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制度背景

第一节　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制度背景

谈到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就会联想到早在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社会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晏阳初⁽¹⁾和梁漱溟⁽²⁾等人推行的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运动。⁽³⁾不管当时以及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如何看待，但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和农村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命运和处境来看，当年这些知识精英对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思路，对目前所研究并要逐步推行的农民和农村现代化实践，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实际上牵涉到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而社会的现代化作为社会的全面建设任务，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内环境和宽松协调的国际环境。就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运动来说，学者的思路是不可谓不具前瞻性，晏阳初和梁漱溟等学者对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民积贫、积弱、积愚、积私的现实的认识也不可谓不深刻。但是新生的民国政权和北洋政府，并没有形成对中国现实问题紧迫性的正确认识，封建专制意识和中国人谋求自强独立的客观需要之间的矛盾，并不能通过健全的体制和顺畅的渠道得到有效协调和逐步缓解。如果说新生的人民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谋求政权的努力，在客观上中断了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运动，那也只能说明，这种政治变化顺应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同样说明国民革命并没有较好地解决必须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尤其是农民和农村问题。

从国际方面看，两次世界大战，中国虽不是积极而主动的参与者，但由于从鸦片战争以来，长期的民族屈辱和日本对中国的大肆侵略和掠夺，中国即使是被迫的，由于它的受害者身份。也是一个无法置身事外的参与者，这样，要说当时的政府——虽然总体上是腐败的，甚至是依赖帝国主义的，从而也不得不是“卖国者”——没有很好地解决国内问题，那么国际局势的影响，自然也是一个客观的外在原因，使军事备战不得不成为首要选择。至于抗战胜利后的社会演变，自然也就成为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运动无法继续推行的社会原因。因此，晏阳初和梁漱溟等仁人志士和社会贤达，在错误的时机选择并推动了一场也许是基本正确的社会改造运动。这场运动虽没有结出如其所愿的丰硕果实，却为今天人们踏着先贤的足迹，借助内外两种有利环境，继续完成他们未尽的事业，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但国际局势并没有朝着完全有利于中国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和社会全面建设的方向发展。西方阵营对以前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的围堵和禁运，对中国新生政权颠覆的企图，使新生的人民政权，不得不把建立强大的工业和国防体系，作为巩固政权以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的首要选择。抗美援朝战争、后来的中苏交恶，不断向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挑战，再加上国家和社会建设中不断出现的失误，使中国政府解决农村问题的努力，被不断延后，甚至不得不用牺牲农民、农村的办法，谋求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社会的稳定。

这里值得提出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建国后对农民的教育和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如果不对这一问题及其对中国农村发展产生的影响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无法对新农村建设，也就是农村的现代化思路及其制度环境达成一致。

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新中国成立后，执政党和政府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农民的教育，但这种教育并不能与晏阳初、梁漱溟等教育家和社会学家，在民国时期致力推行的平民教育相提并论。前者立足于把农民经由教育、动员和引导，纳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体系，从而有利于维持执政党的政治领导地位和人民政权的稳定，也有利于农村工作按照党的意志来推行。而后者则立足于通过教育和培训，向农民普及现代科学知识，提高农民的劳动技能，把农民从贫弱、无知、愚昧和封建保守的泥潭中解放出来，使农民自己获得解决自己以及农村各种社会问题的能力。

就政策而言，虽然牺牲农业、农村和农民以迅速推进社会的工业化进程，对于中国摆脱对世界的依赖，谋求国家独立和政治稳定，具有客观的国际和国内根据，但从推行农村合作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来说，则具有主观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公有制的盲目迷信和崇拜，同样在国家和政府决策中，具有忽视农民客观生活条件和主观愿望等主观主义和政治专断倾向的影响。关于这一点，不论别的，就梁漱溟先生与毛泽东在国务会议上发生的激烈争执，并进而造成在全国范围内反“右”扩大化，就是明显的例证。同时，中国农民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在国家建设和决策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应被纳入评估和考察的范围。按照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分析从历史到现代，中国农民处境的演变，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造成农民的现实处境——被现代化进程边缘化的原因，不管有多么复杂，作为结构性因素的制度，也就是城乡隔离制度和土地公有制制度——始作俑者，既不是民族资产阶级，也不是西方的买办和中国知识分子，恰恰是农民自己。造成严格限制农民流动和市场交换的户籍制度和计划经济的最可靠力量，同样不是其他社会力量，也是农民自己。区别只在于农民是被动员和改造的对象，或者是当权者而已。这样，就农民和农村的未来发展来看，通过教育农民来解放农民，而不是农民的自我解放，就成为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先决条件。

对比农民在民国时期、计划经济时期和市场化改革时期的变化，这样一段基于实证调查的文字是十分重要的——

民国初年的吉安，“地主经济向城市集中，许多地主把他的金钱拿到城市来开商店，甚至卖掉田产到城市来经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江西省档案馆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5－556页］；民国时期，会昌筠门岭镇的老住户，80%是广东（梅县、平远、蕉岭以及潮汕地区）人（1998年筠门岭镇实地调查）；而在赣闽粤三边地区连接贡江、汀江、东江、梅江水系的乡间道路、山谷隘口，那经年不息的人流、商流，滚动的是山里山外的信息流，演奏的是客家版传统经济转型的“田园牧歌”。50年代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形同“马铃薯”的众多农户被“化”进了集体的“大堆”，装进了集体化的大“麻袋”，城乡间的“吊桥”高高挂起：没有了长途贩运，也没有了挑脚夫，没有了雇佣劳动，也没有了打工仔……一句话，在农村社会，没有了劳动力的流动。没有了人流，就没有商品流、信息流、智慧流、创造流；失去的是时间与机遇……剩下的只能是封闭保守、愚昧落后与贫困劳顿。“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再一次得到验证。80年代以后，农村劳力的流动又逐渐由涓涓细流汇成滔滔洪流。初期，全国外出打工的农民尚不足200万人，到20世纪末，跨省区的农村劳力流动已达到2200多万人（《中国信息报》，1999年8月10日，郭迅文），而流动人口到1997年就突破1亿大关，（《中国商报》，2000年9月28日，平和文）在发达的开放省份广东省，已有近半农民不务农了（《农民日报》，2000年1月19日）。以在三边中心地区的会昌、寻乌、平远、上杭、武平等5县农村的调查而言，外出打工者平均占到当地劳动力的40%左右。⁽⁴⁾

简单回顾了农村致力于现代化的历史，面对中国农村的现实，当我们重拾这一沉重话题时，历史又进入一个新的百年。中国社会终于摆脱了20世纪封建专制与人民（国民）民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以及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等大量涉及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艰难迈上了正确的轨道。但在制度选择方面的争论和问题并没有结束，公与私这道关口似乎还没有跨过。但是作为对农村现代化的制度背景的考察，却无法绕开这一困扰中国整整一个世纪的命题。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绩，无疑都应记到人民的账上，问题是：为什么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才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市场机制究竟解放了什么?如果说是解放了人的行动自由，那么，人的行动究竟又在谋求什么?如果是在谋求利益——至少对大部分农民来说，仅仅是在谋求利益——那么他们是在谋求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或者是在谋求个人利益?明确地说，为什么在允许人们（包括农民）谋求个人利益的条件下，反倒使中国经济和社会获得了在单方面强调集体和国家利益条件下所不能取得的成就。这其中所包含的公民与国家和集体之间的利益交互和转化机制，不正是市场交换关系带来的?

正如我们在对社会的经济整合机制的考察中已经指出的，市场机制以其互利性中介，联结了包括国家、集体和个人在内的所有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由于这种中介和联结，个人和集体利益和诉求的实现，最终表现为社会的活力和国家财富的增长。但如果没有对各种市场主体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依法保护，人们在对自己未来经济和财富的担忧中，可否有足够的经济动力，却是一个无须回答的问题。

市场化改革解放了人的利益观念和经济自由，权力护佑的城市和各种社会事业领域，随后超越了最初获得明显实惠的农民和农村，使并非历史上最严重的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相形于城市社会在改革中获得的成果而凸显出来。对于习惯于依赖权力谋求实现利益逆转的中国人来说，是否可以重新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单纯通过再分配来解决农民和农村面临的问题?答案或许并不那么简单明了。一方面，市场经济或许不能简单抛弃，虽然农民和农村在市场交换中无疑处于不利的弱势地位；另一方面，从整个历史时期来说，单方面从农村社会和农民群体攫取财富的权力或政府，显然需要把眼光更多地投向苦难的农民和贫困的农村，哪怕是为了缓解自己内心的愧疚和社会良知的谴责。

毋须做太多的理论追述和政策责任追究，农村现代化也就是新农村建设任务，毕竟已被提上国家建设和社会现代化重要的议事日程，但制度和背景条件的说明仍然是十分必要的，由于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有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的紧迫性。

一、对外开放和主动参与国际经济分工

应当说，“三农”问题并不只是中国的问题，同时也是人类的问题，凡是人口大国、农业大国，在其现代化进程中都存在着这个问题。印度、埃及、巴西、乌克兰以及东亚、东南亚各国，实际上都存在着农民和农村问题。但只有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通过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们进行生存状态的对比，才能真正认清中国社会、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真实处境，也才能摆脱对中华民族曾经有过的历史辉煌和农业文明幻景的怀恋和执迷不悟。勇敢地面对现实，并寻找中国近现代沦落和衰败的真正原因。

以中外对比尤其是中西对比方法研究中国的问题，曾一度为诸多具有意识形态情结的人们所排斥、所反对，但正是这种研究，才发现了中国问题的真正原因，那就是封建、专制和愚昧。贫困或许也会成为封建、专制和愚昧的根源，但贫困却更多的是封建、专制和愚昧的结果，正如中国遭受列强欺凌是由于落后，而并非落后是由于列强欺凌一样。

对外开放的成果并不仅仅限于经济方面，文化方面大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果的引进，促成了中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全面发展，意识形态中心论等传统、保守、教条的致思模式，逐渐让位于专家学者的独立思考和对社会问题的实证研究，一个个导致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因素被发掘出来。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只有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西方人权观的背景下，才能被提出，虽然这种处境在农民心目中一直被视作天经地义。

二、稳定的政治局势和相对开明、民主的政治环境

要说中国农民和农村的问题现在很严重，恐怕并不是事实，要说现在中国农民的状况是历史上最为惨淡的，恐怕也是不顾历史事实的妄说。但为什么20世纪60年代中国有大量的农民活活饿死家中，却鲜有仁人志士通过媒体大声疾呼，更遑论引起中国政府高层的重视。甚至即使是梁漱溟与毛泽东面对国务会议成员的激烈交锋，也发生在人民政权刚刚诞生，政治言路相对广开，集权政治和文化尚未完全确立的时期。适若这种清醒意识真的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并在政府决策中加以采纳和考虑，也不至于演化出那样一种局面。但从反“右”扩大化开始，经由大跃进，直至发动所谓文化大革命，中国政治和文化在集权、专制和泛政治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而包括农民、农村在内的经济社会问题自然要淡出领导人的视线。

总结人类文明史，不论我们如何指斥西方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但通过选举建立一个领导人对其人民或选民负责的机制，却是确保国家、政府和政治理性运作的重要条件。虽然人民或选民同样有因意识形态动员、个人迷信和崇拜以及被蒙蔽，而丧失选择能力的可能性，但基于对人民和选民理性能力信赖的政治家，自然不会仅仅为了权力而愚弄人民。同样，建基于经济理性基础上的选民，同样会把自己的未来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复出后的作为，以及随后中国两届领导集体的作为看，人们有理由相信，即使是简单相信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共产党领导人，只要有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也不至于带领自己的人民把思想家描绘在纸上和书上的“蓝图”，作为一个在现实中可以实现的理想，并为此号召人民放弃现实的利益和幸福而跑步前行。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任何理想的社会蓝图相对于现实和提出者，都具有可能性，但政治家并不是也不应该是生活在这些可能的蓝图中的人，而应该是生活在现实中，告诫和带领人民生活在现实中，并且力争渐进地改变那些不合理现实的人。

三、市场化的经济制度环境

中国的改革开放恰逢全球化浪潮加速推进的时期，我们目睹了曾经被我们视为没落的西方的真实面貌，从城市到乡村、从青年人经由中年人再到老年人，全社会普遍经历了从震撼、质疑到观念转变的过程。对从农村启动的改革，也经历了一个由抵制、接受，到认同、推动的过程。市场机制虽然还戴着“红帽子”，但它所带来的重商主义的实绩，却被每个人包括并不赞赏甚至仍在中伤改革的人所享用。中国持续扩大的对外贸易，虽然以工人包括民工微薄的工资和廉价的商品、劳务为代价，却为中国换来了我们原本不享有也不会制造和发明的高新技术成果，同时也使政府从对外贸易中获得了大量的外汇和财政收入。对内的市场化改革则带来了非公有制的工商业者的大量涌现，不仅解决了许多人的非农就业问题，政府从他们那里获得的税收，终于使国家可以腾出或部分腾出手来，关注和投资农民发展和农村建设。

接着前面已经提出的问题，市场化改革的最终成果是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虽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差别，但这些差别也必须被置于发展的背景下来考察。市场化背景下的差别是有效率、有发展的差别，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平等”和“公正”是失去了效率，从而限制发展的“平等”和“公正”，这种平等和公正的结果只能使整个社会不断陷于贫困。而造成差别的市场机制的最大作用，就不断强化各种市场主体（个人、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利益观念，经由利益来促进人们，提高能力尤其是创造性能力，改进技术以提高效率，加速社会分工的发生和发展。从社会学角度，最终提高社会经济的有机整合水平。

正是由于处于市场机制的制度条件下，农民在与其他社会职业者的社会交换中处于不利地位，才使他们不断被市场化和现代化进程所排挤并处于边缘状态。农民的意识、素质和能力，农民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过高的比重，政府对农民和农村的忽视，城市对乡村、市民对农民的歧视，则是农民逐渐边缘化和弱势化的外在社会条件。这些条件，也只有在市场化的制度背景下，其副作用才会逐渐得到显现。因此，我们不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关注农民和农村问题，而是市场经济；不是在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关注农民和农村问题，而是在社会公平、公正，社会结构的合理化和政治稳定的前提下；不是在农民赤贫的条件下，关注农民和农村问题，而是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城市比照出农民的贫困和农村的没落的条件下。一言以蔽之，是在社会转型的条件下，关注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所有这些背景和由这些背景衍生出来的问题，只有在市场机制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充分的表现和反映。⁽⁵⁾

四、对社会问题的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的长足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尤其是学术界对“三农”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到社会问题的转变，实现这种转变的最主要原因，是人们不断提高的对社会问题复杂性的认识。但这种认识成果，离开了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离开了对社会问题的科学研究，是不可能取得的。

在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眼中，中国的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是一个涉及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政治问题，涉及国家领导权归属的阶级问题。只要人们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搬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其余的问题似乎都会迎刃而解。但当严重的失误，由于单方面强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发生时，不是试图调整政策、修正错误，而是通过假借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来压制。由于“帝国主义”大都实行市场经济，于是正确有效的经济调节手段也被禁止和批判；由于封建中国一直实行集权政治，于是封建集权假借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获得了合法性。总而言之，在老一辈革命家尤其是毛泽东心目中，无产阶级政权是唯一重要的，哪怕是以目不识丁的农民和缺乏基本经济和社会知识的工人执掌社会治理大权，推行和坚持这种形式主义的身份阶级决定论作为政权性质的标签也在所不惜。至于以梁漱溟、马寅初、胡风、“三家村”、顾准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包括农村问题在内的中国问题的见解和态度，在毛泽东看来，不过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本不值得理会。党内以刘少奇、邓小平和彭德怀等为代表的务实派领导人，对“三面红旗”的质疑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反思和纠正的努力，则被视为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应当说，对农民和农村问题简单的政治化理解，完全左右了毛泽东的视线，西方的封锁和自己的闭关锁国，也无法使革命领袖洞悉外部世界的变化和发展，对革命的妄想和执着，也使之无暇顾及农民的基本生存状况。直到其晚年，“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等口号满天响，但由于对利益动机和市场交易的禁止，也由于对全面公有制的迷信，全国人民仍然处于连基本温饱也难以保障的生活状态。农村社会的粮食短缺、植被破坏，城市社会的灰头土脸、标语满街，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

改革开放以来，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看来，农民和农村问题，乃至整个中国的问题，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其次是政治问题，最后才是社会问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贯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充分说明这一基本判断的根据和道理。经济改革首先从农业和农村起步，这也符合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和马克思的经济学原理。基本的生理需要是人最低层次的需要，但也是最重要的需要；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由于农业和农村政策，牵涉到农民的基本生存，牵涉到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同样牵涉到国家经由农民和农业，对城市的基本粮食等生活产品的供应，农业问题尤其是粮食问题，从而具有全局的意义。

在邓小平被迫下野接受“劳动改造”和反省的过程中，他实际上在不停地思考着中国社会的症结和问题：正确的东西往往得不到重视和支持，而错误的东西也往往受不到抵制和反对；坚持正确意见的人——古代的忠臣也可归于此类，甚至也包括改革者——往往落得一个悲惨结局，而那些蓄意逢迎拍马的人——古代的奸臣和各种保守势力——却春风得意，并不断攀升。实际上，中国历史的这种悲剧性循环，实际上正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人口结构造就的，这就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国民的意识深处的理想主义和捍卫这种理想的狂热的非理性主义。邓小平艰难地推行着他的改革，他从经验中意识到，不能进行无限制的争论，“改革允许看，但必须坚决地试。”纵使是冒险也必须向前走，而不能回头看。

随着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果，改革中心必须逐步向城市尤其是国有工业经济体系转移，但解决具有分工合作形式的工业经济的质量和效益问题，远比简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复杂而困难。即使这样，对公有制的迷信、对姓资姓社的争论却此起彼伏。大量的经济学家在专门研究经济，由于致思模式的意识形态倾向，却无法也不敢对已经获得实践确证的市场经济体制给予基本的肯定。乡镇企业、民营乃至私营经济、股份制模式等，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经济管理体制和手段的东西，在研究改革近10年的中国经济学界仍噤若寒蝉，直到已经基本退休的邓小平利用南巡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才基本扫清了经济改革的观念障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发展，但宏观社会体制尤其是政治体制尚未真正触动，经济体制改革经由市场机制的逐步建立并发挥作用，进而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自然也渗透到政治或权力层面。权力寻租和腐败愈演愈烈，制度和法制建设的相对滞后，使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社会弱势群体在改革中获得的收益不断下降。权力阶层和与权力关系紧密的其他社会精英阶层，不仅控制着“改革”的决策权，也控制着“改革”的话语权。政府一方面要不断推进改革，另一方面又无法像市场化社会中的政府那样，立足于向社会和大众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通过再分配以缓解经济和社会差距的不断扩大。可以说中国改革和建设进程，经由从农业到工商业，从农村到城市，已经进展到从工商业和各种社会服务业向农业，从城市复归于农村的阶段。但要顺利实现这种阶段性转变，目标都集中到制定全局性改革规划，并承担社会公共服务职能的政府身上，也就是集中到政治体制和政府体制方面来了。

虽然关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其他领域的全面改革和发展，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以及“按下葫芦起了瓢”治国理政模式，但随着公民自由从经济向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扩展，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科学研究从未停止。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各学科及其研究者，终于摆脱了御用工具的身份和地位，在各自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有助于中国改革向纵深发展的理论成果，并且根据这些研究，向中央和各级政府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政策建议和措施。从江泽民时代政治文明（实为制度文明——著者）的提出，到胡锦涛—温家宝时代和谐社会的建构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和任务的提出，在此过程中，以李昌平为代表的新一代基层政府官员，以何开荫为代表的农业政策研究家，也表现出在现行政治和行政体制下，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农村及农民问题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勇气。

论及中国农民及农村现代化问题，不能不提及诸多社会学家和他们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所做的理论贡献。首先必须提及的是已故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他的小城镇建设思路虽然已部分被证明并不是一条推动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可行思路，但他对中国社会学的贡献则是不容置疑的，他的差序格局和礼俗社会的理论建构无疑为后人认识中国社会及其特点铺平了道路；后来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心理学和各门自然科学领域转型过来老一辈社会学家，为一度中断近30年之久的社会学，在中国的重建做出了重大贡献；温铁军、孙立平、谢立中、周晓虹、周雪光、刘少杰、于健荣等一批中青年学者，他们身上虽没有传统社会学家所经历的理论熏陶和积淀，却也少了不少理论和意识形态的负担和包袱，大都能用自己独立的思维和眼光，观察中国社会的深层次问题，他们的部分研究成果，不仅已经成为党和政府制定重大决策的依据，而且仍将成为中国改革和发展可资利用的宝贵理论资源和精神财富。更为可贵的是，温铁军教授正以他在学术理论和实践方面难得的执着精神，继承了当年晏阳初先生未尽的事业，其乡村建设学院已经度过了初创时的难关，为一批又一批谋求农村现代化的农民提供现代知识、现代技术和思想理论的指导。

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简介

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于2003年7月1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已于2005年1月退出，由人大替代）、中国社会服务及发展研究中心（香港）、国际行动援助中国办公室、翟城村村民委员会、晏阳初农村教育发展中心、中国村社促进会现代化建设专业委员会在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联合发起成立。

学院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合作单位，共同建设“国家985计划—中国农村发展一级试验创新基地”，从而体现“为国家重大问题提供研究服务”的985计划目标。

学院自成立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与支持参与，包括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南方周末》等在内二十余家媒体均有相关报道。

学院属于社会力量办学的公益事业，遵循非盈利及可持续发展原则，原则上实行“劳动者免费就学”。

宗旨：坚持“人民生计为本，多元文化为根，合作互助为纲”的行动原则，以推动中国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使命：秉持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先辈的平民教育理想与乡村建设精神，继往开来，立足基层，力图通过研究实践国内外及历史上各种乡村建设思想，培养具有独立、奉献精神与创新、创造能力的各种乡村建设综合人才，推广更多乡村建设和农村综合发展实践经验，将现代与传统相结合的意识与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引入农村；同时，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持续性乡村建设及城乡互动行动，启迪民智，开发民力，建立民主，改善民生，以铸就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

定位：国内当代乡村建设的策源地、试验场和骨干培训基地；

　　　促进城乡资源互动、科学知识、人文视野和可持续发展观整合的桥梁与平台；

　　　国内外农村地区经验交流的枢纽；

　　　有创造性和献身精神的各界人士的交流平台与实践基地；

　　　中国当代乡村建设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乡村建设网.http://www.yirr.ngo.cn/indexB1.htm

应当指出，中国农民和农村的现代化，虽然已经拥有近30年改革、建设和发展，所积累起来的经济基础和宝贵经验，但如果没有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领域从人力、物力、财力和智力等方面强有力的支持，没有对农民现代意识、素质和能力的培养、教育和提高，单纯依靠政府是无法充分完成的。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加速推进现代化，必须妥善处理工农城乡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必须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农村人口众多是我国的国情，只有发展好农村经济，建设好农民的家园，让农民过上宽裕的生活，才能保障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才能不断扩大内需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当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加大力度扶持“三农”的能力和条件。“十一五”时期，必须抓住机遇，加快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节选自《中共中央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