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问题与贫困

二、农村问题与贫困

农业既然以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因而从产业的地域分布来看，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必然分布在耕地集中的农村，第二、第三产业主要分布在城镇。因此可以说，农村是农业集中分布的地域，同时也是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人口(即农民)聚居的地域。

无论从历史还是从当前考察，农村都是贫困最为严重的地区。1996年，全世界10.1亿贫困人口中，有73.64%集中在农村。

中国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一样，1995年全国贫困人口中，城市占13%，农村占87%^［3］。1996年，全国共有贫困人口6976万人，其中城市贫困人口1176万人，占16.86%;农村贫困人口5800万人，占83.14%。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在全国贫困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此前还更多一些，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城市虽然有贫困人口存在，但数量不多，而农村贫困人口多达2.5亿。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城市一部分停产、半停产和亏损企业职工，以及部分流入城市的农民加入贫困人口行列，城市贫困人口呈上升趋势;同时由于大力开展农村扶贫工作，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因而城市贫困人口所占比例会有所增加，但这并未改变全国贫困人口大部分分布在农村的基本事实。农村贫困发生率一直高于城市，如1996年，农村贫困发生率为6.9%，城市为4.2%，农村比城市高2.7个百分点^［4］。

农村是贫困最为严重的地域，表现为在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农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始终存在，而且在不少国家和地区存在，这种差距呈扩大的趋势。这种现象同时又是农村陷于贫困的原因。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城乡产业结构和劳动生产率不同。农村主要是农业，而城市则是工业和服务业，这在各个国家都基本一样。一般地说，工业劳动生产率高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因而城镇工业劳动者的收入高于农村农业劳动者。而且，各国农业的发展水平不同，在那些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农村人口大量转移到其他产业的国家，城乡收入差距就逐步缩小，甚至趋于接近;而农业仍然采用畜力、人工传统方式耕作，农业产出较低的国家，工业和一部分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农业，农村居民的收入就低于城市居民。

我们先看看农业劳动生产率。中国农业生产的基础比较差，少量的现代化设备几乎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才装备起来的，起初主要是用作示范。直至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农业生产总体上仍处于手工劳动阶段，农业劳动生产率虽有提高，但很缓慢，1977年与1952年相比，25年只提高50%左右。以粮食产出为例，从1960年到1977年的18年间，每个农业劳动者平均每年生产850千克左右，一直在低于1956年的水平线(1039.5千克)下波动。直到1978年才稍有起色，达到1035.6千克，但仍然低于1956年的水平^［5］。与已经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显得更加落后，每个农业劳动者的产出很低。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有了很大提高。1995年，每个农业从业者负担耕地面积虽比1976年有所减少，由0.34公顷减少到0.29公顷，但每个劳动者生产出粮食1435千克、肉类161.8千克，分别比1976年增加了48.55%和447.2%^［6］。到1999年，每个劳动者生产的粮食提高到1545千克，肉类提高到181千克^［7］。尽管如此，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仍然相当低，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比较大。这是由于农业生产力水平低，其主要表现是农业机械化水平低。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1999年底，中国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户仅有农业机械总动力2.09千瓦，每100户仅拥有拖拉机17.7台，其中大中型拖拉机仅1.44台，但却有役畜45.02头。这说明中国农村仍然主要靠畜力耕作，越是农业生产落后的地区农户拥有的农业机械越少。如贫困人口占全国1/10的贵州省，平均每家农户仅有农业机械总动力0.77千瓦，每100户农民仅有拖拉机1.61台^［8］。

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都呈现这样一种恶性循环:贫困的农村居民无力购置农业机械，农业生产力落后;农业生产力越落后，农村居民越贫困，就越无力购置农业机械。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1999年中国农村居民中，年人均纯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占5l%，这样低的收入，维持基本生活和简单再生产已很艰难，哪有余力购置农业机械。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同时说明，农村居民全年家庭经营费用平均每人只有599.72元，这样少的费用也是买不起农业机械的。

从世界范围看，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农业机械化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由于发达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所以发达国家农村人口的平均收入与城市人口的差距就比较小。研究资料表明，日本早在20世纪20年代，农民家庭的人均收入就相当于城市职业家庭人均收入的一半，50年代相当于70%，到70年代与城市居民接近(1975年农民人均收入是城市居民的100.2%，1979年是95%)。美国的情况与日本类似，1970年农业人口平均收入是非农人口平均收入的70.2%，1980年上升为80.7%^［9］。中国农业尚未实现机械化，农业人口还占总人口的大多数，因此，农村人口平均收入水平大大低于城市。在改革开放以前，城乡收入差距就比较大，1957年城市居民的收入大约是农村居民收入的4倍。改革开放以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差距有所缩小，后来又不断扩大。

2000年与1985年相比，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了7.5倍，而农民收入增长4.68倍。1985年，城镇居民的年收入比农民多86.06%，2000年竟多出178.73%，两者的差距扩大了一倍。

由于通常使用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等指标的口径不同，缺乏可比性，一些学者主张用《联合国收入指南》中的标准，统一以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进行比较。根据有的学者采用这种方法计算，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从1980年到1997年，最低是2.34倍(1985年)，最高为3.23倍(1993年)。“这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是相当高的。”^［10］1997年以后，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年下降，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拉大。有专家估算，如果按货币收入比较，再考虑城镇居民事实上存在的“隐性收入”，目前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别至少为4∶1。

第二，价格因素。大多数国家都存在着农业生产资料垄断性高价和低廉的农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这使得农业的经济效益降低，城乡收入差距拉大。

先以中国为例说明这个问题。在旧中国，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把农产品价格压得很低，通过不等价交换，掠夺农民的劳动成果。那时，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不断扩大。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对不合理的价格体系作了多次调整，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并使其提高的幅度大于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提高的幅度。据专家计算，以1950年的价格指数为100计，1979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为265.5，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为109.9，从价格上看，工农业产品比价缩小了58.6%，从而使农民的收入有所增加。但是，农产品价格仍然偏低，工农业产品交换“剪刀差”仍然偏大。这首先是由于长期以来农产品价格低于其价值，工业品价格高于其价值出售。据估计，1978年中国农产品价格低于其价值的幅度约在28%～33%;而工业品价格高于其价值的幅度约在17%～24%。当年农民因农产品销售价格低于价值就少收入211亿至267亿元，因购买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而多支出118亿至156亿元，据此估算工农业产品交换“剪刀差”约为330亿元^［11］。有研究表明，1978年以前，国家通过价格“剪刀差”累计从农民手中取走了6000多亿元的收入^［12］。其次是在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使农民增收的同时，农村商品(主要是工业消费品和农业生产资料)零售价格也上涨了，其幅度仅略低于农产品收购价的提高，农民因此支出增加，从而大大抵消了农产品收购价提高给农民带来的好处。据测算，从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间，由于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农民共增加收入1840亿元;同期由于农村商品零售价格提高使农民共增加支出1823亿元，增收与增支基本相抵，农民净增收17亿元，仅占增收总数的0.94%，这说明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的好处，几乎全被农村商品零售价格提高拿走了^［13］。

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剪刀差”的形成，固然有劳动生产率决定的价值因素的作用，但是，强制推行农业为非农部门的发展提供积累的政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工业化初期，资本有机构成高的工业部门急需投入巨额资本，而刚刚起步的弱小工业难以通过自身的积累求得发展。这时，历史悠久、规模较大的农业，成为向工业化提供积累的首选部门。因为，农业的发展，在具有一定土地资源的条件下，通过投入更多的劳动即可实现。因此，不少国家运用政府强制性政策，将农业的一部分剩余资本转为工业化积累。这通常都是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来进行的。

就世界范围而言，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持续数十年的初级产品价格萎缩和下跌，使以农为生的国家和人口遭受重大损失。1990年，小麦价格较上年下跌37.9%，大米价格的跌幅在20%以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全球谷物价格一年内下降17%。之后，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增长明显减缓，世界农产品过量供应的压力进一步加大，价格下跌的走势将会持续下去。这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

第三，城市与农村在生存环境和精神文化方面的巨大差距，也造成了农村的贫困。农村地域辽阔，边远偏僻的乡村地广人稀，人们居住高度分散，居民点之间高山深壑、荒原戈壁，交通十分困难，这就把一个个居民点隔绝开来，长期封闭的生活导致人们视野狭小、观念陈旧。教育、科技在农村的普及极其缓慢，这不仅是因为财力、物力和人力的短缺，更由于落后的观念和陈腐的意识而阻力重重。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农村居民及其子女受教育的条件远远不如城镇居民。1999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30.89%，但分布在城镇的中学却占全国中学总数的44.19%，当年城镇中学招生数占全国中学招生总数的49.31%。^［14］

成年人口中的文盲和半文盲，也绝大部分分布在农村。据新华社2002年9月8日报道，中国90%的文盲分布在农村。因此，农村劳动者素质普遍低于城镇是很自然的。因贫困而产生文盲，由文盲再加深贫困，这样的恶性循环是农村贫困的重要原因。

20世纪以后，发达国家农村逐步走向现代化，7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农村现代化也有了新的进展，尤其是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农村现代化的步伐不断加快。这一进程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第一，农业生产广泛使用机器，采用机械动力或电力，应用先进技术，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例如中国，从1978年到1999年，农用拖拉机从193万台增加到1278万台，增加了5.6倍;农业机械总动力由11749万千瓦增加到48996万千瓦，增加了3倍多;农村用电量由253亿千瓦小时增加到2173亿千瓦小时，增加了7.5倍。第二，非农产值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增加。如中国，1998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24516亿元，同年乡镇企业增加值达22186亿元，几乎与农业总产值相当。第三，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劳动力在全社会劳动力中的比重下降。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农村劳动力出现第一产业下降，第二、第三产业增加的趋势。仅1990年至1995年的“八五”期间，全国农业劳动力下降3.3%，非农劳动力增加46.5%。^［15］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的数字，到2000年，全国农村劳动力中，从事非农产业的已占32.6%。这一切主要是由于农业机械化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以及农村产业结构发生变化而造成的，它使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农村现代化的加快成了推进城市化不断发展的条件和原因。所谓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地转化为城市人口，从而使农村人口比重下降、城市人口比重上升的过程。就全世界来说，城市化的进程起步于19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速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发达国家城市化的步伐快于发展中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到1970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收入国家平均已达到74%，低收入国家平均只达到18%。1997年，全世界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平均达到46%，其中高收入国家平均达到76%，中等收入国家平均达到49%，低收入国家平均达到28%。中国人口城市化起步较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城市化进程也在加快。从1980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19.39%增加到1995年的29.04%，15年间增加了近10个百分点，增加的速度快于世界的平均速度。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2000年中国城镇人口已占总人口的36.09%，城市化水平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一方面，农村现代化使一部分农民脱离农业转移到城市;另一方面，农村的贫困也推动一部分农民流入城市。英国经济学家拉维斯坦提出了推力—拉力学说，他认为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较低的收入水平、艰难的生活条件等综合形成的贫困压力，是把农村人口推向城市的推力因子;而城市里较高的收入水平、良好的就业机会、较好的公共生活设施和较佳的社会教育环境，则是吸引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拉力因子^［16］。事实上，城乡差别是人口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城市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在原始社会后期，由于铁器工具的广泛使用，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同时，商业也繁荣起来。手工业作坊和商业一般都聚集在城市，古代中外的一些城市，贸易都盛极一时。城乡的社会分工，又推动了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到了近代，城市凭借其逐渐发达的科学技术，发展了现代工业;而农村则仍旧是以手工操作为特征的传统农业。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城市总是集中了那个时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最新成果。日益拉大的城乡差别，推动和引诱大批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城乡的差别愈大，城市的引诱力愈强，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愈多。不仅如此，城市一旦形成，往往成为一国或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从历史上看，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城市和乡村表现为一种对立的关系，这种对立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差别。随着历史的推进，城乡差别不断扩大，无论经济发展、人口密集程度和人居生活条件的进步，农村都愈来愈落后于城市。这也是农村人口贫困的重要历史原因。也可以说，农村的贫穷几乎是与城市的出现同时产生的。因为，原始社会末期，氏族制度解体，阶级社会确立，就出现了一批奴隶制城邦，从那时起，城乡形成对立，贫富急剧分化，贫困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人类社会。以后，随着城乡差别的拉大，贫富之间的鸿沟也在加深。

现代城市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必然结果。20世纪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事实证明，城市化是与经济增长同步发展的。世界银行归纳各国专家的普遍看法是，城市的效率主要体现在经济集中，而集中大大提高了城市地区经济活动的生产率。因为城市具有足够大的投入、产出市场，能够充分利用规模经济效应。在城市地区，由于各个经济单位的距离缩短，交通设施又比较完善，运输成本也降低了。地理位置邻近还有助于信息和知识的传播，先进的生产和管理经验得以及时扩散交流。城市里人才荟萃，素质较高的劳动者源源不断，就业和个人发展机会较多，企业用人有较大的选择空间。城市还有广阔的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市场，并能够提供多样性的服务，而且交易费用也比较便宜。更吸引人的是由于城市的生产率高，因而劳动者的收入也比较高，这就能刺激劳动者的积极性，使劳动者对工作投入更多的热情，从而进一步提高生产率。所以，世界各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但是，城市化也带来一系列棘手的难题。当城市化作为城市和农村劳动生产率提高、产业结构升级的自然结果而逐步出现时，它给人类带来的利益大于困难;而当城市化进程不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结果，只是由于城乡差别不断扩大，农村状况不断恶化，农村居民为了摆脱困境而大量涌进城市，造成城市人口急剧膨胀。这种“城市化”给人类带来的就主要是灾难。进入城市的农民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城市工业部门不可能提供如此大量的就业岗位，进城的农民很大一部分成为失业人口，并加剧了城市的就业竞争。其次，住房严重短缺，成千上万的进城农民，大多居住在棚户区，这种贫民窟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大城市近郊日益扩展。再次，由于人口高度集中，供水设施不堪重负，卫生设备不足，居住过分拥挤，水质和环境污染问题严重，疾病流行，健康状况恶化。最后，由于生活没有保障，暴力犯罪经常发生，人们的安全受到威胁。这样，贫苦的农村居民进入城市，不但没有摆脱贫困，而且不能不忍受另一种贫困——城市贫困的煎熬。正如世界银行所指出的，从1970年到1995年，非洲国家的城市人口平均每年增长4.7%，而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年下降0.7%。这种“没有带来经济增长的城市化”不能解决贫困问题。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是与经济发展紧密联系的。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随着工业化步伐加快和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中国开始实施城镇化战略。中国推进城镇化注意遵循客观规律，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相适应，循序渐进，重点发展小城镇。中国的城镇化不是农村人口盲目流向城镇，而是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做到合理布局，科学规划，体现特色，规模适度，注重实效，把工作重心放在繁荣小城镇经济上，引导乡镇企业合理集聚、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同时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治理，健全城镇居住和公共服务功能。在这个过程中，农村人口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序地向城镇集中。这不但避免了一些国家农村人口急剧涌入大城市带来的种种灾难，而且成为农民摆脱贫困、增收致富的一条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