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空间的调整

三、地域空间的调整

美国学者施坚雅在对四川集市田野考察、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心地理论，提出了关于中国19世纪晚期“标准市镇”、“中间市镇”、“中心市镇”、“地方城市”、“较大城市”、“地区城市”、“地区都会”、“中心都会”8个层次的中心地模式，并试图通过这一模式的架构，以解读明清时期中国的区域经济。⁽⁵⁴⁾明清以来，虽在江南地区市与镇的界限已经淡化，“市镇”一词日益成为广大农村市场的通称，但据施坚雅的中心地理论，似乎仍可将广大农村地区的市镇划分为“市”与“镇”两个层次，这里的“市”，既包括定期集市，也包括“虽已每日成市，但市场腹地较小，仅供农户交换一般生产生活资料之需的乡村小市场”，更可以包括广大的农村地区，即镇所辖地域空间；而“镇”是指可与县、府发生直接联系、某一区域内的商业中心。在广大农村地区市镇以上，有县、府这一层次。而在县、府以上，便是所谓“都会”。⁽⁵⁵⁾市，镇，县、府，都会4个层次所辖地域空间大小迥异，而且随时间的推移流动不断调整变化。本节试图以安昌不同时期地域空间的调整变化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地域空间调整变化对安昌经济发展、社会进程的影响。

如前所述，明清以来，整个绍兴包括山阴、会稽、余姚、上虞、嵊县、新昌、萧山、诸暨8县所辖市镇多有变化，万历十四年（1586）计6镇53市，清初增至13镇72市。民国以后，因绍兴县由原山阴、会稽两县合并而成，所辖地域空间缩小，市镇数量随之减少，民间习惯称“九埠十八镇”。所谓“九埠”，指平水、上灶、坡塘、南池、娄宫、漓渚、攒宫、富盛、型塘；所谓“十八镇”，指钱清、柯桥、皋埠、樊江、陶堰、东关、道墟、东浦、安昌、齐贤、斗门、孙瑞、马山、啸唫、长塘、汤浦、党山、漓渚。⁽⁵⁶⁾埠与镇相加，不足30处。但这些市镇在绍兴的区位已经基本确定，《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辑有《绍兴府山之巅为测位眺望境内市镇偏向、度数、距率、正针方位表》、《绍兴县境内各市镇回视府山之巅偏向、度数、直视线距率、正针方位表》，两表设置子午线偏向、偏向度数、直视线距率、正针方位4项指标，选择城内以府山之巅、市镇以集中之处作为测位，对绍兴县境内马鞍镇、斗门镇、三江城、姚家埭镇、马山镇、松陵、沥海镇、孙瑞镇、啸唫镇、道墟镇、陶堰、皋埠镇、樊江、东关镇、道里市、下方桥、党山、安昌镇、东浦、华舍镇、管市、钱清镇、柯桥镇、阮社、宾舍镇、江桥镇、湖塘、寿胜埠、夏履桥镇、所前镇、型塘、临浦镇、横溪镇、车头、西路口、王城镇、黄坛镇、平水镇、平水埠、上灶镇、汤浦镇、攒宫、南池、攒宫埠、富盛、伧塘、曹娥镇、菠塘、灰灶头、兰亭、漓渚镇等57处市镇的区位进行测量，其中测定安昌在绍兴北偏西、28度47分、351．0、亥偏壬，绍兴在安昌南偏东、28度47分、351．0、巳偏丙。⁽⁵⁷⁾这是安昌在绍兴较确切的区位，多少年来，几乎没有太大变化。

安昌的地域空间即其周围的广大农村地区，费孝通称之为“乡脚”，指的是市镇作为一个市场的辐射范围，也就是施坚雅所说的“市场共同体”或“市场圈”。显而易见，市镇不仅指狭义的镇上，就是镇区本身，而且应包括周围的广大农村地区，即镇区以外的范围，后者是市镇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安昌是在周围广大农村地区棉业专业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生存与发展，完全基于周围广大农村地区的土壤，如果没有腹地广阔的地域空间，安昌不仅很难成市，更不会快速发展而成花、布、米的集散中心，只是这一地域空间时有调整变化，很多时候与安昌作为一个行政区划所管辖的村落相重叠，即现今所谓的“镇辖村”的概念。那么，历史上安昌的地域空间又如何呢？以下不妨罗列一下其调整变化的过程。

南宋以前，安昌隶属山阴，以下不设辖村。

南宋绍兴元年（1131）以后，安昌仍属山阴，但山阴城外设13乡，其中海塘以南为乡者二，东安昌乡，西清风乡。安昌乡辖齐贤、东林两里，清风乡辖清化、骆思两里。

元至元十六年（1279）改乡为都，改里为图。安昌乡为44都领5图、45都领3图，清风乡为46都领5图、47都领9图，但因两乡都图无从查核，而据故老所传，推断洞桥以东为安昌乡，洞桥以西为清风乡。

明清承元制，都图同元代。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廷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旨在筹办地方自治。宣统二年（1910）根据清廷筹办地方自治的政策，绍兴府所属山阴、会稽两县拟在府城以外，将所辖地域空间划分为柯桥、安昌、稽东、东皋4镇，以及74乡，其中山阴县城1、镇2、乡42，会稽县镇2、乡32，根据《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附录《绍兴县自治区域说明摘要》记载，上述乡镇的划分大致以交通、习惯、民情等为标准，而其中一条量化的标准即口需在5万以上。由于府城以外仍分都图，安昌计5都、15图、56村，分别是33都1、3、7图6村，46都1、2、3、4图17村，47都上1、2、3、4图16村，44都下1、2、4图13村，45都下5图4村。基本的情形是以镇区为中心，周围分布着广阔的地域空间，“安昌市最繁盛，境内西如遗风各村，距离不过五六里，北如塘外沙地，自王公溇迤东至西塘下湾，直径十里，均赶市安昌。虽王公溇湾底及王公溇、九墩、湖鼎、长澳各处，间有赶萧山之瓜沥市者，然十仅二三。西北至大西庄、沙田、芦社，地势固尚连属，接近华舍乡之蜀阜，以民业捕鱼，至安昌销售者亦占多数。东北离五里为官湖沿，其西岸46都2、4图向与西扆合土谷社，故一律归并镇内。南为上沙、马白山、湖村、潘家湾。北如小西庄、盛陵、山西、前庄、白洋、西塘下及附近各小村落，利害关系尤为密切，合并成镇，佥称便利，名曰安昌，仍其旧也。地与萧山毗连，然向以山萧桥分界，今仍之”。基本勾勒出安昌的四至范围，即其地域空间。

民国初年，安昌地域空间仍同1910年之区划范围。

1928年，绍兴县推行“区、村里、闾、邻、户制”，全县计15区、43里、447村、4517闾、21895邻、245881户。安昌属第12区，下辖安昌东市、朱家畈、周家溇、何家墩、湖村、潘家湾、顾家埭、安昌西市、西上沙、白马山、南浦、陈家溇、金家溇、溇底王、倪家前溇、后宅溇、畈里王、西岸、萧家溇、低桥头、后庄廊、水路江、马回桥、牛口闸、濮家、茶亭桥、荡下湖、红桥、寺前、园里沈、官河沿、前庄、大池畈、赵家溇、西化畈、上徐、小西庄、白洋、西塘下、冯家塘头、道士溇、蔡家汇头、夏家溇、后渡、山西、闸湖、仓头、九墩、赵家埭、西洋畈、徐家畈、庐家、长溇、湖鼎、里坝、外坝、黄公溇、谢家埭、后盛陵、中盛陵、前盛陵、龙潭溇、包家溇、三潭村、李家溇、蒋家村、沙地寿、萧家溇、东上沙、后圆图、东溇、新溇、芦社等73个村落。

1932年，绍兴县县长汤日新编制绍兴县为44镇、301乡。安昌属第9区，下辖安昌东市、朱家畈、周家溇、何家墩、湖村、潘家湾、顾家埭、安昌西市、西上沙、白马山、南浦、陈家溇、金家溇、仓头、九墩、赵家埭、西洋畈、徐家畈、庐家、长溇、湖鼎、钱家埭、前盛陵、后盛陵、中盛陵、龙潭溇、包家溇、三潭溇、李家溇、蒋家村、黄公溇、里坝、外坝、单木桥、众兴庵、黄包、镇海、财神殿、长沙殿、后渡、山西、前庄、大池畈、赵家溇、西化畈、上徐、小西庄、闸湖、白洋、西塘下内、冯家塘头、道士溇、蔡家汇南北岸、夏家溇、西塘下湾溇、梅龙殿湾、二埭横湾、许仙桥、寿大潭、阴山地、闸湖、老鼠尾、萧家溇、底桥头、后庄、水路江、马回桥、牛口闸、濮家、茶亭桥、荡下湖、红桥、园里沈、寺前、溇底王、畈里王、西岸、官湖沿、倪家前溇、后宅溇、萧家溇、沙地寿、东上沙、东溇、新溇、芦社、前圆图、后圆图、诸侯江、姚弄、南地、哑婆溇等92个村落。

1940年，安昌分设东昌、蜀风两乡，其中镇区15保，一保地域空间由高桥、晒场弄至新街弄，包括后聚茂、赵家溇、谢家溇。二保由新街弄西至居民弄、沈家溇、庙弄。三保由居民弄西过横桥至郭家桥、寺桥、树场汇头。四保由横桥西至郭家弄。五保由郭家桥至范家埭、朱家畈、娄家溇。六保由郭家弄西至万安桥、徐家溇东岸、高家汇头。七保由安昌桥南岸、彭家溇、罗家岸头至塘外。八保包括安吉桥南岸、南井弄、杀羊溇。九保包括万安桥西、北井弄东、滕家溇西岸、陈家溇。十保由北井弄西至西横湖东岸。十一保由西横湖西岸至宁安桥、朱家弄。十二保由小沈家溇、白果树下、诸家溇至盐仓弄。十三保包括西街南岸、宁安桥西、文盛台门、后池头。十四保由盐仓弄西至蝴蝶桥、詹家溇、清风第一桥南。十五保包括潘家湾、东上沙、西上沙、何家墩、周家溇。蜀风14保，一保地域空间由东蜀阜北岸至钱家溇。二保包括东蜀阜横江、新桥头。三保在东蜀阜新桥头过西。四保在西蜀阜。五保由西庄花园溇至西许。六保包括西庄沈家溇、高台门。七保包括沙田、里五村。八保包括白马山、白浦。九保在金陈家溇。十保由庞家庙至寺前南岸。十一保在遗风寺前西。十二保由后溇北岸至朝东台门。十三保在后溇湖东岸。十四保在鲶鱼滩。东昌9保，一保地域空间包括马回桥、牛口闸、茶寺桥。二保包括沙地寿、萧家溇。三保在湖村。四保包括塘下坞、寺前、园里沈、红桥。五保在畈里王。六保包括濮家村、庙湾、溇底王。七保包括低桥头、泗路江。八保包括官湖沿、横湖。九保包括官湖沿桥东、后庄廊。

1946年裁并乡镇，原东昌乡仅有3保、5保并入安昌，原蜀风乡仅有8保、9保、10保、11保、12保、13保、14保并入安昌，使原38保减少到23保，比1940年减少39．5%，所辖的地域空间也随之缩小。⁽⁵⁸⁾

从安昌地域空间的调整变化中，可获得以下信息：其一，晚清以前，现存资料仅仅涉及安昌的大致区位，对于其地域空间的情况则语焉不详。而且，即使对区位的描述，也是模棱两可，并无明确答案。高骧云《安昌记》在考察安昌市、安昌乡等概念后，认为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至安昌市之与安昌乡，更有当辨者”，两者之所以被混淆，“意当时市名初立，乡乃久著，疑市在乡，故误耳”。而事实上，安昌市在山阴县城西北50里处，安昌乡在山阴县城北面30里处。南宋时的安昌乡不是明清时的安昌市，“安昌市，乃在清风乡适中之地”，由郑斗南开市而成。⁽⁵⁹⁾张世庆《答高逸帆⁽⁶⁰⁾书》认为历史上确实有安昌、清风两乡，而且“以现今之四十四、四十五两都为安昌乡；四十六、四十七两都为清风乡”，但因无法确认“今之都图是否即元之都图”，故笼统地以故老所传洞桥以东为东市、洞桥以西为西市为依据，认为洞桥以东为安昌乡，洞桥以西为清风乡，明清时期的安昌市“则当合两乡而称市”。⁽⁶¹⁾地域空间比高骧云之说更加广阔。其二，“木棉之利，岁登数十万，而此数十万木棉，又必于市易粟与一切居处日用之资，则市有之懋迁有无，又不啻数十万”。⁽⁶²⁾安昌最初是因周围广大农村地区棉业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而成市并发展、繁荣的，农户在涨沙之地种植的棉花以及经深加工产生的棉产品，必须建立一处可以出售和交换的平台。这些需要平台的区域理所当然成了安昌的地域空间。两者间的联系，则通过传统的交通运输手段尤其是航行于河道中的船只，一头是“自东至西约三里，以关帝庙为界，分东西两市”⁽⁶³⁾的安昌镇区，而另一头是提供棉花以及棉产品的地域空间，所辖村落达数十处之多。其三，市镇本身主要作为一处商品交换中心而非农产品和手工产品的生产中心，它的作用主要在于将其地域空间内农户所生产的农产品和手工产品汇集起来，沟通它们之间以及与其他地区产品的交换。农户赴市赶集，一方面出售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和手工产品，另一方面换回生产、生活的必需品。而农户赴市赶集路程的远近，将决定某一市镇地域空间的大小、路程遥远、地域空间广阔，反之，则不然。按以往的研究，“小农赶集贸易，一般只需要1—2小时的路程，步行半日即可往返……河网地区由于水路交通之便，实际耗时则要少得多”。⁽⁶⁴⁾地域空间“因地而异，笼统地说方圆数十里，大致不会太离谱”。在市镇密度大的地区，地域空间就相对小一点；在市镇密度小的地区，地域空间就相对大一点。⁽⁶⁵⁾由于商品经济的继续发展，安昌附近分布着大量市镇，农户赴市赶集，便有多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安昌的地域空间，“绍兴四大镇：东为东关镇，南为稽东镇，西为柯桥镇，北区各市推安昌镇首属一指”。“安昌镇东距斗门市二十里，东南距阳嘉龙市十五里，南距华舍市七里，西南离柯桥镇十八里，西北离塘头市十二里。赴安昌市者，四面可十三四里以内”。“集市不分单双日”，而且“极拥挤不堪”。⁽⁶⁶⁾至于近者“如遗风各村，距离不过五六里”。⁽⁶⁷⁾农户赴市赶集，仅需二三十分钟的路程。如果路程过于遥远，往返耗时太久，农户势必将选择更近的市镇，而使安昌所辖村落大致辐射在几十处，最多时也未超过百数。其四，安昌的地域空间在最初形成时，完全基于经济交流的需要，是一种自发的经济行为，而与行政区划毫无关系。但至清末，随着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的不断强化和日趋完善，地域空间已与行政区划互相重叠，且因行政区划的调整变化，地域空间也相应地扩大或缩小，尤其在20世纪50年代，因将原属安昌的黄公溇、里坝、外坝、单木桥、众兴庵、黄包、镇海、财神殿、长沙殿、闸湖、梅龙殿湾、二埭横湾、许仙桥、寿大潭、阴山地、闸湖、老鼠尾等17个村落划归萧山，不仅直接导致安昌地域空间的缩小，而且由于其中大量植棉地的划出，植棉地面积从1919年的19000亩下降至当时的2208亩，棉业经营的重心开始转移。当腹地广阔的地域空间因行政区划调整变化缩小后，安昌部分地失去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尚无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情形下，市镇经济深受影响，放缓了发展的步伐。显然，由行政区划调整变化引起的地域空间的扩大或缩小，对安昌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总之，号称“银安昌”的繁荣，就是在一定地域空间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分布在周围的广大农村地区，将不会有安昌的发展。地域空间对安昌镇区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注释】

(1)1921年10月3—5日《越铎日报》。

(2)参见高飞：《外力楔入与浙东南市镇转型——以海门为中心》，《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4期。

(3)（清）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三三。

(4)参见许涤新等：《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22、243页。

(5)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第374页。

(6)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458页。

(7)［英］德庇时：《战时与缔和后的中国》，载《太平天国史译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第259页。

(8)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6页。

(9)张观达：《绍兴饮食文化》，中华书局，2004年，第172页。

(10)陈一鸥：《浙东茶业剥削简史》，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78年。

(11)盛玉联：《茶栈史话》，载《绍兴文史资料》第8辑。

(12)参见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第384—390页。

(13)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上海文瑞印书馆，1939年，第121页。

(14)秦唯人：《清末湖州的蚕丝业和生丝的输出》，载《中岛敏先生古稀纪念论集》下卷，东京汲古书院，1981年。

(15)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第411页。

(16)参见徐新吾：《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57页。

(17)张观达：《绍兴饮食文化》，第173页。

(18)严学熙：《蚕丝生产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

(19)茅家琦等：《中国旧海关史料》第6册，京华出版社，2001年，第541页。

(20)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第165页。

(21)汪敬虞：《汪敬虞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75页。

(22)（清）郑观应：《盛世危言》第7卷。

(23)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32页。

(24)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第1439页。

(25)参见陈国灿：《略论晚清时期浙江城市经济的演变》，《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26)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912—1917）第2辑，三联书店，1957年，第196页。

(27)参见徐新吾：《江南土布史》，第114—147页。

(28)参见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第63—64页。

(29)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册，第195页。

(30)1921年10月3—5日《越铎日报》。

(31)《安昌镇志》，第199页。

(32)1921年10月3—5日《越铎日报》。

(33)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第75—76页。

(34)建设委员会调查浙江经济所：《芜乍铁道沿线经济调查》，1933年。

(35)高骧云：《安昌记》。

(36)（明）黄汴：《天下水陆路程》，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37)参见冯贤亮：《近世江南的航船与环境刻画》，载《上海研究论丛》第十六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

(38)1921年10月3—5日《越铎日报》。

(39)（明）王褘：《王文忠公集》卷八《绍兴谳狱记》。

(40)（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六。

(41)（宋）周辉：《清波杂志》卷九。

(42)（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六。

(43)（明）张岱：《夜航船》，宁波天一阁博物馆藏清抄本。

(44)（清）张履祥：《补农书校释》上卷《运田地法》，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56页。

(45)（清）平步青：《霞外捃屑》卷四。

(46)沈祖德：《民国时期杭州的铁路》，载《杭州文史丛编》经济卷（下），杭州出版社，2002年。

(47)《绍兴县政公报》，1938年，载《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第六册。

(48)社会经济调查所：《浙江粮食调查》，1935年编印，第19页。

(49)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第120—121页。

(50)张椿年：《民国时期杭州的公路》，载《杭州文史丛编》经济卷（下）。

(51)《绍兴县政公报》，1938年，载《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第六册。

(52)《绍兴县政公报》，1938年，载《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第六册。

(53)（清）王彦威等：《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三○，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5页。

(54)［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55)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第40页。

(56)金巨楠：《绍兴县工商业历史概况》，载《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

(57)参见《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第六册。

(58)以上参见《安昌镇志》，第28—32页。

(59)高骧云：《安昌记》。

(60)即高骧云。

(61)张世庆：《答高逸帆书》，载《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第四册。

(62)高骧云：《安昌记》。

(63)1921年10月3—5日《越铎日报》。

(64)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第86页。

(65)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第159页。

(66)1921年10月3—5日《越铎日报》。

(67)高骧云：《安昌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