利用调查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6年卷)。
[146]张静:《太平洋国际学会与1929—1937年间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以金陵大学中国土地利用调查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6年卷)。
[147]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页。
[148]陈意新:《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149]陈意新:《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150]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95页。
[151]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97页。
[152]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15页。
[153]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17页。
[154]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10页。
[155]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20页。
[156]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7页。
[157]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5～56页。
[158]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79页。
[159]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32页。
[160]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89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