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的涵义和表现

第一节　社会转型的涵义和表现

社会转型是社会变迁的重要形式，与剧烈的冲突或革命造成的社会突变相对应。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思维视野中，往往把社会转型称为社会改良，而由剧烈冲突引起的社会变迁被称为社会革命。

一、社会转型及其类型

社会转型是一个发展社会学的概念，其意义是说，由于外力或者内在力量的推动，一个社会经过改革和调整，由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转变的过程。社会转型并不总是进步，同样也有倒退，因而在发展社会学中，转型并不包含价值判断的因素。从文明发展的角度讲，一个社会由结构简单的形态向复杂形态的转变，一般总包含着更多的进步的因素，因而总体上是进步的转型；相反，一个社会由结构的相对复杂向简单的社会结构的转变，一般总是由更多的破坏引起的，从而往往表现为退步⁽¹⁾。

在社会的转型中，由外力（如国际压力，武装侵略等）原因引起的变革，从而造成的社会转型，一般称为外源性转型；而由社会内部的主动而自觉地改革引起的社会转型则称为内源性转型。如果说，由于美国的入侵最终导致阿富汗和伊拉克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至于与以前根本不同的话，那么这种转型很显然就是外源性转型；而冷战造成的两极格局以及社会主义各国在建设中的挫折和失误，迫使各国内部进行大幅度的政策和制度调整，从而造成的社会转型（如前苏联、东欧各国以及中国、越南等），则属于内源性转型。

社会转型是一个十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其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变化。由于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决定了任何社会的转型都包含着一系列结构性变化，而这些变化，对于那些对社会和社会问题缺乏研究和了解的人来说，也许仅仅是自己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方面所不得不做出的调整以及社会整体面貌的变化。一般而言，剧烈的社会革命，并不包含在社会转型中，但它无疑也会引起社会结构和面貌的某些变化。社会转型往往表现为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的渐变，而不是突变过程，是由量的积累逐渐达到质变的过程。剧烈的社会革命，可以使一个社会从一个政治集团的控制转为被另一个发动了革命的集团所控制，但这种转变，一旦时机成熟，同样可以很快又倒退回去。如斐济的军人政变，原扎伊尔变为现在的民主刚果等，这种由剧烈的政变和革命引起的变化，并没有深刻地影响到一个社会的社会结构，从而也称不上转型。实现了或者正在实现社会转型的社会，往往很难再退回到原来的状态。

在看待社会转型的问题上，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重大课题。从引起转型的社会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或者着力于改革的社会领域，可以有不同的转型模式，而不同社会实现转型的模式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有必要对社会转型的主要模式，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分析和说明。

二、社会转型的主要模式

正如我们在前面的导论中已经说明的，从引起转型的力量来源，可以把社会转型分为外源型转型和内源型转型；而在外源型转型中又可以区分出由于军事力量引起的转型和由于文化交流、经济贸易引起的转型；在内源型转型中，则可以进一步区分出导因于政治、经济和文化而造成的社会转型。

1.外源型转型

外源型社会转型，是指由一个社会的外部力量所引起的社会转型，这种外部力量，既可以是强制性的军事力量，也可以是非强制性的经济和文化的力量，同样可以是三者的共同作用和有机结合。

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旦由于与其他社会或者民族之间出现了差别或者摩擦，而这种关系由于处理不慎而引发强敌入侵，并由此造成原有社会形态的转变，那么，这种转型就是外力强制的社会转型。

由武力或者政治强制所造成的社会转型，在现代国际社会中，有很多表现形式。如以打击恐怖主义为旗号，造成阿富汗和伊拉克前政权的垮台，最终必然要对这两个社会进行彻底改造，以便符合西方发达国家所认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对朝鲜和伊朗等所谓“邪恶轴心国”以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尤其是核不扩散为名所进行的国际干预，同样可能会造成这两个民族和社会的转型。尽管目前这种结果尚未发生，但干预的进程已经开始。事实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借助其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和军事优势，所致力推行的全球化战略，其核心目标就是促成非西方社会实现西方化的社会转型。

利用文化手段所实现的外源型社会转型，以意大利文艺复兴引起的整个欧洲大陆的社会转型最为典型。经历了封建中世纪的宗教统治，欧洲各国虽然都存在着宗教极权和专制对人性的摧残和压迫问题，但明确提出口号向教廷权威挑战的，则是以意大利佛罗伦萨为核心的文化运动。但丁、簿伽丘等文学巨匠，用文学控诉了宗教对人性的扭曲和摧残，并由此呼唤人性和理性即人道主义的苏醒，呼唤古希腊、雅典时代智者派智慧和思想的重现。这种以人性取代神性、理性取代神启、人权取代神权的诉求，很快蔓延到整个欧洲大陆，从而掀起了长达300年的文艺复兴运动。应当指出，西方的现代化正是由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肇始的。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联动引起了西方哲学、科学思想的勃兴。科学的发展，必然会不可避免地带动技术的全面进步，而这种进步最显著的标志，就是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工业革命。蒸汽机的发明，宣告人类进入大机器工业文明时代。技术对军事的装备，又使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有能力通过远洋航行发现一个个尚未开发的人类文明的处女地，并从此开始了西方对世界的征服。如果从历史伦理学角度，可以把这种西方民族向非西方社会的扩张理解为侵略或掠夺的话，那么，它所依托的正是西方社会的工业化转型，向整个世界尤其是非西方世界的辐射。

应当指出，西方的扩张从来不是“一条腿走路”，而是一个包括政治、军事、文化和经济在内的全面的联动过程，这是因为社会运动从来都不是单一和简单的，而是综合和复杂的。欧洲人扩张和殖民的过程，本身也是以海上贸易作为重要补充的，而且从欧洲与美洲、欧洲与非洲、欧洲与亚洲之间殖民和反殖民以及殖民地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斗争的历程来看，引起非西方社会外源型转型的首要条件，并不是军事征服，而是借助远洋运输等由技术所装备的交通条件试图顺利推行的经济贸易和交换。而这种贸易的实现，总是以非西方民族丧失对自己社会及资源的部分乃至全部控制力为前提的。这种贸易条件，自然会受到非西方民族不同程度的抵制，于是作为政治保障条件的军事力量，便介入了原本所要推行的自由贸易。从大部分非洲人、北美印第安人、中国人和东南亚各民族和国家，与英、法、德、意、西、葡、荷等殖民国家之间爆发的殖民与反殖民战争，就可以看到这种外源型转型的特征。

从以上对外源型社会转型的讨论可以看出，尽管社会转型并不一定意味着，实现这种转型的社会就是谋求现代化，但从积极和进步的方面看，一个谋求进步和现代化的社会，要实现自己的现代化——不管是什么模式的现代化，必须至少要同时实现社会的转型。因为现代性的社会和国家，毕竟不同于传统性的社会和国家，它们的结构、它们的运行方式和治理模式，总会表现出与转型前的区别和差异。而这些差异同样会通过社会成员的心理和行为表现出来。我们所以说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中，乃是由于，我们社会中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乃至全体社会公民的心理和行为，经由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影响，虽然有了重大的转变，但仍然没有完全脱离传统的农业社会的痕迹，农民还没有真正由自然民（natural people）转变为社会民，也就是社会公民，相应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样没有摆脱传统性的桎梏和影响。

但是，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也必须形成，那就是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中，而且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就如同我们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对于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一样。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社会中的中上层人士，对于西方社会和西方民族的态度，西方社会和西方人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态度，中国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中外贸易及其发展，中国人对于文化意识形态化的态度……所有这些，都充分表现出与20多年前十分明显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同样是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2.内源型转型

所谓内源型转型，是指经由社会内部主动而积极的改革和调整而实现的社会转型，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所强调的内因论转型。

任何事物，要想谋求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必须不断地进行自我复制，或者通过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和交换来保持自己旺盛的生命力。对于无机事物来说，这也许是一个太过武断的判断，但对有机生命系统和社会系统来说，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真理性判断。有机生命系统，以生物个体或种群的遗传和世代交替维持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但社会系统则需要以不断的变革和推陈出新来维持自己的振兴和繁荣，这一判断受到系统的自组织功能理论的支持。

社会的内源型转型，就是通过主动而循序渐进的政治改革（而非革命）、经济改革、文化革新或者革命，最终通过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文化心理结构以及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使整个社会表现出明显区别于传统社会的特征的过程。尽管这种转型，未必总是表现为社会的进步，但由于人的主动性中所包含的谋求进步的力量，内源型转型总体上是趋向于社会进步的，而以社会理想主义为核心的社会革命，却未必能保证这一革命目标的实现。

从社会变革的动力源，或者动力机制类型角度，大体上可以把内源型的社会转型，分为政治型、经济型和文化型三种。而在已然实现和正在实现转型的社会中，都可以找到这种转型的典型例证，这里分别予以说明。

政治先导型的社会转型　一个社会，如果试图通过政治改革，实现社会形态的转变，并且由于政治改革，正在实现或者已经完成了这种转型，那么，这种转型就是政治先导型的内源型转型。以明治维新为先导的日本社会的转型以及两极格局瓦解后，俄罗斯和东欧社会所采取的社会转型形式，就是典型的政治先导型的内源型转型。

在中古时期，尤其是中华文明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民族的盛唐时期，日本人原本是以中华文明为楷模的。他们派遣大量的遣唐使前来中国，学习中国汉唐时期的治国方略和朝廷礼仪。自信而且骄傲的唐朝皇帝，并不像明清以降的中国皇帝那样，害怕外族的入侵和洋人的欺侮，而是洋洋自得地将朝廷权力放心地交给日本遣唐使。不仅让他们通过典籍学习中华文明，而且通过行使朝廷权力，亲身感受皇权的威严与法度。然而，由于对自己文明优越地位的长期感受，渐渐麻痹了中国人了解和感受外部世界的热情和能力。宋明以降，以国势为代表的封建文明的衰微，终于使中国人，尤其是封建统治者，渐渐丧失了当年唐王朝的那种自信。内忧外患已经预示着民族未来的命运：倭寇进犯，吐蕃骚扰，高丽捣乱，甚至连大宋的小皇帝也动辄被掳为人质。

然而，日本人很清楚，在以意大利文艺复兴为标志的西方现代文明正大踏步前进的条件下，无法摆脱自己封建性的中华文明，已经无可挽回地落伍了。原来效法中华文明的日本，于是掉头西向，从君主政治、现代教育和科学技术等方面，谋求自己的新生和发展。19世纪下半叶，日本新生的资产阶级，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英国的君主制度，并按照现代民族国家的模式，改造自己的国家机器，“废藩置县，消除封建割据，建立以天皇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国家；改革封建等级制度，以适应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引者）的发展；进行地税改革，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实行征兵制，建立近代正规军；大力推行教育改革，培养专门人才，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等等。⁽²⁾”

应当指出，日本这种以政治为先导的内源型社会转型并不彻底，由于这种改革，大大解放了人的创造力和社会生产力，从而使社会经济很快发展起来了。但由于封建残余并没有肃清，而且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有效运作的民主体制，从而难以确保在国势强劲，并有能力对外扩张时，政府能够充分考虑到国民的愿望，不轻易发动对其他民族的战争。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日本频频对华、对俄、对朝、对东南亚诸国，乃至与希特勒德国和意大利结盟，发动旨在瓜分世界的两次世界大战就是明证。只有在二战战败后，受美国的庇护和监管，日本才真正实现了向君主立宪的民主政治的过渡。但残存在日本国民心灵深处的优越情结、武士道精神和皇权思想，总是不断地造就出试图复辟皇军帝国威势的右翼力量，并与周边国家和民族频繁发生摩擦。日本民族这种死不改悔、永不承担历史和战争责任的倾向，受到亚洲受害国人民，乃至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同声谴责。但不容否认的则是日本民族谋求发展和壮大的变革勇气和决心。单就这一点，也值得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学习。

以政治为先导的内源型转型，还有一个十分典型的国家，这就是前苏联和作为其继承国的俄罗斯。

众所周知，以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改革派，在苏维埃体制已经僵死或行将僵死的条件下，加上前苏联在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竞争中失败，他们并没有试图在原有的共产党集权体制下，谋求仅仅通过经济的变革来延缓旧体制衰亡的进程。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中明确指出，原有的苏维埃政权，不过是打着人民或者社会主义旗号的新的封建沙皇政权，它不仅无法遏止和克服在沙俄时期就已经存在的官员腐败，而且为官员的腐化堕落建立了一条最充分的理由，那就是人民国家的人民政权。这种政权模式同样葬送了民间谋求自身富裕和发展的原动力。不彻底抛弃这种体制，人民最终会抛弃为人民谋利益的执政党——共产党。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与其说是对最终葬送了泥足巨人——前苏联——的改革的理论说明，毋宁说是一部政治改革的宣言书。

以政治为先导的前苏联和作为其责任继承者的俄罗斯的改革，虽然造成了前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长达10年的政治动荡，但由于改革的彻底性，从而可以蓄积起后发优势，并为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再者，无论以何种模式和途径推行改革，既然是改革就不可能是单方面的，它总会引起社会其他领域的变革。政治的松动，必然会松动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并使国家计划失去效力——控制力。人们谋求经济富裕的动机，即使不是立即地，也会渐进地推动市场交换关系的发展和逐步完善；政治的松动，同样会从社会文化方面表现出来，这就是政治主张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从而形成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牵制。正如前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在其《午夜日记》中所记述的，在如此动荡的政治环境下，俄罗斯所以能够维持社会的基本稳定，正是仰仗了市场经济和和平的民主观念一定程度的发展⁽³⁾。

几乎与俄罗斯的改革完全一致，前华沙条约组织成员中的东欧各国，大部分选择了一条与旧的政治体制决裂的政治改革之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的改革，虽然由于首先把手术刀施向国家的政治或者政权体系，从而引起了一定时期的社会混乱，但经过10年左右的调整，终于缓过劲来，渐渐开始了社会经济的全面复苏。而唯一的例外——以塞尔维亚为主体的南斯拉夫，试图继续维持共产党（后改为社会党）的专制统治，但由于民族矛盾的持续尖锐，加上北约的军事干预，最终连南斯拉夫联盟也未能维持住，只剩下已经实现了民主化的塞尔维亚和黑山（简称塞黑），和尚由联合国托管的科索沃。

值得一提的是，以政治为先导的改革或者社会转型，由于弥补了在原官僚体制下缺失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它可能由于国家决策机制的不完整，短期内延缓了社会经济的改革、调整和发展，但可以最大限度地遏止权力腐败对社会的腐蚀，并促进民风和社会风气的逐渐好转。同样可以使民间的健康力量迅速成长和组织起来，以弥补政府淡出后的社会控制。从效果上看，俄罗斯和东欧社会的全面转型或许才刚刚开始，但很显然，它们原有的国民素质和技术优势也会成为推动社会转型尽快实现的基础条件。这里，还需补充的是，以政治为先导的社会转型，并不是任何社会都可以采用和推行的。欧洲社会和民族较为深厚的民主传统和较高的文化素质，决定了他们有条件也有可能推行这样的转型和变革。

文化先导型的社会转型　一个社会，如果由于出现了一批研究社会问题的思想家，而且这些思想家提出了改革或改造社会的系统理论和思路，社会大众和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利用这些理论和方法，致力于推行社会的变革，从而造成的社会转型就是文化先导型的社会转型。以文化为先导的社会转型，最典型的要数最先通过人权宣言的法国以及不很典型的以意大利文艺复兴为先导的整个欧洲大陆的社会转型。

众所周知，在欧洲文艺复兴的基础上，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洛克等人，通过对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的自然权利等问题的系统研究，提出了对各种集权政治传统进行改造或改良的文化主张。孟德斯鸠和洛克的三权分离学说，卢梭的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论，给各种假借神道、天意、天道垄断和把持社会权力的王权政治以沉重的打击。德国著名的批判哲学家康德，则从理性的高度论证了社会理性在权力或政治领域中的表现。与此同时，在法英等国，也涌现出了一批致力于勾画未来世界美好蓝图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如傅立叶、圣西门、欧文和莫尔等。在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欧社会中，不仅出现了一大批思想家，而且他们的思想和理论体系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成为人人心向往之的社会理想。欧洲社会素有尊崇理性、科学和知识的传统，这一传统导致大众热爱知识，开明的政治家也热衷于利用思想家的研究成果来治理社会。如果说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变革充满着荆棘和坎坷，那么，翻开欧洲尤其是法国近代史，人们甚至可以看到，在民主与专制，进步与反动两股势力之间，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较量和争夺⁽⁴⁾。80年间，在一个国家发生11次重大的政治变故，这在任何社会都极为少见。这说明，以文化为先导的社会转型在政治上会遇到多大阻力。但人类文明所追求的合理性目标，使基于天赋自由和人权的民主政治最终战胜了基于神道和天意的专制政治，并使这种人道的社会治理模式，成为人类文明新的里程碑，并已经载入联合国人权公约。

从广义的文化先导型的社会转型看，以意大利文艺复兴为先导的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实质上就是一种基于文化转型的社会转型。其中作为观念基础的理性化，并不是首先从政治或者经济领域突破的，而是首先从文化领域突破的。关于这一点，德国著名的文化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从文化或宗教社会学方面，已经给予了充分的说明，这就是，基督教的世俗化改革，同样启动西方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历史文化进程。事实上，20世纪中国社会试图实现的两次社会转型——五四新文化运动和80年代初推行的改革开放——同样是两次以文化为先导的社会转型。第一次是力图引进西方民主和科学，并进而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国家的社会转型，只是这次转型却意外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使中国从家族集权的封建政治过渡为集体集权的人民政权——人民民主专政；第二次则是试图实现经济转型的全面改革，但这次改革若不是70年代末推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把人们从对导师和毛泽东本人的迷信和崇拜中解放出来，也是很难推行的，尽管这次讨论并没有引发农民意识的彻底变革。

经济先导型的社会转型　一个国家或民族，不是首先从政治或者文化领域着手变革，而是通过改变传统的经济机制和经济管理模式，并由于经济而带动了包括政治、文化在内的社会的全面变革，那么，这种转型就是以经济为先导的社会转型。经济先导型的社会转型，是一种立足于现有的政治制度模式，而试图仅仅通过经济的变革，来改善国家和民族的经济状况，进而维持现有的政治和文化形态。这种变革或改革，往往被称为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这种转型比较典型的例证是中国和越南推行的改革开放——越南称为革新开放。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社会改革（或革新）与社会转型，是两个层次、两个论域的问题。改革也罢，革新也好，它是执政当局或政府为谋求社会的发展，并通过确保社会政治稳定来巩固自己的政权或统治地位。因此，它是由政府或执政党主导的主观的社会治理手段和措施，从而是政策层面的问题。而社会转型则是一种由社会现象，由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结构的变化所表现出来的客观的社会历史过程。因此，社会转型是发展社会学所致力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可以说，改革、革新或改良，是造成或者促进社会转型的动力源，而且任何改革所造成的社会转型，都是内源型转型。

就中国社会来看，可以说，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以朝廷力量为主，一直在谋求社会改革和变革，而改革的动力一直不是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合理化或理性化，而只是谋求国家的强大，以有足够的力量抵御外来的入侵。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清末曾国藩、李鸿章等推行的“洋务运动”以及后来的“百日维新”，都是立足于当时的政治或政权框架下，通过变革谋求中国的强大。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则谋求通过对封建政治的革命性变革，求得国家和民族的强盛。这些变革和革命，从广义的角度，都可以归结为朝廷、执政当局或者民间谋求社会变革的努力。尽管这种努力，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政权更迭、技术引进或者王权的推翻，推动了社会的部分变化，但这些变化仍然是局部的。由于以农业为主体的自然经济，以朝廷、政府或国家为主体的社会政治结构以及以儒家或其现代西方化变形——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因而也没有真正启动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步伐。

真正启动了中国社会内源型转型脚步的，当推由邓小平所领导的，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动力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尽管这种改革已如前面所说，同样是谋求在现有的政治框架下，中国社会的繁荣与进步。但由于这种改革对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所造成的冲击，尤其对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所造成的冲击，必然同样会冲击我们试图维持的政治体制和权力运作模式。人们的利益观念大大增强，权利意识大大增强，自主精神大大提高，从而必然会要求社会朝民主和法制的方向迈进。

在探讨以俄罗斯和东欧诸国为代表的政治先导型转型时，我们已经指出，政治型转型虽然可能造成暂时的政治动荡和混乱，但由于体制和制度先行，从而可以奠定社会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的制度环境和民风基础。但在经济主导型的社会转型中，由于政治体制的弊端尚未得到纠正和扭转，经济改革尤其是市场化进程的启动，必然使权力与市场纠结在一起。这样，虽然可以通过政治的稳定，避免社会的剧烈动荡，但由于权力的商品化和市场化，必然会造成严重的权力腐败，从而通过对民风和社会风气的侵蚀，破坏社会的公正和信用基础。从中国和越南两国存在并呈蔓延之势的社会腐败，就可以印证我们对不同社会内源型转型模式的这种判断。

但值得肯定的是，经济模式是一个社会治理模式的物质基础。这一马克思原理所揭示的真理，同样会在各种不同模式的内源型社会转型中得到表现。如果说，政治先导型和文化先导型的社会转型，是从外围环境——制度环境和观念环境——方面启动了社会转型的程序，而且这种转型，由于其高风险和高成本预支，有可能获得较好的发展前景的话，那么，经济先导型的社会转型，由于环境建设的相对滞后和低成本运作，同样会最终降低其发展后劲。

但是，考察中国的改革和由这种改革所带动的社会转型，很难把它严格地确定甚至限定为经济先导型的转型。说中国的改革是经济先导型的，这没错，但说中国的社会转型完全是经济先导型的，则有点勉强。虽然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推行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没有明确废止文化的意识形态化。但由于改革之初的思想解放运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人生价值的讨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姓公姓私、姓资姓社问题的讨论等，以及由市场化助推的法制化——体制和制度环境的转变，实际上使中国社会的转型，本身已经包含着渐进的全面转型的特征。这是我们考察中国社会的转型机制和转型特征时，必须充分认识和重视的。

最后，还需要明确的是，中国社会自19世纪中叶开始所致力的现代化或者近代化——亦即广义的社会转型，同样很难完全被视为内源型转型。中国社会的保守性是人所共知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很明显是迫于外敌的侵略而不得不做出的痛苦选择。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样不过是在已经明显感受到国家和民族落后的条件下，被迫进行的图强行动。就是由邓小平所开创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同样是一方面看到国内民众的贫困，另一方面则是面对西方世界，乃至周边国家的繁荣与进步后所做出的战略转移或者选择。中国封闭保守的封建文化，封闭保守的自然经济，封闭保守的专制政治共同限制着国人创新图强的眼界、勇气和决心。只有在受到外敌入侵或者“即将山河破”的民族危亡关头，才不得不采取变革措施，而且往往“一步三回头”地眷恋我们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而不愿甚至不敢迈出实质性的改革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