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态文明建设下的上海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的效应分析
瞿路航
（上海师范大学 商学院）
一、引 言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纳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一重大方略和理论的提出，既深刻揭示了五大建设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又将生态文明提升到了更高的位置，并指明了推进生态文明的正确方向和路径。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惟有如此，才能破解环境危机、发展难以持续的困境，才能真正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发展与环境双赢。这是一项重大战略布局和理论的创新与突破。
上海作为较早实现改革开放的省市之一，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迅速。2013年5月，上海签订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341项，比去年同月减少了5.8%；签订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21.27亿美元，增长4%；实际到位金额15.1亿美元，增长12.5%。虽然签订的项目减少，但总体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与金额保持了较快的增长。2011年上海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为126.01美元，占全国实际吸收额度的10.86%，而在我国加入WTO之初的2001年，上海市实际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仅为43.92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吸收的9.37%，可见加入世贸后，上海市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显著增大。
图1 历年上海FDI规模及占全国比重（亿美元）
近年来上海市的生态污染也在逐年增加，工业污染物方面除了工业废水自2001—2010年有所下降，2011年反弹增长外。工业废气排放量与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自中国入世以来每年都呈相当大的幅度增长。在生态文明建设下的大排放量背景下如何看待上海市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的影响，如何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上海的生态环境影响程度以及影响路径，对引导外商进行有利于上海生态文明建设的适应性调整具有一定现实性。
图2 历年工业污染物排放量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国外的学者关于FDI与环境的关系的研究有：Kuznets的环境与经济的倒U型曲线研究，即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将逐步恶化；当经济增长达到并超越一定的水平（EKC顶点）后，环境将随着经济的继续增长得到改善。西方学者GrDssman 和Krueger（1991）所做的论文，首次进行了EKC的实证研究，他们对城市大气污染浓度和水污染指标与人均GDP的关系进行了统计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大多数环境污染物质的变动趋势与人均收入水平的变动趋势之间的关系呈倒U型曲线形态，他们的研究还表明：在14个污染物质的变化中，有13个有典型EKC的转折点，其相对应的人均GDP介于1 887美元到11 632美元之间。Lopez（1994）验证了Kuznets曲线的存在要依赖于污染和清洁要素间高技术体态弹性。而Andreoni和Levinson则认为满足Kuznets技术必须能够规模报酬递增，Kuznets只是为研究FDI与环境提供了一种方法。Albrecht （1998）证明美国的对外投资中对清洁产业的投资比例较大，增幅也较快，而其吸收的外资中对污染产业的投资增长较快。
图3 历年工业污染物排放量
国内方面，兰天（2004）则利用面板数据回归的方法分析中国对外开放后环境的污染影响，认为贸易自由化吸引了大量的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尤其是国外污染型企业越来越多的在华进行投资。杨海生（2005）发现外资的确是中国污染恶化的原因之一。但陈红蕾、陈秋锋（2006）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外商的直接投资在中国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污染产业转移。张梅（2006）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污染密集型产业，国外的这些公司将自己淘汰过的技术产品转移到我国，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污染。张德强与谭晶荣（2006）则从产业地区角度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他们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一、三产业的EKC的陡峭程度影响不大，对第二产业的EKC陡峭程度影响很大。许士春和何正霞（2007）利用1990—2005年中国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建立了包含污染方程和产出方程的模型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沈坤荣和王东新（2011）以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基础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各地区皆造成了环境污染，污染程度也各不相同。
三、上海外商直接投资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
改革开放的30多年间，上海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也从1981年的0.03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126.01亿美元，占全国吸收外资规模的十分之一还多，外商直接投资与其他经济活动一样，随着规模的扩大，势必会对自然生态状况产生影响。FDI的流入促进了上海生产活动的增加，加大了对资源的使用和消耗，引起的污染排放量增多。而从外资投入的产业结构来看，2005年之前外资投入的产业有一半以上集中在污染密度大的第二产业，虽然近几年随着外资引入方式的转变外资投入在第二产业的比例减小，但就数额方面来说还比较大，对城市的空气、水等的质量造成了影响。
早在2006年曝光的在华有重大污染环境的跨国企业中，上海松下电池有限公司、上海雀巢饮用水有限公司、3M上海研磨产品制造有限公司、上海花王有限公司等等一系列的在上海投资的外企就曾因为污染环境而受到关注，这些知名的外企尚且如此，其他外资公司对环境的污染可见一斑。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拉动上海经济的同时显然也给上海的生态环境带来了负担。
（一）变量和数据的选取
为分析上海市外商直接投资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本文选取了1982—2011年的上海市工业废水排放量（W）、工业废气排放量（G）与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S）作为生态环境指标，外商直接投资指标选取了上海实际吸收外资金额（FDI）作为变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以万吨为计量单位，工业废气排放量以亿标立方米为计量单位，上海实际吸收外资金额的计量单位是万美元。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和《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历史统计资料（1949—2000）》。为了消除异方差，对每个变量都取自然对数，即外商直接投资（lnFDI）、工业废水排放量（lnW）、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lnS）、工业废气排放量（lnG）。
（二）单位根检验
单位根检验中选择ADF检验对外商直接投资（lnFDI）、工业废水排放量（lnW）、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lnS）、工业废气排放量（lnG）检测。
表1：各变量的ADF检验
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水平下，lnFDI的ADF统计值为- 2. 926 967，大于临界值- 3. 574 244，概率P值为0. 169 2；lnW的ADF统计值为- 2. 798 551，大于临界值- 3. 574 244，此时的概率P值为0. 208 9；lnS的ADF统计值为- 2. 179 398，大于临界值- 3. 574 244，此时的概率P值为0. 001 4；lnG的ADF统计值为- 2. 272 797，大于临界值- 3. 574 244。外商直接投资、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这四个序列都存在单位根，4个序列都是非平稳的。
对四个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后进行ADF检验，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水平下四个一阶差分后的序列都拒绝了原假设，都是平稳性序列。
（三）因果关系检验
表2：FDI与工业污染物的因果关系检验
检验结果可得到如下结论：就选取的污染变量和样本而言，FDI是工业废气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但工业废气并不是FDI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这与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是一致的。对这一现象的主要解释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还是来源于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环境质量与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效力不大，这也间接影响FDI的吸收。
其次，FDI不是工业废水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而工业废水却是引起FDI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对这种现象的可能解释主要有如下两点：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对水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且水污染很容易观察与检测。越来越多的企业已采用了相对发达的技术来控制废水排放量，虽然FDI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工业产值，但由于技术引进及控制严格，使得工业废水并没有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废水排放标准的严格化，许多跨国企业在选择东道国投资时，都会考虑环境管制等因素，严格的标准一定程度上会影响FDI的投资。
最后，FDI与工业固体废物互相都不是对方的格兰杰原因。产生这种情况原因有：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多采用较为先进的处理设备，对工业固体废物的回收再利用相对于另外两个工业废料较为容易，使得工业固体废物并没有增加。另一方面，外商投资对于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的要求没有工业废水污染与工业废气污染严格。
可以看出FDI与工业三废的关系复杂，各不相同，而且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论只是统计意义上的因果性，而不一定是真正的因果关系。还需进一步对各自关系进行研究。
（四）上海市外商直接投资与生态环境的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上海市环境质量的影响效应，在原有变量数据的基础上引入FDI的二次变量：LNFDI2（LNFDI的平方）。构建如下方程进行检验：
方程中上海市工业废水排放总量（W）单位为万吨，工业废气排放总量（G）单位为亿标立方米，工业固体废物排放总量（S）单位为万吨，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单位为万美元。运用Eviews6.0对上述三个方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3：FDI与工业三废的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的数值表示回归参数估计的T统计量，“*”、“**”、“***”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水平。）
可以看出对于上海市工业废水来说，LNW= 8.229 077+ 0.856 520* LNFDI- 0.048 341* LNFDI2。说明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上海市外商直接投资（FDI）呈现倒U型特征，即外商直接投资在进入上海市初期，工业废水量是增加的。随着FDI到拐点后继续增加，此时工业废水量是不断减少的。倒U型拐点处的外商直接投资为7 038.47万美元（LNFDI= 8.860 1），2012年上海市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金额151.85亿美元，超过拐点处的金额，即此时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上海市工业废水的排放量是减少的。
对于上海市工业固体废物来说，LNS= 7.222 295- 0.220 509* LNFDI+ 0.017 931* LNFDI2。说明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与上海市外商直接投资（FDI）呈现正U型特征，即外商直接投资在进入上海市初期，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是减少的。随着FDI到拐点后的继续增加，此时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也是不断增加的。正U型拐点处的外商直接投资为601.01万美元（LNFDI= 6.398 612），2012年上海市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金额151.85亿美元，超过拐点处的金额，即此时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上海市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放量是增加的。
对于上海市工业废气来说，LNG= 9.993 285- 0.541 746 * LNFDI+ 0.034 684* LNFDI2。说明工业废气排放量与上海市外商直接投资（FDI）呈现正U型特征，即外商直接投资在进入上海市初期，工业废气排放量是减少的。随着FDI到拐点后的继续增加，此时工业废气排放量是不断增加的。正U型拐点处的外商直接投资为2 464.29万美元，2012年上海市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金额151.85亿美元（LNFDI= 7.809 739），超过拐点处的金额，即此时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上海市工业废气排放量是增加的。
四、结论和相关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在工业污染的“三废”中，工业废水排放量与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倒U型关系，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与工业废气排放量与外商直接投资都呈现正U型的关系。并且2012年上海市的FDI投资都已超过了U型曲线的拐点。可以看出上海市FDI和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正处于正相关关系阶段，为控制环境污染，建议如下：
（一）加大对工业废气与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的监管、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现阶段上海市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废气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处于正相关关系。随着FDI的加大，不可避免地对上海市的生态环境造成污染，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绝不能影响良好的生态环境，在引进外资的同时也要引进其优秀的污染处理手法。将引资工作的重点由引资数量向引资质量上转移，处理好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发展同保护自然资源和促进城市环境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同时相关部门也要加大对企业废气、废固排放量的监管。
（二）建立清洁生产机制与完善环境质量管理体系
清洁生产能够减少整个生产过程对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其目标是节省能源，降低原材料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其基本手段是改进工艺技术，强化企业管理，最大限度提高要素利用水平。其不仅可以实现生产过程的无污染和少污染，而且在使用和最终报废处理过程中，也可以尽量不对环境造成伤害。保障了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
（三）引导FDI发挥正效应的引资政策调整思路
以资源与环境相协调为主要特征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将成为引领世界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必须要向减少资源投入和污染产出的经济形态转型，上海有着建设成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更加迫切的需要融入到这一革命性转变进程中来。在外资的利用上，要通过把住资源与环境的入口，尽可能减少和降低国际经济活动对上海资源与环境所带来的影响，更要促使外资进行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体系的构建。
参考文献：
［1］Grossman，Krueger.“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CX（2）.
［2］Yasmine，Zulkomain，Zalcha and Law.“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Pollution in Five ASEAN Nations”［J］.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2007.
［3］王珊珊，屈小娥.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环境污染的实证分析［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2012（3）.
［4］朱向红，王丽娜.长三角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经济纵横，2011（1）.
［5］李志军，奚君羊.中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倒U关系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12（9）.
［6］夏友富.外商投资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现状、后果及其对策［J］.管理世界，1999（3）.
［7］张梅.外商投资与我国环境保护问题初探［J］.生态经济，2006（3）.
［8］马丽，刘卫东，刘毅.外商投资与国际贸易对中国沿海地区资源环境的影响［J］.自然资源学报，2003（9）.
［9］陈红蕾，陈秋锋.“污染避难所”假说及其在中国的检验［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
［10］杨海生等.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J］.生态经济，2005（9）.
［11］兰天.贸易自由化在不同需求结构下的环境效果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04（3）.
［12］张梅.外商投资与我国环境保护问题初探［J］.生态经济，2006（3）.
［13］张德强，谭晶荣.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影响及优化途径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6（3）.
［14］顾承宗.外商直接投资对上海环境污染影响的实证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15］沈坤荣，王东新.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测度［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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