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富商大户
（一）简单分析
资产多少以上者，才算得上安昌的富商大户？民国初年，笔名“久巽”者经调查后，作如下界定：“本镇富家顾娄徐方等姓在十万以上者四五家，其在二三万以上者约二三十家。外村富家，如盛陵之徐吉生、湖村之裘仰山，均三四十万；西扆之□□□、大和山麓之朱姓，自巨富而又显宦者也。此外一二万者所在多有，足见安昌镇住民苟使有志，实大有可为也。”(90)兹简述之。
顾氏：明弘治年间，有名巘、字民陟者，自上虞西华里始迁山阴安昌，又有定居长安桥河沿者。(91)分居老大房（顾家池头）、老二房（茂德、茂义台门）、老三房（宏裕台门）、段三房（德裕台门）。主要经营花、米、油坊、内塘养鱼等。
娄氏：明万历年间，有娄时武、娄时显兄弟，自张川（即今华舍张溇）始迁安昌。不过，其祖籍并不在张川，而是明正德年间始祖娄诚信因避难方隐居张川。娄时武、娄时显系娄诚信的四世孙。娄诚信为何避难张川？有两说：一是当时江西上饶有娄忱字诚善者，其女为朱元璋17子朱权之后裔朱宸濠的妃子，“宸濠之乱”失败后，娄氏被株连，不得不四处避难，因发生“宸濠之乱”的年代与娄诚信避难的时间相近，故此类推；二是宋室南渡时，有娄寅亮者为上虞丞，后居山阴，至明代有后裔娄可道者，因父亲受诬陷即将处死，即赴官府，请求代死，遂被刑于五云山门外，而子4人避难张川。(92)主要经营花、米、典等。
徐氏：主要经营典业。后将个案剖析，此不赘述。
方氏：不详。
徐吉生：又名益庆，安昌盛陵村人。出身贫寒，耕作度日。7岁入学，3年私塾后背井离乡，到杭州瑞云公记绸庄当学徒。当学徒很辛苦，起早贪黑，什么活都得干。他遂暗下决心，自己单干，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合资创办吉祥恒绸庄。1912年独资开办杭州庆成绸庄，不久又置120台手拉织绸机，改名庆成绸厂。徐吉生真正兴旺发达是在1915年，他投资1万银元，在家乡盛陵创办吉生布厂，有厂房20间加侧厢，从40台手拉织机开始逐步增加到230台，织染配套。年产棉布3万匹左右，销往苏、浙、皖、赣等地。
徐吉生的成功之处在于：其一，引进先进设备。为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购进日产全铁电力织机40台和日式坐缫机240台；其二，扩大经营范围。走出安昌，创办南通华丰垦植公司、茂庆林牧场、新新丝厂、祥纶丝厂、上海织造厂等。他由此很快致富，成为一艘商界的大船，经得起商潮的起落和世道的沉浮，当1930前后世界经济危机与国内战争影响时，上海、杭州大量丝绸厂相继倒闭，他仍竭力支撑，渡过难关。
裘仰山：安昌湖村人，家境贫穷，15岁学屠工，因年幼力弱被迫放弃，又到上海致和钱庄学业。这时的裘仰山还是一个穷小子，凄凄惶惶的，只要能填饱肚子，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但他很快表现出机敏与勤勉，数年后，英语已相当流利，加上能说会道，善于应酬，被提拔为钱庄跑街员（即业务员）。后又转入谦和茶栈。由于常到洋行商谈业务，颇受英国老板器重，而进洋行工作。19世纪末英国发生内乱，老板携带女儿罗爱娜急促回国，交他代理洋行业务。两年后，老板与罗爱娜返华，见洋行资产依旧，不仅分文不少，而且运作有序，大大升值，甚至连分手时忘带的手提箱都放在原处，父女俩惊喜万分，深感他为人忠实，不贪钱财。1年后，老板将女儿罗爱娜许配他为续弦。
一夜间，裘仰山从打工仔成为富翁。不过，守势或许就意味着劣势，轻而易举获取的资产犹如天上掉下的一块馅饼，但他太懂得大千世界的游戏规则了，若龟缩在自家的园地，着眼于眼前的利益，只能坐以待毙，于是开始了洋行以外的商业经营，先银楼，后房产，财源滚滚，富甲一方。他的成功奥妙在于并不坐享其成，而是多种经营，开拓发展。
裘仰山有多少资产？可以从他大出丧的排场窥及一二。民国元年（1912），裘仰山病故，择地造墓历时6年，并由《越铎日报》登载告窆，于1919年旧历9月20日入土。出殡时有9件13船。9件：避邪獬豸，开路神（俗称“呆大人”），铭旌，功德牌，神主亭，像亭，食亭，彩俑、冥物，丧船、护棺近亲。13船：上9船，每船备火铳或大、小鞭炮，并有道士、和尚、尼姑、清音班；送丧船3只，其中2只坐亲戚朋友、女眷，配乐器；茶点船（又称“账房船”），值事者坐此船。出丧路线：经东市高桥，沿街，转西市三江口，过路社江，东绕华舍街，北行过后殿，经华隆桥（俗称岳庙桥），东弯至茶亭桥，折北穿马逥桥，西向泗水路江，转六回头，至畈里王菖蒲漊墓地。
以下是根据“久巽”的界定所列简表52，能较清楚地看到安昌富商大户的基本情况。
表5—2 安昌富商大户基本情况
分析“久巽”在《越铎日报》上界定的所谓富商大户，有5个特点：其一，就来源看，多由周围地区迁居，而借安昌开市、经济发展的大好机遇，就近利用地缘和业缘，经营工商各业，逐渐发家致富；其二，就结构看，呈金字塔形，大致分5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官商合流者，主要经营土地、庄园，第二层次是资产在三四十万者，主要经营具有近代意义的实业，第三层次是资产在10万以上者，主要经营花、布、米等传统行业，第四层次是资产在二三万者，经营内容广泛，第五层次是资产在一二万者，经营者甚多，内容也更广；其二，就资金看，除少数官商、士商合流的个案如白洋朱氏外，多在二三万以上者，大约二三十家，10万以上者四五家，三四十万者则屈指可数，而至清末民初，资金达数十万以上者才算真正的富有，如湖州南浔“四象八牛七十二狗”，其中“象”指资金达百万以上者，“牛”指50万至百万者，“狗”指30万至50万者。(93)与此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安昌的富商大户不仅数量少，而且拥有的资金也不够雄厚；其三，就经营看，多集中在花、布、米等行业，甚至土地的出租上，尽管涉及面十分广泛，但属传统的经营内容，缺乏竞争实力，而实业、房产、金融等基本未涉及，以致很难成为为世人瞩目的豪富群体；其四，就地域看，偏隅安昌一地，尚未从轻烟般的水波里走出，奔向更广阔、更精彩的外部世界，而要在巴掌大的地盘上崛起，受各种因素的制约，的确困难重重。很显然，上述所谓“富商大户”，仅是安昌地方上的富商群体，而就其经营内容、目标市场等分析，很难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以致成不了“宁绍商人”的佼佼者。
此外，所谓富商大户，尚有沈、杨、陈、谢、蒋、张、易、周等姓。(94)
沈氏：清康熙年间，有沈以庠字益源者，自萧山芙蕖环始迁山阴安昌。不过，其祖籍并不在芙蕖环，而世居苏州长巷。邺为一世祖，仁厚为二世祖，侨为三世祖。衡字公持者为四世祖，系宋景祐元年（1034）进士，累官至兵部职方郎中，始由苏州迁至萧山，居于凤凰吹楼之间，仍名其故居为“长巷”。沈以庠是邺的第26世孙。沈氏家族虽于康熙年间迁安昌，但学籍仍属萧山，至邺之第33世孙名鸿字鸿逵者时，方以山阴籍应试，这是沈氏家族真正隶籍山阴安昌之始。(95)主要依靠土地出租，据说有良田近万亩。
杨氏：不详。
陈氏：明弘治、正德年间，因陈氏家族有祖墓在安昌，自谢墅始迁安昌陈家溇（何人不详）。谱载徐氏家族系明初建文帝副都御史陈性善之后裔，世居谢墅，因旧谱未叙其世系，故尊陈性善为一世祖。(96)
谢氏：清咸丰元年（1861），有遐龄字崔年者，自绍兴城中南街始迁安昌。谢氏家族原系菖蒲溇谢氏之分支，有安绪者始迁绍城南街，故尊安绪者为一世祖，遐龄为安绪之6世孙，而遐龄之弟增龄仍居绍城。(97)
蒋氏：明弘治年间，有蒋荣五、蒋荣六兄弟，自诸暨始迁山阴盛陵。蒋氏家族原籍诸暨，到绍兴者有正发字春荣者，居山阴欢潭；蒋可期者居山阴庙坞，又分廷良、秀贤两支，前者居绍兴斜桥，后者之子思忠、思友居山阴社浦。清康熙中叶，蒋荣六之7世孙蒋禹（原名舜卿字圣臣者）自盛陵迁安昌，(98)其住宅外为敬思堂，内为“三径草堂”。
张氏：清中叶，有名景周者，自绍兴都泗门内广字桥始迁安昌。据说为东市张天成家，主要经营花、布、米及其油烛业。(99)
易氏：清初，有名象明字震之者，自昌安始迁安昌。易氏家族原籍昌安，易象明系第10世孙。(100)
周氏：不详。
（二）徐氏家族
根据《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记载，安昌徐氏有两家：一家是西市沈家溇口北徐氏，清初，有名晋东者，自福建龙溪蝙蝠坞避难浙江，始迁山阴安昌；(101)另一家是徐家溇徐氏，兹据《山阴安昌徐氏宗谱》，对后者进行讨论。
徐家溇徐氏尊偃王为其始祖。偃王何许人也？《后汉书》卷八十五注引《博物志》曰：“徐君宫人娠而生卵，以为不祥，弃之水滨。孤独母有犬名鹄仓，得所弃卵，衔以归母，母复暖之，遂成小儿，生而偃，故以为名。宫人闻之，乃更录取。长袭为徐君。”又引《尸子》曰：“偃王有筋而无骨，故曰偃。”(102)偃王乃西周时期古徐国的诸侯王，由于治国行仁义，得民心，遭周穆王忌惮，发兵讨伐，偃王战败，逃往彭城（即今江苏徐州）。对于这段史实，《后汉书》记曰：“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穆王后得骥騄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致于败。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103)行至薄里（后因项王兴起而易名项里），即定居。定居后，苦心经营，“宗族浩繁”，日益壮大。但至唐末，因爆发了裘甫农民起义，义军先后攻克象山、剡县（即近浙江嵊州）、唐兴（即今浙江天台）、上虞、余姚等县，转战浙东，偃王后裔万五担心家族遭受打击，“家为灰烬，人为鱼肉”，率族人逃往别里。裘甫起义平息后，万五率族人重返别里，万五因此被尊为一世祖。元朝末年，神州大地千疮百孔，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历史仿佛高度浓缩于这一刻，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即将来临，后裔善富为免兵燹之苦，奉母徙居双桥，被尊为双桥一世祖。经三五世，至明中叶，后裔守愚复由双桥迁至安昌洞桥，被尊为安昌一世祖。这是徐家溇徐氏迁居安昌的来龙去脉。思忠为二世祖，华宇为三世祖，此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既善调解邻里纠纷，又好惠施，排除疑难，为徐氏家族的壮大倾注了无数心血，立下了汗马功劳。华宇生有六子：顺吾、顺甫、瑞华、茂如、亮生、顺芝，此六人俱“醇谨性成，克勤克俭，修睦姻任恤之道，近诒谋燕翼之方”。此后，分为六大支，不足数十年，“椒衍瓜繁”，遂成当地“巨族”。(104)
考察徐氏家族发展成为安昌“巨族”的整个过程，并没有什么罪恶的痕迹，既没有南霸天似的横行霸道，也没有黄世仁般的欺男霸女，甚至没有与邻里发生纠纷的“不良”记录。何以如是？当然与重修宗谱时所遵循的原则相关，“而其克自树立砺廉、隅矜名节者，正复不少……大节所在必书，一善之小亦录。……至于子弟中有荡检窬闲、甘于自外者，则黜其名不载，家祠亦不令入焉”。(105)也就是说，家族成员即使仅有一点微乎其微的好事、善举，也应著录其中，而对那些损害家族名誉、利益者则不予记载。事实上，徐氏家族的确施行了许多义善之举，如置庄田、建义仓、济族人、办学校等，为安昌地方公益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半为他人，半为族人；好头脑，好创意。例如，清咸丰乙卯年（1855）仲春，徐春沅、徐春棣兄弟继承乃父遗志，捐田500亩，在海湖祠堂旁庀材鸠工，建义仓30多间，作为备歉，恤贫、寡、孤、老，助学，施药等用，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人们撰联赞道：
谁非一派周亲，给粟分财，只尽吾老老幼幼；
此是千秋义举，推恩广德，所望于继继绳绳。
仓与家庙相依，疏不逾亲，周恤先从宗族起；
学为后人而设，养犹兼教，栽增须赖父兄贤。
景前贤而并斯仓，历劫犹存，不负义人成义举；
承先志以锡尔类，沛恩无尽，每过仁里仰仁风。
甚至连后来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也手书“孝义可风”匾额，以表彰善举。看来徐氏家族的壮大，凭借的除了天时地利，就是人和，就是贯穿在点点滴滴善举之中的道德光辉。
徐氏家族是安昌一地的富商群体。其财产究竟有多少？笔名“久巽”者推断在10万以上，且以所经营典业为主要统计对象，但恐怕有点低估，理由是：其一，徐氏家族经营典业，先后开设老义和当、新义和当、仁和当、天和当4家典当，但就数量、资金等分析，并不占绝对优势，4家典当仅占安昌曾开设15家典当的26．7%，不足1／3，资金各2万，计8万，不及泰康当1家的流动资金（该当流动资金10万，年营业额5．2万，年利润约1万），因此，徐氏家族必有其他财产；其二，咸丰年间，徐氏兄弟捐田500亩（实际498亩），其中春沅390亩，春棣108亩，而早在六七十年以前，当地的上等田每亩已达4千文左右。(106)徐氏兄弟出手不凡，却不可能将各自名下所有的田产倾囊捐献。而且，除两人外，徐氏家族其他成员也一定有大量田产。以此推断，田产应是徐氏家族的主要财产，且数量不菲。
【注释】
(1)1914年3月23日《越铎日报》。
(2)《安昌镇志》，第86页。
(3)高骧云：《安昌记》。
(4)《安昌镇志》，第329页。
(5)参见杜正胜：《传统家族试论》下，载《大陆杂志》第65卷第3期，第127—151页。
(6)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第200页。
(7)（明）姚旅：《露书》卷九《风篇中》。
(8)（明）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
(9)参见姚培锋、李青锋：《明代绍兴府市镇探析》，《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
(10)《安昌镇志》记载该镇1950年户数有两处：第33页是2526户，第82页是2450户，本研究以后者为准。
(11)参见《安昌镇志》，第82页。
(12)徐世昌：《将吏法言》卷五。
(13)（清）《会稽县志稿》卷七。
(14)《安昌镇志》，第310页。
(15)周作人：《周作人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9页。
(16)（清）汪辉祖：《佐治药言》“自处宜洁”条。
(17)汪辉祖：《佐治药言》“勿轻令人习幕”条。
(18)《安昌镇志》，第86页。
(19)《安昌镇志》，第94页。
(20)（明）归有光：《新刊震川先生集》卷一三《白庵程翁八十寿序》，《丛书集成三编》第5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
(21)（明）张瀚：《松窗梦语》卷四《百工记》。
(22)《安昌镇志》，第116页。
(23)（清）刚毅：《牧令须知》卷一。
(24)关于堕民的由来，有多种传说，流传于安昌彭家溇一带的是：认为堕民祖先为唐明皇宫廷乐师，原在梨园供职，安史之乱以后，梨园子弟均以“乐而忘忧”罪被遣为“堕乐”流落江南，以唱“度曲”为生，故曰“度民”。
(25)（明）王阳明：《王文成公全集》卷一五《答方叔贤》。
(26)郑天挺：《清代的幕府》，载《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
(27)《明史》卷二八八，中华书局，1974年。
(28)陈觉民：《绍兴师爷的兴衰》，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29)陈觉民：《绍兴师爷的兴衰》。
(30)朱仲华：《我所知道的绍兴师爷》，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
(31)辜鸿铭、孟森：《清代野史》第五辑，巴蜀书社，1987年，第60—61页。
(32)《清史稿》卷二九三，中华书局，1977年，第10331页。
(33)《清代野史》第五辑，第61页。
(34)王钟翰：《清史列传·沈文奎》，中华书局，1987年。
(35)王思治等：《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三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156—159页。
(36)《清世宗实录》卷五四。
(37)［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57页。
(38)［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158页。
(39)《洋务运动》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23页。
(40)（清）薛福成：《庸庵文编》卷四《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
(41)刘禹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第49页。
(42)（清）包世臣：《包世臣全集》，黄山书社，1991年，第174—176页。
(43)（清）冯桂芬：《易吏胥议》，载张寿镛《皇朝掌故汇编》内编卷八《吏胥》。
(44)（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二。
(45)（清）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卷下。
(46)（清）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下。
(47)［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425—428页。
(48)《清史稿》卷四五二，中华书局，1977年。
(49)（清）许思湄：《秋水轩尺牍》，上海书店，1986年。
(50)许思湄：《秋水轩尺牍》，第13页。
(51)许思湄：《秋水轩尺牍》，第11页。
(52)许思湄：《秋水轩尺牍》，第157页。
(53)许思湄：《秋水轩尺牍》，第40页。
(54)许思湄：《秋水轩尺牍》，第158页。
(55)（清）龚萼：《雪鸿轩尺牍》，上海书店，1986年。
(56)许思湄：《秋水轩尺牍》，第226页。
(57)许思湄：《秋水轩尺牍》，第1页。
(58)许思湄：《秋水轩尺牍》，第63页。
(59)许思湄：《秋水轩尺牍》，第13页。
(60)许思湄：《秋水轩尺牍》，第88页。
(61)许思湄：《秋水轩尺牍》，第29—30页。
(62)许思湄：《秋水轩尺牍》，第12页。
(63)许思湄：《秋水轩尺牍》，第22—23页。
(64)许思湄：《秋水轩尺牍》，第57页。
(65)许思湄：《秋水轩尺牍》，第197页。
(66)（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卷二四《对酒吟》。
(67)吴存存：《明清社会性爱风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年，第66页。
(68)许思湄：《秋水轩尺牍》，第176页。
(69)许思湄：《秋水轩尺牍》，第110页。
(70)许思湄：《秋水轩尺牍》，第67页。
(71)许思湄：《秋水轩尺牍》，第55页。
(72)许思湄：《秋水轩尺牍》，第219页。
(73)汪辉祖：《佐治药言》，第5页。
(74)钱泳：《履园丛话》卷二一《清代轶闻·兔子》。
(75)许思湄：《秋水轩尺牍》，第4页。
(76)许思湄：《秋水轩尺牍》，第154页。
(77)许思湄：《秋水轩尺牍》，第73页。
(78)许思湄：《秋水轩尺牍》，第72页。
(79)许思湄：《秋水轩尺牍》，第5—6页。
(80)许思湄：《秋水轩尺牍》，第77页。
(81)许思湄：《秋水轩尺牍》，第80页。
(82)许思湄：《秋水轩尺牍》，第124页。
(83)龚萼：《雪鸿轩尺牍》，第253页。
(84)（清）万枫江：《幕学举要》张廷骧叙。
(85)（清）陈天锡：《清代幕宾中刑名钱谷与本人业此经过》，载蔡申之辑《清代州县四种》，文史哲出版社，1975年。
(86)许思湄：《秋水轩尺牍》，第65页。
(87)许思湄：《秋水轩尺牍》，第24—25页。
(88)许思湄：《秋水轩尺牍》，第67页。
(89)许思湄：《秋水轩尺牍》，第74页。
(90)1921年10月3—5日《越铎日报》。
(91)《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第五册。
(92)《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第五册。
(93)陈永昊、陶水木：《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页。
(94)《安昌镇志》，第81页。
(95)《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第五册。
(96)《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第五册。
(97)《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第五册。
(98)《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第五册。
(99)《安昌镇志》，第393页。
(100)《安昌镇志》，第392页。
(101)《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第五册。
(102)《后汉书》卷八五，中华书局，1965年。
(103)《后汉书》卷八五。
(104)《山阴安昌徐氏宗谱》旧序。
(105)《山阴安昌徐氏宗谱》旧序。
(106)项文惠、钱国莲：《绍兴师爷》，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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