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及研究目的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目的

作家龙应台在2007年4月19日的《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两个世代的相互诘问——第二颗眼泪》的文章，讲述了两代人之间对经典音乐剧《音乐之声》^[1]迥然相异的感受^[2]。这部音乐剧曾风靡整个亚洲和英语世界，其插曲《Do-Re-Me》、《雪绒花》也家喻户晓。而事实上，德语世界的人们大部分都没有听说过这部作品。被大家以为是经典奥地利民歌的《雪绒花》，其实奥地利人根本就没有听过，纯粹是百老汇为剧本而创作的歌曲。文章中讲到三个德籍青年在香港观看舞台版《音乐之声》，当香港的中老年观众情不自禁地感动和着迷时，他们却忍不住中途离场，并评价“整个剧甜到难以下咽”，是受不了的“Kitsch”（德语，一般译为“劣质品”）。他们认为这部百老汇剧中的奥地利“传统服装”、奥地利“山歌”、所谓“民谣”等表演元素，将德国和奥地利的刻板印象发挥到了极致，仿佛加糖加到极致让人发腻，已经不是艺术，而是“Kitsch”了。

这个看似关于两代人之间艺术品位差异的故事，实际上深刻反映出商业背景下文化的生产、展现和解读，以及文化的真实性问题，也引出本研究的研究主题——透过不同主体对目的地文化真实性的认知和这种认知背后的社会语境，探讨旅游发展背景下地方文化的发展变迁。

随着旅游业的大力发展，游客成为一个数量庞大、不可忽视的特殊消费人群，其消费需求也引起了旅游产业中各个部门的高度重视，从而产生了以旅游者需求为导向的旅游开发。在旅游开发中，经常会出现投旅游者所好的情况，从旅游开发者、经营者到社区居民都会揣测游客的心理，力图展现游客感兴趣的内容。在文化旅游中，由于文化的碰撞，目的地社区的文化会发生涵化现象；同时，为了迎合游客的需求，目的地社区还会对自身的传统文化作一些改变，或者加入一些新的元素，以符合游客对当地文化的预期，从而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但是，从传统文化保护的角度来看，这样做的结果会对目的地文化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使当地社会文化变迁加速。这些影响大多体现在当地社区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语言、世界观和价值观、习俗等方面。于是，这又进一步带来文化的真实性问题。那就是在旅游开发背景下，目的地原有的传统文化、旅游经营中所展示的文化、游客在旅游过程中体验到的文化，以及目的地居民的日常生活，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地方文化？旅游开发者、游客和东道主眼中真实的当地文化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又各自是什么样的？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旅游文化的真实性？等等。

目前，关于旅游背景下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比较多，但大多是单就旅游开发过程中各种文化现象的前后对照进行研究，很少涉及旅游的真实性问题。同时，对旅游真实性进行的研究也有很多，相关的理论研究主要将旅游真实性划分为客观的真实、建构的真实、超越客体的真实三种不同样态，其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哲学中的真实性命题（N.Wang，1999；Y.Reisinger和C.Steiner，2006；C.Steiner，Y.Reisinger，2006）。在这样一个理论框架下，这些研究者对每一种不同样态的真实性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在旅游真实性的实践研究中，有以对游客的真实性体验进行调查分析为主，从游客的一般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职业、来源地、学历、收入等），兴趣爱好，旅游动机，出行方式等各个方面与真实性认知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的（J.Waller，E.G.Lea Stephen，1998；高燕，凌常荣，2007）；或者对某一个旅游项目（如歌舞表演）的构成要素进行分解，通过分析游客对各个要素的真实性评价，探讨影响这个项目真实性的主要因素的（田美蓉，2006）；或者通过研究游客在旅游活动中的参与行为、心理过程等，来探究其真实性体验的（Y.Daniel，1996）；等等。

总的来说，在旅游真实性研究中，一方面，理论研究和实践案例大都以游客为研究对象，忽略了旅游业中其他主体如开发者、管理者、东道主等的文化真实性认知以及对真实性所持的态度；另一方面，在对三种真实性样态的讨论中，许多研究者各执一词，强调真实性的某一种样态，而否定其余的真实性样态，从而造成了彼此之间的争论不休。

在上述研究背景下，本研究以九寨沟和桃坪羌寨为研究区域，试图通过分析旅游开发对九寨沟和桃坪羌寨文化变迁的影响，进一步对游客和东道主的文化真实性感知进行研究，以探讨旅游活动中不同主体对文化真实性的感知差异，以及同一主体中旅游文化真实性的不同样态，目的在于分析不同利益主体对文化真实性感知之间的差异，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动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