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的原因是什么？

马克思_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

三、马克思、恩格斯的贫困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考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的过程中接触到贫困问题的。因此，他们始终把贫困问题与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贫困的理论时，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恩格斯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

1842年11月至1844年8月，恩格斯在英国居住期间，研究了英国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他深入了解工人们的生活条件，阅读大量报纸、期刊和官方报告，掌握了许多有关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第一手材料。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写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并公开出版。尽管恩格斯自己并不认为这是一本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但是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却占有重要地位。因为这本书真实而详尽地描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悲惨痛苦的生活，探索了工人阶级贫困的根源。这是一本全面充分地反映工人阶级状况和命运的重要著作，是19世纪工人阶级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恩格斯的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在19世纪40年代，英国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爱丁堡等城市贫民窟里成千上万穷人居住、饮食的详细情况。在这些城市里，贵族区的富丽堂皇和住在旧城的穷人们的肮脏贫穷形成了惊人的对比。书中对这些城市穷人的悲惨生活有真实而详尽的记录:“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一个或几个挤满了工人阶级的贫民窟”，也有很多穷人住在“乱七八糟的三四层的高房子”里。这里，“墙快塌了，门框和窗框都损坏了，勉勉强强地支撑着，门是用旧木板钉成的，或者干脆就没有”，“里面没有床，没有铺盖，也没有任何家具”，不少人的床铺只是装着麦秸和刨花的麻袋。伦敦还有很多穷人每夜花一两个便士在所谓的“夜店”(地下室)找一个栖身之地。更有不少人在公园里或大街旁过夜。这些人穿得破破烂烂，收入微薄，有时只能从捐来的救济金中得到一个英镑。一些人“仅仅为了弄到全家吃的面包就把一切都卖光了”。饥饿、疾病造成穷人过多的死亡，还有许多穷人不得不以自杀来摆脱贫困。

19世纪上半叶，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和殖民帝国，在世界工业、贸易、海运和金融方面都居于垄断地位。为什么在国内还有如此严重的贫困现象呢?恩格斯首先指出这是由于建立在财产占有基础上的阶级对立。他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强者把弱者踏在脚下，一小撮强者即资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穷人却只能勉强活命”。“一方面是不近人情的冷淡和铁石心肠的利己主义，另一方面是无法形容的贫穷”。“财产日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而大多数的人却愈来愈贫困。这样，在一小撮富翁和无数穷人之间，就产生了尖锐的敌对现象。这种敌对现象，在英法两国已经尖锐到惊人的地步”。这种贫富的阶级对立是怎么造成的呢?恩格斯认为原因在于当时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他一再指出，“贫穷的原因就在于现在的社会关系”，并特别指出，“贫穷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离开这一点，只能找到贫穷的某种表现形式的原因，但是找不到贫穷本身的原因”^［50］。

恩格斯考察了英国工业和农业的竞争给无产阶级带来的严重后果，比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和古典经济学家大大前进一步。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为了自己的私利进行着剧烈的竞争，这种竞争加剧了穷人的贫困。工业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造成工人失业和工资降低，并迫使工人之间也展开竞争(恩格斯称“这是资产阶级对付无产阶级的最有力的武器”)。这种双重竞争使工人的处境更加艰难。土地所有者为了土地进行的竞争，“挤掉了小农，把他们降到无产者的地位”，同时，地租不断提高，使日子本来就不好过的农业工人，陷于越来越难以忍受的贫困之中。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揭露的贫困现象，在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甚至欧洲大陆，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以至许多对穷人有同情心的社会人士，经过深入调查，写出大量调查报告和著作，如实反映工人和农民的贫困状况。例如，在英国，伊登写了《贫民的状况》，描述了工场手工业对工人带来的种种灾难。约翰·菲尔登在《工厂制度的祸害》一书中叙述了童工遭受的折磨和资本家的贪欲:“在许多工厂区……任凭工厂主支配的无依无靠的无辜儿童……被过度劳动折磨至死……他们被鞭打，戴上镣铐，受尽挖空心思的残酷虐待;他们大多饿得骨瘦如柴，但还得在皮鞭下干活……他们有时甚至被逼得自杀……工厂主的利润是巨大的。但这只能燃起他们狼一般的贪欲。他们开始实行夜间劳动，就是说，在做日工的一批工人筋疲力尽之后，他们已经准备好另一批人去做夜工;夜班工人刚下床，日班工人就躺上去，然后再反过来。郎卡郡流行一句俗话:床永不凉。”^［51］甚至王室和议会也派人对贫困状况作调查。1863年，英国枢密院下令调查工人(包括丝织工、女缝工、皮手套工人、织袜工人、制鞋工人和农业工人)的贫困状况。调查的结论是，在调查过的各类工人中，“只有一类工人消费的略微超过免于患饥饿病的绝对最低量”。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俄国人瓦西里·瓦西里叶维奇·别尔维(笔名恩·弗列罗夫斯基)1869年写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在这本书中，弗列罗夫斯基怀着对剥削者的强烈仇恨和对工人、农民的深刻同情，对西伯利亚原始森林区和外乌拉尔草原地带、阿斯特拉罕省和黑土地带各省，以及工业中心地区等地的劳动者的经济状况和日常生活，作了极为详尽而生动的描述。在俄罗斯的这些地区，土地辽阔而肥沃，长满了植物，一望无际的森林和牧场，种不完的耕地，河里湖里水很甜美，各种鱼非常多，地下埋藏着大量资源，有的地方的煤比黏土还要多。可是，在如此富足的地方，却“生活着不幸的贫困的居民”，这里极为严重的贫困“几乎是闻所未闻的”，“多次被人们哭诉的欧洲赤贫……与这种贫困相比，就成了天堂的幸福和不可企及的繁荣了”。这本书除了大量揭露工人和农民贫穷的悲惨真相之外，也深刻揭示了贫困的原因。书中写道:“西伯利亚农民的贫困有两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沉重的直接税和缺乏知识。”书中详细列举俄国各地的税赋负担。根据他的计算，萨马拉省的农民每人一年只有25普特谷物，除掉缴纳租税以外，每人每天只剩下1俄磅左右。这样，“他每年必然得挨饿”。此外，“在俄国东部，私人土地占有制加速地导致整个地区的贫困”。那里丰茂的森林和肥沃土地都为私人所有，有的地方沿着森林走上几十俄里，统统归“一个显贵的老爷所有”。这些老爷为了聚敛财富，把沉重的租赋和捐税加到农民头上，农民只得“忍受痛苦的贫困”。弗列罗夫斯基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受到马克思的高度重视并给予很高评价。1870年2月他给恩格斯写信说:“这是继你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一著作问世以后的最重要的一本书。”^［52］在马克思故居的图书室里至今还保存着这本书，马克思在书中写满了批注、记号和意见。

然而，面对着有目共睹的严酷事实，当时有些人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贫困的存在，另一方面却千方百计地替资产阶级辩护。他们的辩护论点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鼓吹贫困是创造财富的必要条件。1774年，意大利经济学家、修道士奥特斯抛出了“财富平衡”论，他在《国民经济学》中写道:在一个国家里，“一些人财富的充裕总是与另一些人财富的贫乏相抵。一些人享有巨大财富，同时总伴有更多得多的其他人被完全剥夺必需品。一个国家的财富同它的人口相适应，而它的贫困则同它的财富相适应”。1786年，英国社会学家、教士唐森更是露骨地颂扬贫困是迫使穷人勤勉劳动的动力。他在《论济贫法》一书中说:“用法律来强制劳动，会引起过多的麻烦、暴力和叫嚣，而饥饿不仅是和平的、无声的和持续不断的压力，而且是刺激勤勉和劳动的最自然的动力，会唤起最大的干劲。”^［53］还有一些人说，社会财富的增长需要这样一个阶级，它专门“从事最单调、最下贱和最令人厌恶的职业”，以保证另一些人的奢侈和享受。

第二，制造种种关于贫困原因的谬论，甚至公开污蔑贫穷是穷人自己造成的。有人说，贫穷的原因在于穷人的“意志不好”。还有人说，贫穷是因为穷人太“轻率”，“他在出生以前没有事先问一下社会是否愿意接受他”^［54］。更有甚者，是把贫困视为一种自然现象，它产生于自然规律。这涉及一场关于社会改革的论战。

在贫困问题上替资产阶级辩护，通过一场大论战更充分地暴露出来。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在英国围绕社会改革问题爆发了一场大论战。以传教士葛德文为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受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著书立说，主张对现存社会制度进行改革。他们充满理性思想，认为理性是支配动物生活的真正动力，它将把人类引上不断改良和日趋完善的道路。因而，社会是自然的，它通过理性法则来维持，并寻求实现公平的原则。而政府通过现行法律维护财产私有制度。他们认为应当废除政府，建立无政府的社会，由理性来维持公平。在这些人的言论中，有许多直接论述贫困问题，主要是揭露造成贫困的原因。葛德文就在一篇题为《贪欲与奢侈》的文章中指出，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延长了劳动时间，并没有付给应得的报酬，从而加强了对工人的奴役，加重了穷人的痛苦。葛德文等人的社会改革思想，遭到另一些人的反对。英国牧师马尔萨斯写了《人口原理》一书，对葛德文等人的社会改革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和攻击。在如何看待由于资本主义机器工业造成的工人和农民的贫困问题上，马尔萨斯与葛德文的观点形成尖锐的对立。马尔萨斯反对葛德文把工人的失业和贫困的根源归于现存制度，主张通过社会改革解决贫困问题的思想，而认为贫困是一种自然现象，它产生于自然规律。他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一直遵循两条有关人类本性的固定法则: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因此“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据他预测，地球上生命的种子，如果得到充足的食物和空间，经过几千年的繁殖，会挤满几百万个地球。怎样抑制生命的种子这种可怕的繁殖呢?马尔萨斯说，“贫困这一专横而无处不在的自然法则”可以把人口的增长限制在规定的范围内，因为“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会经常对人口施加强有力的影响”。他高度赞扬贫困“这一伟大的限制性法则”，认为它制约着整个生物界，“人类虽有理性，也不能逃避这一法则的制约”^［55］。而这一法则在人类中的表现，就是由贫困带来的苦难与罪恶。按照马尔萨斯的看法，由于人类本性的两条法则，地球上永远存在着过剩人口，因而永远存在着贫穷，也只有贫穷才能抑制过剩人口。所以，他反对用济贫的办法去养活过剩人口，而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去减少甚至消灭过剩人口。他甚至干脆宣布，以往公认的每个生活在世界上的人都有权获得生活资料的说法是完全荒谬的。他引用了一个诗人的话:“穷人来赴大自然的宴会，但是找不到空着的餐具。”紧接着他自己又添了一句话:“于是大自然就命令他滚蛋。”^［56］

马尔萨斯因此反对一切平等制度、财产公有、自由婚姻和改善与提高人们的生活，认为这些做法必然刺激人口迅猛增加，从而使各种形式的贫困和罪恶再生。

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一书出版以后，人口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其中所述的有关贫困根源的看法也引起人们的激烈争论。从19世纪40年代初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开始注意并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其中，他们对马尔萨斯关于贫困问题的论点所作的批判，是他们关于贫困问题的理论最集中、最重要的阐述。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贫困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

自然现象。他们深刻揭露马尔萨斯把贫困归结为自然现象、取决于自然规律的险恶用心和严重后果。马克思指出，马尔萨斯的理论“所以受到资产阶级的欢迎，是因为这种理论安慰了他们的良心……它将社会现象变成自然现象，并且让他能像看待任何一种自然现象那样心安理得、无动于衷地来静观无产阶级大批饿死，另一方面，把无产阶级的贫困看做是它本身的罪过并主张因此惩罚它”^［57］。恩格斯也指出，马尔萨斯的理论“已成为英国一切真正的资产者心爱的理论”，因为它宣称穷人是“多余的人”，是“国家的祸害”，因而他们“没有像人一样生存的权利”，“应当用饿死来惩罚他们”，甚至把他们“消灭掉”^［58］。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既然马尔萨斯把贫困看成是永恒的自然规律，他就必然认为贫困不是一种不幸，而是一种罪过，应当接受惩罚;穷人就只能“听凭命运的摆布”。

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过剩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马尔萨斯把人口的增长归结为“人类本性的固定法则”，即自然规律。马克思则认为:“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增长规律……这些不同的规律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同生产条件发生关系的种种不同方式。”^［59］也就是说，人口的增长和人口过剩是由不同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在人类历史的不同时期，人口是按照不同的比例增长的，并不是一直按几何比率增加。而过剩人口则主要由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决定，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过剩人口是相对于资本的需要即马克思说的“雇佣资料”的过剩引起的。至于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相比的过剩，也取决于生产关系。因为在私有制条件下，人们要经过生产关系的许多复杂环节(例如受雇佣，得到工资，购买)才能取得生活资料，从来没有按人口多少来取得生活资料。事实上，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大谈人口过剩的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正是英国生产力空前发展、社会财富的增长超过人口增长的时期。马克思援引官方调查资料证实，从1811年至1861年，英国每10年人口的增长率，由1.533%下降到1.141%;而从1853年至1864年，根据皇家国内税务委员会的报告，整个大不列颠应纳税的利润平均每年增长4.58%，地租平均每年增加3.42%。以致英国国民中央注册局局长都说:“人口的增加固然迅速，但它赶不上工业和财富的增长。”^［60］可见，离开社会生产方式而简单地谈论人口增长和生产增长的比例，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答案的。

再次，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正确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贫困的根源。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我们发现，除了直接考察无产阶级状况、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和贫困理论时论述了贫困问题之外，他们主要是在分析资本原始积累以及资本主义积累的过程中，比较集中地论述贫困问题的，其中，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主要是在分析资本主义积累时论及。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最充分地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和绝对规律，以及它对无产阶级命运带来的严重影响。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原始积累，完成了劳动者同劳动资料分离的过程，它一方面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小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即“劳动贫民”。这本身就是一个血泪斑斑充满苦难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国民财富和人民贫困本来就是一回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巩固地建立起来之后，为了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资产阶级不遗余力地进行积累。在积累和伴随着积累的积聚的进程中，资本可变部分与不变部分相比越来越小。这样，资本主义积累就不断地产生出超过资本增值需要的过剩人口。马尔萨斯把过剩人口归咎于自然规律，马克思则认为过剩人口既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产物，又是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规模和能力越大，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过剩人口也越大。因而，资本积累同时也就是贫困积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规律是，“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61］。

马克思坚持从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方面去挖掘产生贫困的根源。他说，很多事物都包含着自己的反面。比如，机器本来具有减轻劳动并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饥饿和过度疲劳;新发现的财富源泉，由于某种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这一切都起因于社会关系。马克思说过，工人阶级的饥饿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资本主义积累基础上的奢侈浪费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这种联系只有当人们认识了经济规律时才能揭露出来。他在1847年写的《哲学的贫困》中有一句至理名言:“资产阶级运动在其中进行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一致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

马克思还指出，经过资本原始积累，劳动者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取代，随之，对私有者的剥夺采取了新形式，即少数资本家剥夺多数资本家。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随着资本集中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规模日益扩大，直至形成国际垄断，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性质。在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巩固、发展的过程中，“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程度不断加深”。按照马克思的意思，由于“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贫困、压迫、奴役和剥削不但日益加深，而且也日益具有国际性质。这是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存在贫困的根本原因。

既然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是它固有的生产方式造成的，因此，要解决贫困问题，也只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其自身内在规律的作用，必然造成对自身的否定。“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只有剥夺了剥夺者，在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解决贫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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