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城市化的探索与思考

主动城市化的探索与思考_以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九星村为例_城市化与小城镇社会管理研究

第二十章　主动城市化的探索与思考——以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九星村为例

第二十章　主动城市化的探索与思考^[1]——以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九星村为例

到目前为止，我国城市化常规模式仍是政府推动下的城市内涵与外延不断推进和扩张的过程，这种自上而下的给予式被动模式，一方面促进了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另一方面又遗留了许多发展中的问题，再加上我国地域辽阔，农村发展情况参差交错、错综复杂，所以，“政府行政主导下的、以城乡二元体制为基础、以小城镇为重点、追求速度的粗放型城市化模式，已明显不能适应城市化发展形势的变化。”^[2]实际上，已有一些地方开始探索、尝试不同于政府主导型城市化发展的路径，并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九星村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本文将以该村为分析对象，探讨主动城市化模式的内在价值及普适意义。

一、九星人对主动城市化的理解

九星人语义中的主动城市化不是一个学理性的概念框架，而是一个促进农村稳定、快速与和谐发展的可信赖凭仗，它从九星村被动城市化的艰难历程中脱胎而出，是民间智慧和实践逻辑的综合性产物。

按照九星人的理解，主动城市化实际上就是一个挑战困难、主动求变、实现村民整体小康的发展过程。它内含三种层次不同的主动城市化内容，分别是理念意义上的主动城市化、实践意义上的主动城市化和结果意义上的主动城市化，这三个层面的主动城市化既是次第推进的，又是相互交织的，其现实成果则是九星村目前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迅速发展与稳定和谐。

理念意义上的主动城市化发端于村主要领导人对村庄发展环境的判断、认知与思考，是在“大势所趋、非变不可”境遇下的主动求变，然后，通过不断宣传、商讨与分析而成为全村共有的发展理念，这种理念一旦形成为村落共识，就引发出强烈的行动意愿，催生出主动城市化的实践形态。

实践意义上的主动城市化是一个艰难的试错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惊喜连连的过程，在九星村先后经历的五次主动求变经历中，“硬发展是道理”是他们的行动逻辑，惊喜的结果是其行动奖励，主动城市化就在这样一种挑战困难、主动求变、实现发展飞跃的循环中不断前行。

结果意义上的主动城市化有着实实在在的物的体现，包括不断增长的村级财政、逐渐优化的村基础设施、迅速增长的村民可支配收入、较为全面的社会保障等内容，它是整个主动城市化模式的归宿，一方面强化了理念意义上的主动城市化，另一方面支撑了实践意义上的主动城市化，同时也为自身的进一步壮大奠定了基础。

二、主动城市化概念讨论

主动城市化是怎样的一种城市化？如何在理论层面上解读它的含义呢？关于这个问题，在学界仍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梳理现有观点，以下四类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值得注意。

（一）主动城市化是打破现行征地体制，农民自主经营非农化土地

这类观点较为明确地界定了主动城市化概念，它认为，主动型城市化“主要是一些自身经济发展较快，在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中走在前面的近郊区农村，他们打破现行征地体制，农民的集体土地所有权通过各种形式直接进入工业和城市建设用地的一级市场，使土地用途非农化；他们对原有农村进行了改造，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形成了经济和人口相对集中的新兴小城镇或小型城镇化社区。”^[3]

这类观点将主动城市化地域限定在“近郊区农村”，将主动城市化的抓手界定为“土地用途非农化”，将主动城市化的成果落脚在“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非常契合现实中的主动城市化状况，与我们对九星村的研究和观察高度符合。但是，这类观点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关于地域和抓手的界定，忽视了我国农村地域极为广阔和发展情况复杂、多变的特点，没有为非近郊区特殊背景下的农村主动城市化的可能留下余地，致使概念本身存在瑕疵，解释力和应用范围受到削弱与限制。

（二）主动城市化是农民主动作出选择和决策的过程

这类主动城市化观点可以区分为两个亚类：其一是没有形成明确概念，但有主动城市化内蕴，基本概念框架已经比较清晰的亚类；其二是明确提出了主动城市化概念，但关注内容较为狭窄的亚类。

第一个亚类的代表者，首推章光日、顾朝林的观点，他们认为，“城市化必须坚持以工业化为基础，以市场驱动为主导，以农民自愿为基本原则，循序渐进地推进，政治只能在必要的时候对其进行适当的引导，而不能代替农民进行选择或决策。”^[4]

这一观点的突出贡献在于对农民选择权与决策权的重视和强调，将主动权交到农民手中，从而为城市化中的“三农”利益提供了路径保证。另外，这类观点可以和上述第一类观点形成互补，弥补第一类观点的缺憾，满足不同条件下的农村社会实现主动城市化的愿望和可能。

但是，它也存在明显的空想成分，因为，现实城市化的强势者是规模不同的各类既存实体城市——无论是其实力，还是其意愿、影响力和辐射力，在很大情况下都是农村社会所难以抗拒的，因此，城市化之于农村，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被动和无奈。因此，“以农民自愿为基本原则”，“不能代替农民进行选择或决策”只能是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

第二个亚类的观点，将主动城市化的研究视角指向农民个体，研究原子化状态中的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的行动表现，指出“所谓主动城市化者，就是指那些自愿、主动地加入城市化的人们”^[5]，而“原来在农村生活和务农的人凭借各种机会和条件进入城市，在城市生活和工作，随着农村地区的人员不断涌入城市，城市发展所需的空间范围也越来越大，这种情形可称为‘主动城市化模式’。”

这一亚类的优点在于明确提出了“主动城市化者”和“主动城市化模式”两个概念，并对概念本身做了明确的界定；同时，它还从城市化的角度，给予主动进城的农民以主体者的地位，这与将农民视为城市化的被动适应者的观点相比，开始关注农民在城市化中的地位、角色以及利益问题，为更为宽广领域的主动城市化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这一亚类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它只是在原子化层面关注“主动性城市化者”的个体行为，没有提出相关的群体性特征，更没有进行类型化研究。其二，主动城市化模式的概念非常模糊，没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不具有实践操作性，很难进入政策设计者的法眼，也难以引起另论者的关注，更不能从理论层面对这种“模式”进行定量或定性研究，因此，只是一种初创阶段的经验性的理论素材。

（三）主动城市化是“三农”因素向城市因素转化与靠近的过程

所谓“三农”因素，是指围绕着农业、农村和农民形成的具有浓郁乡土特色的因素集合；所谓城市因素，是指与现代城市相联系、与乡土因素迥异的因素集合。这类观点认为，主动城市化是有形的、直接的，是“人口和非农产业活动向城镇的转移、聚居、强化和分异，以及城市景观的地域推进等实体变化过程”。

这类观点实际上将城市化过程一分为二，即农村因素的非农化和城市因素对农村因素的影响与辐射，并把前者和后者中的有形因素称为主动城市化。我们认为，这种分类法有很强的操作性，对于城市化的解释也较为到位，但是，据此来理解主动城市化，难免失之偏颇。因为，农村因素的非农化过程既与“三农”的发展、进步联系在一起，也与“三农”的边缘化、衰退等因素交织在一起；既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三农”的意愿，也在某种程度上扭曲着“三农”意愿。因此，这一过程是否应该被定义为主动，存在很大的疑问。

（四）主动城市化是市场机制起主导作用的城市化形式

这类观点还没有主动城市化的构思，它主要是比较了政府主导型城市化和市场主导型城市化的利弊得失，并在借鉴欧美城市化经验的基础上，倡议将市场机制引入城市化过程，弥补政府在该领域的不足，推进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由于其关注的焦点是城市化的主导力量，所以，当人们普遍认为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是刚性的、难以选择的，因而是被动的前提下，我们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将市场主导的城市化认可为主动城市化。当然，这种理解难脱武断之嫌，因此，我们权当它是一个推理，而不作为一种主动城市化的现实观念。

总之，有关主动城市化的讨论，在我国还刚刚起步，因此，相关的概念及解释还比较粗陋，但是，实践中的各种有益探索，为理论的完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启发，以九星村为研究对象，探索较为成熟的主动城市化概念，是本文的意愿之一。

三、主动城市化的理性选择

主动城市化道路是九星村人基于自身实际所做的理性选择，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来自被动城市化实践的经验与教训

九星人有一警句式的实践心得：被动城市化只能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不能带来小康；主动城市化可以达到小康水平。从字面上看，这是一条绝对化了的草根经验，但是，剖析其背后蕴含的社会事实，可以发现，它反映了九星村的致富历史，是九星人实践智慧的结晶。

九星村的历史拐点是在1994年，该年度，全村负债1 780万元，负债率高达84.8%，量化到村民，人均欠债高达4 737.8元，社会经济进入低潮期。值得关注的是，九星村的这种负成就，是在困境中挣扎发展的结果，是仿效周边发展经验的结果。

首先，上海城市化扩张带给九星村的直接结果是大量土地被征用，继之而起的是被征地安置农民纷纷下岗，由此，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被强烈扭转——种田无地、就业无岗，这种全方位的转变，将九星村导入被动城市化的轨道。

其次，被动仿效式的工业发展模式让村集体负债累累。20世纪80年代末，九星村仿效周边村庄经验，创办起自己的工厂，经过几年的市场角逐，在毫无比较优势的竞争中走向失败——企业持续亏损、产品大量积压、呆滞资金不断增多，整个村庄进入增收无路的困局。

基于对上述两类困局的认识与反思，九星人开始探索另外一种发展思路和发展模式，主动城市化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开始进入他们的意识与行动。

（二）把握机遇、创新模式——主动城市化的初步探索

九星人主动城市化的初始探索，从把握机遇开始到创新模式为止。把握机遇始于产业结构调整，这既是对被动城市化失败模式的纠偏，也是解经济发展燃眉之急的无奈。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他们采用了对比法和排除法策略，通过充分比较、反复求证和慎重筛选，找到了自己的发展路径，迈出了主动城市化的第一步。

1.对比法使其认清了自身优劣，确立了基本发展策略

九星人基于彼时的基本状况，对自身的区位优势、资源禀赋、外部经济与政策环境、周遭的产业布局和发展态势、农业的比较劣势，以及招商引资的收益与产出进行了全方位的纵向、横向比较，找出了自身的发展优势和制约因素，找到了发展的基本方向。

（1）制约因素涉及四个方面，分别是：①土地少、成本高、产出低，经营农业受到严重制约；②无资金、无技术、无人才、无市场，经营工业困难重重；③隐性成本高、预期收益低，以土招商不可持续；④资源一次性买断，房地产开发不可持续。

（2）发展优势涉及两个方面，是上海市城市化快速推进的产物，分别是：①区位优势明显——上海市区的不断扩展、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使九星村由远郊变为近郊，并将进一步变成上海的市区；②土地升值迅猛——迅猛发展的城市化加速了对土地的需求，郊区土地迅速升值，高效利用成为可能。

在认清了自身的优势和劣势之后，九星人抓住了城市化迅猛发展的机遇，扬长避短，确立了错位发展的基本策略，为主动城市化奠定了扎实基础。

2.排除法让他们找到了发展的切入点

与优势判断并行的是发展切入点的筛选，在这方面，九星人采用的是排除法，按照投入产出的基本公式，他们先后将高成本、低效益的农业发展模式和没有基础条件的工业发展模式排除，然后，排除了丧失主动权的招商引资行为，最后，排除变相贱卖土地、一次性博弈的房地产开发行为，从而将发展的切入点聚焦于“三场一路”。

3.初步探索的创新模式

九星村主动城市化的初始模式是“三场一路”——大型停车场、养鸭场、农贸市场和虹莘路一条街，这个模式将村庄发展的重心定位于第三产业，在业态上形成“退一、退二、进三”的产业发展态势，初步实现了产业结构调整，通过弘扬区位优势，实施错位发展，开始走上主动城市化的成功道路。

“三场一路”让九星村收获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桶金，但是，该模式本身也存在很大缺憾，受到多种因素制约：上海市道路交通管制导致停车场无法继续经营；养鸭场极低的进入门槛导致众多仿效者纷至沓来，经济效益急剧降低；农贸市场和虹莘路一条街则面临征地压力和市场业态调整的制约。因此，如何在这一初始模式之上再上一层楼，是当时九星村必须解决的一大难题。

在“三场一路”实践基础上，九星村主动城市化的道路选择是——超越制度限制，建立村属商业市场。在闵行区“试一试”政策的保护下，九星村开启了构建更高一级主动城市化模型的新努力，并逐步形成以九星综合市场为主要实体结构，社会组织系统和态度观念体系围绕运行的“一主两辅”主动城市化发展模式。

（三）可持续的发展理性——基于对农民长远利益的追求

基于对周边农村及全国农村被动城市化现实的认识，基于对自身经历的反思，九星人认真思考了如下两个问题：如何保证村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何保证村民未来的富裕和幸福？正是源于对上述问题的焦虑与思考，九星村在发展路径选择上逐步走上保护集体土地，充分利用现有土地的发展路径，从而为村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源——极为稀缺的土地资源。

同时，九星人也关注到村民的未来福祉，关注到“富民强村”的发展宗旨，适时推出股份制改革，实施村民带股入城的发展道路，将村民变成股民，使他们在依托集体经济力量的基础上，获得了永久性的财产收入，进而为集体经济注入力量和活力，为村民的未来提供可靠保障。

总之，在加速发展的城市化浪潮冲击下，九星人找到了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坦途。联想到日渐增多的被征地农民上访事件，我们认为，发掘、整理、推广九星人主动城市化的经验，用来自农民的智慧解决农村城市化的难题，是有益的探索。

四、九星村主动城市化探索的成就与价值

（一）基本成就

1.经济建设稳步快速

自2003年始，九星村的经济总量即跃升至上海市亿元村首位，2007年统计数据显示，该村经济总量已占上海市百强村前十位收入总和的52%。2008年，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九星村各项经济指标继续全面提升。

2.社会建设成就突出

这一成就突出表现在四个“有”上，即：人人有工作、人人有股份、人人有保障、人人有素质，从而实现了村内没有弱势群体，没有上访户，村庄凝聚力强，社会秩序稳定、和谐的整体局面。

3.精神文明建设扎实有效

精神文明建设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制度健全、活动规范、政治民主建设有序推进。与之相对应，村容村貌、村风村俗，乃至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各种荣誉称号纷至沓来。在九星市场建设十周年庆典时，九星村编印了一本《光荣册》，共收录了1 314项来自国家、市、区等不同部门的荣誉称号和奖励。

（二）基本价值

1.主动城市化的特殊价值

与政府推行、农民被动适应的城市化模式相比较，九星村主动城市化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

（1）探索出一条自主发展、自我服务、责任自担的小康社会建设道路。一方面充分展示了新时代农民在关系自身命运的大事件中主动求变、勇于创新的主人翁精神，也展示了农民对自己命运把握的能力和水平，为党和政府制定农村政策提供了很好的社会素材；另一方面，通过自我消化城市化的发展成本，在减轻政府和社会负担的同时，为后富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模式。

（2）探索出一条去弱势化的自强道路。被征地农民的“三失”问题——失地、失业、失保障，一直是城市化过程中挥之不去的社会难题，也是近几年农民上访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九星村坚持农民带股入城的主动城市化模式，不但解决了农民当下的生活问题，也解决了农民的就业问题，同时为农民未来提供了一份稳定的、高水平的收入保障，既解决了被征地农民弱势化问题，也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城乡差别问题，创新出一条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坚冰的可靠路径。

（3）优化了基层民众同党和政府的关系，促进了基层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三失”问题不仅诱发了被征地农民弱势化倾向，也激化了基层社会与政府的矛盾，导致农民对政府的怨言和对党的领导的离心倾向。主动城市化的经济社会效益让农民倍加珍惜当下生活，倍加期待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进而坚定了对党的农村政策和改革开放大业的理解与支持，造就了市场经济时期新型的党群关系和鱼水情结。

（4）培育农民社会责任意识。“责任缺失：转型时期一个严峻的社会课题”，是市场经济对我们发起的严峻挑战，如何破解这个转型期问题，仍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难题。九星村主动城市化的一个意外收获是培育起他们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行动，致富后的结对帮困行动，各种各样的救助、捐款活动，一方面是对“先富带后富”政策的践行，同时也激发并培育起全社会的责任意识。在责任缺失成为转型问题的背景下，九星村主动性城市化的这一收获，意义重大。

2.主动城市化的普适价值

九星村主动城市化的普适性价值可以用十个字来概括，即：主体、主动、求实、创新、经营。

主体，即主体性，是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把握命运、改变命运、创造奇迹的基本前提，是主动城市化的基石。

主动，即直面挑战、把握机会、勇于出击，是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把握命运、改变命运、创造奇迹的关键。

求实、创新，是九星村主动城市化的主要心得——求实是发展之本，创新是发展源泉，它从操作路径上为后发者提供了宝贵经验，是健康城市化的必然选择。

经营，是指将市场机制引入城市化过程，促使农村城市化更趋于理性、更远离感性，从而为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九星村主动城市化给出的这十个字，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普遍性，它为我国农村城市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是农村摆脱被动、系统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问题的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说，九星经验具有本体论的价值。

五、对主动城市化概念的思考

上海市九星村作为践行主动城市化模式的一个较为成功的案例，从实践领域为认知和探索主动城市化概念提供了非常好的素材，总结它的成功经验和其昭示的社会价值，并结合学术界已有的思考，我们认为，应该能够提出更有针对性和解释力的主动城市化概念。

较为科学、全面的主动城市化概念，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分别是城市化的主体、动力、范围、基础、基本原则、手段与途径、客体、成果等。对这些内容进行分析与整理，我们认为，可以这样界定主动城市化，即：主动城市化是指处于城市化浪潮冲击下的农民，为促进“三农”因素向城市因素转变，实现所在村域经济社会发展，因时顺势、主动选择、主动决策，经营可利用的各种资源，以非农产业为抓手，以城市化为追求，以长远利益为依归的可持续城市化发展模式。

这一概念虽有不足，但能够较好地反映主动城市化的实践现状，并能对之进行较为恰当的解释和说明，同时，对未来的主动城市化实践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注释】

[1]张本效，纪晓岚：已发表于《城市发展研究》2010年第10期。

[2]盛广耀：《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反思与转变》，载《经济纵横》2009年第9期。

[3]戎建：《城市化：主动还是被动？》，载《经济体制改革》2006年第6期。

[4]王春光：《中国城市化与社会结构变迁》，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5卷第3期。

[5]王唯山：《城乡空间统筹下的厦门农村发展规划与建设》，载《规划师》，2007年第23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