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共识”下美国跨国公司参与“遏制”活动

一、“冷战共识”下美国跨国公司参与“遏制”活动

1.美国人的“冷战共识”

“二战”结束不久，在美国社会大多数人中弥漫着被美国政治学家罗塞蒂称之为“冷战共识”的反共意识形态。霍尔斯蒂和罗森瑙则将此称为“冷战国际主义”。冷战国际主义者看到的是“一个苏联和共产主义与美国和民主制度相对立的充满冲突的两极世界。苏联被视为一个野心勃勃的富有侵略性和向外扩张的帝国，它还领导着一个强大和顽固的共产主义同盟去实现其革命目标：把一个受莫斯科支配的帝国体系强加给整个世界。与此相反，美国被视为是整个所谓‘自由世界’民主与昌盛、文明与仁慈的领导者。在一方的胜利被视为另一方的失败的世界里，假定来自苏联与共产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成了美国决策者最为关心的问题。因此，美国必须实行遏制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政策”。^[1]到50年代，美国国内已经形成一致看法，即世界已被分成两种敌对的力量：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世界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自由世界”。尽管策略上存在分歧，但大多数美国人对于威胁（即共产主义）的性质和必须使用武力来阻止其在全世界的扩张都持有一致的看法。这种“冷战共识”从50年代延续到60年代，经过70年代“缓和”阶段的短暂沉寂后，80年代再度复活（针对苏联）。它反映了在美国社会中发展起来的一套更大的意识形态视角，即“自由保守主义”。它包括两个主要方面的内容：一是信奉基于私有企业的“民主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主张应向海外推广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二是恐惧共产主义，恐共心理导致“反马克思主义革命（反共）的运动优先于反对美国威权主义盟友的人权侵犯活动”。^[2]在这种“冷战共识”下，美国跨国公司所在的商业团体如商会、经济发展委员会、国家制造商协会成为政府遏制政策的有力支持者。^[3]表现为跨国公司不仅积极参与政府“民主促进”政策的制定，而且还参与政府在海外的“遏共”活动。

2.美国跨国公司推进“马歇尔计划”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跨国公司积聚了大量相对过剩的资本，这些资本急于在海外、特别是工业基础相对较好的欧洲寻找出路。

然而，美国跨国公司所面临的海外投资环境不容乐观。战争使欧洲经济崩溃，“在欧洲广大的地区内，大批痛苦、饥饿、忧心忡忡和心神不定的人们，正凝视着他们城市和家庭的废墟，并在黑暗的地平线上搜索着任何新的临头大难、专制政治或者再一次恐怖的征兆”，^[4]贫穷的蔓延正在为政权更迭提供滋生土壤。^[5]社会主义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在逐步加强，共产党在法国、意大利、希腊等国的势力壮大；欧洲出现的经济、政治危机使美国跨国公司精英忧心忡忡，他们的关注由国内转向国际舞台。这时的问题不是充分就业或劳动法的改革，而是如何在欧洲大陆以及与东地中海相邻地区保持永远的、强大的美国存在，并遏制苏联势力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6]

1947年6月5日，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主张对欧洲复兴提供大量的前所未有的援助。但是这个主张遭到国会以塔夫脱为首的共和党的反对。这就使杜鲁门和他的首席顾问陷入困境。一方面，他们想资助欧洲的经济复苏，作为阻止欧洲政治上变得激进的手段。他们相信如果欧洲经济萧条，只会有利于苏联的扩张；另一方面，国会中一个强大的保守派联盟扬言，除非得到不滥用钱财的保证，他们不会对完成杜鲁门计划所需要的资金投赞成票。为了打破这一僵局，杜鲁门转向大公司领袖们求援。

对大公司的领袖们来说，这是求之不得的。一段时间以来，企业委员会和“经济发展委员会”（CED，成立于1942年，由斯蒂贝克汽车公司的保罗·霍夫曼和本顿·鲍尔斯广告公司的本顿发起建立，代表大企业的利益）的企业家们已在担心所谓俄国人的威胁。委员会前主席哈里曼（战时美国驻苏大使，其立场由主张美国与苏合作转向对苏强硬）已成为推动官—产合作对付这个问题的领袖。哈里曼在一次美国大公司CEO的集会上发表的遏制共产主义的演说给CEO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得到了CEO们的支持。大企业的政治家们是逐步进入角色的。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企业家们被聘请参加草拟杜鲁门政府试图推销给国会的战后对外经济援助的建议。第二阶段，同样这批企业家被聘请去执行由他们精心制定的政策。

第一阶段到1947年6月已被有效地推进。在国务卿马歇尔哈佛讲话的9天后，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共和党主席范登堡已经放出试探气球。他建议建立一个“两党顾问委员会”，以起草关于美国对外援助范围和方向的具体建议。白宫对此当然愿意接受，因为范登堡曾告诉杜鲁门说：直到总统向他保证企业家能够实实在在地参加计划的制定之前，他是不会参与反对塔夫脱的战斗的。6月22日，聘用公司专家的程序业已完成。商务部长哈里曼被任命为总统外援委员会的主席，委员会的任务是起草关于马歇尔计划的建议。在参加委员会的19名成员中有9个企业家，其中的5个（哈里曼除外）是企业委员会的会员。9个人中的5个属于CED，包括CED主席保罗·霍夫曼。

经过四个多月的努力，这些企业家和其他参加者草拟了即将成为马歇尔计划的基本内容。他们计划的核心是建议国会为一个西欧经济复兴四年计划拨款130亿到170亿美元。为管理这个计划，哈里曼委员会建议成立一个独立的复兴机构，它的负责人将不受白宫和意识形态争论的干扰而自由运作。

跨国公司的领袖们在制定对外援助政策的战斗中表现积极，在其他企业界著名人士如欧文·扬和菲利普·D.里德（扬的接班人、通用电气公司董事长）的支援下，毫不迟疑地利用了他们对重要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保守派的影响，取得了对右翼企业家和政治反对派的压倒性的优势，使马歇尔计划获得通过。他们开展了广泛的活动，向议员们游说，在参众两院作证，给国会的权力掮客们写赞扬信，以满足他们的虚荣心。CED还起草了一个报告，用以减轻保守派害怕政府利用马歇尔计划大手大脚花钱的担心，以加速达成妥协。1948年初，国会僵局被捷克的政治事件所打破，保守派感到实施马歇尔计划已刻不容缓。4月3日，国会两院通过了这个计划。6天后，白宫宣布选择了CED的保罗·霍夫曼担任经济合作管理署的主席，负责分配美国的赠款。^[7]

上述案例揭示了美国大公司（跨国公司）在国家—市场—社会三元关系中推进“马歇尔计划”的情况。二战后西欧动荡的社会形势引起美国政商精英的关注。对于美国政府来讲，“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利用战后西欧经济上的困境，通过所谓“欧洲复兴方案”把西欧控制起来以便同苏联抗衡的一个重要行动计划，亦即具有通过经济援助稳定西欧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从而达到遏制苏联和控制西欧的战略目的。代表市场力量的美国大公司之所以积极参与制定和推进马歇尔计划，主要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即从马歇尔计划带来的市场拓展、西欧经济增长、政治稳定中获益。在美国大公司的CEO们看来，苏联势力的影响在欧洲的增长对其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因为苏联所代表的社会主义中央统制经济与美国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格格不入。若让贫穷、混乱和苏联势力的扩张“颠覆”西欧的资本主义制度，则它们将失去西欧这一仅次于北美的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所以，他们极力主张遏制苏联的共产主义，并利用自己的财富和在政界的人脉主导马歇尔计划的制定，还通过广泛的游说和公关活动推动马歇尔计划在国会的通过。案例还表明美国外交政策制定具有多元参与过程和精英主导结果的特征。虽然美国大公司主导了马歇尔计划的制定，但他们并不能在计划制定出来之后漫不经心地坐等国会通过，还得积极参与游说等活动，克服来自国内保守派（美国公民社会的一部分）的阻力，最大限度地对国会表决施加影响，使马歇尔计划最终获得通过。

3.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参与“遏共”活动

美国跨国公司不仅在国内推动“马歇尔计划”，而且还在“冷战共识”下配合和参与政府海外的“遏共”活动。

在西欧，美国政府援助西欧重建的“马歇尔计划”要依赖美国跨国公司在该地区的私人投资。^[8]通过参与实施马歇尔计划，美国跨国公司在客观上起到了帮助西欧国家恢复经济，稳定西欧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作用。不仅如此，美国跨国公司还和美国政府一道，介入西欧国家选举。例如，在战后初期，美国跨国公司和美国政府为阻止意大利共产党在选举中获胜，向意大利资产阶级政客和政党提供了大量的资助。^[9]

当然，美国遏制政策的主要对象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冷战共识”下，美国跨国公司服从美国遏制战略的需要，执行对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禁运和禁止投资，还参与中情局搞垮苏联的情报活动。在里根政府时期，与苏联做生意的美国跨国公司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参与后者搞垮苏联的活动。美国跨国公司经理与中情局合作的内容包括：

其一，为美国中情局提供有关苏联在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情报。由于与苏联做生意的美国公司经理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苏联的经济需求是什么，他们知道苏联最急迫地需要什么技术，也知道苏联为了获得美国产品而开发外国资源的黑名单”，因此，“与克里姆林宫做生意的美国商人便成为重要的情报来源”。^[10]这些美国经理们“从苏联回国后就为中央情报局撰写报告，拨通中央情报局的一个特殊电话号码。然后，一个信使就会应约而来，将报告密封后带给全国情报征集处（NCD）。这些经理们通常会收到中情局局长凯西的一个简短的感谢便条，作为对他们工作的回报。特别重要的情报要呈送国家安全委员会，或者甚至要呈送总统”。

其二，美国跨国公司为中央情报局的代理人提供掩护。近200家美国大公司为中央情报局的代理人提供掩护。事实证明，这些代理人在中央情报局执行特定的海外任务时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波兰工作的一些代理人以商务活动为掩护，因而避免了像大使馆人员那样被波兰当局跟踪的现象。^[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