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与徽商

第五章　农民工与徽商

一、徽商与农民工的地区流向

泾县、歙县，历史上都以外出经商闻名，统称为“徽商”。徽商实为“农民商”。从“农民工”与“农民商”的称谓上可发现二者的“异”与“同”。其“同”在于，二者起点的身份相同，皆为农民。这些人从小生活在农村，后来去城市经营发展，是从农村流向城市的移民。现在，这两个县外出打工的地区流向与过去经商的去向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江苏、浙江为徽人最早前往经商且人数最集中的区域。^①“吴茶，周漆，潘酱园”，是广泛流传于徽州的一句俗语。潘酱园指的是歙县南乡大阜潘氏开设的酱园，为歙人经营的传统行业之一，最早为潘大成在苏州创设，后扩展至全浙江，但仍以苏州为集中地。清光绪卅一年（1905年），歙人在苏州开设的酱园达63家。吴茶为昌溪吴氏创立，主要在北方的北京、天津以及南方的苏州、杭州经营。吴茶中最著名的两家，吴炽甫以及吴永仕在北京起家。后来，扩展到长江以南，在江苏的南京、盛泽及浙江的杭州均有分店。除了这两支外，余下的吴氏茶商均在杭州、苏州发展。清末民初，杭州有茶店、茶行70余家，多数为徽商，属昌溪吴氏的茶商有九家。周漆的佼佼者为昌溪下村的周友仲和周宗良。周友仲在湖北老河口创业，开设“利德裕”漆庄，后来去浙江发展，在杭州、绍兴、宁海、宁波遍设分店。周宗良虽祖籍昌溪，却生于浙江宁波，在上海发展成油漆大王。雄村的曹氏、岑山渡的程氏、蓝田的叶氏都在江苏、浙江两地经商发展。扬州淮阴为徽州盐商包括曹氏、程氏、叶氏的聚集地。苏州的米、布、茶、木、绸等行业中，徽商占有重要地位。清代苏州有布号数十家，大部分为徽商开设。杭州亦徽商云集。在杭州钱塘江畔，徽商登岸之地被称为“徽州塘”。杭州闻名遐迩的胡庆余堂药号和张小泉剪刀的创业者，都为徽州人。徽州人在杭州开设的茶庄达58家。

徽州人喜欢到江苏、浙江经商是有原因的。首先，地理位置靠近。苏州与徽州历史上长期同属一个行政区。清朝时，还同为江南省管辖。康熙六年，安徽建省，徽州才划归安徽。徽州到苏州有两条水道：一是经青弋江至长江入运河；二是由新安江东下入浙江，经富春江抵杭州，再由杭州至苏州。其次，江苏、浙江历来经济发达，商品市场规模大，文风昌盛，又是粮食、丝绸产地，所以，成为徽商的首选之地。历史上，两地互动极为频繁。晋、南宋、元期间，中原士族南迁，迁入安徽的士族多由吴地，亦即苏杭一带经新安江迁入，而不是由北方直接迁入。以后，徽州人去江苏、浙江经商，不少人也在江苏、浙江定居。两地文化交流也十分密集，徽州方言为吴语的一部分。苏州、杭州等大城市在经济文化发展上历来领先，近代又首先受到西方经济文化思想的冲击。所以，徽商将苏州、杭州的时尚文化乃至西方文化输入徽州。同时，将更为传统的文化、生活方式带入苏州、杭州。

今天，苏州、杭州仍属于经济发达地区，对各类劳动力尤其是低端劳动力的需求旺盛。歙县在地理、历史、文化、人文、经济上与苏州、杭州的传统联系，使得苏州、杭州成为该县农民外出打工的首选之地。

泾商虽为徽商一部分，但情况稍有不同。泾县古属宣州，毗邻芜湖。出泾县的人虽也可经长江入苏州、杭州，但是，在地理位置上更靠近芜湖，芜湖在历史上也是商业重镇。而且，泾商以中、小商人为主，资本不如其他徽商那样雄厚，难以远赴外地发展。历史上，泾县只有南乡人外出经商。北乡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农民以种田为生。南乡为丘陵山区，地少人多，不得不出外经商谋生。泾商多在临近的芜湖以及宣城、广德、南陵、宁国、当涂、繁昌等县、市、镇经商，出远门的少。凤村农民外出打工虽有不少人去芜湖、宣城、广德等地，更多的还是去上海，因为这些地方容纳不下太多的劳动力。而江苏、浙江两省，虽经济发达，但是历史上它们与泾县没有什么联系，所以不如直奔上海。泾县南乡的方言，如同徽州，也属吴语系，与上海人交流没有太大的困难。明代文学家王世贞说：“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这就是说，徽州人13岁在家，17岁已经在外打工了。他又说：“其所蓄聚则十一在内，十九在外。”即其财物9/10是在外面赚得的。^②所以，外出打工对徽州人和泾县南乡人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既是传统，又是生存所需。我们在调查中询问这些外出打工的人，离开家人，独自一人在外，那样劳累，苦不苦？他们都淡定地说，祖上都是这么过来的。我想，这也是大多数人在问卷调查中，都对他们在城市工作表示满意或基本满意的另一个原因。对徽州人来说，劳动力不断向外流动是常态，是几百年来一直在做的事。唯一例外的是，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徽州人被迫束缚在家乡，与那仅有的“一分田”战斗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

二、徽商和农民工的素质

我们必须认识到，徽商和农民工虽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时代毕竟不同了，他们之间还是存在着不少差异。

徽商群体是当时的社会精英，受过良好的儒家教育，所以能在商场上叱咤风云，引领潮流。徽州人重视教育，尊崇儒学，倡扬光宗耀祖的理念。他们时刻牢记：“贫困因书富，富者因书贵。愚者得书贤，贤者得书利。”所以徽州的村落，“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以才入仕”者多，“以文垂世”者众。历史上，从徽州共走出28位状元，居全国第一。出了17位宰相，占全国宰相的1/24。有清一代，歙县就出了4位宰相。^③泾县也是人才辈出。仅茂林地区，自宋至清，中举者200余名，进士20余名。其中，有官至吏部尚书的吴芳培，江南河道总督潘锡思等名臣。近代有所谓“三吴”即吴作人、吴祖缃、吴半农。连十二三岁出外做学徒的人，也大多念过书。教育托起了徽商的一片天，因而，他们能在商场上与城市人竞争。

今天，这些从同样地方出来打工的人，却没有他们的前辈们那样风光和辉煌。他们只能从事城市人不愿做的工作，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求生。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大面积跻身于中层阶级乃至于上层社会的希望微乎其微。那么，导致这些宰相、进士、举人的后代落魄的原因是什么？还是教育！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有所述及。此处将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传统的中式教育，主要为科举应试教育。儒生们只需读有限的几本儒家经典著作。一般来说，在私塾读几年书即可。其余的可以自学。如果只需识字，几年私塾后，亦可应付。因此，梁漱溟先生说：“先前读书，并不需花很多钱。”^④与富家子弟相比，穷人的孩子读书机会虽然少，但是由于教育成本低，加之地方宗族资助，农村中穷人的孩子也有金榜题名的可能。西式教育则不同，从小学到大学，长达16年，需要一大笔钱。穷人家的子弟根本读不起。所以，西式教育引进后，加大了贫富差距，阻断了穷人子弟进入上层社会的道路。此其一。其二，中式传统教育或私塾教育，不分科。一个私塾先生带几个学生，就是一个学校。也不需什么设备，在自己家里就可办学，投资很少。西式教育分科，分年级。一个教师只专注于某一科，某一级。一个普通的完全小学，有6个年级以及数学、语文、自然、美术、音乐等科。即使存在兼职，也起码需6～10个教师，还需要管理人员和杂役。校舍、土地等也是一大笔投资。这就涉及投入产出的效益问题。学校必须达到一定规模，才能养得起这些教师和管理人员，也才能使这些投资得到回报。中学、大学的规模更要大得多。规模越大，教师越专业，教学设备越好，教学质量才能得到提高。居民分散的乡村，一方面难以筹措庞大的教育经费，另一方面，也难以提供数量达到一定规模的学生。如此，教育资源不得不向居民集中的城市倾斜，形成并拉大城乡教育上的差距，加剧城乡对立。民国时期，一些大的宗族还可以举全族之力，办一些小学，且大多为初小。也有些地方办了完小，如雄村以及昌溪，但都编成复式班授课，教学质量难以与规模大、设备全的县城完小比肩。那时，读中学一般需去县城。读大学需去省城以上的大城市。农村人去城市读书，不但要交纳昂贵的学费，还要解决吃饭、住宿问题。只有大户人家，才有此财力。小户人家或贫苦农民的子女，读小学都有困难，更不用说读中学和大学了。地方宗族组织可能有些财力资助族中子弟读私塾，资助读小学，则有些力不能逮，更不必谈及资助读中学、大学。何况民国时，地方宗族组织已日渐式微。

1949年后教育向工农倾斜。1953年，大学生中28%的为工农子弟。1958年，这一比例增加到55%。1965年更是达到71%。教育上的贫富差距大幅度缩小。^⑤但是，城乡差距依然存在，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所扩大。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中期，农家子弟进城读书，没有什么限制，50年代末期，户籍二元体制确立，农民子弟只允许就近在农村小学和初中就读。由于城乡在小学、初中教学质量上的差距，能够考入县城高中或所在城市高中的农村学生极少。笔者1963年考入某市一所重点中学就读，就笔者记忆所及，当时，初中年级一个农村学生也没有。高中年级，每个班也仅有二三个农村学生。而能够从高中进入大学读书的农村学生少之又少。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文化大革命”时期教育资源一度向农村倾斜。一些大学、专科学校甚至高中到农村去办学，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农民可经由推荐去大学读书等，城乡教育差距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然而，城市教育水平那时也在普遍下降。所以，差距是在低水平下缩小。

改革开放后的最初十几年，教育基本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状况。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知识青年返城，大学和中学撤销在农村的办学点，教育资源再次向城市倾斜。而且，从1978年直至90年代，不但城乡差距拉大，“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基本消失的教育上的贫富差距也重新出现。据杨东平对八个城市40所高中的4 000名学生的问卷调查，城镇户口中高阶层家庭的学生多集中在重点中学。农业户口、低阶层学生多在普通中学。^⑥据北京招生办统计，1990年，北京共录取大学新生17　248人，工农子弟仅占21%，降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水平。^⑦实际上，当时教育已形成了两种类型的不平等：区域不平等，以城乡不平等为代表；校际不平等，即重点与非重点学校的不平等。必须承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尤其是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上取得了长足进步。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随后，1986年，六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到2000年，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2001年，国家宣布，已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2001年，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人口复查率超过85%。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05%，初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88.7%。^⑧

我们在调查中，可以看到这种进步。在我们调查的对象中，19～35岁的青年组，是在改革开放后接受的教育，这些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03年。达到了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36～60岁的中老年组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改革开放前接受的教育。该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7年。60岁以上的老年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至50年代初期接受的教育，受教育平均年限为5.8年。在各个历史时期中，改革开放后到现在，农村教育取得的进展最为显著。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说，中国现在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对教育的投资。^⑨

然而，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具有初中水平的劳动力仍然是劳动力市场上的低端人才。即使在九年制义务教育中，城乡差距仍然存在。一份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中国农村九年义务教育调查课题组撰写的报告称：“农村的教育，尤其是落后地区的教育状况，并不像城市的教育那样成效显著，更谈不上繁荣，反倒可用‘凋敝’这个词来形容。”^⑩

图5.1　凤村小学教室

由于九年义务教育的推行，农村小学入学率与城市相差无几，初中入学率的差距也很小。现在最大的差距在于小学、中学的教育质量及初中、高中的升学率，前者影响后者。由于教学质量低，许多农村的初中生认为即使考上高中，也难以与城镇的学生竞争，于是，干脆不去考，或在毕业前辍学，去城市打工。辍学率高是导致升学率低的另一个原因。然而，根本原因还在于教学质量。决定教学质量高低的两个主要因素是师资和经费。同样以雄村中学为例：该校专任教师与学生的比例为1∶18，具有本科学历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56.3%，远远低于国家的要求。同时，由于教学条件以及经济待遇与城市之间的差别，农村学校的教师队伍难以稳定，教师不断流失，大量优秀教师和骨干教师最终流入城市。结果，教学条件进一步恶化，学生也不断转向教学质量较好的城镇学校。学生流失，会导致一个学校教育经费被削减，教学条件进一步恶化，并破坏教师队伍的稳定，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图5.2　凤村小学电化教室

三、财富的流动

教育需要大量金钱支撑。徽州过去文风鼎盛，教育领先于全国，为宋明理学之摇篮，盖因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徽商在商业经营或者说在城市集聚的巨大财富，除在当地投资、消费外，很大一部分流回家乡，投资办学，建书院、私塾。雄村竹山书院（见图5.3），是一座二进三楹的徽式建筑。有书斋、讲堂、大厅、凌云阁和其他亭、台、楼、阁，现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此书院系曹氏兄弟干屏、映青奉父遗命，以业盐所赚来的银两建造的。其建筑之精美、典雅、恢弘，设施之完备，不逊于任何一座城镇的书院。除竹山书院外，歙县还有徽商捐资建立的著名的紫阳学院。徽商还用赚得的钱财在家乡建造豪华宅院和私人花园，修桥、铺路，建祠堂、立牌坊。去过徽州的人，无不惊叹于乡村那一栋栋具有明清风格的民居。这些民居，砖木雕饰、粉墙黛瓦，与当时城镇的民居相比，舒适与豪华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这次调查的几个村子，村容整洁，明清风格的民居虽不如西递、宏村保存得那样完整，却也随处可见。很多民宅里，还有古朴、典雅的私家花园。明清时期，城市的娱乐生活不过是看戏、听书。雄村的曹文埴就养了华廉家班，后改为庆升班。曹文埴带着这个戏班进京为乾隆皇帝祝寿，开了“徽班进京”之先河。徽州一带，不少富贵人家蓄养戏班子。那个时候，徽州农村的生活水平不输于城市，无所谓城乡差别。官员致仕后，大多选择回归故里，并不留念城市。可以说，直至民国，城乡之间，财富和人才的流动是双向的。

图5.3　雄村竹山书院

农业社会时代，城乡之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农民们并不热衷于往城市里跑。工业化时代，强调规模生产和规模化服务。为了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生产和服务必须放在居民集中的地方——城市。规模化效益形成的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市场价格的级差，吸引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同时，工业化需要吸收大量资本。这样，又导致资本、财富向城市流动。中国的近代工业始于洋务运动。然而，洋务运动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工业化基本上没有什么进展。可是，西方工业文明和生活方式还是缓慢地出现在中国的大小城市里，城乡差距开始形成。中国真正的大规模的工业化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国家以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方式，为工业化积累资金。据测算，工业化开始后，农业部门每创造100元价值，通过剪刀差的方式转移到工商部门，1952年为17.9元，1957年为23元，1978年为25.5元。大量财富通过这种方式，从农村单向流入城市，城乡差距因此不断拉大。

当徽州的农民工走向城市时，不可能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携带任何资本进入城市。他们所有的，只是自己的双手。当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以后，就用与他们的前辈类似的方式回馈家乡，盖房建屋，在这几个村子里，我们看到，那些具有明清风格的民宅旁，建起了一座座西式小楼。几乎所有的小楼都是农民们用他们外出打工挣来的钱建起来的。农民工虽不能像过去的徽商那样，以建书院、盖私塾的方式投资教育。但是，他们可以用打工挣来的钱送子女去城镇更好的学校读书。城市财富，似一股涓涓细流，正在向农村回流。这无疑将促进农村的发展。

四、经商、打工与移民

历史上，成功人士回乡定居，对徽州家乡贡献颇多。官员可谓成功人士。他们从庙堂回归故里，充当政府与基层乡村社会之间的桥梁，代表官府意志管理和教化族众，调解地方事务，维护地方秩序。没有他们，乡村自治无从谈起。这些人回乡后，办教育、兴儒学，对振兴地方教育，提升地方文风，改善族众素质，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徽州号称“东南邹鲁”，没有他们的努力，不可能做到。这些人都是儒家信徒。回乡后，一般都身体力行“忠孝”伦理，敬宗收族，修谱，修祠堂，将原本属于贵族的儒家伦理，推行到民间。在维护传统文化，加强地方宗族组织建设方面建树颇多。这些成功人士回乡，亦为村民和族众树立了可供效仿的楷模，激励他们奋发向上。一直到民国时期，徽州（包括泾县）外出工作的人（包括经商、做官），最后十之八九会回归故里。民国时期，凤村出了两个大学生。一个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毕业后，回家乡办学，一直没有离开过凤村。另一个大学毕业后在山东做官。后辞官回家乡办实业，1947年才离开凤村去芜湖。可以说，在那个时候，城乡两地人员，尤其成功人士的流动是双向的。

那么，现在的情况如何呢？现在人员流动，大致存在如下类型。第一，过去曾在城市打工（不少人是农村第一批出去的打工人员），因为年龄已大，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返家务农。国内有些研究者称他们为“逆向回流”。这批人多在45岁以上。第二，现时正在城市打工，暂住城市，将来是否在城市定居，视情况而定。第三，已定居城市的农村外出打工人员，其中，不少人为中专以上毕业生，毕业后在城市找到工作，很多人已获得城市户口。余者，除少数因嫁人而移居城市的妇女外，也多为外出打工人员中的佼佼者。他们或因经商发财，或成了企业老板、业务尖子、技术骨干等，皆为成功人士。

在我们调查的几个村子里，获得大专以上学历的农村青年，无一例外，全部定居城市。尚未定居，但常年在城市打工的人，也都属于农村中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可以说，农村中的精英，现在大部分流往城市。这是一种单向的人才流动，与历史上徽州地区的人员流动大相径庭。这种人才流动的态势，对农村的文化和经济建设是不利的。

但是，也不能完全否定双向流动的存在。由于现代交通的便利，这些外出打工包括已定居城市的农村精英们，每年或几年都要回老家数次。回来时，他们都会把在城里看到的、听到的、学到的东西，或多或少地告诉乡亲们。他们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也会影响留在村里的人们。这种思想、文化上的交流，对乡村的现代化建设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也给农村传统的宗族文化带来了冲击。这和当年致仕回乡的士绅以及出外经商的人回乡所造成的影响截然相反。当年的官员和商人们回乡，促进和维护了传统的宗族文化。为什么会起这种截然相反的作用？因为城市乃至社会大环境与过去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当然是农业。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亦即从乡村中生长出来的文化，引领着当时的社会潮流。从汉代至清代，建立在农村的宗族社会基础之上的儒家文化，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指导着整个社会的行为。官府与地方宗族组织，城市与乡村，不但在文化思想上同构，在政治上也高度同构。在这种大环境下，退休的官员，在城镇经营的商人，返回农村后，必然要向族人及村民们灌输他们从政坛、商场、城市里学到和运用的儒家意识形态，进一步强化已存在于农村中的宗族文化，并对地方宗族组织实施进一步整合。虽然在政治上，城市还是统治乡村，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却是乡村引导城市，孔孟之道与宋明理学都是从乡村中走出来的意识形态。城乡文化那时不但同构，而且都处于一个相对静止的状态。城市虽有些商业文化，毕竟不是主流，难登大雅之堂。从山区走出来的徽商和从政的官员，对城市文化并无不适之处，也没有自卑感。徽商们虽从城市带回了一些经商之道，毕竟敌不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大伦大德。

清朝末年开始，城乡文化拉开距离。城市的变化越来越快，农村渐渐落伍。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化的步伐迅速加快，城市变化日新月异。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虽然缩短了城市与乡村的距离，但变化还是先从城市开始。与工业化时代相适应的核心家庭（或小家庭）模式，20世纪50年代已成为城市生活的主流，现在正开始变为乡村生活的主流。崇尚个人独立、人人平等、个人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和物质主义在一些媒体的吹捧下，堂而皇之地演化成主流价值观，与注重家庭（以及家族）利益、血缘亲情、尊卑有序的传统价值观，形同水火，格格不入。面对急剧变化的城市文化，入城打工的农民会经历由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当他们基本适应，并将这些时髦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带回家乡时，就会促进农村观念的现代化而侵蚀传统的宗族文化。泾县凤村周边几个村，奉祀“祠山大帝”，并在每年的农历正月过“神会”。我们在2009年的正月初六去凤村调查时，正赶上过神会。祠山大帝巡游如图5.4所示。参与此项活动的主体为两种人：小孩和老年人。只见到一个青年人，中年人也很少。当时，以青壮年为主体的外出务工人员，正回到家乡过年。他们有闲，而不参与这项活动，这说明他们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与留在农村的村民和族众，产生了距离。此时正逢正月，除了前面提到的过神会，没有看到其他大型的庆祝活动。我们问给我们开车的镇政府的司机，这是为什么？他说，改革开放后的最初十年，农村过年以及过一些传统节日，如元宵节、中秋节时，十分热闹。“文化大革命”中消失的民间风俗和各种各样的节庆活动，如舞狮子、玩龙灯、踩高跷等，纷纷复活。但是，近十年来，逐渐冷清。为什么？他说，搞这些活动主要依赖于青壮年，他们有力气，撑得住场面。现在，这些人出去打工，平时不在家。春节期间，即使在家，也没有兴趣。没有他们参与，这些活动自然就会冷落下来。

图5.4　祠山大帝巡游

注释：

①②张凯.无徽不成镇.合肥：黄山书社，2002.

③转引自吴兆民.昌溪.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

④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香港：三联书店，1989.

⑤Zhong　Deng　and　Donald　J.Treiman.The　Impac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Trend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7，103（2）：391-428.

⑥杨东平.高中阶段的社会分层与教育机会获得.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3）：52-59.

⑦杨东平.从权利平等到机会平等——新中国教育公平的轨迹.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2）：2-11.

⑧见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陈至立2002年6月25日在全国政协九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情况的通报》的报告。新华网，2002-06-26.

⑨与中国跳舞.时代周刊，2010-04-19。

⑩该报告执笔人，课题组组长潘云良如是说。转引自李慧莲.中国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困境和出路.三农中国，2005-01-18.

雄村学校2008-2009年度普及义务教育统计表以及《200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http：//www.anhuinews.com，2008-06-22.

重庆晨报，2008-06-05.

据《200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专任教师与学生之比为1∶16.07。

严瑞珍等.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对策.经济研究，1990（2）.

据《说郛》、《留青日札》记载，祠山为汉代乌程县人，本名张渤。其父在山中遇到仙女，生下祠山。祠山奉命开河，变成一头大猪率一群小猪，从浙江长兴开河直到安徽广德。他事先与妻子李氏约定，送饭时，在距工地较远处击鼓，闻鼓即来就餐。有一次，李氏送饭鸣鼓三通后，祠山还没来，李氏便赶到工地，发现丈夫竟是一头大猪，愤而离去。祠山羞愧难当，躲入广德的横山以了终生。后人为纪念其开河治水之功，立庙祭祀，称其为“祠山大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