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的利益是驱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原因之一

第二节　跨国公司的利益是驱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原因之一

美国对伊拉克动武的根源非常复杂。霸权、地缘、能源、历史恩怨，甚至国内原因相互交织，都充斥在这场战争中。在诸多开战的原因中，美国跨国公司的利益是驱动战争的原因之一。美国跨国公司之所以推动政府发动对伊战争，根本原因是为了从战争和战后重建中获得巨额利润。这与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的原因相似。格雷基·古马（Greg Guma）在其即将出版的《石油和帝国：争夺“理想黄金国”的战斗》（Oil and Empire：The Battle for El Dorado）一书中认为表面像是为报复“9·11”恐怖袭击的阿富汗战争本质上是美国争夺和控制里海油气资源的“21世纪第一场资源争夺战”。文中揭示早在90年代初期，雪佛龙、埃克森美孚等美国石油公司在毗邻里海的中亚和外高加索国家投下了巨额资金，但其利益面临该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的威胁，因此，一如十年前的海湾战争一样，美国发动的这场战争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美国石油公司的利益。^[5]

美国军工、能源类跨国公司之所以支持美国政府发动武力变更伊拉克政权的战争，是因为武力变更政权的战争可从如下几个方面给跨国公司带来利润。

其一，武力变更伊拉克政权会为公司带来巨额利润的战后重建合同。

按国际商业游戏规则，对石油资源的开发应当遵循公正、公平、透明的原则进行竞争，在竞争中优胜劣汰。但是，由于伊拉克战争是美国主导的，因而美国政府基本上排斥了让其他国家跨国公司分得巨额重建合同的可能，非市场性的合同发包使那些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美国公司大发横财。据统计，美国财政预算向那些拿到合同的公司支付工程款，外加规定数额的奖金（相当于工程款的10％），美国公司的利润至少为25亿美元。^[6]

其二，伊拉克战争会导致能源、军工类跨国公司股价上涨。

对于哈利伯顿、洛克希德—马丁之类的能源、军火公司来讲，战争带来的利润除了直接来自巨额的战后合同外，还间接来自战争所拉动的公司股票上涨。例如，战前紧张气氛、战争对伊拉克石油设施的破坏及战争所造成的不确定因素均导致了石油股价上涨。伊拉克战争后出现的中东产油区局势动荡是导致近年来石油价格飞涨的原因之一，而这却给哈利伯顿等石油公司带来了滚滚利润，哈利伯顿及布什家乡得克萨斯州的其他几家石油公司在“财富500强”中的名次也随之上升。同样，倡导战争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自2000年布什当选总统以来，该公司的股票价值上涨了3倍。^[7]

其三，伊拉克战争会稳定美国石油公司在海湾的经营秩序。

伊拉克战争之前，已有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德士古、福陆等公司在中东开采石油，但其利益一直受中东局势不稳定的威胁。萨达姆政权的反美政策被视为威胁因素之一。美国石油类跨国公司希望借助武力在伊拉克建立一个亲美政权，以此稳定它们在中东的石油经营秩序。而且伊拉克战争必然导致美国在伊拉克驻军，这为将在伊拉克投资的美国公司提供潜在的安全保障。

战争导致的美军驻扎可为当地的美国公司的资产安全提供保护，这一观点已被美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所证实。^[8]

美国学者加仑·比格内瑟（Glen Biglaiser）在自己的研究中发现美国军队的存在吸引了美国跨国公司的FDI；与此同时，美军的存在对促进非美国的跨国公司投资影响很小^[9]。琼斯和坎尼（Jone and Kane，2005）认为在外驻军象征着美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可信赖的正面关系，增强了美国FDI投资的稳定性。此外，海外军事活动的增加使美国的防务承包商更多地投资于美军驻扎的东道国。有时这样的承包活动不涉及竞争性投标，表明军工之间的亲密关系。上述哈利伯顿的子公司比奇特尔获得了上千万美元的防务合同即是一例。^[10]

事实也证明，美军驻扎的国家吸引了美国跨国公司大量的FDI。因为军队可为资产安全提供保护（如防止被东道国征收）。美国绝大部分直接投资流向美国的盟国和美军驻扎国（如英国、加拿大、荷兰、德国、法国、日本、瑞典和奥地利），只有少量流入几个发展中国家，而且大多是在拉美，如墨西哥、巴西、巴拿马、阿根廷和委内瑞拉。

弗农的讨价还价视角认为：一旦外国投资者的资金投进其在东道国的项目，讨价还价的优势就从跨国公司转向东道国。由于博弈优势的转移，跨国公司必然在投资前考虑产权和政治稳定性。如果美国的“政权变更”活动增加了“政权变更”对象国的政治稳定性，减少了投资风险，则可预期美国的跨国公司会跟着美国的军旗走。美国军队与摩洛哥、菲律宾、泰国、埃及、巴拿马、沙特、新加坡、韩国、土耳其和阿联酋等盟国的军队举行联合演习，军事上的合作漫溢到经济领域，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更大的投资。“美国军队提供的安全保障对外资是一个强有力的信号，甚至为美国公司指示着在哪里建立新厂”。^[11]

总之，上述研究证实了美国跨国公司，特别是军工、能源类跨国公司之所以“跟着旗帜走”，是因为美国军队可为其投资或合同履行提供安全保障，这也是某些类型的跨国公司倾向于政府武力“促进民主”原因。

其四，伊拉克政权的改变还可导致伊拉克民族工业的私有化，便于美国跨国公司进入伊拉克的市场。

伊拉克战争不仅使美国达到了在政治上改变伊拉克政权的目的，而且还是有利于跨国公司实现其利益的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重要手段。在萨达姆掌权时期，伊拉克对民族工业实现国有化。萨达姆垮台后，美国在伊拉克着手推行经济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2003年9月底，布什政府负责伊拉克重建任务的首领布雷默公布了一项新的一揽子“改革”方案：伊拉克200家国营公司将被私有化；外国公司（大部分是美国公司）可以得到伊拉克的石油、矿山和工厂100％的资产，可以将其利润全部从伊拉克抽走。麦当劳宣布将在巴格达开一家分店。新自由主义的代言人、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周刊这样描写这些改革：“一个资本主义的梦想满足了国际投资者所有的愿望”。

正因为战争能为跨国公司带来滚滚利润，所以，当美国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仍踌躇不展时，一些对订单窥视已久的跨国公司与政府中的代理人或主战派合流，在国内造势并推动对伊拉克宣战。^[12]

当然，美国政商之间的特殊关系和“旋转门”制度（体现为一种潜规则）也是战争发动的原因之一。资料显示，布什班子成员中大多有在商界任职的经历。见下表：

表8‐2　布什班子成员在商界任职经历

资料来源：作者主要根据伊沃·H.达尔德尔等：《后外交时代：不受约束的美国》，刘满贵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埃里克·洛朗：《布什的秘密世界》，贾宗谊等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整理。

表8‐2显示，布什班子成员在到白宫任职之前大多有在商界任职的经历。而且大多来自能源、军工集团。按照美国宪法，当总统任命高官时，这些高官必须辞去时任的私人机构职务，而经总统任命的官员往往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与大公司有联系的人士，因为正是他们的鼎力支持，总统才能入主白宫。表中绝大多数美国公司将其政治捐款捐给了共和党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这些行政官员仍与过去的企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和利益往来，在公共决策中不能不考虑其切身利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通过吸收政界有影响的官员，从而更直接、有效地影响内外政策。切尼就是“旋转门”的典型例子，他两度在华盛顿权力部门任职，而间隔时期，则担任哈利伯顿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切尼是布什新保守派力主开战的著名鹰派人物。他曾任职过的公司早在科索沃战争中从政府合同中大赚了一笔。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美国强调战争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捍卫南欧国家的民主制度”^[13]，维护欧洲这个“美国的民主桥头堡”的和平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