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宗旨与方法

第一章　研究宗旨与方法

一、研究缘起

2009年年初，笔者利用一个学术长假，携带助手，在皖南农村进行了为期四月余的社会调查。调查涉及泾县、歙县两县五个行政村，六个姓氏家族。调查目的在于探讨改革开放特别是农民工大量进城，对皖南农村地方宗族社会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阶级斗争的压力不再存在，因而有很多人观察到宗族社会与宗族文化在农村的“复兴”。这种“复兴”是将持续下去，还是只是昙花一现，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更重要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蓬勃发展，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现在大约有两亿多农民在城市打工、生活。国外学者将之喻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农村向城市移民。目前，在很多中小城市，农民工已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就业、就学、就医的权利。计划经济时期向城市居民供应商品粮的制度也早已取消。2009年年底举行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居民的户籍限制，对实行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户籍制度进行改革，取消城乡户口的差别，保障农民工的权益。这些都为农民移居、定居城市创造了条件。农民离开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土地，必将割断“这群人”和其亲族的地域关系，从而破坏构成宗族社会的重要因素——“共地”。这就有可能终结存在了几千年的地方宗族社会，并对传统的价值观以及行为方式产生巨大冲击。

我们之所以选择泾县和歙县进行调查研究，是考虑到这两个县与徽州文化的联系。泾县位于徽州文化的边缘地区，歙县则是徽州文化的中心地区，两个县可进行一些对比研究。与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不同，近代徽州宗族社会和文化受外来影响较小，是我国宗族社会和宗族文化（即儒家文化）保存最完整、持续时间最长的地区。另外，徽州历来地少人多，有七山一水二分地之说。山地占全区面积的70%左右，水域面积占10%，仅剩20%的可耕地。这20%的可耕地近一半为宅基地。所以，人地矛盾异常尖锐。历史上，为了生存，徽州人不得不外出经商，因而诞生了闻名于世的“徽商”。今天，人多地少的局面并没有任何改变，因而，徽州及邻近地区成为安徽省向外输出劳动力的重要地区，而安徽又是劳动力输出的大省。因此，这两个县是考察农民工进城（或城市化）对宗族社会、宗族文化的影响的理想目标地区。

调查中，我们采取了文化人类学中常用的“田野调查”与社会学中常用的“样本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调查从时间上看，包括历史和现状两部分。通过历史与现状的对比，来发现农村宗族社会与宗族文化的变化。调查从内容上看，包括因、果两部分。农村内部以及外部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是因，宗族社会与宗族文化的变化是果。我们这次在农村调查了六个姓氏家族（或宗族）的房支结构、宗族组织、宗族祠堂的组织结构和功能以及五个行政村及周边地区现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包括：土地承包、经济收入、外出务工、人口增长、计划生育等方面的情况。同时，还调查了宗族文化的外在形态，如地方民俗、传统习惯及其内在形态，如农民的思想行为观念等，获取了大量极具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和数据。

回美国后，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笔者感到有必要将有关农村现状这一部分，尤其是农村社会经济和农民思想行为现状这一部分资料尽快整理出版。因为，第一，国内极少有人在农村特别是在皖南农村进行这样长时间、全面、深入的个案调查。第二，这些资料和数据经过整理和分析后，有助于地方各级政府及时掌握现时的农村状况，给他们提供一些决策上的参考。第三，给从事农村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个可进一步研究的平台。第四，为一切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一种对农村现状的严谨描述和分析，便于他们深入了解这一问题。此为笔者写作此书的动机。

关于改革开放以及农民工进城对徽州地方宗族社会和文化的影响，拟作为另一本英文专著出版。

二、调查和研究方法

本次课题的研究单位为家族或宗族。在皖南农村，一个大的家族，通常就是一个自然村，或几个邻近的自然村。因此，研究单位也可以说是“村”。目前，农村的基层单位为行政村，所以，研究单位也可以说是“行政村”。这次，我们调查了泾县的一个行政村——凤村，歙县的四个行政村——雄村、岑山渡、昌溪、溪头，涉及居住在这五个行政村的六个姓氏：凤、曹、程、吴、周、叶。这几个姓氏，都是在当地比较有影响的大姓。

如前所述，本次研究采用了文化人类学中的“田野调查”和社会学中的“样本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文化人类学中的田野调查，强调研究者亲身亲历，长期参与土著人或当地人的日常生活，观察调查对象的行为、信仰、习惯及社会、经济、政治、宗教活动，直接获取第一手资料和数据。所以，笔者在2009年的正月初四即率领助手赶赴泾县、歙县。在调查的这几个村住了一段时间，实地观测、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我们采访了各个姓氏的耆宿名人，与村、乡、镇、县的各级政府官员进行多次座谈，了解了当地民情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拍摄了大量照片，录制了几十盘磁带的访谈素材。

文化人类学中传统的“田野调查”，适用于研究孤立于现代社会之外的原始部落，或与主流文化隔绝的异质文化。但是，对于研究存在于中国农村已长达几千年的宗族社会以及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载体的宗族文化，这种方法明显不足。第一，田野调查专注于某一个村落或某一个小型社会的研究，难以获取大面积的观察数据，并与其他村落、社区进行比较研究。第二，通过“观察”所获得的资料难以进行定量分析。第三，通过村民的口头传说，可以获得一些历史信息。但是，准确性和时间跨度受到限制。第四，从古代到现代，农村宗族社会与国家以及地方的大社会，始终处于互动状态。在资讯高度发达的今天尤其如此。所以，以村为单位的宗族社会的变化，必须放在社会的大环境下来考察，而传统的“田野调查”难以胜任这一任务。

早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者Freedman（1963）和Skinner（1964）即对“田野调查”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这一方法仅适用于原始社会中的小地方研究。^①②其他一些学者（Marcus和Cushman　1986；Clifford　1986），则认为“田野调查”难以反映小社会与大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③④90年代，中国学者乔健（1995）和王铭铭（1997）也认为该方法不足以反映中国宗族社会的庞大体系与复杂的社会特点。^⑤⑥

为克服以上缺陷，我们对“田野调查”方法做了如下调整：第一，将调查扩大到二县五村，而非专注于一村。第二，引入社会学中的“样本调查”，以弥补“观察”的不足。“样本调查”的结果可进行定量分析，“样本调查”的结论可推广到其他地区。第三，引入图书馆研究，以获取历史资料，并将资料收集扩大到“村”以上的社会单位，如区、县、市乃至全国。以官方档案、统计数据、图书馆资料，即间接资料来弥补观察资料的不足。图书馆研究，以收集县级或县级以上单位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统计数据为主。

我们的样本调查设计了一份问卷，问卷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人背景专题，包括受访者的年龄、性别、家庭成员、家族中的辈分、家庭及个人经济状况。第二，农民工进城专题，包括受访者本人及家庭成员在城市的工作性质、打工收入、打工年限、在城市定居的意愿以及未来愿景。第三，宗族文化与思想观念专题，包括受访者对一系列有关伦理道德、宗族关系问题的看法与态度（详细的问卷内容见附录）。

我们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来选择受访者。为了做到点、面结合，即既要扩大考察的面，又必须有考察的重点，我们将泾县凤村作为考察的重点村落。从凤村所有农户中随机抽取100户农户。歙县四个行政村作为“面”的考察对象，从四个行政村所有农户中同样抽取100户农户。我们找农户访谈时，有一些农户无人在家，有一些农户不愿意接受访谈，有一些农户回答问题不完整，最终从200户随机抽样的农户中获得170份有效答卷。除了对随机抽样的农户进行设定的问卷调查外，还对一些农户和个人进行了专题访谈。在每一个行政村，我们还与某些特定农户和个人举行了小组座谈。所以，实际访谈的农户远远超过了200户。在泾县凤村调查时，正值农历新年。在外打工的农民大多回家过年。这些人一般在正月十五前后即要返城，因此，凤村的调查有较多在外务工的中青年人参加。在歙县调查时，在城市打工的农民都已返城，因而访谈对象中中老年人较多。由于问卷调查涉及他们的家人，我们仍能获取必要的外出务工的信息。

问卷调查以面对面访谈的方式进行，笔者参加了不少面对面访谈。有一些访谈由笔者的助手进行。歙县县委办公室的几位同志参加了在歙县的问卷调查。问卷调查之前，笔者对他们进行了短期的问卷调查训练。

访谈对象大多为该户的户主，也有少量户主的子女。访谈对象中，男女比例分别为67%与33%。其中青年人（19～39岁）占43.8%，中年人（40～60岁）占39.4%，老年人（61岁以上）占16.8%。问卷内容涉及家庭成员和已婚子女，所以有效问卷实际覆盖面要远大于170户。

三、本书的结构

本书主要利用我们在调查中获取的有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农民生活现状、地方宗族社会现状、农民思想观念现状等资料撰写，分为八章。第一章，即本章，为引言。第二章，对我们所调查的二县五村作了简要介绍。第三章为二县五村农民生活现状的调查，同时考察了当前农村的土地关系和农民对土地承包权的态度。第四章为二县五村农民外出务工以及向城市移民状况的调查。这一章还简要介绍了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及向城市移民的历史，以此作为我们在考察这一问题的借鉴。第五章对历史上的徽商以及现在的徽州农民工外出务工和移民作了对比研究。第六章为二县五村人口增长与计划生育状况的调查，着重分析传统观念及其对农民生育行为的影响。第七章为亲族关系、地方宗族社会与村级自治的调查，着重讨论地方宗族社会的现状，农村家庭模式的变化以及在村级自治中宗族势力复活的问题。第八章为二县五村农民思想观念状况的调查，着重考察宗族文化和传统观念对农民的影响以及在商品经济和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大潮中，农民观念的现代化问题。

注释：

①M.Freedman，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1963，14（1）：1-13.

②G.W.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64，1965，24：3-34，195-228，363-399.

③G.Marcus　and　D.Cushman，Ethnographies　as　Texts，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1982，11：25-69.

④J.Clifford，Introduction：Partial　Truth//Writing　Culture，J.Clifford　and　G.Marcus（eds），Berkel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⑤乔健.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困境与前景.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1）.

⑥王铭铭.一个闽南村落的家族、社会与国家.“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97（83）：5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