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贫困的根源

时间：2023-03-19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水平差异和垂直差异的并存，使西藏具有多种多样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这种远离海洋的地理位置，使西藏不具备海运条件，限制了西藏商品交换的发展与文化的传播。因此，在西藏不具备发展最为便利的水上航运条件，从而限制了贸易、文化与技术的交流。

中国农村贫困的根源_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

二、中国农村贫困的根源

(一)区域环境条件是地区贫困的第一位原因

1.区域环境条件直接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区域环境不同于地理环境。地理环境是指特定社会所处的自然条件的总和，它包括气候、地貌、河流、海洋、土壤、动植物的分布情况，以及自然资源等，其中既有天然的自然条件，又有经人工改造的自然环境。区域环境条件主要指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市场区位、资源区位和地理区位。因此区域环境条件在某种意义上又可称为区域发展条件。市场区位是指一个区域所拥有的市场条件。市场条件是商品生产者从事商品生产经营的原始依据，在市场上表现出来的有购买力的需求客观地影响着商品生产的总量和结构。市场需求又可以进一步地分为生产资料的市场需求和生活资料的市场需求。在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区域，其生产资料的需求大，并且生产资料需求大量地表现为中间产品，生活资料的需求存在高档化、时尚化的趋势。而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的区域，其生产资料的需求大部分是就地生产的初级产品，生活资料的需求日常化、大众化占有较大比重。资源区位指所在区域的资源供给状况。资源区位有两重含义:一是本区域的资源蕴藏占有状况，二是资源的供给和来源状况。资源是生产中最重要的因素，区域的资源蕴藏占有量和实际供给状况是区域产业结构和产业规模形成的重要参数。资源的供给区位是资源占有区位的延伸，当一个区域的资源蕴藏占有量不足，但资源供给渠道畅通并且运输成本较低时，资源的供给区位同样可以替代资源的占有区位。地理区位实际上即是区域的地理环境。地理区位有三层含义:①地理区位揭示了市场和资源区位，地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市场条件和资源条件。②地理区位具有潜在的市场和资源价值，市场和资源的开发利用有一个被人们认识的过程，未被开发利用前，其市场和资源的价值是潜在的。如果社会对地理区位进行了开发利用，其潜在的价值就会变成现实的优势。③地理区位提供了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处于不同地理区位的区域，其地貌、气候、土壤等都有不同，适宜于不同农作物生长及农作物耕作制度，我们一般只能根据自然条件来选择农作物的品种和确定农作物的种植结构。

(1)区域环境条件直接影响到区域农业发展水平。

就人类社会的历史来看，在著名的大河流域平原地区，例如黄河流域、恒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以及尼罗河流域的广大平原地区，形成了人类最古老的文明。这些地方自然条件适宜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是其主要原因，居民主要靠农业收获来维持生活。

我国东部地区濒临海洋，多属湿润地区，降水丰沛，地形以冲积平原为主，土壤肥沃，适宜于多种农作物生长，除沂蒙山区、闽粤山区外，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中西部地区自然条件明显差于东部地区，黄土高原年降水量在200～600毫米，约折合130～400吨/亩，西北干旱区(除局部地区外)降水量在50毫米以下，约折合每亩小于34吨。而农作物全生育期需水:春小麦200－370吨/亩，冬小麦300吨/亩，玉米200～300吨/亩，谷子170～200吨/亩，马铃薯200～300吨/亩，棉花350～600吨/亩。因此，在干旱与半干旱地区即使降水量全部用来供应农作物生长，也难以满足农作物需求。况且这些地区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因此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发展灌溉农业，这样自然会导致发展农业生产难度的增加和农业生产成本的上升。中部地区受灌溉条件、盐碱等自然条件影响，耕地以中低产田居多。西部绝大部分为山区、丘陵、高原，西南喀斯特地区缺土少水，横断山区山高沟深，青藏高原气温偏低，总之这些地区发展农业生产条件恶劣，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业经济的发展。

(2)区域环境条件是造成某些区域经济差异的决定性条件。

发展生产只能因地制宜，因地制宜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区域环境条件的决定作用。人类对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的利用具有强烈的时序性，一般遵循“优先劣后”的规律，从而使经济的发展具有地域上的差别。古代灿烂的农业文明仅仅诞生在中纬度地区的河流中下游平原，而不产生于其他地区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我国三大地带的客观存在与划分，区域环境条件的空间差异是毋庸置疑起着决定作用。下面以西藏与西欧为例具体分析区域环境条件对某些区域经济差异的决定性影响。

西藏面积辽阔，地势高耸。一方面总的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温度和降水由东南向西北递减，但由于山体大小、走向以及河流切割程度的差异，在水平地带性变化中出现了局部的差异性;另一方面，明显的地势起伏、非常悬殊的高差，使西藏境内自然条件差异很大。水平差异和垂直差异的并存，使西藏具有多种多样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西藏的自然资源分布相对比较集中，这就使区内的藏南河谷农区的农产品，藏北牧区的牧产品，藏南、藏东南林区的林产品在客观上有交换的需要。尤其是在辽阔的藏北地区，能源十分紧张，牛粪、草皮是牧区相当普遍的燃料，对于林区木材有很大需求。

西欧由于自然条件组合较好，形成了一种耕作业和牧业交错并存的局面，导致了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交流，较早刺激了商业发展，为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由于二者不同的交通状况，对于这两个地区的商品生产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西藏地处亚洲内部，是所谓世界“第三极”的主体部分，四周又有高大山体的阻碍，使其成为一个较完整而且远离海洋的内陆单元，具有很大的封闭性。其腹地中心城市拉萨，距最近的孟加拉湾直线距离约为1000公里，西部的狮泉河与印度河距孟加拉湾的直线距离约为1500公里。这种远离海洋的地理位置，使西藏不具备海运条件，限制了西藏商品交换的发展与文化的传播。进一步讲，西藏高原河流众多、湖泊密布，主要河流如雅鲁藏布江、澜沧江、怒江、狮泉河和印度河等都属于国际河流，但由于险峻的地势和巨大的落差，众多河流并没有使西藏和国际国内的贸易、交往得到加强，相反，有些河流如怒江、澜沧江的深切河谷还成了交通的障碍。在广大藏北地区，多数河流为季节性河流，湖泊面积也比较小，均无航运价值。因此，在西藏不具备发展最为便利的水上航运条件，从而限制了贸易、文化与技术的交流。在无航运可依赖的条件下，又受到陆路交通的限制，西藏区内和区外的交换在新中国成立前完全靠人背畜驮。西藏地区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正二月，雪封山;四五六，泥没足;七八九，正好走;十冬腊，皮开拆。”这充分说明了西藏交通受季节的严重影响。崎岖、荒凉和遥远是西藏交通的最大特点。这样的交通条件，对于商品交换和文化技术的交流，无疑起了很大的抑制作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交通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1994年全区运输线路总长度21842公里，平均每百平方公里只有1.83公里，只及全国平均水平的13.73%;在公路中高级次高级路只有868公里，占公路的11.29%，低于全国21.1个百分点，在全国内地30个省、区中居倒数第一位。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983年西藏全区193万人口，工业总产值只有1.3亿元，同期浙江省温州地区苍南县19万人口的宜山区，仅农村家庭经营再生腈纶纺织品和塑料编织袋两项计，年产值就达1亿多元。西藏1967年地方财政收入曲线过零点至今，再也没有出现过正数，财政收入100%要靠中央财政补贴来维持。1997年全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40.9元，只及全国平均水平的51.68%。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尽管我国西藏早在唐朝就学习、引进了内地的制度、技术和文化，然而由于区域环境的制约，现在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中，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不可能超过同时期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

与西藏形成鲜明对比的西欧，由于地中海、黑海、波罗的海等内海的纵深切割，使西欧具有众多的半岛和岛屿，呈现出海陆交错的格局。大陆沿岸多石质海岸，多天然良港，平时风平浪静，利于航行。再加之西欧其本身面积并不大，其腹地(慕尼黑、日内瓦等)距海也不过300～400公里，这有利于航海业的发展，促进了西欧与外界商品、技术和文化的交流。西欧的希腊、罗马以及后来兴起的西班牙、荷兰等国，就是利用西欧的航运之便，进而征服大西洋以至全球四大洋、率先走向世界的。在近代，西欧沿岸国家如英国、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充分利用海洋优势，大力倡导海洋探险，开辟新航路，占领殖民地，依靠掠夺迅速完成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使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商业得到迅速发展。再者，西欧由于温和多雨的气候和广阔的平原、稠密的河网，而且许多河流分水岭都比较低，为开凿运河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低平的地势以及丰沛的降水使西欧内河航运也非常便利，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西欧的商品贸易和文化、技术的交流。

对于贫困地区脱贫致富而言，贫困地区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对其影响很大。山东省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改革中跃入发达省份的行列，该省的沂蒙山区近年来获得的投资援助就比较密集。山东省的以工代赈项目集中在沂蒙山区实施，地方政府为此而筹集的配套资金与中央投入的以工代赈物品价值之比超过了2∶3，1996—1998年仅省级水利资金就投入2亿多元，各县平均每年400万元，比全省平均水平高3倍。1996年2月17日，山东省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户户通电的省份。而宁夏的西海固地区，虽然早在1982年就成为全国重点扶持的第一批贫困地区，然而这个地区干旱少雨，“人口增长—扩大耕地—环境恶化—贫困加剧”的恶性循环在这一地区表现得十分突出。因此，扶贫项目的实施，只是逐渐地改善着西海固地区的生态环境，部分地缓解了贫困人口缺粮、缺饲草、缺燃料的困难。然而，环境一旦遭到破坏，就很难在短期内得以恢复，在经常性旱灾打击下，西海固地区的农户至今尚未解决饮用水缺乏的难题，而且几乎每年都面临减产缺粮的困境。再者，宁夏回族自治区也缺乏足够的财力来扶持西海固的发展。

(3)区域环境条件的变化是某些区域盛衰的主要影响因素。

地理区位具有潜在的市场和资源价值，当被开发利用之后，潜在的价值就变成了现实的优势;同样，现实优势由于环境条件的变化，也可能逐渐丧失，这就是区域环境条件的变化。区域环境条件的变化是某些区域盛衰的主要影响因素，这样的例子在国内外比比皆是。

在15～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以前，西欧与西亚的经济文化交流主要靠陆上交通。意大利北部地区波河平原，正是这陆上交通的必经之地，它有东西交通之利，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特别是由于11～13世纪先后八次“十字军战争”，掠夺所得的财富更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繁荣发展，造就了一批著名的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如米兰、都灵、热那亚、威尼斯和佛罗伦萨。上述原因不仅使意大利成为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而且意大利成为了世界历史转折的文艺复兴运动的摇篮。然而，15世纪以后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改变了世界贸易的路线，意大利北部区域失去了先前的那种价值，意大利的经济也随着衰落下来了。接着就带来了封建势力的加强和外国势力的入侵，意大利历史发展的速度不仅大大减缓，而且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也遭到了严重摧残，以致意大利在19世纪成了一个远远落后于西欧的贫穷国家。很明显，区域环境条件曾经是意大利历史发展的促进因素，但也曾是消极因素，影响是巨大且深远的。

在世界近代史上，亚洲只有一个国家走上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道路，并且加入了帝国主义列强之列，那就是日本。1868年之前，日本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封建国家，经过明治维新，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改革，只用了仅仅30余年，日本就成了亚洲首屈一指的帝国主义强国。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是谁又能否认其环境条件对其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呢?日本是一个群岛国家，由本州、九州、四国、北海道四个大岛和几千个小岛组成，总面积37万平方公里。日本全国面积85%是山地和丘陵，而日本又多火山，全境有火山168座，其中36座是活火山。矿产资源贫乏，煤、铁、有色金属和石油的储量均很少，即使储量较多的铜矿，也只有几百万吨。平原仅占全国面积的15%，耕地不仅少，而且分散，发展农业的条件并不优越。在这样狭小而又贫瘠的国家发展资本主义，必然遇到一个生产力发展与原料市场、销售市场发生尖锐矛盾的问题。而就在这个时候，航海技术的发展使海洋由经济发展的障碍变为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沿海国家可以越过汪洋大海到达任何沿海国家。航海业发展带动了造船业，而造船工业又扩大了运输能力，这样自然促进了外向型工业的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任何一次技术进步提供的机遇对于同样条件国家都是等同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抓住这些机遇。正是由于日本抓住了这次机遇，因此日本就发展起来了。

日本曾多次向外发动侵略战争，掠夺国外的资源，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彻底失败为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在一片废墟之上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就区域经济角度来讲，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实现的。国际的有利条件是:①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世界市场燃料、原料供应充足，且价格便宜，为“资源小国”日本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②世界工业品需求旺盛;③美国侵朝、侵越战争中军事订货剧增。国内的有利条件是:①紧缩军费开支;②采用先进技术;③量多价低质优的劳动力;④引进欧美先进的技术和资金;⑤充分发挥岛国地理位置和太平洋沿岸优良港湾的优势，填海造陆、新建大型工业基地，为原材料、燃料进口和工业品出口降低运费提供了方便条件。日本工业生产所需要的铝和镍100%依赖进口，铁矿石、煤和石油90%以上依赖进口，甚至连日本蕴藏量较多的铜80%也依赖进口。然而就日本而言，长期以来日本国内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以京滨为中心的南关东、以阪神为中心的近畿和以名古屋为中心的东海地区经济最为发达，而北海道、东北、东山、四国、南九州等区域经济发展迟缓，经济较为落后，其原因之一在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环境条件的差异，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区域环境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与日本情况比较相似的是亚洲“四小龙”，它们之所以能实现经济腾飞，原因固然很多，但其独特的区域环境条件(地域狭小，资源贫乏，交通尤其是海运条件优越)却是一个决定性条件。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区域环境，才迫使它们对外寻找出路，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力，促使经济腾飞。如果不具备这种区域环境，社会经济情况可能完全与现在不同。难怪有的学者认为，现在文明几乎与人们居住地的自然资源丰富程度成反比，与所在地的交通条件成正比。此话虽有偏颇，但的确发人深省。

瑞士位于欧洲阿尔卑斯山中部，面积4.1万平方公里，境内资源贫乏，15～16世纪瑞士是欧洲闭塞的山区，人口大量外流，纷纷到外国去当雇佣军、当仆役。直到19世纪中叶，欧洲铁路干线横穿瑞士阿尔卑斯山，瑞士就成为欧洲运输的大转盘，成了地中海—北海、地中海—波罗的海、西南欧、西北欧—东南欧巴尔干地区的交通捷径。瑞士周边国家意大利、法国、德国、奥地利和列支敦士登都是发达的国家，这个大转盘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服务，也为瑞士的运输、保险业和服务业提供了丰富的财源，日内瓦、苏黎世成为世界第一流大型国际航空港。根据本国的区域环境，瑞士着重发展旅游业及生产消费原料少、技术高、附加值高的产品，并以高质量饮誉世界。以钟表为例，原材料进口与产品的出口价格之比是1∶20，瑞士由此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根据瑞士钟表联合会估计，1990年世界钟表产量7.53亿件，总产值140亿瑞士法郎，瑞士产量仅占世界的1/10，总产值则占世界的1/2^［6］。1989年12月15日世界银行报告:1988年“瑞士的人均收入27260美元，居世界首位”，并且“瑞士的人均收入从1987年的21310美元增加到27260美元，这个记录也居世界首位”。在《1992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中，瑞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2680美元，比日本高28.51%，比美国高49.98%，在所统计的125个国家和地区中，瑞士高居榜首。以上分析可见，瑞士经济发展的契机是横穿阿尔卑斯山的欧洲铁路干线的修建，使其区位条件发生了质的变化。

位于浙江省南部的温州地区虽然气候温和，盛产鱼米，兼有山海之利，而历史上却是出了名的贫困地区。全区人均耕地只有0.46亩，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的影响，锻炼了温州人求生存的适应能力和“做生意”、“耍手艺”的本领，磨炼出大胆敢闯、吃苦耐劳、坚忍顽强的品格。但长期以来，在“左”的指导思想制约下，他们被硬性束缚在十分狭小的耕地上，只得苦守着不到半亩的耕地受穷挨饿，温饱难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外部抑制因素消除，蕴藏在农民中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巨大潜力立即迸发出来，在短时间内，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到1985年，60%的农民转向第二、第三产业，涌现出了13万家庭工业户，10万农民购销专业户，100多个专业性市场，建制镇由24个发展到87个，形成了一个以农民家庭工业为基础、农民购销专业户和专业性市场为纽带、小城镇为依托的农村商品经济体系。农业总产值、财政收入、农民人均收入成倍增长，贫困宣告解体。实际上改革开放之前温州经济发展缓慢的另一个原因是:虽然处于沿海位置，但由于国际局势的影响，温州作为海防前线难以对外开放，进行国际交流和国际合作。1984年温州被列为全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沿海位置由劣势一下转变为优势条件，再加上其他政策因素，这些都是温州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

与温州经济发展转机有一定类似之处的是深圳。深圳毗邻香港，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有充分利用香港这个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的优越条件，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到1979年深圳仍是一个工业产值只有6091万元的边陲小镇。1979年，我国设置深圳经济特区。由于这一历史性变化，深圳经济得到超常规发展，1988年工业总产值达到88亿元，比1979年增长139倍，年平均递增73%。深圳外贸出口1978年只有630万美元，1986年增长到7.26亿美元，超过广州1.2亿美元，1987年增长到14.14亿美元，在全国城市中仅次于上海、天津，居第三位;1988年又增长到18亿美元，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位，人均出口额名列全国前茅。1979—1988年，深圳外贸出口平均每年增长78.4%。深圳工业总产值中出口所占的比重，1986年为51%，1987年提高到53%，1988年又提高到55%。到1988年末，深圳引入外资银行25家，利用外资协议达6000多项，协议利用额50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22亿美元，办起外商投资企业1600多家;与中央27个部委，全国29个省、市、区办起内联企业3000多家，全市工商企业已发展到18000多家，特区经济已奠定了比较雄厚的经济基础。到20世纪90年代初，深圳已成为工业产值达110亿元的现代化大都市。深圳的经济发展被美国称为“一级城”、“神话船的奇迹”。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下面几点结论:

①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确实是得天独厚的。如美国、俄罗斯在综合国力方面其丰富的资源是非常重要的。但资源并不是唯一的。世界上资源贫乏的国家如日本、瑞士，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发展水平很高，这主要取决于其优越的交通位置。

②在现代社会，海洋是通向世界的捷径。在所有运输方式中，海洋运输是最廉价的运输方式。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除了30多个内陆国家之外，170多个国家都濒临海洋。距海岸300公里以内的沿海地带集中了全球3/5以上的人口。

③人口和经济向沿海倾斜和集中的现象，是符合人类生产分工合理化的要求的，是符合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的。沿海地势平坦、物产丰富、人口密集、交通运输极为便利;在沿海投资与在内陆山区投资相比周期短、成本低、经济效益高、辐射能力强，能够起到带动内陆山区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我们并不是说沿海国家就一定条件优越，经济发达。如中美洲诸国东西濒临两个大洋，印度东西濒临两个海洋……这些国家经济上发展仍不尽如人意，更不用说经济上贫困的岛国了。从区域经济学角度讲，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有自然条件、人口和劳动力、资金、科技进步、资源配置、区际贸易六个方面，它们共同作用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观点是:经济发达地区只能集中在经济、文化、人才交流活跃、方便的地带，这才是事物的本质。而经济、文化、人才交流活跃地带的形成与更替，与区域科学技术水平、交通状况、国家宏观政策、地区区位条件是密切相关的。这些因素直接影响到区域环境条件的变化，因此区域环境条件的变化对某些区域盛衰的影响就是必然的了。

(4)我国贫困地区区域环境条件的考察。

翻开我国贫困地区分布示意图，全国22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除毛乌素地区外，其余全部分布在山区、丘陵、高原。这就不能不促使我们对区域环境条件与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作一考察。

国家在“七五”和“八五”期间重点扶持的贫困县有327个，这些贫困县就区域分布来看主要分布在西北、西南和中南地区。西北地区贫困发生率最高，东北地区最低，贫困县在区域上的分布与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我国贫困县在地域上的分布也是很不平衡的。无论分布的构成，还是贫困发生率，都是西部最高，中部次之，东部最低。1994年全国划定“八七”扶贫攻坚县共有592个，其中东部105个，占17.74%;中部180个，占30.41%;西部307个，占51.86%。这种分布特征与我国地域条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人民生活水平高，农村第二、三产业发展较为迅速，所以贫困发生率比较低。相对而言，中部次之，而经济最不发达的西部地区贫困发生率最高。我国贫困县在地域上的分布特点是东部地区贫困县分布呈分散状态，中、西部地区的分布则集中连片，贫困发生率从东到中到西逐渐增高，贫困县在东、中、西之间的分布比例为1∶1.31∶2.36，这与我国经济在不同区域发展水平是吻合的。1998年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东部为1443.9元，中部为1129.97元，西部为951.64元，三者之比为1.76∶1.31∶1，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贫困状况与经济发展的关系。^［7］

贫困县在地势上的分布也很不平衡。平原地带地势平坦，农业生产条件一般比较优越，交通便利，经济、文化交流畅通，生产力水平较高。平原地区的贫困县多位于旱、涝、盐碱危害严重的地区。山区地形复杂，起伏较大，有相当部分耕地不宜于农业耕种，开发利用的难度很大。加上交通不便，对外交流受到限制，经济水平较为落后，故贫困人口较多。丘陵则介于二者之间。因此，山区是我国贫困的多发地区，我国的贫困县也主要集中在山区。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新认定的592个贫困县中，山区县377个，占64%。一些典型调查也说明了这个问题。1995年山西省对六个村748户农户调查表明，属于平川区村庄有2个，山区、半山区的3个。20个富裕户，分布在平川的有17户，占85%;分布在山区、半山区的3户，占15%。而31户贫困户，分布在平川的有7户，占22.6%;分布在山区、半山区的24户，占77.4%。这表明山区、半山区贫困户多于平川区，而富裕户则少于平川区^［8］。温州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巨大的地域差异，东部沿海平原发展最快，河谷盆地次之，广大山区相对迟缓。温州十大商品市场有八个分布在东部沿海平原，桥头、水头两个在河谷盆地。文成、泰顺两县和水嘉县山区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仍是浙江省的贫困区，人均年收入在200元以下。根据文成县1985年调查，农民收入水平与海拔高度成反比，海拔越高，人均收入水平越低。最贫困村庄在600米以上地区，富裕村庄在100米以下河谷^［9］。

人们对于山区一般都有地广人稀的传统印象，但实际上由于经济、资源和生态环境上的种种制约，目前与平原相比山区却承受着更为沉重的人口压力。如乡村年人均粮食产量，山区明显低于丘陵，更低于平原，其中乌蒙山区仅214千克，六盘山和桂黔滇喀斯特山区为250千克，有的县甚至不足150千克，已大大低于最低温饱线。1980—1990年间，全国山区乡村人均粮食产量的增长幅度显著低于丘陵和平原，而桂黔滇喀斯特山区、南岭山区和乌蒙山区更出现了5%～10%的负增长，这在全国是罕见的。从乡村人均占有宜农耕地面积看，山区低于丘陵，更低于平原，这是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的。其中大别山竟低至0.74亩。最令人忧心的是山区人均耕地面积正在迅速减少，1980—1990年的短短十年间大巴山区耕地面积竟锐减了三成。照此下去，不多几时一些山区便将面临难以自拔的生存危机。如果说山区农业生产条件不及平原的话，那么发展工业的条件差距更大。1990年全国山区乡村人均工业产值只有平原的29.85%，云南、贵州等省不少山区人均工业产值仅数十元，工业化还远没有真正开始。

就我国贫困地区而言，区域环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共同特征:

①自然地理环境极为复杂。

贫困地区自然地理环境极为复杂，以甘肃省为例。甘肃省贫困地区地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交汇地带，多为褶皱沟壑区，地表支离破碎，地形复杂多变，山势陡峻凶险，相对高差极大，在国际上被划为最差生存区域。而在世界公认每平方公里只能养活15人的最差生活区域内，却拥挤着每平方公里100～150人，超载5.7～9倍。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根本无法与平原地区相提并论。再者，这些贫困地区正处于干旱、半干旱和半湿润气候的过渡地带，气温、降水年变率大，自然灾害种类多且频繁发生，灾害损失大。特别是定西地区南部三县、陇南地区北部三县、甘南州东北部和临夏州东南部地区，多为冰雹、洪涝、泥石流灾害频发区。而临夏北部地区、定西地区北部、庆阳北部、平凉西部和白银市东北部，均为年降水量在200毫米以下的干旱地区，每年都有几百万亩耕地因干旱不能下种或有种无收。高寒阴湿区则因海拔高、湿度大、无霜期短、热量不足而导致农作物不能成熟、产量低、品质差，收获无几。

②发展农业生产基础条件差。

贫困地区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差，1998年国家扶持的贫困县人均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仅为全国水平的50%;耕地条件差，大部分是靠天吃饭的旱地，机耕地面积仅占36%，有效灌溉面积占31%，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8和20个百分点，旱涝保收耕地面积1993年人均仅0.36亩。如甘肃南部21个高寒阴湿贫困县再加上东乡、永靖两个高寒干旱贫困县，总耕地而积1130万亩，占全省的21%，其中坡地而积988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87.4%，水浇地面积只有142万亩，占全省水浇地面积的12.6%。而这一地区农村人口却高达580万，占全省农村人口总数的30.58%。这里人均耕地只有1.9亩，少数县、乡人均不到1亩，而且多是陡坡地，土层薄、土质差、缺水少肥^［10］。广西百色地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生产生活条件恶劣。全区贫困人口143万，贫困发生率40.63%，贫困人口分布在石山区的占69%，分布在高寒深山区占20%，淹库区3%，其他8%。居住地方大多生产条件差，生产潜力小，开发难度大。如居住在石山区，多为峰丛洼地，山体高大，山峰成丛，洼地镶嵌在石山之中，“九分石头一分土”，石缝、石隙地占耕地面积的60%，土壤中多砾石，基本无地表水灌溉，地下水位深，因而只能种植玉米及其他旱地作物。陕西省商洛地区高寒山区120个乡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在耕地中，坡耕地占65%以上，25°上陡坡地约占35%，水浇地仅占4%。这里积温低，无霜期短，热量不足。与平坝区和丘陵区相比，无霜期短30～40天，全年10度以上积温少于50%，持续日期少于20多天，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因而粮食严重短缺，1998年平均每人生产粮食637.6千克，其中36个乡人均粮食占有量低于400千克，满足不了人的基本生存需要^［11］。

总之，我国绝大多数贫困地区土地数量少、质量差，使这些地区缺乏最起码的农业生产条件，这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

③生态环境脆弱，而人口负担过重，必然导致生态环境恶化。

以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为例。该州地势陡峭，自然生态脆弱，地表植被遭到破坏之后，极易造成滑坡、泥石流等严重灾害。怒江州人地矛盾本来就突出，人口增长过快又加剧了这些矛盾。1998年全州人口64.67万，比1952年增长229%，平均年递增2.02%，超过全省增长速度(1.6%)和全国增长速度(1.48%)。而且占多数的少数民族比重仍在提高，1952年为83%，1985年为91.8%，1998年达到92%。由于人口压力过大，人民迫于生计在陡坡地上种植粮食，这样必然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造成生态环境恶化。

不少贫困地区缺少燃料。内蒙古凉城县蛮汉山区白银行政村有15个自然村，282户共1320人，散落在南北13里，东西13里的蛮汉山区。这里冬天奇寒，最低温度在－30℃以下，取暖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然而1985年282户农民竟然有200户没有炉子，占70.92%。严冬季节，即使用柴草拼命烧炕，窗户、墙皮也会结冰。拉煤要赶毛驴车走100多公里去山西，需数天才能拉回几百斤煤，煤钱、运费是贫困的山民所无力承担的。据四川省内江、绵阳、南充三个地区28个县调查，缺柴的乡和村分别占到80%和70%以上。由于没柴烧，不少地区挖草根、剥树皮、折树枝甚至乱砍滥伐，在川中缺柴地区，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部分县森林覆盖率在5%以下，有的甚至在1%以下^［12］。据甘肃定西县1998年统计，平均每户农民一年铲草皮破坏的植被达25.3亩，全县铲过的山坡地皮数以百万亩计。

总之，由于粮食与燃料的压力，贫困地区人们居住在这一特殊环境之中，受环境条件的限制，商品经济难以发展，不能不以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靠山吃山”，对土地实行掠夺式经营，对森林乱砍滥伐，挖草根、剥树皮，致使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每一次农业收获都必须付出沉重的生态代价，湖南永顺县每生产1吨桐油要流失土壤555吨，每在旱地上生产1吨粮食要流失土壤17吨^［13］。待到土壤流失殆尽，基岩裸露，山区生态系统从生产角度说业已濒于死亡。这一前景并非危言耸听，贵州省不少县目前每年石化面积占耕地1.5%，甚至更多，几十年后漫山遍野都是石山，后果不堪设想。生态环境恶化既是贫困的产物，又进一步加剧了贫困。

④交通闭塞。

贫困地区普遍交通不便，如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州内山高谷深，水流湍急，空运、水运、铁路均属空白，仅有公路交通。1998年底公路通车1578公里，平均每百平方公里8.62公里，为同期云南省的50.71%，全国的66.4%。全州有各类桥梁76座，其中永久性汽车桥3座。自1990年交通部、云南省交通厅对怒江州重点扶贫以来，已投入资金8300万元，修建公路155公里，永久性人桥1座，人马吊桥10座，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交通对经济的制约状况。但怒江州境内公路大多质量差、标准低，沿江弯多、路窄、泥石流频发、损毁严重，晴通雨阻，交通仍是怒江州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制约了州内外的物资流通，怒江大多数日用品、工业品要靠从外地长途运输，导致运费大幅度上升，使销售价格提高;交通闭塞还致使信息不灵，州内许多企业得不到及时的市场情报，盲目生产，产品找不到销路;过高的运费，增加了成本，削弱了产品本来就不强的市场竞争力。缺乏灵便的信息，也严重影响了农产品的经营，削弱了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交通闭塞制约了资源的开发，丰富的自然资源不能及时转化为经济资源。中央、省扶贫款多用于扶持种养业和建设基础设施，地方财政极端困难，开发资源只能走横向联合吸引资金之路，然而目前落后的交通与通讯却把这条路堵死。

内蒙古凉城县，1985年全县没有一条通往铁路沿线旗、县的公路，该县蛮汉山区的交通更为闭塞，只有一条简易公路通向行政村。农副产品运不出去，群众所要的生产、生活资料运不进来。白银行政村1320人只有十几辆自行车，上山下山非常困难。由于交通不便、信息自然不灵，使该村处于严重的封闭状态，给人民生产、生活带来极大困难。

⑤电力不足。

广大贫困地区电力供应紧张，如商洛地区120个高寒山区乡，1989年有43个乡不通电，占35.83%;在799个村中，未通电的多达462个，占57.82%。即使通电的村，入户率也很低。内蒙古凉城县蛮汉山区，大部分村根本没电。由于没电，加工粮食极端困难，只能用古老的石碾。到了冬天，室外风沙迷漫，石碾上的粮食被风都吹跑了，只能停用。山民们只好背起粮食下山加工。有1/3农民没有毛驴车，只能背着数十斤粮食走两三天的路下山去加工。

由于不少贫困地区既不通路，又不通电，所以一些简单的生活设施都无法建设，更谈不上兴办企业。电力不足实为制约贫困地区经济开发的一个“瓶颈”。

⑥人畜饮水困难。

饮水困难有两重含义:一是饮用水数量远远不够，二是水质不好。

贫困地区，尤其是在干旱、半干旱贫困地区和高山区、石山区，一遇干旱灾害，河干泉涸，人们就只能到十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以外找水度荒，严重时只得宰杀牲畜或举家外迁。在经常受旱灾打击的宁夏西海固地区至今尚未解决人畜用水缺乏问题。

四川省旺苍县位于四川东北部，尽管气候温和，雨水充足，年降水量约1200毫米，然而该县山区农民经常遭受季节性缺水的威胁。每年冬春6个月农作物受旱，人畜饮水也很短缺。在尚未修建饮水工程的村庄，一家农户每天至少需要一个劳动力用5～6小时找水背水。商洛地区高寒山区120个乡799个村中，饮水困难就有131个，共3.8万人，占总人口的7.8%。有的地方无水井，人畜饮水常年靠蓄存的雨水，天旱时要到10里外的地方去担水，来回一次用3～4个小时。内蒙古凉城县蛮汉山区白银行政村成新义段家沟共有7户农民30口人，90头牲畜，根本没有井，要到3里外去担水，路上还要爬坡，担水费时费力，饮水成为难题。冬天去担一担水，回来便结冰，水奇缺，便珍贵，于是只饮而不洗或少洗。有时一水多用，用过的水再用，最后喂牲口。由于缺水，卫生就谈不上。

更为严重的是有些贫困地区水质不好，有的缺碘，有的含氟量过高，饮用者易患各种地方病。

⑦资源相对贫乏。

根据贫困地区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组合状况可划分为四种类型:贫而不困地区，困而不贫地区，又贫又困地区，未开化地区。大多数贫困地区自然资源相对缺乏，如甘肃省中南部贫困地区，地质资料调查表明，除了现已探明的西成铅锌矿、崖湾锑矿和一些零星分布的沙金矿有一定开采价值外，在广大范围内矿产资源相对贫乏。从生物资源看，除了南部中药材和一部分畜产品粗具规模外，其余农副产品和野生动植物资源都形不成大气候。

也有学者认为，贫困地区资源富饶，当有谁希图探索贫穷的原因时，往往首先碰到的是落后的地区自然资源令人惊诧的富饶。因而把贫困称之为“富饶的贫困”，并以西藏为例作说明。他们指出，面对如此丰富的资源，工也好，农也好，林也好，牧也好，真的可以说干什么，成什么。

我们知道，贫困地区要脱贫致富，必须冲破自然经济的樊篱，走商品经济之路。当我们回头看看前文关于西藏发展商品经济条件的分析时，就自然会明白西藏的贫穷绝不是什么“富饶的贫困”了。与西藏基本类似的贫困地区广布的青海、新疆、云南、贵州、广西等都属于这种类型的贫困。自然资源按可利用程度分为现实的资源与潜在的资源两种。发展商品经济重要的是现实的资源，而广大贫困地区由于开发条件限制，即使有资源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潜在的资源，对当前经济发展起不到有力的推动作用。再者，贫困地区丰富的资源多是矿产资源，一般而言，这类资源仅靠个人力量是很难开发利用的。贫困地区位置偏远、交通闭塞、基础设施缺乏、社会服务落后。在这种环境条件下，又怎么可以说是“干什么，成什么”呢?对于贫困地区广大农民来讲，最现实的资源仍然是耕地与森林，但贫困地区耕地资源十分缺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区域环境条件直接影响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贫困地区的环境条件自然是贫困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2.区域环境条件与区域人口增长——贫困地区人口多育的原因考察

我国是严格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但从总的情况来看，经济生活条件差的地方，人口出生率相对较高，尤其是广大贫困地区人口出生率更高，“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现象相当普遍，这就促使我们很有必要对贫困地区人口多育原因作科学分析。

(1)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条件差，导致人口死亡率高，人口死亡率高造成的补偿性生育是形成贫困人口多育的原因之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全国平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农村的医疗服务尤其是1980年以来并未显示出实质性的改善，与乡村医疗保健服务的平均水平相比，贫困地区状况更差。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全县632名国家集体医务工作者，有405人集中在人口仅2万人的县城。其余2650平方公里，有22万人口的乡村却只有227名医务人员。全县278个村，只有9个村办有合作医疗性质的医疗站，尚有35个村无医务人员，另有110个村虽有医务人员，但缺少药品。这些村大多数离乡医院10多公里，有的20多公里，且不通车，有些危急病人未送到医院就断了气^［14］。甘肃省定西地区共有166所乡镇卫生院，其中有危房的就达117所，面积高达12万平方米，占总建筑面积的44%，有心电图、显微镜、B超的卫生院极少。天水市农村卫生技术人员占全市的42.6%，这与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88%的比例极不协调。甘肃省康县的350个行政村中，无医无药的空白村就有94个，占26.9%^［15］。1989年国家卫生部对300个贫困县医疗服务状况的调查表明，那里的婴儿死亡率平均为68‰(而其中38个县婴儿死亡率高达100‰)，产妇死亡率为2.02%，分别比全国平均值高50%和2倍。产妇和婴儿的死亡多半是医疗护理不及时造成的。另据调查，全国农民患者因无力支付医疗费用有20%不能及时就诊，68%应住院治疗而不能住院^［16］。

由于贫困地区人口死亡率尤其是婴儿死亡率高，所以贫困地区人口所生的子女中有不小比例活不到中年，由此必然会产生一种补偿性生育，以高出生补偿高死亡率，满足贫困人口对子女的数量需求。1983年春宁夏固原地区流行性脑膜炎流行，固原县河川乡一家做了结扎手术的回族居民，3个孩子死了2个，一家做了结扎手术的汉族居民，2个孩子死了1个。海原县有两户都是2个女孩1个男核，结果两家男孩都死了。由于医疗卫生条件的限制，20世纪80年代初期，宁夏固原地区有的县婴儿死亡率高达6%。群众担心孩子少了保不住，孩子太小不放心。回族农民一般希望有四五个孩子，其中至少有两个男孩，汉族农民一般希望有三四个孩子，其中至少有1个男孩，而且要等到这个男孩长到四五岁之后才比较放心地去做结扎手术。

早在18世纪后期，英国学者亚当·斯密就指出:“我常说，苏格兰高地常有一母产子二十个而活的只有一个的实例……在兵营附近看到的可爱的孩子，却比其他地方多。这些孩子很少能长到十三四岁。有的地方出生的儿童，在四岁前死一半，在许多地方，在七岁、十岁前死去一半，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这样大的死亡率，在各地方下等人民间都可看到。”

(2)贫困人口养育子女费用低，为多育具备了一定的客观条件。

贫困人口经济收入少，其收入主要用来购买基本的生存资料，他们养育子女是以其能存活为标准，所以养育子女的费用一般较低。根据我国目前农村培养一个劳动力家庭的实际支出和农村劳动力收入水平计算，家庭培养—个劳动力支出的费用，待劳动力投入劳动后，少则两三年，多则三五年即可全部收回支出费用，即使加上超生被罚款的部分，一般七年左右也可全部收回。这样，多育具备了一定可能性，同时多育的费用成本会随着胎次的上升而递减。另外贫困人口考虑孩子未来的价值多于对孩子成本负担的考虑。因此贫困人口多育具有一定的现实条件。

(3)贫困人口的子女能较早带来经济效益，会刺激他们多育。

经济收入水平低的贫困人口大都甘愿承受多子女的暂时困难，而寄希望于子女未来能为家庭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贫困地区十来岁的孩子就能到地里干活，七八岁的孩子能放牛、放羊，更小的孩子留在家里照看弟弟、妹妹。宁夏固原地区农民说:“孩子多了好，有放牛的，有放羊的，有地里干活的……什么活都有人干”，“后人多、力量大、财富多”。该地区一家有五六个，甚至七八个孩子是普遍现象。马歇尔在分析孩子的经济价值时就指出，不熟练的劳动者的孩子，在18岁时就可以赚到最大的工资。这样一来便会促使贫困人口继续保持高的生育率，以便将来从子女身上获利。据国际劳工组织1978年统计，全世界共有童工5200万，其中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就有5100万。亚洲发展中国家使用的10～14岁未成年人口占经济活动人口总数的16.9%，非洲占到21.3%。这种状况不能不说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形成人口高生育率的重要经济刺激因素。

(4)贫困人口主要依靠子女养老，是造成他们多育的重要原因。

贫困地区人口一生收入水平低，只能维持生存需要，有的甚至维持不了自己及其家庭的生存需要，难以有剩余金钱储蓄或用来参加养老保险，没有条件和能力依靠自己养老，只能被动地依靠自己的子女来作养老的保障。即使强制性地参加社会保险，其养老金水平也很低。年老时也难以确实保障，还是要靠子女来养老。贫困地区农民说:“娃娃多，命大。生十个娃娃，老了以后，一人端一碗饭，老两口两天吃不完。”固原地区有位50多岁的妇女14岁结婚，1978年生了第21胎，成活了10个孩子，贫困地区50岁左右还生孩子的现象并不少见。1989年商洛山区的一项典型调查也说明了这个问题^［17］，当问及“一对夫妇，不管男孩女孩，还是只生一个好”时，持否定态度的占90%;当问及“若第一胎是女孩，是否想再生一个男孩”时，约有80%的作了肯定回答;当问及“若头两胎都是女孩，是否再生一个男孩”时，作肯定回答的约占55%;当问及“若第一胎是男孩，是否想再生一个女孩”时，有63%的作了肯定回答。其主要原因是“传宗接代”与“生儿养老”。

总之，在贫困经济下，为了保证本代成员丧失劳动力之后，农户生产行为仍能继续，每一成员就必须在他获得劳动力资格，也即进入“役龄”之后，立即承担起通过婚姻、生育行为抚养后代的责任，一是以此保证家庭未来的再生产不致中断，家族、祖先香火不致熄灭。他们认为，人死后有灵魂，要有人给供香火，不然就成了饿鬼。二是用以换得自己在因丧失劳动力而被迫“退役”后，仍能有生活保障。很明显，贫困农户再生产的继续，是靠每一成员在役龄内最大限度地忍饥耐寒，而节余出一部分所得投向后备劳动力的培育，以保证未来消费的权利这一人口再生产机制换得的。它既是为了未来消费而推迟当前消费的行为，也是通过生产要素转化从而使节余保值的行为。

(5)贫困人口容易保持传统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

贫困人口由于经济贫困，终日为生活的温饱即生存所拖累，难以有时间和精力来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同时，经济贫困又使贫困人口难以摆脱愚昧落后的状况，因而贫困人口容易保持传统的生育观念和传统的生育行为。传统的生育观念，就是渴求多子女的观念，传统生育行为就是自然生育行为。传统生育观念又促进传统生育行为的实现。如贫困地区有的农民认为:“后人多，力量大，财富多。”而有的农民又认为:“娃娃生多生少是真主赐的，真主赐给多少就生多少，直到不能生了为止。”宁夏固原地区有的夫妇近4年中连续超生两个孩子，甚至超生3个孩子。西吉县马建乡1984年上半年出生婴儿257人，其中3胎以上145人，占56.4%，出生婴儿中还有第十三胎的。某贫困县一位30多岁的妇女，已生了8胎女孩，年龄从5个月到19岁。

(6)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生育问题。

前文已述及，贫困地区是少数民族分布集中的地区，从某种程度上讲贫困问题也是一个民族问题。我们实行计划生育，但计划生育政策与党的民族政策有一定的不协调，尽管计划生育与扶贫是一致的。贫困地区的一个通病是人口增长过快。贫困地区理应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但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对于少数民族来讲是比较宽容的。如宁夏回族自治区规定:全区农民夫妇允许生两个孩子，固原地区五县及同心县、盐池县农村少数民族夫妇允许生三个孩子。伊斯兰教在回族群众中影响很大。回族人民是否实行计划生育都要听听阿訇的意见，能否结扎，能否上环，能否吃药，能否人工流产，阿訇说“使得”，就可以办;阿訇说“使不得”，就不能办。计划生育政策在这个回族聚居的地区收效甚微。陕西省规定:夫妻双方是少数民族的可以生二胎;居住在高寒山区人口稀少地区的农民，可以生二胎。但问题是高寒山区、人口稀少地区往往是贫困地区。

(7)贫困地区农民难以主动采取节育措施。

贫困人口很难有钱和精力用于从事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来认识人类生育和控制生育规律，学习和掌握科学的节育知识;他们也不愿意也没财力在此方面投入资金，因而他们不可能主动采取任何形式的节育措施，而处于几乎无任何控制的自然生育状态，这种自然的生育状态必然是一种多育的状态。马歇尔曾指出:不熟练的劳动者，如果不是穷到无以为生，以及没有受到任何外部原因的抑制，具有在三十年内增加一倍的能力。新中国成立以来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人口增长就说明了这一点。

再者我国不少贫困地区缺乏计划生育的物质保证，缺少必要的医务人员、医疗设施和药品器具。有些地区，居住分散，计划生育人员进不了山，到不了户，计划生育工作很不普遍。由于宣传不够，不少群众缺乏避孕药具的使用常识。有的地方往下分配药具不是根据实际需要，而是按人口比例发。有的地方药具不能连续供应，甚至有中间停顿了，几个月没有药具的情况。

3.区域环境条件对人口身体素质的影响

贫困地区由于各种因素影响，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人口的身体素质。下面以河南省为例说明。

河南全省450.5万残疾人中，约有388万分布于广大农村，农村残疾人口占农村人口的5.91%，城市残疾人口占城市人口的4.73%，集镇残疾人口占总人口的5.48%。就残疾人比例来看，农村高于集镇，集镇高于城市。河南省山区残疾人口占总人口的8.56%，远高于平原区(5.17%)和城市(4.73%)的水平，而且孤独残疾人也是山区高于平原，农村高于城市。山区、平原、城市孤独残疾人占其总人口的比例依次为0.48%、0.24%和0.14%。

形成上述分布特点的原因是:①山区农村医疗卫生条件、生活水平等条件不及城市。以肢体残疾率为例，农村肢体残疾率为10.1%，城市为8.63%，山区高达15.03%。这是由于山区交通不便，易跌伤摔伤，而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往往使伤者留下残疾。②山区农村通婚圈狭小、近亲结婚严重。据调查，山区通婚圈一般不超过25公里，其中有1/3的农村青年通婚不跨村，5/8的不跨乡。另据陕西省商洛地区24个村的调查，1988年以来共有260对结婚，属同村间婚配就有134对，占51.5%^［18］。血缘关系近，各种先天性残疾出现概率较高，致使农村残疾率高于集镇，集镇残疾率高于城市，山区高于平原。③与自然环境有关，主要表现为地方病。如河南省地方病主要有甲状腺肿、克汀病、大骨节病、克山病、希氏杆菌病等，广泛分布于河南太行、伏牛、大别、桐柏四大山系的65个县、市中，南阳县大部分农村水源缺碘。据1985年抽样调查，河南省17个乡30.9万人中患地方病1.5万人，发病率为4.85%^［19］。由于缺碘，妇女妊娠期处于甲状腺功能低下状态，影响胎儿神经系统正常发育，造成智力低下。南阳县是河南地方性氟中毒高发区，1980年对全县105个自然村调查，氟骨症发病率为64.50%。氟骨症患者中壮年发病较高，到晚年则弯腰驼背，甚至肢体残疾。④与各地生活条件有关。以视力残疾为例，全省有视力残疾者73.4万人，占全省人口9.40%，山区视力残疾发生率为18.42‰，丘陵为0.52‰，平原为8.75‰，分布特点是山区最高，农村高于城市，平原区高于城市和丘陵区。而且女性高于男性，其中女性比男性山区高23%，丘陵和平原高32%，城市高17%。农村视力残疾者比较多，主要与生活燃料有关。长期用作物秸秆做燃料，烟熏对视力影响大，女性视力残疾也多与此有关。因为农村做饭多由妇女承担，同时农村缺电，妇女在煤油灯下做针线活也影响视力。

此外，贫困地区人口营养不良，尤其是蛋白质摄入量不足，直接影响到人口身体素质。

综上所述，贫困地区由于自然条件限制，导致了较高的地方病发病率;山区闭塞、通婚圈狭小、近亲结婚严重，导致较高的遗传性疾病的发生率;山区缺医少药，医疗卫生条件差，日常生活习惯以及营养状况不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贫困地区人口的身体素质。

贫困地区人口身体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从一个较长时期看，一个社会人均财富贡献与消费的比率是衡量该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贡献/消费比为1时，表明该地区对财富的创造与消费刚好相抵，无须外援也无力外援;贡献/消费比大于l时，表明创造的财富扣除消费外尚有剩余。上述比值愈大表明该地区用于扩大再生产和改善生活水平的潜力愈大，经济发展水平愈高;反之，当这一比率小于1时，维持该地区居民生存和经济再生产则需要政府财政补贴或外地援助。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F·莫迪利安尼教授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理论，按人们对财富贡献与消费的对比关系将人生分为少年、壮年和老年三个阶段，其中第一、三两个阶段消费大于贡献，第二阶段贡献超过消费。这种一般假说的具体情况在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①贫困地区由于残疾人口比重较高，一方面具有正常经济活动能力的人口比重相对较少，在考虑劳动生产率等因素变化时，社会财富创造总量相对较少;另一方面，大量残疾人口除了需要同非残疾人口基本相同的正常生活消费外，还要求社会或家庭为他们提供较多的医疗康复、营养保健、生活照顾等额外消费，从而增加基本生存消费，其结果势必降低人均财富贡献消费比率。②贫困地区婴幼儿和青少年人口所占比例较高，婴幼儿死亡率较高。这样，便会从以下的三个方面直接影响贫困地区财富贡献/消费的比率:一是大量未成年人口在他们未进入经济活动年龄以前夭折，无异于单纯增加财富贡献/消费的分母;二是上述夭折儿童的母亲在怀孕、抚养他们期间放弃的机会收益减低了上述比率的分子;三是母亲的怀孕、分娩和孩子的哺养及夭折会给母亲的身体和心理带来损伤和痛苦，亦会降低他们的劳动效率。此外，上述三个方面往往会给丈夫及其他家庭成员带来类似影响，只不过影响程度轻些而已。③贫困地区成年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地区要低，衰老年龄要早，这就意味着他们的经济活动周期特别是有效经济活动周期相对较短，从而一生中创造财富的总贡献量就相对较少。④贫困地区人口在第二阶段由于不充分就业和大量过剩劳动力的存在，使得在同样条件下劳动力创造财富的平均贡献率就比发达地区相对较少。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其人口生理素质比较差，这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贫困地区的社会负担，延缓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

4.区域环境条件是政府制定区域经济政策的主要依据

区域政策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区域政策包括区域经济政策、区域社会政策、区域生态政策、区域政治政策、区域文化政策等等，其中区域经济政策在区域政策中占主导地位。狭义的区域政策即区域经济政策。本文的区域政策是指区域经济政策而言的。区域经济政策是政府通过国家干预，解决发展中出现的种种区域性问题，推动地区协调发展的政策与政策体系。

(1)我国区域政策的演变分析。

新中国建立之前我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地区分布极不平衡，全国工业总产值70%以上集中在占国土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狭长地带，而广大中西部尤其是西南、西北地区几乎没有什么现代工业。新中国成立初期和“一五”期间为了改变这种极不合理的工业布局，把经济建设重点放在东北、华北、京广沿线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及西北、西南部分地区。“三五”和“四五”期间，中央政府鉴于国际环境和我国周边形势的变化，出于对战备考虑的需要，确立了全国按一、二、三线进行整体战略布局，集中力量建设“三线”战略大后方的方针。从而形成了我国工业建设区域上的一次大规模转移。“三线”建设对于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开发，推动中西部大中城市的发展，加强民族团结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因过分注重政治、国防意义而忽视经济效益，在宏观市场、微观选址、生产协作方面存在严重失误，带来了如下问题:①抑制了东部地区发展，使东部地区在世界新技术革命挑战中丧失了不少有利时机;②国家对中、西部地区开发建设，尤其是“三线”建设这种“单株移植式”工业布局使二元经济结构在西部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先进的现代化大工业与落后的地方工业相互隔绝，彼此间缺乏有机联系。

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国区域政策改均衡发展战略为非均衡发展战略。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实行政策性倾斜，把经济建设战略重点转向经济基础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1979年深圳蛇口率先辟为经济特区，1980年珠海、汕头、厦门也相继设立经济特区;1984年开放14个沿海城市; 1985年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辟为经济开放区，其后又增开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1988年海南建省。到1995年，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其优越的地理区位、良好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及国家给予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就在这一期间我国东、中、西部，尤其是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持续拉大、地区间经济摩擦和矛盾日益突出。

地区差距扩大在一定区域经济发展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的客观性。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然使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更加严重，这将直接导致区际经济秩序混乱，妨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使得资源配置难以优化，造成整体效益下降，最终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富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因此不能放任一些地区的繁荣与另一些地区落后长期共存。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原计划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于1995年提前实现，因此1995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把“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作为今后15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贯彻的九条重要方针之一;同时把“引导地区经济健康发展，促进全国经济合理布局”作为今后15年经济建设的七项主要任务之一。

(2)我国区域政策变化的实质是公平与效率的权衡。

区域政策的总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最大化。追求经济效率就是在发展国民经济的过程中，通过资源的空间有效配置，旨在取得最佳经济效益，实现区域经济的迅速增长，从而增强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而追求社会公平，就是在发展国民经济过程中，通过运用各种手段逐步缩小区际差异，旨在取得最大社会公平，实现区域之间的相对均衡发展，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和谐程度。

由于区域政策双重目标之间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在实际过程中，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目标孰先孰后，两者如何结合、兼顾，是制定区域政策遇到的首要问题。

一般而言，经济不发达阶段是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目标的矛盾时期，这一“矛盾”表现在:要实现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就不利于区域之间的均衡发展;而要实现区域之间的均衡发展，就可能影响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和效益。这一时期，在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着一种替换关系，在众多场合下必须放弃某些效率以换取更多的公平，或者必须牺牲某些公平以换取更多的效率。由于效率和公平之间此消彼长的反向关系，在制定和实施区域政策时，便产生了不同的理论主张。有的主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的主张公平优先、兼顾效率。问题的关键则在于各国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宜各自国家的“结合点”。一般而言，在经济达到中等发展阶段时才能逐步使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目标由矛盾走向统一。

就经济发展阶段而言，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实现工业化的起步时期向工业化发展加速时期过渡的阶段，这一阶段正是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矛盾的阶段。我国区域政策演变基本上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是“公平优先”，整个80年代至90年代初“效率优先”，今后15年内“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当我们倾向于社会公平时，国家区域政策有利于中西部，有利于广大贫困地区的发展。当倾向于经济效率时，则不利于中西部，尤其是广大贫困地区的发展。贫困地区区域环境条件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今后经济发展的条件。新中国成立40多年来，尽管贫困地区环境条件得到显著改善，但仍不尽如人意，这是我们未来15年内或者更长时段内必须面对的现实。

需要说明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的区域政策是“公平优先”，但这与农村贫困面大，我国的社会主义又是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以及我国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有密切关系。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从1949年至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改革开放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1978—1985年)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其主要原因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把家庭的分散经营与集体的统一经营内在地有机结合起来，使合作制农民的权利和利益真正在事实上具体属于农民，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起来，既适应农业生产的自然特点，又适合农业生产现阶段技术水平，并立即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推动了农村经济的迅猛发展，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1985年后这一因素逐渐减弱，“效率优先”的区域政策就发挥作用了，尽管自1985年以来我们把扶贫列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但贫困人口减少幅度已大大放慢。从1985年底的1.25亿人减少到1997年底的0.5亿人，平均每年减少625万人。贫困人口减少放慢的另一个原因是现存的贫困人口多分布在脱贫难度大的地区，这也说明了我们必须继续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

(3)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已经完全具备了消除绝对贫困的条件。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已经完全具备了消除绝对贫困的条件”这一命题的提出是基于下面的条件:①1978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获得了持续的快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大提高。按可比价格计算，1979—1993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3%，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7795亿元。②统计分析表明，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不平衡问题日益加剧。目前省级比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差8～9倍，1994年上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贵州的8.65倍;县级比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差80多倍，1991年珠海市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贵州晴隆县的86倍，二者绝对差值为28069元。③经过近50年的全面经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的努力，我国绝对贫困问题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全局性绝对贫困问题转变为区域性绝对贫困问题，1997年底全国农村有绝对贫困人口5000万，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到7%以下。

国际反贫困的理论和实践表明:当绝对贫困人口总数下降到总人口的10%以下时，这部分人口难以在短期内依靠他们自己的努力摆脱绝对贫困状态。同时随着地区收入差距和阶层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绝对贫困人口的“相对被剥夺感”也愈来愈强烈，而且他们的生存状态也成为社会公平所不能接受的现实，“反贫困”成为“穷人”和“富人”的强烈要求。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或富裕程度已经达到了仅用很少一部分社会财富就能够使这部分人过上最低限度的温饱生活，“反贫困”已经具有足够的财政力量来保证。199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7795亿元，只要政府拿出1%就可以使5000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状态解决温饱问题。

至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逻辑推理:区域环境条件(区域发展条件)和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是制定区域政策的主要依据，而区域政策在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之间选择时的不同偏向对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影响，当倾向于社会公平或者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时，有利于贫困地区发展。贫困地区社会经济条件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未来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须考虑的条件。

(三)主体不发育与供体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了地区贫困

1.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人们的思想观念又直接影响区域经济发展

马克思主义原理告诉我们:就区域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只能产生一定的生产方式，与一定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是特定的思想观念。如前文所述，贫困地区环境条件可以概括为自然地理环境极为复杂、交通闭塞、生态环境脆弱而人口负担过重，发展农业生产基础条件差、电力不足、资源贫乏等。尤其是交通极为不利，直接制约着这些地区的发展，使贫困地区形成了一个长期封闭的社会系统。

在陕南商洛地区的120个高寒山区乡的799个村中，至今还有275个村不通公路，占34.42%，不少村连架子车路也没有。这些村离最近停车点的平均距离为15公里，远则50～60公里。而现有的公路大部分为简易公路，路窄、弯急、坡度大、涵洞少，晴通雨阻。大量运输主要还是靠肩挑、背驮，给日常生产和生活造成极大困难。贵州紫云县打狼乡卖猪要请四人抬，跋山涉水，来回两天，仅路费开销就占卖猪收入的40%。这种现象并不少见，陕西丹凤县叶碾村，3个村民小组相距几十里地，一部分群众平时买油、买盐都要翻山越岭往返几十里，交售肥猪需要几个强劳动力轮番抬着出山。湘西武陵山区的十八湾村，山高坡陡、弯弯曲曲，要爬完十八个弯后才能到达该村。有的农户养出500斤重的肥猪，逢到四五月春荒季节，人没粮吃，猪更没吃的。杀了，却抬不下山来，只能伤心地看着肉臭掉。新中国成立这么多年了，十八湾的人很少有到过县城、省城的，全村200多人，只出过1个高中生。为什么不修路?乡长说:“十八湾两辈子都通不了车，要通交通除非乘直升机。”陕西旬阳县铜钱村，共344人，1986年到过区公所的只有24人，到过县城的仅13人。这些贫困地区不仅交通落后，而且通讯和文化传播条件的落后更加强化了贫困地区的封闭性。陕西省1986年抽样调查，全省52个贫困村的农民一年只能看一两场电影，约有60%的农户常年听不到广播，20%的村没有订一份报纸，不少村即使订了一两份报纸，也是谁收归谁，大部分都被当做废纸使用了。这种条件割断了社会成员之间的正常交往，阻碍了科学技术的传播，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压抑乃至泯灭了社会成员的求知欲和创造欲，农民很难得到新思想的感染和时代信息的熏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无外部刺激，只能产生小农生产方式，与小农生产方式紧密联系的只能是思想的僵化保守、愚昧无知和文化贫乏。这也就是说，要改变贫困地区人们的思想观念，一要靠经济的发展，二要靠外部力量的刺激。

在生产方面，贫困地区尤其是西部不少贫困地区至今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原始的生产经营方式，比如毁林开荒、刀耕火种、狩猎、过量采伐和超载放牧。以掠夺式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使丰富的野生资源遭到破坏，造成生态环境的日趋恶化和资源日趋枯竭，以至于可直接从大自然获得的生活资料越来越少。然而遗憾的是人们并没有认识到野蛮的掠夺式经营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仍然恪守着祖宗传下来的生财之道。结果遭到的大自然的报复一次比一次更严重，生活日趋贫困。在云南西畴县，由于毁林开荒，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开垦出的农田常被泥沙埋掉，群众描述为“一场大雨一层沙，二场大雨田搬家”。当地人只好拼命开荒，能种一窝算一窝。甘肃中部和宁夏西海固地区，地处黄土高原，树木和植被本来就很少，水土流失严重，为了解决燃料问题，当地居民不断地破坏植被，树木砍光了，就连山坡上的草皮也被铲下来用作做饭取暖的燃料。因此，他们遭到大自然的报复也就更为严重。现在当地人畜饮水都很困难，国家每年为此要花巨额的资金，单是拉水补助就花费近7000万元。

一个地区生产要发展，经济要繁荣，人民生活水平要提高，都离不开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然而在贫困地区由于环境条件的限制发展起来的只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自然经济相对应的必然是自然经济思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轻商贱役，求稳苟安，缺乏进取精神。

贫困地区许多人认为，从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件耻辱的事情，买卖东西是不光彩的人干的。他们宁愿在自然经济狭窄的轨道上转圈子，也不愿意跳出来从事商品生产。在生产上追求家庭生活所需的“小而全”、“万事不求人”，把吃饱穿暖当做最高生活目标，以至于许多人抱着“金饭碗”讨饭吃，守着丰富的资源挨饥受寒。云南德钦县有牧场150万亩，黄牛、牦牛、骡、马、猪、羊，驴存栏数26万多头，人均5头以上，居全省第一。然而县城里的肉食品却要从外县调入，只因当地人自产自食、概不出售。楚雄县有户农民把自留山上的水果挑到城里去卖，得到100多元，回到村里后，被人唾骂为“讨饭花仔”、“败家子”。村民们吃不完的水果只好用来喂猪或烂掉。贵州黔南地区流行的一句顺口溜:“养牛好耕田、养猪好过年、养鸡为换油盐钱”，颇能反映出人们的生产观念。至今基诺族人的交换方式仍是把兽皮放在路面，交换者把盐放在路上，拿走兽皮，两不见面。云南省不少农户要种十多种以至几十种作物，以求自给自足。勐腊县西定区一农户，杀了口猪在区上卖，卖了三天还没有卖完——没人买。勐腊县义武区一个哈尼族大队，大队长根据上级指示，下令群众去赶集。结果自己却在赶集的路上折了回来——怕丢人。因为在贫困地区一谈到商品经营，总认为挖泥巴富起来，富得正当;动心眼搞买卖富起来，就是不务正业。他们把商品交换的讨价还价当做是“丢人的事情”，商业收入也被视为“不义之财”。陕西留坝县营盘村的一个原村干部对调查组的同志说:“现在是我们老好人受穷，不务正业的贩贩客发财，不公平。”据典型调查，有20%的人认为庄稼人做买卖是不务正业。尽管这一比例不高，但颇能代表贫困地区部分群众的思想。

贫困地区农民轻商贱役观念形成的深层次原因是:没有多余的产品进行交换，即使个别农户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产品，但大多数农民没钱，买不起;或者农民出卖的产品又是当地农民不需要的产品，这就是流通领域的问题了。长期的自然经济状态使部分人认为庄稼人做买卖是不务正业，认为进行商品交换丢人。

由于农民长期习惯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方式，很少同市场打交道，又因贫困地区农民收入低，1993年全国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3%。收入低只能维持甚至维持不了基本生活，因而大多数农民选择生产或经营项目时，求稳心理特别强，而风险意识又特别弱，不求收入高，但求收入稳。问卷调查中，当问及“在收入高但风险大的非农业和收入低但风险小的农业间，你将如何选择”时，有50%的人表示愿意选择后者。由于长期深受不得温饱之苦，许多农民只要吃饱肚子，就感到心满意足。不少农民的态度是“糊汤杂面不断，天天能吃饱饭，不求一响两转(指收音机、手表、自行车)，只求瓦房一间”。据对陕西省子洲县老庄沟的意向性调查，有15%的人认为目前这种贫困日子很好，50%的认为可以，只有35%的人认为不行［20］。

不仅如此，贫困地区农民还安于现状，乐于守成。甘肃省会宁县，国家投资修建了引黄灌区，要把干旱地区的人迁移到灌区去，当地政府挨家挨户进行动员，并派车子把各家代表接到灌区去开眼界，但是至今还没有一户想挪窝，理由是“住惯哪儿哪儿好，穷就穷一点，穷日子安稳”，“人走了，祖坟就没有人陪伴了”。在贫困交织的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面对人多地少的状况，县里决定输出一批劳动力，为州外某县挖煤，每月工资大大高于整个州的年人均纯收入。然而不到两个月，那些年轻的傈僳人便纷纷跑了回来!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更习惯于以往的生活。

这种怕担风险、求稳苟安的保守思想和淡薄的商品意识，完全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传统价值观，它们严重束缚着人们的生产活动，导致了人们在传统的自然经济活动中的自我满足，排斥了对需要通过交换才能得到商品的需求，也就泯灭了为交换而生产的积极性，使得敢为天下先的商品经济的意识、观念、行为的萌芽常常遭到扼杀。

(2)自卑志短，依赖思想比较严重。

长期以来，由于我们依靠单纯生活救济的扶持方法，使不少人滋生了严重的依赖思想，有些农民认准一个死理:“共产党的政策就是不让饿死人。”因此没吃、没穿就向政府要，领救济粮款理直气壮，形成“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扶持”的思想。在有些贫困村，每到救济时节，困难户就像领工资一样去要救济粮款。这样，钱没了，要;给了钱，吃;吃完了，又要，循环往复，形成“越给志越短，越给人越懒”的反常现象。广西南丹县显湖乡，人口1.7万，1986年国家拨给扶贫专款17万元，当地人却拿来买酒喝。寨子边上修公路，有钱赚，却无人愿去干。在贵阳市花溪区高坡乡，国家历年拨给的扶贫专款总额为2700万元，按现有人口计算，每人2000元，但是当地依然贫困如故。当地政府用扶贫款买好化肥送到农民家门口，却无一人前来卸车。宁夏海原县，县里投资扩建了一个机砖厂，安排100多名贫困户劳动力去烧砖，每月能挣百八十元，结果没几天，人都走光了。在贵州，农村从事技术活的手艺人多为外省人，上至修桥铺路、烧砖盖房，下至修皮鞋、弹棉花，几乎全被湘、川、粤等省的人包完。本地人学手艺、学技术者寥寥无几。有些必不可少的工程也甘心年复一年地请省外包工队来干，甚至连小工都不出，要外省包工队带来，安心做甩手掌柜，看着别人赚钱。本地人为何不干，答曰:“不愿干”，“越输血越懒”这是人们始料不及的，这也有力地说明只靠“输血”、不思“造血”功能，只会使贫困地区更贫困。而要“造血”，就必须首先改变劳动者落后的思想意识，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3)平均主义观念根深蒂固。

贫困地区的“均贫富”思想相当突出，一些人用这种传统的公平观看待社会产品的分配，把“大锅饭”当做“社会主义优越性”。陕西省留坝县营盘村一个农民说:“生产队还可以，虽然生活不好，贫富还均匀，毛主席爱穷人。”子长县马家坪村，不少农户认为“越穷越光荣，共产党爱穷人”。这种不患贫而患不均的思想，使不少人宁愿受穷也不图进取。因此连发救济粮、救济款也要绝对“公平”，否则会分不下去。有的怕人富，谁生活好一些，就对谁挖苦、讽刺、打击，甚至砍树毁苗、毒害牲畜，使一些生活稍好一点的农户忧心忡忡，怕露富、怕冒尖，想富不敢富。

(4)封建迷信盛行。

落后和愚昧必然产生迷信，传统的生活方式、传统的价值观念导致了封建迷信活动的泛滥和对神灵的顶礼膜拜，导致了对知识和创新的鄙视。由于贫困地区人们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很大，加上封闭的社会环境又排斥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输入，因而他们对自然现象尤其是自然灾害的影响缺乏承受力和抗争力，无法科学解释像打雷、下雨这样一般的自然现象，往往把生产活动同封建迷信联系在一起，封建迷信活动成了许多人的精神寄托。不仅重大生产活动要祭祀神灵，就连出门远行、走亲戚、修房筑路、婚姻嫁娶都要算算命、看看日子，图个吉利。身体有病时则更要乞求神灵的庇护了。陕西定边县东撑村一户农民，妻子有病，便请神汉“驱邪降妖”。在神汉的授意下他把女儿、女婿及外孙等11人请来“过神会”。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我们经过几十年的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和宣传，但是这种封建迷信思想仍在许多人头脑中顽固地存在着。四川蓬溪县1987年6至8月遇到严重旱灾，当地农民在一些巫婆神汉的煽动下大搞封建迷信活动。界牌村的农民凑钱凑料，一夜之间在山坡上搭起了一个小庙，用黄泥塑了个菩萨，烧香磕头求神降雨。新林乡一些农民准备聚集数千人“抬狗过街”祭天求雨。陕西佳县，1986年4月11日，传说这天是“真武神过生日”，白云山老君庙里香客如云，许多农民把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慷慨地布施给庙里，当天庙里收入高达7万元，相当于该县20天的财政收入。

更有个别贫困户用国家给的扶贫款进行迷信活动。陕西镇安县农科村的一个特困户，听阴阳先生讲他已埋葬多年的父亲坟地方向不利，就用了国家给的救济款30多元并借款30多元为父迁坟。1997年湘西某县民委把400元扶贫款发给一户农民，指定要他购买生产资料。一周后检查扶贫工作的干部在这位农民家里却发现了一副崭新的棺材。

这种封建迷信风气，不仅耗费了本来可以积聚起来的财富，而且严重地腐蚀着农民的心灵，耗散农民的精力。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其效率和结果，便可想而知了。

封建迷信活动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人们对文化知识的无所需求，对教育事业的轻视乃至大量文盲的产生。据调查，20岁以上人口文盲率云南为34%，新疆为21%，甘肃为35%，宁夏为29%，贵州为49.1%，四川为23%，青海临夏回族自治州为75%，广西河地瑶族聚居区为64%，而哈尼、傣、拉祜以及傈僳、佤、景颇、基诺、独龙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高达90%以上。大量文盲的存在必然导致生产手段的原始、落后，严重地阻碍了商品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极大地制约着贫困地区的脱贫。

(5)重经验、轻科学;重体力劳动，轻脑力劳动。

贫困地区农民受教育水平低，具有很强的保守性。文化素质的低下使得一些原始的、落后的意识形态容易延续下来，顽固地排斥着一切现代先进的技术。因为他们习惯于老一套的旧经验，习惯于以体力劳动，也只能以体力劳动来求得生存，对新生事物、科学技术难以接受。据对广西百色地区20个贫困乡16820个劳动力调查，掌握传统耕作技术的占78%，连传统耕作技术也不会的占22%。在云南省富宁县，农科人员背着新培育的稻种满村转圈，而无人要。陕西安塞县碟子沟村，为了提高玉米产量，县、乡政府大力推广可以增产16%～17%的垄沟早苗科学技术，而仅有20%农户采用。

面对这样的人口素质，有的学者指出:“不要说没有多少智慧而言的‘松绑’方案了，就是凯恩斯活过来，又能奈之何呢?不是资源的贫富，不是产值的高低，也不是发展速度的快慢。人的素质差，才是所谓‘落后’概念的本质规定。”^［21］我们姑且不论这种观点正确与否，我们没有理由去责备他们，更为重要的是继续探究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人口思想观念与素质。

在我国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由于自然经济的活动方式之中，经济生活的基本目标是维持低层次的生活。长期没有冒风险的经济基础，也就决定了他们很少有发展商品经济所需要的敢冒风险的开拓精神，决定了他们较易于满足，把安贫乐道作为经济道德准则。与安贫乐道相辅相成的另一种观念则是认为国家扶助、支持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等、靠、要”思想比较严重。在这种心理状态的作用下，国家不少物资投入被纳入低层次的目标之内分解溶化掉了，而没有形成自我发展能力。与低层次目标相适应，贫困户的活动范围很小，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中渗透着浓厚的血缘和地缘关系，等价交换的商品经济道德准则被认为是卑劣的。商品经济竞争机制的作用十分微弱，这就缺乏一种强大的外在压力，在这种经济环境中商品经济的幼芽很难发育生长。

就贫困地区发展商品经济、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条件看，对于那些困而不贫的地区，尽管自然资源比较丰富，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人才、技水资源和位置资源(位置资源即指资源开发的区位条件)十分贫乏。与自然经济不同，商品经济对人才、技术、经济地理位置和资金的要求十分强烈，尤其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它们比自然资源更为重要。大部分贫困地区由于经济地理位置太偏僻，造成自然资源开发成本过高，从社会综合效益的角度看，有些自然资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则是难以利用的。而人才和技术资源又十分缺乏，大大限制了贫困地区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在这两种资源都十分贫乏的情况下，资金的多寡并不是最重要的。因此我们笼统地说贫困地区资源丰富实际上是不准确的。缺乏人才，不解决开发成本过高的问题，自然资源就不可能成为可开发利用的经济资源，充其量是潜在的资源。

贫困地区交通、通讯、工业、教育等基础部门十分落后。一般地说，一个地区的经济地理位置和人才资源都是依赖于基础部门的发展而逐步开发的。基础部门的落后，是这两类资源贫乏的基本原因。它的直接后果:一是加速了封闭落后，严重阻碍了信息交流;二是造成贫困地区交易成本太高，其商品难以进入区域性乃至全国性大市场;三是在家庭经营的前提下，它使那些分散的小规模生产的产品很难在流通中形成批量。因此，基础部门落后，是制约商品经济启动、进而制约贫困地区进入商品经济轨道的重要因素。

思想意识是人们行为的先决条件，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过程是:思想素质→进取心→进取行为→经济发展。贫困地区的这一过程是:低思想素质→低进取心→进取行为不足→经济贫困，而发达地区则刚好与之相反。这样，就出现了一步撵不上、步步撵不上的“马太效应”的格局。可见，贫困人口思想素质低下不仅导致了现实经济发展的落后，如果不加以提高，它还将持续不断地“创造”着未来新的贫困。

商品经济是比自然经济更高级的物质文明。商品经济的落后制约着贫困地区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我们所看到的贫困地区在社会文化、思想观念和心理状态等方面的落后、贫乏和愚昧现象，基本上是自然经济的产物。而这些现象又反过来成了他们变革生产方式、发展商品经济的桎梏。落后的经济与陈旧的观念互为因果、互相制约，形成了恶性循环的社会封闭系统，禁锢着人们的思想，阻碍着社会经济的进步。要改变贫困地区落后面貌，加快贫困地区脱贫步伐，必须打破这个恶性循环的封闭系统。总之，可以这样说，没有商品经济物质文明的发展，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社会文化、思想观念和心理状态就难以发育生长，贫困就难以摆脱。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只有使贫困地区走上商品经济运行的轨道，才能摆脱贫困，推动社会进步。因此寻找贫困地区商品经济的启动点，应成为我们制定扶贫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我们应当清楚，贫困地区人口思想观念的形成绝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国是一个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小农意识具有很强的顽固性与惯性力，自然不可能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因此这种思想观念并不会在朝夕之间加以消除，需要我们作出不懈的努力。

我们也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要改变贫困地区落后面貌，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要特别重视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普及工作。要舍得花钱搞智力投资，扎扎实实地兴办教育。贫困地区摆脱愚昧之日，也就是人们脱贫之时。

2.国家宏观政策区域差异是地区贫困的重要原因

(1)对外开放政策。

20世纪80年代国家的对外开放重点在东部沿海地区，先后设立了5个经济特区，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另外还在东部设立了13个保税区，在30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中，绝大部分在东部发达地区。这些对外开放前沿地带，从引进外资、进出口配额到外汇留成等各个方面享有大量优惠政策。1988年出口创作留成比例，经济特区为100%，广东、福建为30%，少数民族地区为50%，其他地区仅20%。这些优惠政策和其他条件共同推动了东部地区的对外开放，进而带动了该地区的发展。尽管少数民族地区外汇留成比例较高，但由于受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其他条件限制，其经济发展速度并不快。

(2)金融信贷政策。

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东部地区高收益率的刺激和诱导下，中西部地区资金纷纷流向东部地区，出现了资金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的逆向流动。据估计，仅1992年通过股票、债券、彩票，集资、拆借等多种形式由欠发达省区流向发达地区资金的就有几百亿元。从深圳等经济地区到浦东开发的建设资金，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内地。

(3)价格体系政策。

长期以来在中西部能源、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同东部的加工产品交换中，比价不合理，前者太低，后者太高。据测算，甘肃每年因低价调出11种主要矿产品和高价调入工业产品，损失就达六七十亿元。煤炭采选业经济效益在全国同行业中最好的山西其价值流失量高达31.5%，使该行业资金利税率降低了15.89个百分点。

(4)投资政策。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在基建投资分配上严重向东部地区倾斜。1979—1991年东部地区得到国家基建投资总额的49.2%，而中西部仅占42.8%。1994年东部人口占全国40.8%，国民生产总值占59.1%，国家预算内基建投资占40.8%，和中西部三者比重分别为59.2%、40.9%和42.7%。尽管就中西部来讲，投资比例大于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但如前所述，中西部经济发展客观条件远不及东部地区，理应对中西部予以较多投资，如果再考虑到中西部人口比重，投资比例理应增大。而且，国家在中西部投资中，还有不少部分是为东部经济服务的，如煤炭等矿产资源的开发和为输出资源而修建的道路等。结果这一部分投资愈多，中西部输出资源愈多，因不合理比价关系而失去的利益就愈多。况且改革开放以来投资结构呈现多元化格局，国家投资的主体地位下降，地方投资和外商投资比重上升。到1992年底，在我国外资企业的户数与金额中，东部地区分别占总数的78.4%和79.7%，中部占17%和16%，西部仅占4.6%和4.3%。1994年东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为10370亿元，占全国63.35%，中西部仅占32.89%。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金缺口与中西部地区相比较小，而中西部地区则陷入一种既缺乏资金又留不住资金的困境。

按人们通常的理解，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贫困地区扶持力度，但在实际上我国对贫困地区的资金投入是有限的。1986—1993年全国每年投入贫困地区的扶贫资金，包括贴息贷款、财政拨款、中央各职能部门的扶贫资金估计约100亿元。其中，中央政府每年提供45.5亿元扶贫资金，78%为贴息贷款，22%为财政拨款。也就是说1986—1993年8年间中央财政每年直接扶贫支出仅有10亿元。1992年我国财政支出4390亿元，其中企业亏损补贴445亿元，价格补贴322亿元，共计767亿元。可以说3亿多城镇居民是这767亿元财政支出的最大受益者，广大农村居民特别是贫困人口则受益很小。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外开放，东部沿海地区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开阔了视野，增长了才干，学到了世界上先进的管理经验，树立了效益观念、时间观念和竞争观念等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观念，使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工作效率提高、进取性增强。所有这些，都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由于对外开放起步较晚，开放程度低，因而还缺乏与对外开放相适应的种种社会条件，人们思想观念还比较陈旧，工作效率低，不思进取的封闭心态依然存在，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高素质的人口不是凭空而来的。

3.人民公社是导致我国农村长期贫困的制度根源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农村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农村，它将要在这个阶段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实践表明，在这一阶段必须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对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进行必要的统一经营与合作经营，实行按劳分配，只有这样才能便于国土的综合治理和农田基本建设的进行，才能保证农村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实现农民的共同富裕。同时它又必须保留农民对部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所有权，保留家庭经营，允许雇工经营及按资分配方式存在，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才有利于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实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大家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

然而，自1958年开始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几乎剥夺了农民的一切财产，而且剥夺了农民的人身自由;不仅取消了雇工经营和按资分配，而且几乎取消了农民的家庭经营。结果并没有使亿万农民走向“共产主义天堂”，反而使亿万农民陷入贫困的深渊。这是由人民公社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必然结果。

在人民公社时期，建立了一个以排斥商品经济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农村产权体制。这种体制主要表现为:①生产队所有的土地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②一般的生产应该以发展粮食生产为主;③每一个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参加生产劳动;④具体劳动方式和内容由生产队统一安排;⑤一般情况下社区成员没有自由迁移和选择职业的权利，这是对人力资源的限制。这样的体制，无法激励农民努力劳动，更难以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若以满足基本需求来界定贫困标准，当时不少农民生活在这一标准之下。资料表明，我国农村在整个公社化期间，农民整体消费水平一直处于营养不良阶段。也就是说，全国食品总量在扣除城市的需要外，已无力保证农民得到必要的营养。

人民公社化运动作为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步骤和措施，它的第一个基本特征是追求“一大二公”，一是盲目追求“规模大”，导致不顾客观环境和人们的觉悟程度，违背了事物发展循序渐进客观规律的超前行动，经营管理上的“大统一”，劳动方式上的“大呼隆”，分配制度上的“大锅饭”。二是片面追求“公有化”，导致用强迫命令的手段剥夺农民财产，大搞“一平二调”、“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在20世纪70年代政府认为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残余、尾巴、温床而加以限制。到了后来，一些地方甚至连老太太上街卖鸡蛋也不行，都认为是资本主义。人民公社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是大搞“政社合一”，将行政事务与经济事务合而为一，采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事务，导致违反经济规律及自然规律。农民不仅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而且连如何种田的自由也没有了——“一亩地种多少种子，秧苗的株距是几寸，都要由上边规定”。此外，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忽视多种经营的发展，这种情况直到1978年以后才逐步改变。

对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中共中央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起陆续作了一些纠正。1962年制定了《六十条》，明确了人民公社体制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克服“共产风”，废除了脱离实际的“供给制”、“公共食堂”，对保证我国农业生产稳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这种纠正是不彻底的，片面强调集体生产的劳动方式、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压制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关系的这种指导思想仍然起主导作用，束缚着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事实证明，人民公社制度不能解决农民的贫穷问题。因为:①它严重地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导致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停滞和低下。据统计，当时集体大田的生产率差不多只及农民小块自留地的1/5～1/7，而低效农业所提供的农副产品又满足不了国民经济发展需要(有的地方甚至连肚子都吃不饱)，因而就要求增加劳动力投入和扩大耕地面积来增加农副产品，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刺激农村人口大量繁衍，毁林开荒、围湖造田，造成人地矛盾尖锐、水土流失严重、水旱灾害频发，最终导致不少地方农民陷入“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和“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之中。②它严重束缚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整个农村长期封闭落后，囊括了工农商学兵诸方面的人民公社实质上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庄园组织。它不仅推行“穷过渡”的单一所有制结构，而且实行“以粮为纲”单一化的产业结构，把商品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因而限制发展个体经济和非农经济，不许长途贩运，关闭农贸市场，甚至连农民“养鸡为换盐”这一点点商品交换，也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强行割掉。这一套做法像一条条绳索把农民死死地束缚在封闭落后的狭小天地之中。

自1978年农村改革以来，人民公社体制被新的体制取代了，然而人民公社时造成的广大农民商品意识的淡薄和市场知识的缺乏，在贫困地区的不少农村仍广泛存在。如陕西宝鸡县某村，1994年春节前夕，猪肉价格猛涨，一头肥猪可卖千元以上，全村户户都有出栏猪。村长动员群众每两户出售一头猪，自宰一头猪，使每户过年都有肉吃，又有不少的收入。村长还主动提出免费为大家运送，再三动员全村却没有一户愿意出售的，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只要种的粮食够吃，过年有肉吃，用鸡蛋换些盐就很满足了。即使部分已经觉醒的农民，想从事商品生产却又不了解市场信息，在生产上很容易造成损失。还是该县的某村，自然条件适合于生产黄芪，前几年药材价格普遍看好，黄芪卖到20元/千克，于是农民纷纷花血本以高价买来良种，种植很多，等到收黄芪时每千克跌到三四元，并且没有与收购部门订收购合同，农民血本无归。这表明，长期以来传统生产方式使农民思想僵化、商品经济意识淡薄，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即使部分已觉醒的农民，但由于缺乏市场信息，也没有组织起来进市场的精神准备，在这种情况下若单纯以市场价格指导生产，将极有可能给农民带来巨大损失，给刚刚萌芽的商品经济带来摧残，不利于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广大农民的脱贫致富。

4.工农产品“剪刀差”是导致我国农村贫困的经济根源

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以工业为先导，以农业为基础。但在实际工作中实施的却是通过农业支持工业发展的战略。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方针，在我国轻工业发展不足、社会资金积累不够的条件下，重工业发展所必需的资金主要靠农业来提供。国家从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的价格“剪刀差”中获得了大量的工业发展积累资金。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按低于市场价格实行的对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就是为适应这种战略需要而逐步形成和完善的。

1952年以来我国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①1978年以前呈逐步扩大趋势，最严重的为1978年，“剪刀差”比1955年扩大44.65%，绝对量达到364亿元，相对量上升到25.5%，农民每创造100元产值，通过“剪刀差”无偿流失25.5元。另据周彬彬等人计算，人民公社期间通过税收、储蓄和隐蔽价格形式转移资金占人民公社纯收入的比重:1958年为68.5%，1978年为57.4%。这样便把农民收入的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转移到工业了，以支持实施高速度发展工业的战略。②1978—1984年呈逐步减少趋势，1982年比1978年减少58.97%，1984年又比上年减少了6.5%，绝对量由1978年的364亿元减少到275亿元，相对量由25.5%下降到10%。③1985年以来“剪刀差”又开始扩大，绝对量由1984年的276亿元增加到1987年的334亿元。据农业部经济政策研究中心计算，1987—1992年“剪刀差”绝对量总额达到7317亿元，年均1220亿元。仅1989—1991年“剪刀差”便扩大了16.5%，其中1990年和1991年分别比上年扩大了6.6%和5.1%;1992年又比上年扩大了3.2%。“剪刀差”的扩大进一步缩小了务农的比较利益，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了不利于农业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隐患。④近年来随着农业基础地位的加强，“剪刀差”有所缩小，1995年比上年缩小4.2%。“剪刀差”的上述变化与农民收入及生活水平变化存在着一种相关关系，“剪刀差”扩大，农民收入就变少，生活水平就相对下降;反之，农民收入就增加，生活水平就提高。这是因为“剪刀差”扩大必然导致农业及农民利益流失过多，其生产经营环境恶化，削弱农业自身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问题的关键还并不在于工农产品“剪刀差”对农业部门创造价值的抽聚，而在于所抽聚资金的流程、流向及后果。1984年以前“剪刀差”的一部分是通过农产品加工业部门和商业流通部门，最后以利税形式流入国家财政。同时国家通过以低价收购农产品，低价供应给市民，保持农产品低价实际上是一种对城市居民生活的间接补贴，也是一种低工资制的配套政策。通过低工资制，以降低工业部门及其他部门的成本。成本的降低使企业利税增加，工农产品“剪刀差”最终以利税形式流入国家财政。国家把通过“剪刀差”得到的积累的主要部分投入城市工业和城市建设，将其少量部分返还给农业。由于国家投资主要指向城市工业，这种主要靠供给建立起来的资本集约型工业化模式，不仅对资金有着持久的巨大需求，更为严重的是其运行机制不能形成对积累源泉的保护和培养，因而必然造成工农业发展相互脱节，城乡差距过大，伴随城市发展而来的只能是农村和农业的停滞。

1985年以来“剪刀差”的流程、流向发生了变化:一是被国有企业所截留，流向市民消费。据统计1987年和1988年国有企业实现利税分别比上年增长19.8%和18.2%，而上缴利税1987年仅增长1.4%，1988年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9.7%，国家所得在企业实现利润中的比重由1987年的38%下降到1988年的29%，而企业留利很大一部分用于职工福利和奖金，形成消费性支出。然而国家财政物价补贴政策、企业亏损补贴政策，不仅没有随着市民收入水平提高而予以修正，反而由生产者向消费者转移，从而造成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进一步拉大。二是被地方政府和乡镇企业所截留，流向非农产业，导致地方加工业、房地产业和乡镇企业迅速发展，从而大大拉开了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往往是乡镇企业发展比较快、比较多的地区，比较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恰恰是承受“剪刀差”较大的农业生产地区。这就是形成农业大省、农业大县贡献大，效益很差(产粮大县、财政穷县)，农业增产、农民不增收矛盾的深层根源。有的学者估算，由于包括“剪刀差”在内我国农业贸易条件处于不利地位，在20世纪80年代每年净转移出的资金平均高达1000亿元人民币，比政府对农业的财政预算支出多10倍。而国家用于扶持贫困地区的资金20世纪80年代每年为40亿元，这只不过是从农业转移出的很小一部分。

由上述可见，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存在与拉大，是造成先进的城市工业与落后的农村农业、比较富裕的市民生活与比较贫穷的农民生活、比较发达的乡镇与比较落后的乡村同时并存的经济根源。

我国这种以牺牲农业现代化为代价的发展战略，为我国初期工业化提供了不可缺少的资本支持，但也造成了工业和农业发展的不平衡，形成了比较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在我国工业化完成了初始积累阶段(农业支持工业阶段)、工业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农业增长速度之后(工业与农业增长速度比率一般为2～2.5∶1是正常的)，农业发展的滞后必然会影响到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要从过去向工业的倾斜，转而通过农业的发展达到国民经济的均衡增长。

农业的优先发展，需要国家解决倾斜支持农业发展的资源问题。如果降低工业增长速度，适度向农业转移资金、技术等资源，这无疑是拉平“二元经济结构”差距的最直接的办法。但是我国工业化水平从世界经济竞争的要求看仍然是低的，据西方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当一个国家处于向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的过渡时期，工业的扩大还需投入大量的资本。现在我国正处于这个过渡时期，国家不可能抽出更多的资本来反哺农业。目前我国向农业倾斜可选择的办法是改变工业化积累由农业提供的传统做法，逐步缩小以至最终消灭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或者政府通过用“剪刀差”获得的收入再投入农业，增强农业扩大再生产的能力。

5.二元社会结构是导致我国农村贫困的社会根源

现代生产力和现代产业，同传统生产力和传统产业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基本特点。我国也不例外。旧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畸形社会，约占工农业总产值17%左右的现代工业与占83%左右的传统农业、手工业同时并存是它的主要经济特征。我国人民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过程中，克服这种二元性，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工作重心已由农村转向城市，着重发展城市工业、安定城市生活、解决城里人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同时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指导思想的失误，依靠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来进行工业化积累的问题长期存在，这不但不利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克服，还使二元化现象有了新的内容，甚至在某些方面变得更加严重。①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实质是用国家政权的强制手段人为地破坏城乡之间的商品等价交换;②人民公社制度是实行统购派购的微观组织基础，是确立二元社会结构的相应步骤;③城乡户籍制度则使二元社会结构定型化，使中国进入了以“市民”和“农民”为最大差别的身份社会;④劳动就业制度则更加强化了二元社会结构，其实质是取消劳动者择业自由与公平竞争，形成劳动职业的终身制、世袭制;⑤由前述制度派生和辐射出来的还有住宅制度、生活资料供应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婚姻制度、兵役征集和复员安置等社会保障福利体系。这些制度又很有力量地渗透到中国人的生老病死、恋爱婚姻、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风土人情等各个方面，经过40多年来的强化完善，铸炼成一副坚厚的社会结构框架。

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二元社会结构虽然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起过不小的作用，但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却导致了我国农业发展的缓慢和部分农民的贫困。据统计，1952—1989年国家通过农业税和工农产品“剪刀差”形式从农业净提取7405亿元用于发展城市工业。由于长期对农业积累的过度提取，农村资金被过量抽走，而大量劳动力又停滞在农村，工业对农业又无“回波”效应，从而导致农业生产手段的长期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比较利益偏低。而农业比较利益偏低又导致国家、集体和农民都不愿意加大对农业的投资。1980—1998年在国家财政总支出中农业支出的比例由12.4%下降到8.4%(其中1986年和1988年只有7.9%);1978—1989年农业投资占国家投资比例由10.6%下降到3%，农村集体用于农业投资占农村集体投资比例由1986年的33%下降到1988年的9.4%;农民用于农业的投资占农民总支出比例也由1988年的14.5%下降到1988年的12.8%;1990—1992年农民对农业的投入又分别比上一年下降22.2%、32.4%和18.2%，从而最终导致农业发展后劲不足，综合生产能力下降。

二元社会结构对城市居民补助较多，从而相应减少了对农业的投资，延缓了农民生活的改善。1986－1990年国家用于价格补贴支出由957.48亿元上升到380.80亿元，占财政总支出比例由11.l%上升到12.3%(1989年)，相当于同期对农业支出的1.40倍(1986年和1989年)和1.24倍(1990年)。之后稍有下降，到1993年用于价格补贴总额仍有299.30亿元，占同期财政支出的5.7%，相当于对农业投资的67.80%。1989年仅全民单位职工用于医疗卫生支出就达到187.3亿元。这样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农业、农用工业及农村教育卫生事业的长期落后。

由于二元社会结构造成了城乡之间不同利益格局，就使经济发展过程中大量的资金、人才聚集在城市，同时我们又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把广大农民限制在农村，导致我国城市化过程严重滞后。它似乎避免了“城市病”，却引起了更为严重的“农村病”。这就是乡镇企业布局分散化、小城镇发展无序化、农业生产副业化、农民两栖化等。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还严重地扭曲了中国人的心灵，强化了中国农民自卑自贱的消极心态，形成了亿万农民“想尽办法跳出农门”的巨大离心力，再加上农业比较利益的下降，不少农民纷纷弃农经商做工，这样农业、农村成了低素质劳动力的栖身地。

在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背景下，由于长期实行的城乡隔绝和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政策，使大量剩余劳动力在农村沉淀下来。在人民公社解体以后，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人均耕地的减少，农村失业和半失业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较为保守的估计是农村劳动力的大约1/3处于不充分就业状况。对贫困地区来说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更为突出，由于多年来人口增长速度比发达地区要快，而经济发展却比较慢，所以能提供的就业机会比发达地区要少得多。

二元社会结构不仅使城市吸纳了农村的资金，而且在无穷无尽地吞噬着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最稀缺的资源——入才。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城乡不可能相互孤立地存在。我国落后地区“二元结构”特殊性在于，城市不仅不可能带动、支持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还抽取着落后地区农村仅存的人才。这种釜底抽薪的做法使落后地区农村发展商品经济在主体方面的可能性更小。即使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使政策放得再宽，广大农村也依然有陷入自然经济停滞的现实可能性。不改变这种状况，贫困地区脱贫致富难度很大。

6.贫困地区政府行为偏差是难以尽快脱贫的重要原因

政府经济行为是指政府在经济环境变化时所作出的一系列反应，以及控制、管理和指导本地经济发展的能力。它主要以经济政策法规、经济手段和制定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为主。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往往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作为一级国家政权和行政机构，它具有调控的职能，使地方经济的发展符合国家的利益和要求;另一方面作为地方利益的代表，地方政府常常会更直接地关心本地的经济利益，而与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不协调。合理的政府经济行为应该是二者的统一。目前我国贫困地区政府经济行为的不合理、不完善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决策行为短期化。

其主要表现为:①缺乏长期有效的发展战略，扶贫和经济开发规划、计划、项目的安排过分注重短期效益，突出“短、平、快”;区域主导产业的选择变动频繁，缺乏阶段上的相对稳定性。②政府的工作安排和资金分配过分倚重于解决群众温饱等短期问题和速效产业，无力顾及长远目标和发展后劲。贫困地区政府决策行为的短期化，不仅使规划、计划或脱贫目标难以保质保量完成，还使贫困地区传统产业结构的调查步履维艰，新的产业难以生成和发育，从而延缓了贫困地区资源优化利用的进程，抑制其开发效益和扶贫效益的提高。

(2)决策行为模仿化。

其主要表现在:①对发达地区的模仿。热衷于组织各种各样的参观团、学习班到发达地区考察、取经，回来后不加咀嚼地吸收、照抄照搬地移植。②对有先进开发经验的同类贫困地区的模仿。模仿并不必然会引发失误和问题。问题是我国幅员辽阔，地区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差别很大，对于其他地方的成功经验，只能创造性地消化吸收。如果生搬硬套其他地区的经验，不仅无助于贫困地区区域经济系统的优化，反而会增加其产业结构的双重趋同(贫困地区之间、贫困地区与非贫困地区之间)，导致生产上的重复投资、销售上的过度竞争、社会经济资源的过度浪费。

(3)资金分配平均化。

其主要表现在:①自我积累资金投放平均化。因为贫困地区各行各业都处于待发展阶段，经济发展过程中告急的不只是一两个行业，这种情况使贫困地区自我积累的资金很容易形成“撒胡椒粉”式的分配。②扶贫资金投放平均化，而且不少部分用于生活消费，较少用于生产和发展商品经济。③国家在贫困地区投资重点不突出。由于资金分配平均化，难以形成生产上的拳头，只是对原有生产力发展规模进行简单扩大，不可能给贫困地区带来质的飞跃。

(4)控制、引导行为欠优化。

贫困地区由于商品经济基础较差，社会经济发育水平低下，政府管理经济的方法简单，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难以把握贫困地区自给半自给经济向较大规模商品经济转变过程中农户经济行为的变化机理，并因势利导。前几年陕西高陵县少数农民靠笼养鸡发家走上了致富路，陕西大荔县也开始大规模发展笼养鸡。1994年末全县笼养鸡达120万只，鲜蛋产量急骤增加、销路不畅、供大于求，同时鸡饲料价格上涨，致使养鸡效益下降，甚至亏本。其中一户年人均纯收入亏602元，另一户亏89元。^［19］有些地方政府自己也被市场搞得晕头转向。山茱萸(枣皮)是汉中地区的地道药材，1977年全区收购6.3万千克，每千克1.6元。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短缺，80年代前期每千克升到24元。价格上涨后陕南各地党政机关组织群众大面积栽种，主产区佛坪县1970年仅有山茱萸树1.1万株，1983年发展到51万株，1988年达到91万株。截至1983年全国栽种面积已达45万公顷，全部挂果后已能满足全国需要。但由于山茱萸栽种16年才能结果，18年才能进入盛果期，所以，虽然1983年栽种面积已达到饱和程度，但新栽树进入盛果期前市场依然短缺，加之市场上被反复倒卖，1988年每千克一度上涨到360元。在高价影响下各地继续迅速扩大面积。到1991年秋，由于1985年栽的树陆续投产，每千克山茱萸回落到20元，已接近当时当地的生产成本，以后由于产品大量过剩，价格继续下跌，各地不可避免地发生砍树现象。^［20］由此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5)行为运行迟滞化。

大部分贫困地区，偏僻闭塞，交通不便，信息的传递和反馈速度较慢，导致了地方政府行为迟滞化。主要表现在:①在执行国家下达的计划和政策时，时间上要比发达地区慢。同样一项政策，发达地区已是“硕果累累”，而贫困地区还是“初露端倪”。②不能及时了解国家的重大经济动向，大众传播媒介和覆盖面比发达地区要稀疏得多，所以贫困地区的基层干部、群众一般缺乏及时的经济信息，行为运作自然滞后。③信息的传递和反馈迟缓，往往造成指导机关得到反馈信息时，已时过境迁了。

(6)扶贫工作中的腐败现象。

现在确有少数地区的个别部门、单位和干部无视党纪国法，置群众饥寒于不顾，挪用、挤占、私分、截留、贪污扶贫资金，倒卖扶贫物资。据农行、审计署和开发办对12省、区扶贫专项贴息贷款使用情况的联合调查，违章违纪贷款1793万元，占贷款总额的1.5%。据湖北省鄂西自治州检查审计，被挤占、挪用的各类扶贫资金占扶贫资金总数的2.9%。据山西省审计局对全省31个贫困县1985年、1986年两年扶贫资金使用的审计报告，发现有456万元被县政府截留、挤占、挪用，没有用在扶贫上，而是盖了办公楼，买了小汽车，用于某些非生产性开支。1995年国家为了扶持贫困县，专门以优惠30%的价格售给贫困县汽车，山西省有些县拿回来转手就倒卖了，致使这批汽车没有给当地群众带来实惠。这些腐败现象虽然比重不大，但影响非常恶劣，阻碍了经济开发的进程，延缓了温饱问题的解决，更严重的是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声誉。

(四)贫困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1.历史上我国经济重心的迁移与东西、南北分异的产生

中华民族古代文化以华夏农耕文化为代表，最先发祥于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地区，包括汾河、渭河、泾河、洛河等大支流的河谷。当时这些地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水源充足、便于穴居，十分有利于原始农业的发展。公元前4000余年这一地带便有了农耕村落，如西安半坡遗址。当时南方多为沼泽、淤阻地带，在决湖泄水、蓄水灌田等水利工程技术发展起来之前，农业生产受到极大限制。随着时代推移，农耕文化不断向四周扩张。东推进到中原地区，沿黄河抵达滨海地带，西推进到河西走廊，深入西域，北扩张到辽河、河套乃至更远地区，西南则到汉中和巴蜀腹地，南到江淮、江汉和岭南地区。尽管如此，农耕文化的重心却始终是由黄河中下游地区逐渐向东南方向推移。北宋以后，经济和文化重心便完全转移到江南，并长期停留于此，形成如韩愈所言:“今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及康熙所说的“东南财赋地，江浙入文薮”的差异格局。

这种格局的形成是农耕文化重心和经济重心向东南迁移的结果。在农业社会里，人是最主要的生产力，人口数量是衡量文化与经济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文化与经济重心的迁移，移民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历史上三次大的移民加速了文化和经济重心的迁移。

(1)永嘉之乱(304—311年):北方人口大量南移于淮河以南、太湖以北地区，江淮地区的经济文化在东晋时期得到长足发展。

(2)安史之乱(755—763年):北方残破不堪，人口大量向南迁移，南方农业生产从江淮扩展到江南地区，南方的经济发展超过北方，北方依赖于南方的接济愈来愈多。整个淮河以南至南岭以北，成了维持后期中央政权的经济基础。

(3)靖康之难(1127年):金人南侵，宋王朝南迁临安(今杭州)，人口继续南移此，我国经济和文化重心就完全移至江南地区了。

以上三次大的人口迁移从表面上看是因北方少数民族南侵、中原战乱而造成的，但事实上是区域发展条件所决定的。异族入侵、战乱等只是某种推动力，起催化作用。黄河中游地区由于开发早、人口密度大，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除频繁的战乱之外，又饱受黄河决口泛滥之灾。在新中国成立前的2000多年间，黄河决口1593次，较大改道26次，这些决口和改道绝大多数发生在中原地区，因此，人口势必向外迁移。北边、西边均系自然条件不利于农业生产、土地承载力小的干旱、半干旱的草原、半荒漠和高原地区，而东南地区除丘陵、山区外，水分、土壤、热量及其组合比较好，河川密布，灌溉条件优越，交通便利，水田粮食产量高于旱地，能够承载更多的人口。随着人口大量南迁，劳动力增加以及水利工程的兴修，蓄水灌田、决湖泄水、开垦湖田的扩展，江南的农耕区随之扩大。到两晋南北朝时期，长江以南、南岭以北的广大地区以及巴蜀各地，绝大部分发展成为重要的农耕区。农业生产水平已赶上甚至开始超过一度再遭破坏的地方。

隋唐时期，南方稻区与北方麦区相比较日益得到发展。古代九州中比较落后的扬、荆、益三州，变成了十分重要的农业区，尤其是江南太湖平原和西南巴蜀一带，形成了所谓“扬一益二”的先进农业区。长江下游一带成为全国重要的产粮区。由杭州直达都城的漕运干线，成为当时统一政权存亡的命脉。农业的中心区已由北方转移到南方。“靖康之难”(1127年)后，人口再一次大规模南移，农业技术和生产经验也随之传入南方。从而大大促进了南方农业的发展，全国的农耕和经济中心进一步由北方转移到南方。由此可见，农业社会经济与文化重心向东南地区迁移是历史的必然。此后，尽管元、明、清历代都十分注意恢复破坏了的黄河流域农业，并将经济区向西、向北扩展，但以农业为主的经济重心还是不可逆转地转移到江南地区了。这种迁移的必然结果，是中原华夏文化逐渐同化别的文化，但其自身也不断地被融合、积累与发展，文化的南北差异、东西差异不断拉大。时至今日，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了历史上商贾云集而重商遗风仍存的“江浙文化”，以宏大金融意识为底衬的“海派文化”以及分利必得、精明过人、不畏艰辛、善于接受新事物的“岭南文化”等。而广大中西部地区因地域及历史原因(地域辽阔、人口稀少、民族众多、宗教信仰各异)，使得西部文化总体上相对呈现出一种独立性、封闭性与凝固性，较东部文化带有浓厚的农业气息，而明显地缺乏商品、市场等经济意识。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1)我国东西文化差异、南北文化差异形成过程与东西经济差异、南北经济差异形成过程是统一的，是同一迁移过程的两个方面。

(2)黄河中游及中原地区，由于历史上数次人口大量被迫南迁，而留下来的大多数是儒家观念影响深厚、安土重迁的本地人，这些人心理上承受着天灾人祸的袭击，只好等待上天的恩赐，因而听天由命、易于满足、安于现状、乐于守成、缺乏进取的思想观念。相比之下，南方战乱，尤其是1840年之前的东南沿海战乱及自然灾害要少得多，而迁移到此的北方人民，由于初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创业维艰是可想而知的，但也培养出了一种实干、勇敢、冒险的性格因素。这种性格因素加上便捷的水陆交通，使得东南沿海一带从宋、元以后对外贸易就逐渐发展起来了，商业资本与生产资本日益结合，商业长足发展，从而成为我国经济与文化重心所在。而广大内地，由于听天由命、不思进取思想观念的影响，加之深居内陆与外界联系少，商品经济在封建自给自足制约下发展极为缓慢，与东南沿海的差异日渐明显。

(3)文化不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不能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但文化能充实和滋养经济，文化是劳动与生产、买卖与交易的伦理规范。文化本身生长起来的价值观和准则，并不总是符合经济发展要求的。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的文化调节因素，会使经济活跃，能在内外环境变化中作出灵敏的反应;反之，就会对新事物嗅觉不灵，失去活力，而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儒家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具有二重性。近年来东亚经济的崛起，儒家文化无疑具有促进因素。但儒家文化本身也有缺陷，例如它来源于生活实际的需要，但缺乏对世俗生活的超越性;它具有浓厚的经验主义色彩，偏重于感性知识，缺乏深刻的理论认识与抽象逻辑性;具有鲜明的形象性、艺术性，注重形式的表现和技巧的完善，缺乏科学的严谨性等。如何发展传统文化不是本文讨论的内容。我们在此分析我国历史上经济与文化东西、南北分异产生的目的在于探讨我国贫困格局产生的历史过程，就是贫困地区分布北多、南少，西多、东少格局的形成脉络。我们的结论是:贫困是社会、经济、文化三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贫困格局的塑造是个历史过程。

2.近代工业在东南沿海的渗透，拉开了沿海与内地在近代工业文明方面的差距

东南沿海是我国近代工业文明的发祥地。1840年以后沿海地区怀着抗拒心理，由被迫转向自觉、半自觉地承认和接受了西方工业文明，并向内地辐射。

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清朝政府被迫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1841年8月29日)，割让香港，开放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为通商口岸。以后几十年，随着战争的失败和由此带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通商口岸不断增加，并由沿海向长江沿岸推进。到1911年帝国主义在中国开辟的通商口岸达82处，形成了以沿海和长江为骨架的“T”形通商口岸体系，外国商品与西方文化一齐涌入这些地区。

与此同时，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太平军从广西打到两湖、江浙，直逼京津，纵横东南几个省，与清政府抗衡十多年，亦强烈地震撼着东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

西方列强要求中国开放通商口岸是为了通商贸易，开办各种近代工业以掠夺中国的财富。据统计，甲午战争之后的五年中，外资在华开设工厂总数达933家，且大多数分布在沿海地区。在其刺激之下，民族资本的近代工业也开始在沿海和南方一些城镇出现。工业发展需要掌握科技以及管理企业的人才，促进了教育与整个文化事业的变革与发展。东南沿海社会风气大变，成了近代思想文化的发源地。1912年10月，孙中山漫游燕、晋、齐、鲁，回到上海后，曾感叹这种社会经济的不平衡性:“革命起于南方，而北方影响尚细，故一切旧思想未能扫除净尽，是以北方如一本旧历，南方如一本新历。”^［21］广大西部地区就更不用说了。

西方工业文明的入侵，使中国内部没有充分的时间酝酿和产生自己的近代工业文明。沿海、沿江近代工矿企业的产生，不是或主要不是中国封建社会原有的手工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和直接转化，不是中国本身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们的出现以及随之出现的一大批港口和工业城市，如大连、天津、烟台、青岛、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和广州等，使沿海地区成为我国的近代工业走廊，从而拉开了沿海地区与广大内地在近代工业文明方面的差距。新中国成立之前，全国工业总产值77%以上集中在占国土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狭长地带，而广大内地尤其是西南等地几乎没有什么现代工业。全国棉纺织:80%工业设备集中在沿海地带，其中上海、南京、无锡等地集中了全国50%的纺锭，40%面粉工业集中在上海及附近地区。重工业和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是从这里起步的，就是有力的说明。

3.由于历史原因使我国少数民族贫困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

秦代以来，在汉文化形成和扩张过程中，部分少数民族与汉族不断融合，而有的少数民族不断向边缘地带迁移，向北退缩到长城沿线，向南退缩到南海岸线和西南喀斯特地区，向西退缩到第一、二阶梯以及第二、三阶梯过渡带的山区。在全国22个贫困地区中有16个是少数民族地区，涉及全国5个自治区、24个自治州、257个自治旗、县。全国55个少数民族，其中90%以上位于贫困地区。从东北努鲁儿虎山区至西北黄土高原贫困地区，主要居住着蒙古、回、满、东乡等族。从西部帕米尔高原经青藏高原到西南横断山区、滇东南山地、华南桂西山区、武陵山区，分布着维吾尔、哈萨克、藏、彝、苗、瑶、傣、哈尼、基诺、傈僳、白、壮、景颇、卡瓦、拉祜、土家等少数民族。与汉族地区接壤的回、满、壮、白、傣、维吾尔、蒙古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因与汉族交往密切，互相学习，经济文化也比较发达;居住在地域偏远、交通比较闭塞的草原、平坝的回、蒙古、维吾尔、藏、哈尼、阿倡、哈萨克等少数民族，基本上属于自然经济;居住在边远山区的瑶、苗、藏、回、土家等少数民族，经济文化更为落后，有的甚至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新中国成立前基本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傈僳、佤、苦聪、景颇、布朗、怒、得昂、基诺、独龙、拉祜等少数民族，处于奴隶制的彝族和高寒山区的苗、瑶族，世代居住在深山狭谷，与外界很少往来，刀耕火种，缺乏商品生产观念，经济文化十分落后。

可以这样说，居住在平原、丘陵区的少数民族，因与汉族交往密切，互相学习，经济文化比较发达。而居住在山区的少数民族，特别是那些在历史上曾遭受过异族入侵、奴役的民族，都有很强的戒备心理。他们对外来思想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不管好坏、进步与落后)一般会本能地加以排斥和防范。如居住在广西大瑶山地区的少数民族，他们为了摆脱民族压迫，逃进山区。这里山高路险，很少有人能进去。这种民族心理，使各民族彼此之间容易筑起一道高高的樊篱，形成了一个个封闭的社会系统。在这种封闭状态下，各民族的生产与生活处于与外界近乎隔绝的状态中，缺乏交往、缺少比较，人们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子子孙孙守着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生产方式生活着。封闭的社会环境，造成了社会的因循守旧，导致了生产手段的原始和落后，这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性很大。由于封闭，就很难接受外来思想、文化、信息的输入，很难学习和掌握先进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能，而排斥商品交换和流通，其内部由于缺乏竞争力，养成社会成员安于现状、乐于守成、不思进取、不敢创新的惰性。生产只能在简单的基础上重复进行。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导下，各民族都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赢得了平等、自由，成了社会和国家的主人。为了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国家每年都拿出大批资金、物资，派出了大批优秀技术人员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建设事业，从而大大改变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条件和交通运输落后状况，封闭的社会系统被打破了，封闭的地域观念正在逐渐从人们视野中消失。然而由于长期封闭所造成的社会心理在某些地区仍然顽固地存在着，左右着一部分人的思想观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封闭性不单是由自然环境所造成的一个地域上的概念，它还包含着由于社会环境、民族的复杂性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所造成的民族心理、民族意识和民族观念上的隔阂。这种封闭心理与观念的存在，直接制约着贫困地区的发展。

少数民族贫困问题的产生，既有与其他贫困地区贫困问题产生的共同原因，又有与少数民族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的因素。20世纪50年代超阶段的社会改革，对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损害远远大于发达地区。发达地区原来就有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人民公社解体后农民随即恢复经营能力，从事小规模的商品生产。人口的稀少限制了山区经济的发展。例如，秦巴山区历史上居民稀少，居住极为分散，小片宜农地呈点状、带状分布于河流两岸，即使面积较大的凸岸平坝也很少超过30亩连片者。居民分布与耕地分布相似，历来以15家为聚，零星散布于河流两岸，不少县城居民不足百家。较大范围内没有经济中心，不少地区方圆百里没有集市，商品经济不发达，这种情况不仅限制了经济的发展，也导致了文化教育、医药卫生事业的落后。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居民寿命短、死亡率高，山区人口稀少，对森林的破坏很轻微，在清朝中叶以前，山地基本上是森林密布。

秦巴山区在明成化初年(1464—1477年)有过一次开发，但本区大规模开发始于清乾隆(1735—1796年)以后。清王朝建立后经过百余年休养生息，全国人口以空前速度增加。乾隆以后的100年间全国人口由1亿增加到4亿，而同期生产力发展缓慢，平原地区首先出现人口过剩，丧失生计的农民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向山区和边疆迁移。乾隆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1771—1779年)四川及两湖遇灾歉收，大量灾民涌入秦巴山区开荒度日。移民带来了适宜于山坡上种植的玉米和马铃薯，并大量开荒种植，使粮食产量迅速增加，为更多灾民的流入提供了物质基础。至道光三年(1823年)仅汉中地区人口就增加到152.2万，人口密度达55.86人，为康熙中期(1700年前后)的4.72倍。当时的移民主要进入丘陵浅山区，那里坡地上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林下有较厚的枯枝落叶层，有机质多，富含氮、磷。最初的垦荒者将树木砍伐烧成灰，草木灰中含有大量钾肥，故毁林开垦的耕地在两三年内非常肥沃，用于种粮不需施肥也能获得较高产量。但因雨水较多，且多暴雨，一般土地经开垦耕种三五年后，土地肥力消耗殆尽，需弃耕另辟新地。坡地虽不耐久耕，然而开发之时供开垦的土地较多，不愁无地可耕，且这种游耕方式能使所种土地保持较好肥力状态，坡耕地的土地生产量和劳动生产率相当高。所以在土地充裕，而且只耕种肥沃土地的情况下，依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山区的粮食商品率可达40%～50%，只要2/3的劳动力从事粮食生产，就能养活全部人口，1/3的劳动力可专业从事林特产品或手工业生产。有充裕的粮食和劳动力，又有丰富的资源，再加上国内外市场的扩大，使本区手工业和林特生产发展到空前规模。如自乾隆(1735—1796年)末年在镇巴、略阳、洋县、佛坪等地建铁厂多处，闸木炭炼铁，大厂有工人两三千人，小厂也有数百人。

清代中叶以前，秦巴山区的野生药材和食用菌资源非常丰富，农民在农闲时多进入深山密林中采集，经过简单加工后即出售。清中叶以后出现了大批药材、食用菌种植园，雇用外来流民从事生产，称之为香菌场、耳场、药场等。如镇巴县即有耳场12处，洋县有18处。清末仅勉县、略阳、宁强三县每年由城固转运的木耳即达三四十万斤。同期生漆、桐油、五倍子、蚕丝、茶叶也成为当地名产，与木耳、药材等大量输出区外。交通不便的山区粮食也很多，余粮多为玉米，玉米不耐贮存，经夏即生虫，所以丰收之年多用玉米酿酒、喂猪。这与数十年前坡地未垦，玉米、马铃薯未引进之前的状况大相径庭。

历史上秦巴山区的手工业、山货特产和经济作物，从乾隆(1735—1796年)兴起，嘉庆(1796—1820年)、道光(1820—1850年)年间达到鼎盛阶段，光绪(1875—1908年)年间已经衰落。衰落的原因首先是粮食减产，坡地由于耕地资源衰竭而使粮食产量降低。盆地则由于地租和赋税过重，使农民对农业投入减少，粮食单产下降。以汉中地区为例，道光初年与嘉庆中期相比，稻谷单产下降16%～33%，小麦和玉米单产下降37%～60%。山区特产和经济作物也逐渐衰退。

这种结果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从清代中叶开始大规模开垦山区坡地，给山区农业生产和整个经济带来了一时的繁荣，但对森林的破坏，却给以后农业生产带来了致命创伤。对森林破坏主要是不断地毁林开荒，农户烧柴。

本区降水量较大，且多暴雨，砍伐坡地上森林开垦成农田后，水土流失非常严重，土壤中营养物质随水土而大量流失。所以坡地一般耕种三五年即变成瘠薄土地，失去继续耕种价值，不得不重新毁林开地。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以来，本区人口迅速增加，耕地面积像滚雪球一样迅速扩大。以镇巴县为例，清中叶以前一直不满万人，全县海拔1200米以下、坡度小于15°的宜农耕地有10万亩，一般不需开垦陡坡地即能维持生活，坡地下茂密的森林未毁。清中叶以后人口大量迁入，到光绪三年(1877年)全县人口达到8万，为确保粮食自给，至少有3万人依靠开垦陡坡地为生，对森林已有破坏作用。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人口增加到13万，为了粮食自给，至少要有8万人依靠开垦陡坡地度日。由于发展了商品经济，用部分林、特产品去西乡、洋县一带换粮，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森林的破坏，此时对森林的破坏仍是局部的，到新中国成立时全县仍有370万亩森林，覆盖率仍高达73%。1994年镇巴县人口达到27.6万人。耕地扩大，毁掉了森林，但更大的破坏起源于撩荒。弃耕的农田先长杂草，在当地气候条件下一般经过10年左右可恢复为草灌植被。若不再破坏，可通过不同交替阶段恢复为森林。近两百年来由于人口增加过快，弃耕的土地一般恢复到草灌阶段即再次被开垦为农田，其肥力远低于原始林地开成的农田。数年后再度弃耕，形成森林—农田—草灌—农田的循环。土地在这种轮回使用过程中，由于雨水冲刷土层而逐渐变薄，有机质减少，粗骨质增加，土壤逐渐“年轻化”，地力下降。在无必需的肥料投入情况下作物单产也就必然降低了。人口过多，在人口压力下轮荒期缩短，对坡地多连续使用到田中裸石嶙立，只能在低洼、土层较厚的地方点种粮食，当地称这种田为“窝窝田”，“窝窝田”再度弃耕后，基岩逐渐披露，从而变为不毛之地。这种情况在秦巴山区普遍存在。汉中地区仅新中国成立以来已丧失了300多万亩耕地。商洛地区寸草不生的石山面积已占到总面积的5%～7%。我国西南喀斯特地区贵州省不少县目前每年石化面积占耕地的1.5%甚至更多，几十年后漫山遍野都是石头，后果不堪设想。

人口稀少时，一般选在坡度小、土层深厚的缓坡地上开垦粮田，小片耕地呈点状镶嵌于森林之中，其上坡及左右皆有森林维护，水土流失不十分严重。随着人口增多，耕地随之扩大，缓坡地开垦完之后逐渐开垦陡坡地，耕地在林地中由点状扩大成带状。人口再增加，粮田一直开垦到气候条件许可的山顶，水土流失量逐渐增大。在陡坡地上毁林开荒虽能收获粮食，但使用一段时间后土石尽出，变成不毛之地。

对森林的另一项破坏是烧柴。秦巴山区历来用木柴取暖做饭。时至今日居民多在住房中央掘一大坑，坑内木柴火长年不断，四季在火上吊一口锅做饭，秋冬在火坑边取暖，每户每年烧柴多达7～10立方米。据记载:当人少林密时，全区都是这种生活方式。人口密度不到10人，户均林地500余亩，尽管烧柴浪费，但树木生长量大于木材的消耗量，对森林破坏作用不大，人口超过这个限度以后，逐渐在坡地上毁林开荒，耕地扩大使林地缩小，烧柴量增加，木材消耗量超过木材生长量，致使人口稠密区周围首先出现了大面积光山秃岭。以汉中地区为例，新中国成立初有中龄、成熟林2000万亩，30余年来砍伐了其中的1700余万亩，大部分用作燃料，使山区森林边缘一般后退了10420多公里，森林海拔高度也上升到了300～500米。目前秦巴山区海拔800米以下的浅山丘陵地基本上无中龄、成熟林地，虽然划定了大面积薪炭林地，但绝大多数薪炭林是萌生性幼林，因严重缺柴，一般不待其长大即樵采，一亩林地年产柴仅百余斤。

森林被破坏之后，使原来郁郁葱葱的青山变成了光山秃岭，导致了严重的土壤退化，从而动摇、削弱了山区生态系统的物质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人口压力下经济与环境恶性循环。山区陡坡地宜林不宜粮，毁林开荒后水土流失严重，生产粮食的能力逐渐下降，最后表土流失殆尽，成为连树都不长的乱石坡，失去农业利用价值。自清代中叶经过200余年的开垦，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一些人口密度过大、资源破坏严重的地方，已因土地资源衰竭、农业衰退而开始缺粮。就总体而言，秦巴山区的人口在新中国成立前已超过适度人口容量，新中国成立40多年人口增加了1倍多，对生态环境压力很大。

秦岭中的宁陕县宜农地只有3.8万亩，全部用于种粮也只够2万人食用。新中国成立初全县有3万人，其中约1万人需开垦陡坡粮田为生。1994年人口增至7.5万人，开垦陡坡地为生的人增加到5.5万人。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增加1.5倍，开垦陡坡地为生的人增加4.5倍，再加上轮荒缩短等因素，开荒的规模要比新中国成立以前扩大10余倍。其他各县情况也与之类似。由于不断地毁林开荒，镇巴县森林覆盖率由新中国成立初的73%下降到目前的20%多。如前文所述，当陡坡地失去森林保护之后，水土流失日益加剧，细土被河水带到下游，滑坡崩塌下来的砂石或掩埋山下的良田，或沉积于河床抬高水位，区内河流的多数河段新中国成立后被淤高2～3米。河床抬高后洪水加大，一级阶地上的良田有的被洪水冲成乱石滩，有的变成易受灾的渍水田。仅1995年暴雨汉中地区被冲毁的水田便近10万亩。仅仅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汉中地区因丧失表土和冲毁、沙压的土地便达333.2万亩，其中有相当部分是条件好的宜农地。目前水土流失严重地带的山上和山下原有耕地都有缩减的趋势。但由于山区人口不断地增加，又需要不断地开荒扩大耕地面积，在一个小范围内无地可开，而农耕地又难以承载这么多人口时，必将出现人口迁移。人口迁到那里，那里的生态就被破坏，像滚雪球一样在整个山区扩大。雨水失去了森林的滞留作用后，地面径流加大，一遇暴雨，沟河暴涨，冲毁沿途的农田、房屋以及城市。在发展经济过程中破坏了生态环境，生态环境破坏后自然灾害加剧，又破坏了经济，在恢复经济过程中又进一步破坏了生态环境。生态恶化、经济贫困由此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这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我国绝大多数贫困山区的历史变迁。

更为严重的是，我国贫困地区人口增长都比较快。1964—1982年全国人口增长44.03%，而许多山区人口增长都在50%以上，乌蒙山区更高达75%倍。尽管近10余年来，多数山区人口增长有所变缓，但部分山区人口增长率仍明显偏高。如乌蒙山区、六盘山区、子午岭、白于山区等。考虑到年龄构成、民族成分等因素，预计不少地区今后二三十年内仍将保持较高的人口增长速度，人口压力将比现在更为沉重。在这种情况下，要使经济发展和生态循环进入良性循环轨道是非常困难的。

问题并不局限于此。山区生态环境破坏之后，将直接影响到河流中、下游地区。如秦岭南坡和巴山北坡之间的面积占长江流域的4%，其输沙量却占长江总输沙量的1/4左右，为长江流域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生态环境破坏水灾频繁，不仅造成山区居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而且直接危及到下游的江汉平原。这从一个方面说明，扶贫要把贫困山区与河流中、下游地区当做一个不可分割的大系统来对待，保护这些地区的资源与生态平衡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的长远大计。因此对贫困山区的财政扶持，其实质是国土资源与生态环境的保护费用，这些费用理应不该全部由贫困地区来承担，国家给予无偿支持是理所当然的。

事实上在非山区的贫困地区，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较长的社会历史过程。我国22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中典型的极贫困代表区域有两片:一片是以“三西”地区(甘肃中部的河西、定西和宁夏西海固)为代表的黄土高原地区，面积38万平方公里。这里植被稀少，土壤沙化和水土流失严重，地下水位低，严重干旱缺水。甘肃省贫困地区在国际上被划分为最差生存区域，而在世界公认每平方公里只能养活15人的最差生存区域内，却拥挤着100～150人/平方公里的人口。另一片是位于滇、桂、黔的喀斯特地貌区，面积达45万平方公里。由于多年过度开垦、樵采，植被破坏十分严重，岩石裸露，降水很快蒸发和流失，无法涵养水分。这两片贫困地区生态环境的共同根源是人口过多，大大超出自然环境的承受能力，使这些地区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形成恶性循环。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贫困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贫困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社会历史过程。要想在短时间内消除贫困是很难办到的。在某种程度上讲，我国目前绝对贫困状况主要表现为人口超过其环境容量。

(五)贫困地区返贫原因分析

据有关部门调查分析，贫田地区返贫率一般都在10%左右，有的学者估计返贫率为15%～20%，另有的学者是估计在15%～30%以上，遇到自然灾害严重的年景，返贫率更高。贫困地区返贫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1.自然资源因素

贫困地区的自然资源中能够实际用于经济开发的资源稀少，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植被、森林等基本生产条件尤其差，耕地资源流失非常严重。这种资源配置格局是造成返贫的基本原因。抗逆性差、易受灾、频繁的自然灾害也是返贫的重要原因。自然资源因素对返贫的影响从根本上讲是贫困地区的“载体不完善”。载体不完善自然造成贫困地区返贫面积大、范围广、势头猛，乃至突发性强。1988年一场大旱，使湘西140万人重新回到贫困当中。陕西省商州市上官乡1985年3月27日下了一场暴雨，全乡冲毁耕地1300多亩。1986年又遇到前所未有的大旱，粮食总产由1985年的1184吨减少到763吨，减产36%，连续两年的自然灾害，使全乡多数农户都成了贫困户。有的学者研究，由于自然灾害导致的返贫占返贫率的70%。

2.政策因素

政策目标脱离实际，主要表现在:政策目标定得太高，对脱贫的估计不足;政策的针对性不强，多数扶贫以解决当年吃饱为目的，持久性、彻底性的扶贫项目少;政策不稳定，突出反映在农用生产资料价格政策、农村产业政策和农村信贷政策等方面;政策不配套，如科技服务政策，由于技术服务部门与物资供应部门、金融部门以及主管部门之间缺乏一个有效的协调机制，因而人员、资金、物资都缺乏保障;政策不落实，许多中央和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法顺利地贯彻下去，或者根本没有向群众宣传。

通道县是湖南省的少数民族自治县之一，政府从1995年开始对该县实行农业税全免和粮食收购“平转议”政策，希望由此增加农户的收入，但也同时取消了与粮食定购挂钩的平价尿素和柴油指标。以1997年的情况为例计算:当年议购粮价每百斤20.87元，比其他区域的收购价高3.78元;当年非贫困县每百斤统购粮挂钩尿素7.5千克、柴油1千克，而该县农民购买的全是议价化肥和柴油。综合计算，该县当年每百斤原粮实际比非贫困县多支出4.6元，650千克收购任务共计减少59.8万元，扣除免去的农业税后，三年来累计减少收入77.07万元。这种机制可概括为“抽血”机制，“抽血”机制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发挥作用，都影响着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

此外，还有极少数人为的、虚假的“脱贫”，如一些单位和领导好大喜功，追名逐利，为了显示自己的“政绩”，不认真在扶贫开发上下功夫，而是通过瞒报脱贫人口、虚报收入等手段，制造人为的脱贫，造成贫困户的“屡脱屡贫、越扶越贫”。

3.贫困文化对返贫的影响

返贫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贫困文化对返贫的影响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1)安土重迁的守土观念。一是认为“富在外不如穷在家”;二是对祖宗宅基地眷恋甚深，这是一种更为顽固的守土观念。

(2)轻商贱役的“清高”观念。在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着一种“清高”观念:认为“无商不奸”，他们总以“人比人气死人”的古训来安慰自己，甚至不屑于通过出售自己的产品换来富裕。前些年少数地方还发生过由政府发补贴请农民来赶集的事。湖南省通道县甘溪乡甘溪村的一位龙姓农民，1987年自产李子1500余千克，除少数部分自家吃掉和送给亲朋好友外，其余的全部烂掉。李子卖不出去可能有交通不便、产品不好运送、周围群众购买力低、缺乏加工企业等原因，然而其主要的原因却是由于交通制约，社会相对封闭，农民缺乏灵便的信息，商品意识淡薄，这些因素自然会影响到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3)重义轻财的消费观念。不少贫困地区挥霍性消费十分严重，如湖南的苗乡侗寨有的地方人均收入刚过200元，但有的人家操办一次红白事，就吃掉猪肉500多千克，喝酒400多千克，加上其他耗资数千元。这固然是极个别现象，这种消费数量也并非一般农户可以承受的，但这种消费方式客观上对其他多数农户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把紧缺的资金用到消费方面，十分不利于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与这种挥霍性消费相伴随的是送礼，挥霍性消费是受重义轻财的消费观念支配的，村民们大都认为别人吃自己的是因为看得起自己，不送礼说明自己没人缘。

(4)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贫困地区农村高比例的人口增长率是与其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分不开的。与此同时，一种新生育观也正形成:“有人就有田，反正共产党不能让娃娃饿死。”这两种生育观在这里结成了一个死结。

总之，以上几种贫困的价值观念不同程度地阻碍了贫困地区农村生产的发展和制约着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构成了农村社区冥顽的“败血”机制的主体部分。

4.人口自身挤压返贫

(1)农业人口增长过快，促使人均占有物质财富减少，形成人口自身挤压返贫。随着近几年农村经济自由度放宽，许多贫困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着旺盛的势头。

(2)农民科技素质低下造成农业生产智力投入萎缩。近几年，由于优良品种、科学栽培、农药化肥、地膜覆盖等农业生产新技术的广泛使用，对农民的科技素质要求越来越高，而相应的是贫困地区的农民素质普遍较低，很难熟练地运用科技手段脱贫致富。农业科技人员也很少，而且服务体系不健全，服务手段落后。

5.经济等条件不良引起的社会保障系统返贫

就卫生医疗条件而言，一是医疗基础条件差;二是卫生人员匮乏，技术力量薄弱;三是合作医疗机构基本解体，使相当一部分乡村没有医疗点，防病治病工作不落实，农民再次出现看病难的问题;四是卫生事业费短缺。

由此看来，返贫现象并不完全是由经济因素孤立地决定的，更多的是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这就增加了治理返贫现象的难度，同时说明了返贫现象的又一个特征即在一定时期内的不可抗拒性。不可抗拒又为造成返贫的诸因素提供了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条件，二者互为因果，互为前提。

返贫现象，脱贫又返贫所形成的“怪圈”大大抵消了党和政府为消灭贫困所做出的巨大努力，挫伤了贫困地区广大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信心和热忱。这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扶贫开发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计划经济体制下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已经过时，本位利益的强化使单纯道义号召或行政手段已难以动员社会力量扶贫济困。因此，必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求的扶贫制度，以新的视野、新的思路、新的举措加大扶贫开发的力度，拓宽扶贫开发的路子，提高扶贫开发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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