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

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对发展陇南农村专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思考

陇南是一个农业大区，农村经济一直是陇南经济发展的重头戏，面对西部大开发的良好机遇和我国加入WTO后对农业的严峻挑战，陇南农业怎样才能加快发展？如何调整结构、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效益？怎样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本人认为应从建立和完善农村中介组织着手，鼓励发展各类民间专业技术协会、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农民经纪人队伍，鼓励支持农业贩运大户；通过体制创新，建立新型的农业生产关系；通过合作经济组织，架起政府与农户联系的桥梁，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促使农民及时根据市场变化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发展“订单农业”，加速陇南特色农产品的规模化生产和农业产业化进程。

一

由于几十年计划经济的惯性，近年陇南在农村经济发展中，一直倡导以行政推动、典型带动、效益驱动、政策启动、市场牵动的“五动”手段抓工作。但在实际工作中，使用最多也最得力的手段当数“行政推动”。此项手段在一些领域比如农田水利建设、退耕还林、生态建设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但在产业开发领域却常常碰壁，好心办不了好事，政府强迫农民改换种植品种，而得不到群众认同；政府帮助农民发展规模经济、但却无力应对市场风险，“官逼民富”工程往往变成“官逼民怨”，甚至“官逼民反”。一些地方群众响应政府号召，大规模发展当时市场销路好的优势品种，但等规模扩大后，优势变劣势，出现“卖难”，造成产品堆积如山、低价竞争，有些农产品烂在地里，农民尽其所有的投入和劳作的汗水得不到回报，他们欲哭无泪，怨政府“瞎指挥”，甚至找政府的麻烦，使政府失掉信用；一些地方的群众，迫于压力按政府部署的计划种植，蒙混过关后又进行改种；一些地方的群众和政府直接对抗，不按政府部署发展生产，形成干群之间新的矛盾。基层政府工作的这种尴尬局面究其原因，是基层政府除“行政推动”和“典型带动”外，不重视或不会应用其他手段抓工作，没有按市场农业的特点去指导农业生产，行政命令和强制办法往往使农村矛盾激化。有专家指出:这种现象是政府做了商人的事。这种政企不分的行为，阻碍了市场农业产供销内在的运行机制的形成和发展，是与市场经济规律背道而驰的。

事实上，在市场农业的条件下，农民的生产思维是以市场信息和需求确定种什么和不种什么，即按生产前市场销路好的产品制定种植计划，若市场稳定、农民有收益，就会自动扩大种植规模，形成产业，达到调整结构增加效益的目的。这与基层政府从单纯完成任务指标出发，按计划定产业、接产业定规模的思维方式正好反向。农民看的是一季一年的眼前效益，政府考虑的是未来规划和长远发展目的，虽说根本目标一致，但在实施中难免有偏差。

按照市场经济体制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要求，政府必须“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那种以“行政推动”来抓一切工作的办法明显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了。在世界大市场的形成和农产品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下，政府必须弱化和放弃“行政推动”，顺应市场规律，学会运用其他几种手段，帮助农民解决一家一户办不了的事，解决生产经营中的难题，大力推广科技，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组织农民共同抵御市场风险，提高质量效益。那么，就必须建立一种不同于村级政权的新型中介组织，弥补政府与农户、农户与市场之间的“缺环”，架起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根据陇南农业发展现状和实际，其中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大力发展农村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促进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发育和完善，增强农民自身抗风险的能力。

二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陇南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步向产品经济、商品经济迈进，蔬菜、林果等产业也逐步走向规模化经营，畜牧产业形成独具特色的小规模、大群体，陇南原来有礼品没产品、有样品没商品的状况逐步得到改善。在市场的拉动下，种植结构不断得到调整，2001年，以“五大产业、八个产品”为主的特色农业产值达到14.78亿元，农产品的加工产值达到2.67亿元。但是陇南粮经比例为78.5∶21.5，仍不合理，第一产业增加值15.75亿元，仅增长2.8%，农民人均纯收入为981元，比上年仅增加25元。据此分析，陇南农业效益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是商品化程度低，产业支柱不强不大，许多山区农民仍是自给自足经济。一些富有特色的优质农产品，比如茶叶、药材、食用菌、干鲜果因信息、交通等因素的阻碍，与外面大市场的联系不够紧密，市场动态信息反馈慢、成本高，优质卖不到优价；有些农产品，由于科技服务不到位，产品难以提高质量效益。面对变化莫测的市场，许多农户仍是瞎子摸象，摸着石头过河，造成农产品在质量结构上出现失衡，即劣质的过剩、优质的供不应求，一些产业因之而出现大热大冷的现象。如陇南蚕桑业，20世纪90年代初，有条件的地方都在农田植桑，市场波动时，农民又纷纷砍桑种粮，如今“3+1”蚕桑新模式又在兴起，栽了砍，砍了栽，调整的目标变来变去，不但浪费了资源，还给农民的经济收益带来重大损失。市场发育的滞后和农民组织化程度的不高，使分散的小农生产难以抵御市场风险。市场信息的扭曲和放大使山区农民吃尽了苦头。事实上，农民对市场信息反映的速度和强度其实超乎我们的预料。在现有分散的农业管理体制和基层政府往往“缺位”和“错位”的情况下，部分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地方的农民早已发现了问题的症结，并采取自发自愿的经济联合组织，来紧跟市场潮流，降低市场风险。徽成盆地“三蒜”生产的大规模兴起，缘于一大批当地菜贩子内联外引，使“三蒜”走遍西北；“三蒜”刚出现买难时，以徽县泥阳杜效义为首的一批贩运大户组建了营销协会，利用现代通讯反馈信息，联系业务，引来了南来北往的客商。农户们则根据他们反馈的市场信息及时调整规模，主动利用科技提高质量，提前上市时间。客商多、经济活，徽县政府及时兴建的“陇南蔬菜专业批发市场”，不但使农民有条件直接面对市场，还使农民的市场化意识和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市场价格多年一直保持较为稳定的状态。近几年畜牧生产也同样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前几年连续三年号召农民大办畜牧，可在市场出现波动时，地方政府未及时决策的情况下，徽县、成县等地的一些养猪协会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结构，使全区畜牧业免遭“全军覆没”。

武都洛塘区山大沟深，群众居住分散，产业难以形成规模，近年在“花椒协会”、“科技货郎”的带动下，洛塘的花椒产业发展迅速，花椒经济十分活跃。这些花椒协会成员大都是率先脱贫的科技示范户，他们与有关部门联系赊销、购买农药、化肥和农用器械，投入给贫困户，再按时进行科技指导，见效后收回成本。这支约50余名不吃“皇粮”的“播火者”，已成为山区群众依靠科技奔市场的带头人和科技开发生力军。

在陇南农村，许多产业成规模的地方，大都能听到“生猪协会”、“蔬菜协会”、“林果技术协会”等群众性的经济合作组织，成县、徽县、武都、康县等近10个基层供销社与农民签订合同，联合兴办大蒜、西瓜、药材、茶叶等专业合作社，以提供种子和技术、进行产品初加工，代购代售农产品，使农民获得稳定的收益，也使企业得到回报。据统计，目前全区农产品经销组织和经纪人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仅蔬菜经销组织就达102个，个体贩运大户达到1.84万户。这些农民自发的经济合作都是以科技进步为内涵驱动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为基本形式，市场营销为最终目标，在农业产业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

如果说，商品农业的发展，促进了规模化经营、兴起了“设施农业”，那么，市场农业的推进，促进了专业化特色产品的生产，按市场细分和满足不同消费需求的“精准农业”应运而生。从“设施农业”到“精准农业”这是质的变化。农业生产从注重量的扩张上升到重质量效益、重市场流通、重产品品牌，这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之路。笔者在长期的调查采访中认为：陇南经济较发达、农业生产水平较高的徽成盆地及“两江一水”沿岸“设施农业”的普及和“精准农业”的兴起，得益于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增强和市场信息反馈速度的加快，而农户组织化程度的增强最显著的表现是农村各类专业协会、专业技术协会、专业合作社等具有中介作用组织的兴起。这些专门从事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储运、销售等经济组织，一头连基地、一头连市场或连龙头企业，不但加速了生产要素的流动和转换，优化了资源配置，创造了农民增收的机会，同时降低了农产品流通成本，在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纵观国内外，最先进的农业生产模式的显著特征都是农户组织化程度高，社会化服务完善。日本、美国、荷兰等发达国家的农产品，95%以上由各种协会或合作经济的中介组织来销售或实行一条龙服务，一户农民可耕种成千上万亩耕地，还有许多闲暇来研究产供销行情。我国北京郊区农村为农服务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迅速推进了农业产业化经营，按中介组织反馈的信息，农民盯着城里人的餐桌种地，发展“订单农业”，通过中介组织销售的农产品达到总产量的40%以上。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陇南以城郊农民为主体的贩运大户群体的形成，加速了全区农产品的流通和农业开放开发的步伐，涌现出一批涉农三产的率先致富者，那么，基于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各类专业协会、专业技术协会、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将使更多的特产走出陇南，给全区农业带来新的产业革命，引导更多的群众致富奔小康。假若陇南药材生产前几年就有了类似的经济联合体，有良好的中介服务组织，药材运往深圳口岸就不会“船到地头死”，被人各个击破，造成低价竞争；如果药农有了自己的经济组织，就会提高谈判地位，形成自己的品牌，而不会盲目扩大种植规模，丰产不丰收，受制于人。

先进生产模式当然代表了发展方向，所以要提高农产品的质量效益，发展具有中介作用、实施社会化服务的各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陇南农业生产中不可逾越的阶段。在2002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一些农业专家在对政府工作的提案中，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行农业生产新模式：公司+协会+农户。

加入WTO后，我国农业生产是诸多行业中最大的行业，陇南的区位劣势，将使农业的被动局面凸现，除保证基本的粮食安全外，农业生产的风险将进一步加大，农民增收问题更会雪上加霜，如果不尽快组织农民按照优质高效的目标调整生产结构，形成利益共同体共同抵御市场风险，那本来就非常脆弱的农业就会遭到重创。

根据国际国内变化的新形势，地委、行署为应付入世已采取重大措施，在2002年初的经济工作会议上，确定农业今后发展的重点是：实施优质专用粮油、优质加工型洋芋、优质小杂粮三个百万亩优势工程，围绕经济林果、草畜养殖、中药材和蔬菜、瓜果四大主导产业，建设十个特色基地，并确定依托地区科技、科研单位，分产业分工负责。这一重要决策，力求发挥比较优势，依靠扩大富有竞争力的特色产业，形成陇南“个性”，增加农民收入，体现了沉着应对、争取主动、有所作为的积极态度。要抓好这些战略措施的落实，各级政府除在资金、项目、技术推广等方面重点倾斜大力支持外，还应大力发展各类农村经济合作等中介组织，鼓励、支持农民自我服务、自我发展，形成按照市场需求配置资源，调整结构，按市场需求加速农产品流通，构建新型的农业生产关系。

四

加入WTO后，虽然发展形势和发展阶段变了，但农业的国民经济基础地位没变。陇南今后一个时期，依然是农业大区，农业人口占据总人口的绝大多数，所以，没有农民的富裕和农村经济的繁荣，陇南的跨越式发展就是一句空话。要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就必须根据供求关系、生产目标和增长方式的变化，在政策上调整和组合，以创造适宜现代农业集约、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的优良环境。农村各类专业服务组织、各类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等农业中介组织的出现和活跃，已成为陇南农村经济的亮点和新的增长点。从20世纪80年代贩运大户的出现到90年代经纪人队伍的壮大，各类专业协会的涌现，再到专业合作社的逐步形成，这支承担中介职责队伍的长久不衰和不断壮大，充分说明是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新生力量。长期以来，由于没有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这种新型的农村经济组织目前仍处在一种分散型的自主发展状态。发达地区农村最先进的股份制及股份合作制农业企业陇南还难觅踪迹。这种萌芽状态的新生事物若得不到有益的养分，它就永远长不成一棵大树，农村新型的生产关系也难以建立。

针对发展现状，基层政府在教育引导农民转变观念，提高素质时，必须改变现有的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从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设身处地地替他们着想，并扶持、培育更多的经济增长点，使政府和农民心往一处想，一门心思抓经济、图发展。随着农村专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发展壮大，必将改变原有农村生产关系，促使基层政府转变行政职能，引导更多的农民转变经营方式，走内涵式发展之路。

在现阶段，要构建新型的农业生产关系，必须要进行体制创新、制度创新、措施创新。

1.需要对基层政府职权重新定位和规范，将计划经济体制下催种催收的行政管理职能转向农业产品质量标准的制定，农村实用科技的引进、推广，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对特困农民及弱势群体的扶助，对农民的宣传、教育、培训等。因而，放开种植计划、放开经营模式将成为必然。只有这样农民才有真正的自主权，实现自主经营、自我发展。

2.基层政府应鼓励更多的主产区农民成立自己的“粮农组织”、“菜农组织”、“果农组织”等专业协会或专业合作社，促进更多的农产品以较低的交易成本批量进入市场，并依托中介组织促进农产品形成相对集中的主产区，形成品牌信誉和特色，避免产品之间的过度竞争。

3.基层政府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服务功能，引导现有组织扩大规模、增强实力、规范管理，帮助农村新兴的经济组织制定章程，完善功能，建立信息网络，并向其提供信息、协调贷款、引进先进生产技术，推广先进经验，优化发展环境，同时组织各类经济组织和经纪人队伍培训、交流、学习。

4.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吸引各类城乡商业组织进入农产品的加工、经营领域，启动民间资本投入农业规模化经营，引导更多的经济组织与农民建立稳定的产销关系，加快农产品流通速度和市场信息的反馈，创造农民增收的更多机会。

5.推进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改革。农民自己组建的这些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主动承担起为社员提供生产资料和产品销售业务，这对基层供销社的经营甚至生存又是一个强烈的冲击，它的发展壮大，也必将促进国合商业经济体制的改革。基层供销社若不认清形势，增强紧迫感，积极联合农民参与流通领域的市场竞争，就有被时代、被农民抛弃的危险。山东莱阳一些供销社在参与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中获得新生，其他国合商业，如粮管所、食品站也在同样情况下选择了以兴办专业合作社为突破口的改革之路。他们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促使我们进行反思。

（原载于2002年《陇南经济》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