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对社会文化的积极影响论述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当代中国的旅游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最初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旅游资源的开发上，而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影响很少受到重视。在90年代中期之前，只有少量学者意识到这一问题（徐崇仁，顾铮，1984；刘振礼，1992；申葆嘉，1992）。

同国外研究类似，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对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也主要是基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而从国内相关文献所涉及的内容来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方面：以实证案例分析为主导的研究、以理论方法或综论性探讨为主导的研究，以及对国外相关研究及理论的介绍。

（一）以实证案例分析为主导的研究

刘振礼对河北野三坡国家重点风景区进行了有关旅游对接待地社会文化影响的问卷调查，开创了国内对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的先河。其调查内容涉及经济、文化、婚姻、家庭、审美、社交、消闲等（刘振礼，1992）。戴凡、保继刚对大理古城居民学习英语的态度和掌握英语的程度的研究也是这方面的先导性研究之一（戴凡，保继刚，1996）。总体来说，这类研究的视角主要有两种，即目的地居民视角和研究者视角。前者主要以社会学调查及研究方法为主，后者更多地使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在地方居民视角的研究中，受西方研究的影响，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陆林，1996；黄洁，吴赞科，2003；黄玉理，2007；等等）。一方面，这些研究涉及传统文化、生活方式、游客行为、价值观念、文化生活和语言等多个层面。例如杨振之综合调查了青藏高原东缘部分景区旅游业发展对当地居民婚姻观念、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和生活的影响（杨振之，2003）。另一方面，有些研究也基于对旅游影响的态度和感知，将目的地居民进行群体划分。例如黄洁等人在浙江兰溪市诸葛村、长乐村的个案研究通过对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聚类分析，将当地居民划分为倾乐观主义者、乐观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黄洁，吴赞科，2003）。苏勤等人在对西递、周庄、九华山的比较研究中，将居民分为矛盾的支持者、淡漠的支持者、热情的支持者和理性的支持者四种类型（苏勤等，2004）。

以实证案例分析为主导的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以人类学田野调查为主的研究，这类研究多侧重于研究人员自身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认识和判断。这方面的代表性论著如宗晓莲对云南丽江纳西族文化旅游开发与文化变迁的关系的研究，深入分析了丽江旅游开发对当地的生活文化、“东巴文化”、民间艺术和手工技艺等民间传统文化的影响（宗晓莲，2006）。崔敬昊详细探讨了旅游开发给北京胡同带来的诸多新问题（崔敬昊，2005；张晓萍，2005）。1999年在昆明举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人类学：旅游与中国社会”的相关会议论文集《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社会》和张晓萍主编的论文集《民族旅游的人类学透视》中，有很多文章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考察旅游对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影响（杨慧，陈志明，张展鸿，2001）。另外的一些文献则从研究者自身的角度来看待旅游开发对商业文化和文化交流、传统民俗、地方语言、家庭性别角色、社区社会及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张文，2003；秋玲，李雪茹，2006；赵莉，陆亦农，2006；陈斌，2004；赵福祥，方曦来等，2003；李林，2006）。

（二）以理论方法或综论性探讨为主导的研究

在理论探讨方面，一方面，国内学者吸收消化和借鉴国外的相关理论，诸如涵化理论、发展阶段理论、社会交换理论、文化再生产理论等，对旅游的社会文化进行研究。如刘赵平详细探讨了关于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社会交换理论，并将该社会交换过程模型用野三坡的旅游发展来证实检测（刘赵平，1998）。宗晓莲运用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对丽江进行了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变迁的研究（宗晓莲，2002）。还有学者对国外的方法在我国的适用性进行了讨论和检测（唐飞，2004；张文，唐飞，2004）。

另一方面，国内学者也对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结构进行了探索性地架构。刘赵平提出了关于旅游对接待地社会文化影响的结构框架，该框架由理论、反映和控制三个层次构成，并包含基本概念、研究方法、理论机制、旅游者的认识、当地居民的态度、相关学者的判断、控制原则和控制方法八个基本模块（刘赵平，1999）。杨俭波对旅游接待地的社会文化变迁的作用机制作了研究，认为制约接待地社会文化环境变迁的动因在于外界旅游流对旅游地的静态平衡系统的冲击和干扰，而旅游者及其携带而来的物能流与接待地各主体要素（政府机构、旅游企业、旅游地原生居民等）的竞争与协调，构成了接待地社会文化环境变迁的动力机制（杨俭波，2001）。李星明等人从旅游者的角度入手，分别从游客量的多寡、旅游者逗留时间的长短、旅游者类型的差异三个方面，对接待地的社会文化影响进行了机理分析（李星明，赵良艺，2002）。肖佑兴从系统论的角度探讨了旅游对目的地影响的生成机制问题，分析了旅游影响动力因子、旅游目的地系统、旅游制度创新系统等旅游影响的三大因子模块，并认为这三大模块是在经济场、信息场、心理场、引力场和生态场的作用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及通过旅游影响的不断反馈而生成的（肖佑兴，2006）。此外，宏观性探讨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也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徐赣丽，方曦来等，2003）。这方面的研究往往并不以实证作为基础，更主要是根据已有理论来对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进行综合或宏观的探讨，或者是对国内已有研究的总结。

（三）对国外相关研究及理论的介绍

这一时期对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介绍和翻译性论著颇丰。这些介绍和综述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综合性的旅游社会学或旅游人类学的介绍，另一类是就旅游对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影响状况进行综述。前者中具代表性的综述性文献包括申葆嘉关于国外近三十年来旅游研究发展情况的综评（申葆嘉，1996a，1996b，1996c，1996d）；肖洪根对国内外旅游文化研究的述评，以及对国外旅游社会学研究动态的文献综述和理论归纳（肖洪根，1994，2001，2002）；张进福等人关于旅游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论述（张进福，肖洪根，2000）；宗晓莲对西方旅游人类学的发展、观点、理论的述评，以及西方旅游人类学两大研究流派的思想、观点和分歧的论述（宗晓莲，2001a，2001b）；张晓萍对美国旅游人类学的主要内容、代表性人物及其学术思想的介绍（张晓萍，2001）。而探讨最为全面的是彭兆荣所著《旅游人类学》，该书十分详尽地对西方数十年来旅游人类学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彭兆荣，2004）。另外，一些研究者就旅游对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影响状况进行综述的文献分别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代表论著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探讨（宗晓莲，朱竑，2004；王莉，陆林，2005；曾军，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