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NGO为核心的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
NGO是指非政府组织，是信息化时代全球化冲破民族国家疆域、全球市场形成、全球性问题出现、全球公民意识萌发的产物，是非疆域、超国家、无边界的概念。[36]在过去30年，NGO在种类和数量方面都获得显著的增长。
尽管统计有偏差，但欧洲经合组织（OECD）的NGO名录、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的人类发展报告和国际年鉴组织的研究均表明NGO获得了很大的发展。[37]
NGO的非官方、非营利的特征，决定了它代表的既不是国家利益，也不是公司企业，而是国际民间社会的立场，被称为“世界的良心”（the conscience of the world）的代言人。
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致力于促进民主和保护人权的跨国NGO在最近20年获得了重大发展”[38]。尤其是那些关注人权问题的组织急剧增加。以西方为基地的国际NGO组织从先前主要仅限于对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救助的宏观层次条件的一系列关注，发展到拥抱更具有政治导向的倡议。这种发展也意味着NGO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拉美和东欧的经历进入90年代后的深化。国际公民社会组织在90年代历届联合国大会中扮演越来越有影响的角色，包括1993年的维也纳人权会议。最大的、致力于政治议题的NGO所花费的资源开始比得上大多数西方捐赠国政府的人权开支。由NGO构成的国际网络变得更稠密，这被广泛视为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趋势。随着NGO获得越来越多的媒体关注、更多的正式参与多边制度和捐助国政府两个层面的政策制定，它们被广泛地断定为已发展成为一种新的规范性国际关系议程的卓越建筑师。[39]
如前所述，NGO是全球化时代政治规范塑造的重要倡导者，它们在塑造政治规范和传播民主化价值观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对一些NGO组织来讲，民主是合法政治的十字军；从20世纪90年代起，NGO热心于倡议民主议程的核心内容[40]，而人权和民主是规范政治的核心内容。NGO跨国网络与日俱增的影响被理解为传统政治活动形式和行为体发生更广泛转移的核心体现。公民社会动力是主体间建构有意义的新的世界视角的中心。政府不仅仅对特定的、可识别的压力事件作出反应，而且陷入普遍的内嵌于国际层面的国际规范认同的转变中。
NGO在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以及具体权利上的游说努力，对西方政府和跨国公司均产生明显的影响。NGO关注社会道义、良知及公平、公正，这与反全球化运动反对贫富分化、环境恶化、民主退化、文化同化，要求平等、民主、公正、和谐的愿望不谋而合。由于反全球化的诉求是正义和公平，是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反扑以及环境保护的倡议，因此在各国的动员力量都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基础。各国的工会组织、环保组织、人权团体等，都把反全球化当成诉求目标之一，也成为反全球化动员的次级团体。目前，发达国家的NGO非常活跃，如绿色和平组织、大赦国际、公司观察等组织在人权、环保、劳工等议题上向跨国公司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它们运用示威游行、论坛会议、监督、倡导和建议等手段对跨国公司和推动经济自由化的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施压。支持人民运动（people’s movements），促进人人参与的制度环境的形成，促进了全球民主化的发展。[41]
需要指出的是，NGO所游说的是民主政治的基本信条，这些信条影响了跨国公司和西方政府的立场。然而，它们的影响并没有给自由民主的国际传播增加能量。NGO对西方鼓励发展中世界民主改革的承诺持模棱两可的态度。这是因为政府意在将民主政策与战略理性联系在一起，NGO将此种安全联系视为偏离“民主促进”的逻辑，所以，它们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不介入。结果，在众多NGO提醒对民主促进的短期追求甚至可能损及在更紧迫的权利议题上已取得的进步时，民主的核心的人权问题成为NGO的优先考虑。[42]民主是一种派生的关注。NGO认可民主价值观的普世性而非某种民主制度的普适性，并且认为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实现应是一种立足于地方层面的、自下而上的、以发展为导向的渐进的社会化方式。因此，从总体上讲，NGO通常关注民主规范的实践，致力于“地方能力建设”和“草根民主参与”，并开始将民主改革与减少冲突区的冲突结合起来。[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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