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棉纺织业
棉纺织业是中国重要的产业部门，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但同时也是受外国商品侵略影响最早、最深的部门，在外国机制纱大肆倾销的摧残下，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分解。棉花、棉纱、棉布三者本互相关联，若要增加棉布产量先得以丰富的棉纱为前提，而要使纱厂有足够的原料供应不可不扩充棉花的种植，三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否则织布虽多而所用之纱只能依靠舶来之品。在与洋商分利的旗号下中国也相继出现了一些近代化的纺纱厂，但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华北作为中国重要的产棉区，因“纱厂未兴，销场甚细，以故直、鲁、豫等省所产之棉，仅近交通便利之区，尚藉输出外洋，稍资交易。彼邦人士购我生棉，制纺成纱仍复销行我国，而我直、鲁、豫等省植棉之农民及织布之机户，复终受困于外人之操纵控制，而莫可如何”。在此情况下，“欲筹挽救之方，舍兴办纱厂、布厂，别无良图”[1]。北洋新政时期，在直隶工艺总局的大力推动下，“直隶之织布业早已著名于全国，所谓爱国布者风行海内，贫富各户皆乐用之，天津一隅，布厂林立，每年出货足以衣服本省之人，而在内地如高阳一县织爱国布尤为出名，一县出产之价值每年不下千万余元”[2]。织布业的发展导致棉纱需求量逐年增加，但这些织布工厂所用棉纱大多依赖进口，广阔的市场前景为创办近代化的纺纱厂准备了必要的前提。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华北除了天津有一家模范纱厂外，竟无一家大型近代化纺纱厂创立。模范纱厂创办于1912年，资本16万元，只1920纱锭，规模较小，设备简陋，只有80匹马力蒸汽机一台[3]。周学熙实业集团华新纺纱厂的建立才最终打破了这一局面，一些近代化的纺纱厂在天津、在北方才逐渐兴办起来，一时出现了纺织业勃兴的局面。唐山华新纺纱厂即是周学熙实业集团华新纺织有限公司系统的一个分厂。
河北为北方重要的产棉区，在黄河流域当推首位。“所产出之棉花分北河西河御河三种，论其品质北河产最良，御河次之，西河又次之;论其产额则西河最多，御河次之北河又次之，在民国五年(1916年)直隶棉花之产数共计六十三万担，比之江苏殊不逮也。然若以此产数尽其所有则可以供给二十万锭之纱机制成十八万包之棉纱，但用之于本省及邻省者，其数仅有三分之二，其余三分之一则悉为输出国外之品”[4]。丰富的棉花产量为纺纱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进口棉纱、棉布锐减，以致国内纱、布价格飞涨，纱厂利润倍增。周学熙见经营纱厂有利可图，便建议袁世凯投资纺织业，而袁世凯在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也曾对振兴实业予以重视，表示“民国成立，宜以实业为先务”[5]。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措施，企图通过增加经济实力而捞取政治资本，但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客观上为民族资本的发展提供了一线生机，一时出现了民族资本投资的热潮，民族资本工矿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对于华新公司袁世凯更是“拨公款，派督办，惟恐此局之不成”[6]，对周学熙给予了充分的支持。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周学熙从日本考察回国后，在筹办直隶工艺总局的过程中即提出“国非富不强，富非工不张”的主张，强调通过鼓励民间兴办实业以达国家富强的目的，而在兴办实业的过程中，周学熙一贯主张官商合作，官助商办。在出任财政总长时，他更“力图运用国家财力加强基础产业建设的力度”[7]。周学熙于1915年再掌财政，“其所规划，不限于财政税收，而以全国经济建设为先”[8]。当时财政极其紊乱，他依据第一次任财政总长时所订财政方针，“费十阅月心力整理之，收支适合，且中央威信已著，各省解款，皆能如数而止，关盐两税也集权中央，故库有余存，且约计每年可余2000万”，所以决定“专办民间兴利之事，为国家生财源”[9]。他兴办的其中一项事业即是纺织业。而且周学熙办企业一向主张多积累，少分红，“当开滦营业鼎盛时，因提出议案，经股东会通过，嗣后股息以每股二元四角为最大限度，过此则提存为创办新事业专款，以之生息，建设实业”[10]，再加上周氏所办启新洋灰公司获利也较优厚，遂改变单一的重工业投资结构，利用积累的大量资本向轻纺部门发展。当时为了“外以杜旁溢之金钱，内以裕群生之衣被，增兴地利，培养富源”，周学熙于1915年开始筹建华新纺纱厂于天津。鉴于“北方天气干燥，棉质短硬，人工粗拙，积此数因，其困难更加南方数倍”，所以“设非国家特别维持，优予利益，难期效果”[11]，积极贯彻其“官助商办”的指导思想。周学熙筹议创设纺织厂的时期，正是其第二次任财政总长的时期。1915年开始筹办的华新纺织公司，最初设想远大，“拟先从直、鲁、豫三省举办，渐及山、陕，股本1000万元，官股四成，商股六成，股本年息八厘”，并且与周氏集团其他企业一样享有一系列的优惠条件，除拨垫官款外，“请由政府保息五年”，同时对于“所购机器、料物及棉花等原料，凡水陆运输，请予免除一切税捐，制成纱布，照南方成案，出厂完正税一道，通行各处，概不重征”。并申请准许“在直、鲁、豫三省专办30年。在此限内，尽该公司尽力推广，如有他商愿办纱厂，可附入该公司合办，倘愿独立自办，照从前南通大生纱厂成案，每出纱一件，给该公司贴费若干”。华新公司企图在获得一系列优惠条件的情况下，进一步垄断华北棉纺织业。对于华新公司的要求，袁世凯给予多方照顾，“除专办年限应由农商部核办外，其补助官股一节，本部查有芦商应还大清银行旧欠一项可以指拨”。再加上“现在创办伊始，拟先拨官股四分之一，以示提倡，其余俟商股收足若干时，按照应摊官股成数陆续拨发。又五年保息办法，应俟每年该公司结账后，视所得赢利，倘不及长年八厘之数，准由本部照数补足，以资扶掖。所称免税一节，查外洋机器物料，自欧战发生以来，价值、保险、运费、镑价种种加增;又采办棉花原料，北方多系陆运，脚费比南方水路较重，均系特别情形，所有机器物料进口及棉花原料转运，应准特免一切税厘，用示维持。其出场纱布，只完正税一道，此外税厘概免重征”[12]。总之，除专办30年由于北洋派系矛盾以及社会舆论的压力未予批准外，其他要求皆得到了满意的答复，以“洋纱、洋布，每年进口甚巨，漏卮极大。北方纺织风气未开，诚宜特别提倡，以重民生要政”为由，“准援照办理”[13]。正在华新筹建过程中，北洋政局发生变故，袁世凯因搞帝制复辟抑郁而死，周学熙也离开了财政部，华新失去了有力的支持者。这时的华新公司不但“官股无着，商股也难以照缴”[14]，又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机器迟迟未到，建筑又愆期，遂有浙江人陶兰泉运动财政部阴谋攫取此厂为官办[15]。财政部以“该厂旷日持久毫无成效，且有私借外款情事，特令财政部会同审计院派员查办”，于是“周实之之督办以部令易之，另派员来接”[16]，华新公司遂陷入危机当中。在这种情况下，周氏集团的当权人物“以创办以来，辛苦备尝，率尔放弃，有违提倡初心”[17]，遂“连日在津开议，拟以商股已集，请裁督办，举周缉之主政，同人各勉力凑办股款，支撑局面”，一面积极走上层路线，由言敦源、王筱汀进京面谒段祺瑞，周学熙在津会晤徐世昌，请求帮助。后由徐世昌出面，“力劝当局，以同是北洋中人，不可自相倾轧”，而段祺瑞“亦知缉之能力足任此局”，乃予以首肯，“立饬部中照办”[18]，最终使公司渡过难关，于1919年1月正式开工生产。并且基本上保持筹办时期的许多特权，如官股、官款挹注、保息、免税等。另外，北洋政府又强令盐商“已入股款不能自由退股，未缴股款设法照缴”[19]。华新纱厂一经开工，适际本年一、二两月，纱布畅旺，营业彩结，共达514647.75元，除各项开销409819.48元外，计获盈余104828.27元[20]。又据华新纺织公司开业情形及第一届、第六届营业总结分派余利节略所述，该公司从1919年3月至1920年2月共计获利137万余元[21]。从1919年至1922年底的四年间共获利413万余元，超过资本一倍以上[22]。丰厚的利润也刺激了投资者的热情，华新公司积极实施开设分厂的计划，陆续在青岛、唐山、卫辉建立了三个分厂，皆采取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分别招股，各计盈亏。
唐山分厂于1919年开始于天津设筹备处，积极进行招商集股的准备工作。“唐山距津较近，且不啻由启新产出”[23]，集股自然比较容易，其“股本内以启新洋灰公司为唯一大股东，共占25%，其余多系零星散户”[24]。初招股本80万元，1921年加招140万元，增至220万元，初订购纱机12000锭[25]。唐山、卫辉两厂均订购英国赫直林敦厂机器，当时因英机受德国潜水艇影响，久运不到，又以12000锭规模太小，遂决议将卫厂英机合并到唐山工厂并加订纱机，而将原拟在临清兴办模范厂的美国文素厂机器10000锭，并再加订10000锭归卫厂[26]，这样，唐山分厂总纱锭增为24300锭。经过详细调查研究，从九处地址中，选定了交通比较方便，距启新洋灰公司较近、容易得到电源、地亩价格便宜和靠近农村有招工来源等有利条件的启新洋灰公司东门外陡河东岸作为厂址。在筹建过程中，吸取了天津、青岛两厂建厂时的经验教训，在设备安装、新工培训等方面得到了津、青、卫三厂的大力支援，在选址购地、建厂、电力诸方面也得到了开滦、启新的有力支援。到1922年，厂房建筑、机器安装工程大体完成，于7月1日正式试机投产，生产8支以上32支以下棉纱，其中以16支、32支纱为主，其余4支、10支、20支、24支各纱则时纺时停，商标以三松三鱼为正牌，次则有圆寿、吉庆、常胜、万全等牌[27]。
唐山华新纱厂一经投产即赶上由1922年直奉战争所导致的危机，当时受影响最深的是东南沿海开放口岸一带的纱厂，上海华商纱厂一度曾有停工的建议。与此相比较，内地纱厂的日子则相对好过一些，再加上华新公司与上海纱厂相比具有一些优点:华新纺织公司是周学熙实业集团的一个骨干企业，周氏集团所具有的高度统一的权力核心，使其各个企业之间可以相互协调，酌盈济虚，在1922年华商纱厂危机中就充分发挥企业的集团优势，利用自己的金融机构支持企业的发展。1922年，世界尤其美国棉花减产，这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棉花价格，因为外国棉花纤维长，用机器纺纱，当然纤维长的棉花最适宜，而中国棉花种类虽多，但纤维短，所以华商纱厂所用原棉，大约有30%依靠进口。再加上投机商大批抢购原棉，日本商人涌入上海市场，也大批争购原棉;与此同时，河北和山东省的棉花生产因为1920年的旱灾而下降。1921年江苏和湖北省的棉花遭受水灾。棉花种植不但受到不正常气候的直接影响，而且天灾出现数月之后，农民因为必须重新储备粮食，不得不从经济作物的种植转入粮食生产，这又构成了棉产下降的一个间接原因。由于原棉普遍缺乏，加以战争导致交通堵塞，华商纱厂出现了普遍的危机。而华新津厂“上半年知花价将涨，则多购价廉之印度花6000余担，下半年见山西花价尚平，则又预批大宗粗细绒花30000余担，避开37—38两之贵价”。这两次购花，就费银140余万两。由于栈存棉花价格低于市场价格，仅此两次的原料预购就赢得了30余万元，以如此巨额资金进行原料的预购囤积，在一般纱厂是难以想象，更是无法办到的。而“华新独能利用时机，购棉存纱，减轻成本，获得高额利润，立于不败之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有金融系统作后盾”[28]。鉴于“原棉之敛输，为纱厂之命脉”[29]，为适应棉纺织工业发展的需要，华新纺织公司还兴办了一些附属企业，如兴华棉业公司即以“改良品种，推广植棉为主要事业”[30]，并分设厂栈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周学熙在任全国棉业督办期间，曾从美国选购优良棉种，在各地成立植棉试验场，通过发展植棉事业来解决纺纱厂原料供给问题。1922年，该公司基于“近年来外人在中国添厂设机，风起云涌，几有一日千里之势”，为“共同应付”，由“津、青、唐、卫四厂集议……公同组织管理处”，统一负责各厂及附属企业的原料购买、产品销售、金融调配、资金周转、业务联系等[31]。由于各种措施的实施，使华新公司在危机中不仅维持生产而且获利不菲，所以华新纱厂对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提出的有关减工计划很不满意。由于华新纱厂的反对，天津棉业公会只好撤回对减工计划的赞同意见。1923—1924年，华新纱厂的25000枚纱锭全部开工[32]。
华新公司唐山分厂，靠近产棉区，原料取给便利，如永平府滦州、倴城、十八泡等村，“产长绒棉花，色较白，丝较长，体较柔软”，遵化、玉田县也是华北主要的产棉区[33]，市场前景也十分广阔。冀东一带织布工业较其他工业为盛，不独平津唐各市纺织厂林立，男女工人藉资谋生，即使北宁铁路沿线各县镇村庄，“农户莫不视为重要之家庭工业，产量既丰，销路亦广”[34]。加之北宁铁路纵贯市区，运输十分方便，而且产品转运费也比较低廉，又有启新和滦矿作为奥援，劳动力、燃料等都比上海便宜，投产后很快获利并不断扩展。1927年又增添大牵伸细纱机1台400锭，至此唐山工厂共有纱锭24700锭。为了扩大生产规模，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于1927年开始筹建布厂，添设拼花池及飞花楼，购置了松花机、精梳机、细纱机各1部，添设粗纱机4部[35]，1928年，一座钢骨水泥锯齿型织布场房落成，安装英国利费舍电力织机250台，于1929年初投产，注册商标为三燕，产品行销天津、东北各地。同时改建锅炉房，于厂房之北添购英制锅炉一架，1931年，又添设漂染厂，购置漂染机器，机器除烧毛机、压光机系由英国法姆诺顿厂制外，余均是上海源兴昌所造。在筹建染厂的同时，在纺纱上还增添了大牵伸细纱机2100锭，合股机2000锭。1932年又增建织布厂房84间，安装电力织机250台，日野上打式织布机两台，德式下打式织布机两台，还有自织布机一台，这样共有织布机505台，年产棉布30多万码，纺纱机26800锭，合股机2000锭，年产棉纱22600包，职工增加到2300多人[36]。华新公司唐山分厂由此发展为纺、织、染三位一体的全能企业。华新唐山分厂不仅注重先进设备的引进，同时也力求改进，在此期间于纺场增添喷雾设备，对车间照明予以了改进，这些对纱厂产量、质量的不断提高都起了促进作用，也为争取市场提供了保证。在1931年春，津、青、唐、卫四厂公议撤销总事务所，各厂各自为一独立公司，分向实业部更正注册立案，唐厂遂于1932年3月改称唐山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唐山华新纱厂正式投产之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纱厂的繁荣时期业已过去，但由于唐山工厂所处地区竞争并不厉害，产品销路“在唐山及其附近有鸦鸿桥、窝洛沽，在天津及其附近有高阳宝坻等市场，远至东北西北，均有间接销路，并在天津设立分销处，零售染色布匹”[37]，经营状况还算不错。三松牌棉纱在京、津、东北和冀东各县以物美价廉受到用户欢迎，销路畅旺;三燕布投产后也以质高价廉博得美誉，与最通行的无锡庆丰纺织厂所织的“双鱼”、“吉庆”并驾齐驱。1932年，三燕布以质高价低胜过天津“五蝠”，那时天津是北方纺织业最发达的城市，但唐山华新三松纱、三燕布同样畅销津门。在用户中流传着天津“五蝠”、唐山“三燕”之说。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各地，抵制日货运动如火如荼，此时正是华新产品畅销之时[38]。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华新纱厂成立后运营是比较顺利的。
由于资料所限，对于唐山华新公司的经营状况我们无法窥其全貌，唐山华新纱厂1922—1927年经营状况没有具体的统计资料，但在最初的几年里，生产还是比较稳定的，“年年有盈利”[39]。据有关记载，1928年华新纱厂发息四厘，1929年发息八厘，1930年、1931年各发息四厘[40]，其中1931年因抵制日货运动，销售旺盛，纯益720086元余[41]。可见效益不错。1932年据当时的《工商日报》记载，华新纱厂“获得六七万元盈余(指扣除所有开支之后的纯收益)，其营业之发达，自开厂以来，无与其匹”[42]，当年发息一分四厘，并填满历年亏空。1933年发息六厘。1934年由于唐山陷落，停工达两个半月之久，纱价滞落，保兵险费重，致无利可获，1935年勉可发息二厘[43]。总之，自“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东北销路先告断绝，鸦鸿桥、窝洛沽两市场亦相继彻底毁灭，市场逐渐萎缩，再加上兵连祸结，社会动荡不安，外货竞争日烈，加之运输不畅，“存货山积，无法推销”[44]，经营日趋衰退，纱厂基本处于亏损状态，织、染两厂获利还算可观。1934年工厂盈余101479.92元，内计纱厂净亏40554.17元，布厂净余54977.87元，染厂净余87056.22元。1935年盈余29450.91元，内计纱厂净亏53858.2元，布厂净余17155.23元，染厂净余66153.88元[45]。在当时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普遍萧条的情况下，唐山华新纺织厂仍能略有盈余，“尚堪维持”[46]，这也算是一件值得称道之事。鉴于纱厂亏损日益严重，而织、染尚能维持盈利状况，公司遂决定扩展织、染厂，以织染盈利来弥补纱厂的亏损。由于这时资金严重匮乏，到1936年公司负债已达200余万元，遂决定再“借款40万元添织布、漂染机以资补救，股东一致通过”[47]。最后经天津裕大纱厂经理日本人植松真经介绍与日本东洋纺绩株式会社加入股份，“强行收买50%的股权”[48]，遂改为中外合办，唐山纺织工厂也不可避免地如同中国大多数民族工业一样落入日本人控制之下。
唐山棉纺织业不仅有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华新纺织有限公司，同时也出现了主要以手工进行生产的毛织业、线袜业、印染业、织毛巾业等行业，这些行业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大约有十家，即1915年成立的瑞立兴织袜厂、1920年成立的大顺染厂、1924年建立于新立街的大兴成工厂、1929年5月成立的鸿兴毛巾厂、1932年建立于宋谢庄的荣生针织厂及1932年建立于陆家街的同德成工厂与希德长、永合成、德本成、同合成四家织袜厂。其中大顺染厂于1934年投资8000银元，购置卷染机、蒸汽锅炉、电动机、拉宽机和丝光机，变手工操作为机器生产，1938年该厂日产色布7200码，所产三侠青畅销锦州至塘沽一带，士林兰供不应求，售价超过天津产品，年获利三万余元。而其他九家工厂规模都比较小，资本也较少，大兴成、荣生、同德成资本分别为4500、500和3000元，生产设备为脚踏缝纫机和手摇织袜机;鸿兴毛巾厂资本2000元，有织巾木机12架，织时全赖人工操作，每日可出毛巾480块;其他几家织袜厂资本由500元至2000元不等，工人由10人至18人不等，且皆系男性童工，每厂有十架左右手摇织袜机，平均每家每日大约可出男女线袜200双。这些工厂的产品主要在市内及附近乡村消费[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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