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6～20世纪初欧洲思想家的贫困理论
16～19世纪是欧洲封建制度日趋解体，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巩固和发展的时期。这两种社会制度的更替是两种剥削制度的更替，即以雇佣劳动方式榨取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逐步代替了以出租土地收取地租为基本方式、保留人身依附关系和超经济强制的封建剥削和压迫制度。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欧洲各地社会剧烈变化、动荡，贫富分化加剧，贫困现象有增无减。因而，这也是关于贫困的理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其特点是，众多的思想家和实践者——无论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忧国忧民的政治家、思想家，还是大无畏的改革者和革命家——都关注贫困问题，揭露贫困的真相、寻求贫困的根源、探索消除贫困的途径，是他们思想和实践的重要内容。
(一)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贫困理论
在西欧，空想社会主义经历了较长的历史时期，延续了3个多世纪。16～17世纪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处于封建制度瓦解和资本主义制度形成时期，他们以人文主义和基督教的平等思想为依据，通过文学、书简等形式，批判封建制度，揭露资本主义剥削，并描绘了未来社会的美妙图景。18世纪的西欧，已进入工场手工业时期。以摩莱里、马布利和巴贝夫为代表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以自然法学说为武器，用理性来考察和解释社会现象，公开揭露、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剥削，并指出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到了19世纪上半期，资本主义已经建立在大机器工业的基础之上，它的内在矛盾已日渐显现出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尖锐化。这一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更加完整、成熟，它以经济理论为基础，深刻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提出社会改革方案，论证实现理想的社会制度的途径和步骤。这一思想体系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直接的和主要的思想来源。不同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都论述了贫困问题，并随着社会发展逐步深化和提高。他们关于贫困问题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无情地批判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深刻地揭露社会的贫富对立，对贫苦劳动大众寄于无限同情。英国的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生活在封建社会解体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亲眼目睹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通过圈地运动剥夺农民的土地的暴力行为。他在《乌托邦》一书中，把围田做牧场的暴行比喻为“羊吃人”。当时，广大佃农从耕地上被撵走，被剥夺了自己的所有，“受尽冤屈损害”，他们在流浪中花完变卖值钱不多的家当得到的“半文一钱”之后，只好沿途讨饭，却又被当做到处浪荡不务正业的游民抓进监狱。农村“每块地都弄得一片荒芜”。莫尔通过书中人的谈话指出，在当时的英国，“一面穷困不堪，而另一面又是奢侈无度”。“少数人贪得无厌”，使本可带来极大幸运的东西“遭到毁灭”［1］。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梅叶(1664—1729年)指出，当时的法国社会有不平等现象、只会掠夺和压迫人的寄生虫的存在、土地和财富的私有制、国王的残暴统治等六种祸害［2］，并对这些现象进行了充分揭露和强烈谴责。摩莱里指责当时的社会制度“只为少数人确立一种名为繁华富贵的恒久的安逸状态，而把劳动和艰辛留给他人”［3］。法国的马布利指出，在现存制度里，“有些人想占有一切，而另一些人却一无所有”，那些“贪得无厌地要求豪华奢侈和游手好闲”的人，“不断地折磨着不幸的、被迫为我们耕田种地的人们”［4］。
到了19世纪初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两极分化日益突出，贫富矛盾更加尖锐。这一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吸取法国启蒙学者的某些原则，有了进一步的、更加彻底的发展。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1760—1825年)指出，法国大革命“只是产生了新的奴役形式”［5］，整个社会充满“劳动者和游手好闲者之间的对立”。所谓“游手好闲者”就是那些王公贵族、主教、神甫和达官显贵们，他们对广大劳动者进行残酷的剥削和掠夺。他们强征的税款比革命前多一倍，把其中的一半塞进自己的腰包，是真正的“吸血鬼”。而劳动者则生活非常痛苦。“农民劳动的收益太少……得不到应有的收入”，城市无产者“劳动力价格非常低廉”，而且很多人没有工作，“依靠救济生活的穷人，吃得很坏”，“物质生活十分悲惨”［6］。被恩格斯称为几乎每一页著作都放射出对资本主义“灾祸所作的讽刺和批判的火花”的法国另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1772—1837年)，把批判的锋芒直指资本主义制度。他说，在这种制度下，富人都勾结在一起掠夺穷人，“人民全体都是富人的奴隶”。“文明制度机构在一切方面都只是巧妙地掠夺穷人和使富人发财致富的艺术”。他深刻地揭露资本主义商业的欺诈和投机、法律的虚伪和不公、道德的败坏和堕落。因此他指出，资本主义文明制度“各个方面都已经陷入恶性循环”，公开宣称:“我的目的不在于改善文明制度，而在于消灭这个制度。”［7］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1771—1858年)比圣西门和傅立叶更深刻地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引起的贫富对立。他说，“在现存制度下，财富却变成了奴役大众的根源和人人角逐的对象”［8］，大量财富被富人攫为己有，造成“与日俱增的、显然无止境的劳动阶级的贫困与痛苦”［9］。劳动阶级创造了财富，却成了“工厂制的奴隶”，他们的贫困、屈辱和疾苦不断加深。更可贵的是，欧文吸取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认为是劳动创造了财富，并进而指出工人阶级不仅生产出自己的生活资料，还“生产出剩余产品”，被企业主以利润形式占有。在欧文看来，这才是工人阶级贫穷困苦之所在。因此，他认为不能只对现存制度进行局部改革，而必须“进行极其彻底的社会改造”。
第二，揭示、分析造成贫困的原因和根源。各个时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揭示的贫困原因主要有:
(1)社会不平等。马布利认为，平等是大自然给人类祖先规定的法律。任何人来自大自然的怀抱时都是完全平等的，因为自然界给予所有的人同样的器官、同样的需要和同样的理性，自然界赐予大地的一切财富属于所有的人，它没有在田地上划出田界，没有给任何人一块特殊的世袭领地。然而，现存社会却充满了不平等，其主要表现是人们财产和地位的不平等。财产不平等导致贫富分化，富人生活在养尊处优的奢华环境中，他们的贪婪使劳动者处于贫困状态。财产的不平等不仅造成人们地位的不平等，也使人们的才能有极大的差别。马布利指出，是贫困埋没了也许像荷拉提乌斯(公元前65—公元8年，罗马伟大诗人)、马尔巴罗(1650—1722年，英国公爵、统帅)那样的人物［10］。莫尔、康帕内拉、梅叶、圣西门等，也都批判了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现象。
(2)分配不均。大多数空想社会主义者都尖锐地指出，贫富对立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结果。摩莱里形象地说，国家的一切财富像血液流向心脏一样，都集中在国王手里。但当这些血液回流时，却“有些血管充盈，另一些血管流量很小，使四肢没有一点气力和生机”。不少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贫困是劳动成果分配不合理造成的。英国的约翰·格雷(1798—1859年)认为，贫困的原因是劳动者“被剥夺了享有自己劳动产品的不可争辩的当然权利”。他引用1812年和1814年的统计资料，计算出当时英国每个劳动者的劳动产品价值为54英镑，而他们每人的所得只有11英镑，即他们只得到自己劳动产品的1/5稍多一些，其余4/5被别人剥夺了。他指出，如果他们能够得到作了必要的扣除后的自己的劳动产品，“就能够绰绰有余地购买到生活上必需的一切东西，而且生活过得十分愉快”［11］。
(3)维护剥削者利益的政治制度。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有力地抨击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揭露它们的各种弊端及其维护少数剥削者利益、压迫广大人民的罪行。英国的约翰·勃雷(1809—1895年)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统治阶级的人物，“不管他的称号是保皇党人或共和党人……都是贪得无厌的捞钱者”［12］。他还指出，世界各地的暴政都来自同一根源——社会分成几个阶级。在当时的一切国家里，都分成富人和穷人、资本家和生产者、上等人和下等人，前者发号施令，后者服从命令。
(4)法律的虚伪和不公正，道德的堕落和败坏。傅立叶指出，法国宪法给人民的权利是“虚无缥缈的”。实际上，资产阶级的法律是让大强盗勾结起来抓小强盗，是强迫大多数穷人服从少数富人的统治工具。而资本主义道德总是把人们引向堕落的深渊。他指责资产阶级道德学家是“无赖骗子”，是宫廷的宠儿、阿谀者和仆役。
上述种种，都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一再揭露和批判过的、造成成千上万劳苦大众贫困的原因。但是，大多数空想社会主义者又认为，这种种原因都产生于同一根源——财产私有制。莫尔说:“私有制存在一天，人类中绝大的一部分也是最优秀的一部分将始终背上沉重而甩不掉的贫困灾难担子。”［13］摩莱里说:“私有制是一切罪恶之母”，任何财产分配和任何对所得部分的私有权，在任何社会中都是万恶之源［14］。尖锐地抨击社会不平等造成了贫困的马布利也认为，“不祥的私有制是财产和地位的不平等的起因，从而也是我们的一切罪恶的基本原因。”他说，人类之初并没有私有财产，人们共同劳动，共同收获，自然界没有赋予人们贪婪的欲念。私有制一出现，人们心里播下了有害欲念的种子，贪婪心理发展很快，不断想出许多满足自己贪婪欲念的新手段，于是，以损害别人求得自己的幸福，诉诸不公正和暴力［15］。康帕内拉指出私有制是“万恶之因”，它产生利己主义，利己思想引起诡辩、伪善和残暴。由于利己思想的支配，为了成为富人或显贵，就不顾一切地掠夺财产，并依靠私有财产侵犯他人的权利，造成社会不平等，引起贫富的对立。17世纪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掘地派运动领袖温斯坦莱(1609—1652年)指出，私有财产是一切社会灾难的根源。私有制产生以后，人们之间就出现了贫富差别而不再是兄弟关系，丧失土地的人就成了自己同胞的奴隶，陷入受奴役状态。梅叶曾揭露法国封建社会有六种祸害，并把社会地位不平等作为第一种和最主要的祸害，在探讨这些祸害的根源时，他认为最主要的根源是私有财产。他说:“有一种几乎在全世界都流行并合法化了的祸害，那就是一些人把土地资源和财富据为私有财产，而这些东西本来是应当根据平等权利归全体人民公有的，应当根据平等地位归他们共同享用的。”正因为土地和财产的私人占有，产生了无止境的贪欲，形成了贫富不均，一些人如在天堂，一些人像入地狱。19世纪初，英国的欧文也指出，私有制是产生一切灾难的最主要原因，他说，私有制“是贫困的唯一根源”，“它过去和现在都是人们所犯的无数罪行和所遭的无数灾祸的根源”［16］。正因为私有制是贫困和灾难的根源，所以消灭私有制几乎是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共同主张。
第三，设计未来社会蓝图，提出理想政治主张。这也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消除社会贫困现象、让人们都过美好生活的蓝图和主张。大多数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理想社会方案，并详加阐述，甚至付诸实施。他们给自己设计的理想社会取了各式各样的名称:
莫尔:乌托邦(书名，意为“乌有之乡”，也是莫尔构想的社会组织的名称)。
闵采尔:千年天国。
维拉斯:塞瓦兰共产主义社会。
康帕内拉:太阳城(书名，康帕内拉在书中阐述的理想社会)。
梅叶:教区公社联盟。
马布利:完美共和国。
圣西门:实业制度(一种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
傅立叶:和谐社会(其基层组织叫做“法郎吉”)。
欧文:共产主义劳动公社。
对于这些理想社会，有的叙述比较简单，只是粗线条地勾画了一个轮廓，如梅叶的教区公社联盟;有的则描绘得非常详细，如莫尔的“乌托邦”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有的不仅叙述详尽，而且亲自实践，如欧文年轻时就在他自己的工厂里进行改革实验，本着既有利于工厂主又有利于工人的原则，实行缩短工时，提高工资，创办幼儿园和食堂，修建工人住宅，兴办学校和医院，使工人及其家属子女接受良好教育和免费医疗，成立保险公司，组织工人互助等。19世纪20～30年代，欧文及其信徒又在美国和英国创办“新和谐”公社，推行改革试验，40年代他还组织了劳动公社的共产主义试验。虽然他的试验并没有成功，但他不屈不挠的实践活动为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各个时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虽然是各式各样的，但在他们的理想社会里，以下几点是共同的:(1)废除了私有制，没有私有财产，一切财产归全社会所有。在莫尔的“乌托邦”里，土地、房屋、生产工具甚至个人消费品都归社会所有。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一切财富和产品，从土地、房屋到生活必需品都是公共财产。马布利的“完美共和国”，第一条法律就是禁止财产私有。那里的一切劳动产品都是公有财产。欧文则与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他把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加以区分，在他的劳动公社里，纯粹个人日常用品以外的一切东西才是公有财产。由于消灭了私有制，实现了生产资料甚至一切劳动产品属于公有财产，因而这些理想社会都不存在阶级的区分和社会不平等，从而也根除了贫富的对立。(2)人人都参加劳动。这是由于不存在私有制，任何人都不能不劳而获，从而也没有剥削现象。在上述理想社会里，几乎都实行普遍劳动制度，社会成员按年龄和能力参加各种劳动。在温斯坦莱的自由共和国里，任何人都不准雇工，也不允许受雇，违者将处以劳役。因此，这些社会消灭了寄生现象。(3)社会产品实行平等分配，甚至平均分配。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对所有产品实行按需分配，每个社会成员在有关人员的严格监督下，从社会领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任何人都不能获得超过他应该得到的东西。为了彻底消灭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太阳城”的成员住房每半年调换一次，大家在公共食堂吃饭，穿同样的衣服。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虽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却充分反映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平等要求。在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想社会里，大都实行了劳动产品按需分配，取消了商品交换和货币，因而不存在贫富差别，没有穷人，人人过着平等满意的生活。
只有摩莱里与众不同。虽然他在长诗《巴齐里阿达》中也勾画了一个“幸福的国度”的理想生活，但是，更为出色的是他用法律条文的形式，理性地规划了未来社会的一系列重要原则。1755年匿名出版的《自然法典》，书中第四篇题为“合乎自然意图的法制蓝本”，也就是他设计的未来社会的“蓝本”。这个法制蓝本对社会财产制度、产品分配、土地所有权和使用、市政建设和管理、行业治理、取缔奢侈、政府组成和行政管理、婚姻、子女教育和刑法等等，都规定了比较明确的法律原则或具体条文。例如，第一条法律规定，除个人生活、娱乐或日常劳动而于当前使用的物品以外，社会上任何东西都不得作为私有财产属于任何个人。土地法第一条规定:“土地不得私有。”分配法规定，产品不得买卖或交换，只能由公民按照需要领取。产品按需分配之后如有剩余，由社会保管起来。法律规定所有公民只要没有残疾，都应当从事劳动。摩莱里自己也知道，“现在确实几乎无法建立这样的共和国”，但是他说，只要任何一个明理的读者，从中可以判断“这些法律会使人们摆脱多少灾难”，从而表明他的证明是充分的话，他“就达到了目的”［17］。
这些关于未来社会的美好理想，正如傅立叶所说，是为了“把幸福普及于人民中最低阶级”［18］。他们描绘的理想社会的美妙图景，充分体现了进步思想家们对旧制度弊端的揭露和批判，以及消除贫富对立的愿望和追求。
(二)启蒙运动思想家的贫困理论
启蒙运动是17～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民主文化运动。这一时期出现的一大批思想家，与17～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是同一时代的人，立场和思想有不少相似之处，他们从资产阶级变革现实的要求出发，对封建传统思想和宗教神学持反对和批判态度，崇尚理性，把理性当做思想和行动的基础。政治上主张批判封建主义和君主专制主义，剥夺贵族特权，建立开明制度和民主政体。这些思想家一般是在揭露封建社会的不平等及其财产占有制度时接触到贫困问题的。他们同情贫穷的劳苦大众，鞭挞富人的贪欲和奢侈，探求贫富对立的缘由。其中有些人已经看到私有制是社会不公的根源。启蒙思想家关于贫困问题的论述，是历史上贫困理论的重要一页。
在启蒙思想家关于贫困的论述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法国的卢梭(1712—1778年)。他是最富有激进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马克思曾称赞他不向“现存政权作任何即使是表面上的妥协”。他于1755年写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其中许多论述反映了他关于贫困问题的看法。
如同许多自然学派学者们一样，卢梭也认为人与人本来都是平等的，人类的不平等是后来才发生的。他把人类的不平等分为两种:一种是由年龄、健康、体力和智慧的不同而产生的，叫做自然的或生理的不平等;另一种是起因于协议或认可，叫做精神或政治的不平等。他指出:“第二种不平等包括某些人由于损害别人而得以享受各种特权，譬如:比别人更富足、更光荣、更有权势甚至叫别人服从他们。”卢梭从人类由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转变，即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进程探索不平等的起源。他认为，由于人口繁衍、觅食谋生，人们获得知识和技巧，形成了团体，增进了社会情愿，也增多了生活资料，一句话，走上了文明。然而，“这就使人们无意中给自己带上了第一个枷锁，为后代种下了最初的痛苦”。因为，农业和农业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铁器工具的运用和金属加工技术的推广，导致土地的占有，而“连续占有就很容易转化为私有”。于是产生一种新的权利，即所有权。虽然大家都同样地劳动，但是，强壮的人做得更多，灵巧的人获得更多，这样，有的人获得很多，有的人维持生活都困难。不平等出现了，逐渐产生贫富分化。所以卢梭说:“自从一个人需要另一个人的帮助的时候起，自从人们觉察到一个人据有两个人食粮的好处的时候起，平等就消失了，私有制就出现了……不久便看到奴役和贫困伴随着农作物在田野中萌芽和滋长。”［19］卢梭是启蒙学者中最明确地揭示了私有制是不平等的根源的思想家之一。
卢梭还把人类不平等的历史发展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上述的由最初私有权产生的贫富分化是不平等的最初时期。这个时期形成的靠“损害他人才能扩大自己的财产”的富人，“变得悭吝、贪婪和邪恶”。他们联合起来，创立“使强者和弱者同样尽相互间的义务”的规则。这就是人类不平等的第一阶段，即法律和私有财产权的设定阶段。经过这个阶段，“把保障私有财产和承认不平等的法律永远确定下来，把巧取豪夺变成不可取消的权利”。人类不平等的第二阶段，即官职的设置阶段。社会演变成国家，建立了专制政治或民主政体，它“给弱者以新的桎梏，给富者以新的力量”。于是，在这个世界上，穷人“再也找不到一个角落，能够摆脱他们的枷锁，能够避开自己头上的利剑”。人类不平等的第三阶段，是合法的权力变成专制的权力阶段。这是“不平等的顶点”，这时，“一小撮有钱有势的人达到了富贵的顶点，而群众却匍匐呻吟于黑暗和贫困之中”［20］。在卢梭看来，贫困与私有权和不平等同时产生，并随着私有权的巩固和人类不平等的发展而不断加剧。卢梭不仅深刻地揭示了贫困的起源，而且清楚地分析了贫困的发展过程。
卢梭的这些猛烈抨击私有制和不平等的激进思想，引起了封建统治者的仇恨，从而使他饱受迫害、追捕和逃亡之苦;同时也为一些同时代的启蒙学者不理解，甚至由思想观点的分歧而决裂。例如，比卢梭年长18岁、被公认为法国启蒙学者的导师的伏尔泰(1694—1778年)，就不赞成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的观点。虽然他同情农民，为他们的不幸而不平，并从自然法权出发，呼吁人类平等和自由，但他维护私有制，认为财产私有是很自然的、合理的。他追求的平等只是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和贵族特权。他揭露和批判僧侣和世俗贵族的为非作歹，指出正是他们的恶行造成法国农民的痛苦，可是，他却认为，“在我们这个不幸的星球上，生活在社会里面的人不可能不分成两个阶级:一个是支配人的富人阶级，另一个是服侍人的穷人阶级，否则社会生活便无法维持”，因此，他指责卢梭的观点是“想要使穷人掠夺富人的穷光蛋哲学”［21］。可见，在启蒙学者代表人物当中，尽管在揭露贫困现象和同情贫困者这一点上比较一致，但是，在揭示贫困的根源上却大相径庭。另一个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年)，也在尖锐地批判封建专制制度之中，深刻揭露了封建专制国家的贫富严重对立。不过，他也认为私有财产是人类的自然权利，应该加以维护。他认为封建专制国家之所以产生贫富悬殊，一是由于缺少法制，朝政腐败，“绝对的服从”的教育，培养出大批“坏臣民(官吏)”、“好奴隶”，他们为了享尽华贵奢侈，贪婪地搜刮财富。日益沉重的赋税，是人民贫困的一个主要原因。孟德斯鸠指出，有些官吏信奉这样的信条:“要人民勤劳，就必须征重税。”于是各地官府横征暴敛，“一直到奴隶死于贫穷或逃亡山林而后已”［22］。二是官员和富豪的奢侈。孟德斯鸠说:“奢侈和财富的不均永远是成正比例的”，而“奢侈只是从他人的劳动中获取安乐而已”［23］。因此，他认为一个被奢华腐蚀了的灵魂，欲望必定很多，人倾向于奢侈淫逸必然急趋腐化，社会即无道德可言，因而主张制定节俭法律以限制奢侈。不过，孟德斯鸠又认为在不同的国度里，财富分配均等程度不同，奢侈程度也就不同并产生不同的结果。在实行民主政治的共和国里，财富比较平均，奢侈也比较少;而在君主政体之下，财富分配很不平均，奢侈就很有必要。因为，“要是有钱人不挥霍的话，穷人便要饿死”。他承认“私人的财富是通过剥夺了一部分公民的生活必需品才增加的，因此必须把剥夺的东西归还他们”。这里，孟德斯鸠企图在维护私有财产的前提下，通过富人的奢侈挥霍，以养活穷人。所以他说:“共和国亡于奢华，君主国亡于穷困。”［24］
(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贫困理论
17世纪下半期至19世纪初，在英国和法国产生了反映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如英国的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魁奈、杜尔哥和西斯蒙第等。他们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批判封建制度，反对封建特权，主张经济自由，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探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财富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规律，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初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构成和阶级对立。他们在批判封建制度和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时，也论述了当时社会的贫困问题。
被马克思称为“英国政治经济学之父”的威廉·配第(1623—1687年)，1662年在他写的《赋税论》中就指出，一些人比另一些人贫困的现象，不是现在才有的，以后也会是如此。其原因在于“国家财富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同时又没有方法可以保证所有人民不至沦为乞丐、盗窃或者受雇为士兵”［25］。他说，一方面某些人穷奢极侈，另一方面许多人饥饿致死，是引起内乱的原因。同时，他还从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地理位置、人民的勤劳程度和产业状况，探讨了国家的贫富问题。
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1646—1714年)、魁奈(1694—1774年)和杜尔哥(1727—1781年)是重农主义经济学家。他们反对信奉货币即财富的重商主义理论和政策，认为只有农产品才是社会财富，而农产品是农业生产部门创造出来的。国家应该重视农业，把发展农业放在首位。因此，他们自己十分关注农业和农民，同情农民的处境。他们认为农产品价格对农民的生活有很大影响，主张提高农产品价格，改善农民生活。布阿吉尔贝尔甚至认为:“纯粹是谷物价格决定一个王国的丰歉和贫富。”［26］他们指出，谷价下跌，受打击最大的是农业工人和农民。尤其是当农民要交纳货币地租时，必须出卖谷物，谷价低贱，农民不得不亏本出卖，交了租即一贫如洗。同时，他们也都指出人类的不平等和划分为阶级是贫困的根源。杜尔哥认为，在人类的最初时代，“土地所有者同土地耕种者还没有区别”，因为那时候，“每一个勤劳的人要多少土地，就可以找到多少土地”。后来，人口越来越多，土地不断被开垦出来，不但最好的土地被人们占有，就连那些贫瘠的土地也都有了主人，“那些没有得到土地的人……只好从事雇佣阶级的职业”［27］。以后，地产成了可以买卖的商业对象，产生了放债取息，从而加剧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滋生了浪费奢侈，贫困日益严重。布阿吉尔贝尔则说，在原始社会“还没有任何的等级和身份的差别……每一个人既是自己的仆人也是自己的主人，按照他本人利用土地能力的大小，相应地享受土地的宝藏和所产生的财富”。久而久之，暴行出现了，“比别人强有力的人”自己不劳动，却享受更好的劳动果实，“人类完全被划分为两个阶级，一个阶级本身一点也不劳动，可是却享受着应有尽有的快乐;另一个阶级从早到晚地劳动着，却难得温饱，甚至时常被剥夺得一无所有”［28］。可见，重农主义者都是从土地和农产品的占有及其交换所产生的后果来分析贫困的原因的。18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亚当·斯密(1723—1790年)，处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时期，他反映资产阶级清除封建残余在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建造一种自由经济学说的要求，在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对资本主义国民经济运动过程作了系统的描述，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在这本书中，他把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归结为富国裕民，并指出这一目的包括两个目标:一是给国家提供充足的收入，二是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斯密的这本书主要是论述“富国”的问题，即国家或社会如何创造财富以及如何分配财富的问题，而且把“富国”和“裕民”看成是一致的，即国富必然民裕;他并没有详细说明为什么富国里还有不裕之民，以及怎样才能使这些人民富裕起来。不过，斯密还是接触到了贫困问题，因为在18世纪，欧洲各国早已普遍存在的贫困现象，由于资本积累而进一步加剧了。斯密关于贫困问题的论述，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对贫苦的“下层阶级”寄予同情，主张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以维护社会公正。他认为:“有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悲惨状态的社会，决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改善社会最大部分成员(如佣人、劳动者和职工)的境遇，决不能视为对社会不利。应该让“供给社会全体以衣食住的人，在自身劳动生产物中，分享一部分，使自己得到过得去的衣食住条件，才算公正”。他还在多处谈到殖民地人民的生活状况，认为那里的居民还是奴隶，其处境比英国最穷的人民还要恶劣。斯密在谈到劳动生产物的分配时说:“一个人是贫是富，就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29］这是他在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已有相当发展的条件下，给贫困所下的一个明确定义。这一定义为我们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判断和划分贫富提供了帮助。
第二，从多方面分析了产生贫困的原因。斯密既研究了一国国民怎样通过熟练的、有技巧和有判断力的劳动，增加了社会财富，并按照资本主义原则分配这些财富，同时也从中看到一些引起贫困的原因。他从财富的分配使用看到了贫穷的缘由。例如，他指出，在那些用于维持劳动的资金显著减少的国家里，雇佣的劳动者人数减少，工资降低，即使忍受种种苛刻条件，也还有许多人找不到工作。“这些人，要么饿死，要么沦为乞丐……接着，穷乏、饥饿和死亡等灾祸就落到最下级的劳动者身上。”［30］同时，斯密也看到了人口增加和就业竞争造成了贫困。他指出，人口的不断增加，提供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人口的增加与劳动报酬有密切关系。过分的劳动报酬鼓励人口增殖，而人口过快增殖引起的劳动者过多不久又使劳动报酬减少。因此，劳动报酬是人口增减的一种调节因素。斯密从当时英国的生育状况发现，贫困有利于生育，但不利于子女的抚养。而且他认为，“各种动物的增殖，自和其生活资料成比例。没有一种动物的增殖能超过这个比例”。因而，只有“生活资料不够才能限制人类进一步繁殖”。他甚至相信，除了杀死多子女中的大部分子女以外，没有办法限制人口的增殖［31］。斯密的这些观点，我们在18世纪末马尔萨斯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很相似的论述。值得注意的是，斯密指出了由于人口增殖造成的劳动者供给增加，以及劳动资金不足造成的就业机会相对减少，“劳动者为了获得工作，不得不互相竞争”，劳动者之间的竞争使工资降低，是造成劳动者贫穷的重要原因。最后，斯密也看到了社会阶级对立和财产占有的不平等是贫困的根源。他把文明社会所有的人划分为三大主要和基本阶级:地主阶级、靠工资过活的阶级(即雇佣劳动者)和靠利润为生的阶级(即雇主)。地主阶级“不用劳力，不用劳心，更用不着任何计划与打算，就自然可以取得收入”。他们所处的安乐稳定地位，使他们懒惰，懒惰使他们无知。雇主阶级“通常为自己特殊事业的利益打算，而不为社会一般利益打算”，“他们这些人的利益，从来不是和公众利益完全一致。一般地说，他们的利益，在于欺骗公众，甚至在于压迫公众”。只有劳动者阶级的利益与社会利益密切相关。当社会财富处于不增不减的稳定状态时，他们的收入只够“赡养家庭，维持种类”，当社会衰退时，他们的收入就降到这一限度以下，“蒙受任何阶级所经验不到的痛苦”［32］。在分析商品的价值组成时，斯密把它分成三个部分，即工资、利润和地租，而工资与利润和地租是对立的，这种对立也造成劳动者的贫困。像很多大思想家一样，斯密也指出了财产占有不平等造成贫富对立，并追溯了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他也认为最早的人类是没有不平等现象的，那时是“普遍的贫乏，造成了普遍平等”。财产占有的不平等始于游牧时代，即社会发展的第二个时期。“有大财产的所在，就是有大不平等的所在。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有五百个穷人。少数人的富裕，是以多数人的贫乏为前提的。”［33］他指出，在文明社会里，财产的权威是最大的权威，它造成声势、支配力和绝对的服从，甚至达到完全专制独裁的程度。
在斯密之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阶级(地主、资本家、劳动者)的所得，即论述资本主义的分配时，也接触到贫困问题。不过，他认为三大阶级分配所得的比例，主要取决于土地的肥沃程度、资本的积累、人口的增加，以及农业上的熟练、创意和工具。他说，在那些土地多而肥沃的国家，人们遭受“贫困与饥饿的一切灾害”，是“由于居民愚昧、懒惰和不开化”，“只要刷新政治、改良教育，便可以增进他们的幸福”。像斯密一样，李嘉图也认为过剩的人口和人们对就业机会的竞争，“会使工资价值跌落，并使劳动阶级的生活状况大恶化”。他还指出，除非增加的收入导致新的积累并创造新的劳动需求，否则机器的使用将造成人口过剩，“工人的状况就会普遍恶化”。不过，李嘉图相信资本主义机器的使用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因为机器的发明和广泛运用固然需要投入一部分资本，从而降低对劳动的需求，但它是逐渐完成的，而且必然使“以商品计算的纯收入”大大增加，形成新的积蓄和积累。资本增加了，对劳动的需求“将和以前一样大”。因此，李嘉图得出这样的结论:“劳动的需求将随着资本的增加而继续增加，但不会按同一比例增加，其增加率一定是递减的。”［34］正是由于李嘉图认为机器的使用能够增加收入，增加劳动需求，所以他鼓励采用机器，并指出如果资本不能在国内因使用机器而增加收入，它就会输往国外，其结果是工人将失掉更多的就业机会。
只比李嘉图晚两年出版其代表作的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后完成者西斯蒙第(1773—1842年)，由于其经济理论的批判性，它包含的贫困理论比斯密和李嘉图前进了一大步。西斯蒙第出生于瑞士法语区，后在巴黎上大学并在那里任银行职员。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他先后移居英国和意大利，27岁回到瑞士。这一经历使西斯蒙第亲眼目睹西欧主要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小商品生产者(农民和手工业者)迅速分化瓦解和贫困破产的严酷事实。他站在小生产者立场上，从原来对资本主义抱着幻想，转而对资本主义失望、抱怨和反对。在经济理论上，他也从斯密和李嘉图学说的忠实信徒，转而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并企图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理论”，以挽救小生产方式。马克思说过，西斯蒙第“表现了政治经济学对自身的怀疑”。西斯蒙第是英法古典经济学家中最早揭露和描述资本主义的矛盾并首先指出资本主义必然发生经济危机的人。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矛盾的揭露和批判中，西斯蒙第建立起他关于贫困的理论。他的经济学说和其中包含的贫困理论，集中反映在181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一书中，其中许多内容，在他183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里又有补充和发展。
西斯蒙第首先集中批判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在这里最充分地表述了他关于贫困的思想。他批评斯密只研究财富，只抽象地追求财富的增长，而不关心这些财富归谁使用，使谁富有。他承认，资本主义的确使国家的财富增加了，它所带来的物质进步“确实令人惊奇”，紧接着他愤怒地问道:“但是，它到底能不能给穷人带来好处呢?一点好处也没有。英国人当前的温饱和未来的保证都被剥夺了。”［35］西斯蒙第认为，财富既然是人的物质享受的标志，社会就应该使它给所有的人带来幸福;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得到温饱，财富才是一件好东西;一个完美的社会制度，应当让财富对穷人和富人同样有利。
他指出，斯密研究财富，研究如何让个人从利己主义出发自由地、最大限度地增加财富，并由此强调生产，把财富与生产看做是一致的，这“在那个时代……是完全对的”，但这远远不够;还应当研究生产出来的财富给哪些人带来了福利，满足了多少消费需求。也就是说，西斯蒙第把人的福利作为出发点，把财富当做满足人的需要和增进社会幸福的手段。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应该把人的物质福利作为研究对象。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他说:“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分享物质财富。”“对一门好的政治经济学来说，最重要的是认识穷人的地位，并向我们保证，只要穷人劳动，社会就能使他们丰衣足食、安居乐业。”［36］
由此出发，西斯蒙第认为政治经济学应该主要研究分配和消费问题，而不应该像古典经济学那样主要研究财富的生产。当然，西斯蒙第所说的人和福利，是小生产者及其福利。他把分配和消费放在那么突出的地位，也由于他并不真正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以及生产对分配和消费的决定作用。但是，他在论述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的时候，更多地关注财富与人的关系。他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的副标题就是“论财富同人的关系”，主张从人出发研究财富的分配和消费;认为并不是一个国家的资本和财富增加了就算富足，只有在财富增加的同时，“人民能够生活得更富足”时，才能算富足;揭露了资本主义在物质福利增加的同时，成千上万农民及其他小生产者破产贫困，尖锐地指出了社会的贫富对立是财富分配不合理造成的，这些都说明他的贫困理论比以前的古典经济学家们深刻得多。
西斯蒙第在分析资本主义的财富分配时，极其明确地揭露了资本家与工人利益的对立。他承认工人与工厂主是相互依附的，但工人“为了生活必须劳动”，“身受的压迫日益严重”，而工厂主却“悠闲自在，养尊处优”。工人“创造财富，自己却几乎享受不到财富”，“他们的社会地位比任何人都坏”。他指责当局有关支持工厂主拒绝提高工资的法律“最糟糕、最不合理”，主张“把生产所得的利益在一切参加生产的人中进行合理分配”，“劳动所产生的国民收入，由各个阶级来分享”［37］。西斯蒙第认识到了财富只是表现本质的“标志”，发现了它包含的社会矛盾，指出人们对它“愈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更多的矛盾着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利弊相当的社会现象”。他提醒人们如果抽象地看待财富，往往会使人迷入歧途。当人们看到财富改变了人们的地位时，才可能对财富有明确的概念。正如马克思在评价西斯蒙第的上述观点时所指出的:“这是始终以贫困为前提、并且只有靠发展贫困才能使自己得以发展的财富。”［38］
西斯蒙第也反对马尔萨斯的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人口过快增长是贫困的原因的理论，认为这是“彻头彻尾的谬论”，“只有在一个完全是假设的时间里才会应验”。他说，如果按照马尔萨斯关于穷人缺乏生活资料人口增长就会被迫停止的永恒规律，并不缺少粮食的富人阶级人口应该是绵绵蕃息、逐渐增加了，“可是事实恰恰相反，人们看到，世界各国的古老家族，都是传不到几代就灭户了”。他举例说，蒙莫兰西家族的人从来不忧衣食，按照马尔萨斯的学说，它的人口25年增加一倍，计算起来，到1800年应该是2147475648人，将占满全世界，这“好像一个笑话”［39］。西斯蒙第指出，要真正探索社会的疾苦并为解决这种疾苦找到药方，必须抓住社会收入的划分。“人民有疾苦并不是因为市场上缺乏小麦和肉，而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去购买”;另一些人生活富裕也并不是因为有更多的食品摆在他们面前，而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去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40］。所以，收入才是富裕和贫困的尺度。此外，西斯蒙第还揭露了地租和赋税给穷人带来的苦难，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使工人收入减少甚至失业。他指出:“真正的灾难绝不是由于机器的改进，而是由于我们对机器的产品所进行的不公平的分配”［41］。机器提高了生产能力，但工人的劳动时间反而更长，工资也没有增加，这都是“当前奴役工人的社会组织造成的”。
(四)马歇尔和庇古的贫困理论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逐步向垄断阶段过渡。这一时期，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德国和美国迅速崛起，成为英国的有力竞争者。为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各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国内劳动者的剥削和压迫，从而使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更趋恶化，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有了新的发展。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了新的贫困理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马歇尔关于贫困的理论和庇古的福利经济学。
阿弗里德·马歇尔(1842—924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英国“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全面继承和发展了英国古典经济学。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他的代表作《经济学原理》，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为划时代的著作，他也被奉为新古典学派的代表。马歇尔的经济理论直到20世纪30年代还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支配地位。
马歇尔长期致力于贫穷问题的研究。1893年他说:“在这25年中，我投身于贫穷问题的研究……我致力的任何研究工作，很少不是和这个问题有关的。”［42］在新古典学派中，马歇尔第一个把贫困问题纳入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像许多古典经济学家一样，马歇尔也认为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的学问，但他不仅研究财富的生产，更注重研究财富的使用。因此，在论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马歇尔认为，“一方面它是一种研究财富的学科，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它是研究人的学科的一个部分”。“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相关的那一部分”。他认为人的性格是由他的日常工作和由此而获得的物质资源形成的，收入的多寡对人的性格发生重要的影响。极端贫困的环境，会削弱人的才能;一些人“身体的、精神的和道德的不健康，虽然部分是由于贫困以外的其他原因，但贫困却是主要原因”［43］。他指出，除了贱民以外，在城市和乡村中，还有许多人是在缺乏衣、食、住所的情况下长成的，他们幼年失学，只好出去挣钱度日，以后就以营养不足的身体长时间地做使人疲劳的工作，因此没有机会发展他们的智力。他们的生活一定是不健康的或不愉快的。“他们的贫困对他们总是一种巨大的而且差不多是纯粹的祸患。即使当他们健康的时候，他们的疲劳往往等于痛苦。而他们的欢乐又是很少的;到了生病的时候，贫困所造成的痛苦就要加重十倍。”所以说，虽然有些苦难并不是贫困的必然结果，但大概说来，“穷人的祸根是他们的贫困”，研究贫困的原因就是研究大部分人类堕落的原因。由此，马歇尔强调指出，经济学应该给予“贫困是否必然的问题”以“最大的关心”;让一切人不受贫困的痛苦的问题，“正被当代的日益热烈的要求推居前列”。他认为经济学要认真研究:“所谓‘下等阶级’的存在究竟是不是必要的……是否必然有许多人生来就注定要做苦工，为别人提供美好和文明生活的必需品;而他们自己却因贫困和劳苦一点不能分享到这种生活。”［44］
当然，马歇尔是在坚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研究人与财富的关系问题的。他从19世纪以来工人阶级的“不断进步”的事实中，看到了贫困和堕落可以逐步被消灭的希望。他认为蒸汽机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工资有了提高，教育得到改良和普及，因而大部分技术工人已不再属于最初意义的“下等阶级”了。他的这些叙述，无非是想证明资本主义能够提高工人的生活，消除人类的贫困。他在《经济学原理》中直截了当地宣称，“经济自由制度对那些身心健康的人来说，不论从道德或物质的观点来看也许是最理想的制度”。在马歇尔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是“最理想的制度”，是因为人们可以根据自己拥有的生产要素的正常效率参与国民收益的分配。不仅如此，在这个制度里，资本和劳动在创造国民收益上还是相互合作的，它们的相互依存极其密切，“没有劳动的资本，是僵死的资本;不借助于他自己或别人的资本，则劳动者势必不能久存”。他责怪处于社会最低层的人“不能善于利用这种制度”，甚至把那些人数很多，“在体力上、智力上和道德上都不能做一整日工作赚一整日工资”的人称为“社会残渣”［45］。不过，马歇尔也满怀同情地指出，他们的父母境遇不佳，所受教育有限，终生从事艰苦费力的劳动，不可能把收入投在培养子女上。而且，这样的后果是积累性的，代代相连，一代不如一代。他们所赚的工资愈少，能力发展得愈不充分，发展他们子女的才能的动力也愈小。结果，在生存斗争适者生存的竞争中难免被淘汰。这就是马歇尔分析的资本主义存在贫困的原因。
马歇尔承认财富不均是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一个严重缺点”，认为极端贫困伴随着巨大财富既没有必要，在伦理上也是不对的。然而，他认为问题并没有被指责的那么厉害，而且“现有的社会经济力量”正在使财富的分配日趋完善。他不赞成改革，认为考虑不周的改革会引起严重的后果;更反对集体占有生产资料和收入的平均分配。他主张“通过不会伤害人们的主动性，从而不会大大限制国民收入的增长”［46］的办法，来减少财富分配的不均，并认为这样做是对社会有利的。
人类进入20世纪以后，一方面，帝国主义阶段的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化，庞大的财富和大众的贫困两极对立日趋严重;另一方面，1917年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以马歇尔经济理论为基础，产生了庇古的福利经济学。
英国经济学家庇古(1877—1959)是马歇尔的学生，也在剑桥大学任教。1920年出版其代表作《福利经济学》一书后，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为“福利经济学之父”。与马歇尔一样，庇古也把贫困问题纳入他的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庇古声称他的经济学是“研究增进世界的或某一国家的经济福利的主要影响”，表示要把经济学“作为改善人们生活的工具”，“要制止环绕我们的贫困和肮脏、富有家庭有害的奢侈以及笼罩许多穷苦家庭朝不保夕的命运等等罪恶”［47］。他主张国家要关心贫穷问题，致力于福利的增加。他的福利经济学必然涉及贫困问题，这是题中之意。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包含两个部分:一是根据边际效用价值学说提出的福利概念，二是从国民收入的生产和分配论述社会经济福利的增加。主要是在论述国民收入分配和经济福利的增加时，庇古提出了他关于贫困问题的观点和主张。
对于贫困的原因，庇古有两种说法:一是以边际生产率理论为基础，认为工资与劳动的边际效率成比例，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赚钱的本领小”［48］。二是工业波动造成的后果。庇古在《工业波动论》一书中指出，工业波动对靠工资为生的工人产生实际的影响，景气与较高的工资相联系，不景气与较低的工资相联系。萧条引起消费缩减，其后果主要集中在低工资和失业者身上。他援引德兰士瓦济贫委员会的报告说:“失业乃是永久性的、无法挽救的贫困最易产生的原因之一。”失业不仅使工人贫困，而且使他们的身心和技术能力受到损害。他引用美国劳工局的公告说:“失业的意义远远不是单纯在金钱上的损失，它意味着一种金钱所不能衡量的生命力的损耗。”［49］由于工业波动是周期性发生的，因而它造成的失业和贫困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庇古指出，正如现代世界实际发生的那样，工业波动所引起的是经济福利实质上的损失。
庇古认为，影响经济福利的主要是两个因素:第一是国民收入的量，第二是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他主张通过生产资源的配置使国民收入量增加达到最大限度。对于国民收入的分配，庇古的主张是把富人的一部分收入“转移”给穷人(办法是政府向富人征税，以免费教育、养老金、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住房补贴等形式增加穷人的实际所得)，以增大社会福利。他是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出发提出这种主张的。他认为货币的边际效用随其数量的增加而递减。富人的货币收入多，其边际效用小;穷人的货币收入少，其边际效用大。把富人的一部分收入转移给穷人，就可以增加货币的边际效用，从而提高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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