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9世纪的1801年，甲必丹蔡士章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为了宝山亭的长久之计，在嘉庆六年，即1801年捐赠房屋，以房租为香火之费。“预备呷钱壹仟文，置厝壹座，于把虱街，配在塚亭。作禄位私业，将来我亲属及外人不得典卖变易，致负前功。全年该收厝税，议定贰拾伍文，付本亭和尚为香资，贰拾文交逐年炉主祭塚日另设壹席于禄位前，其余所剩钱额，仍然留存，以防修葺之费。”[24]规定任何人不可典卖，且房租25文交给宝山亭和尚为香资，20文交当年炉主祭祀时另设一席于禄位前，剩下留存为修葺之费。蔡士章在这里没有使用甲必丹的头衔，而使用“圭海谢仓”。“圭海”在今福建省龙海市海澄镇，因其港道(海澄月溪至海门岛)“一水中堑，环绕如偃月”，故名月港。其附近海域，古名称为“圭海”，因港口圭屿而得名。“谢仓”即谢沧社，为海澄县地名。“圭海谢仓”蔡氏是当地大族。因此蔡士章使用自己祖籍的地望，表现出对祖先的尊崇之情。[25]他在宝山亭留下了一副对联：“魂依甲地，万古幽冥沾福德;公庇征人，千年享祀配春秋”，落款头衔为“特授甲政”。
蔡士章所做的另一件事是在1801年首次重修马六甲华人的信仰中心——青云亭。这件事在19世纪的其他两次重修中都一再被提起。碑文文字较为优美，显示出作者有一定的文化功底。移录如下：
青云亭何为而作也?盖自吾侪行货为商，不惮踰河蹈海来游此邦，争希陶猗，其志可谓高矣。而所赖清晏呈祥，得占大川利涉者，莫非神佛有默佑焉，此亭之兴，所由来矣。且夫亭之兴，以表佛之灵;而亭之名，以励人之志。吾想夫通货积财，应自始有，而臻富有莫大之崇高，有凌霄直上之势，如青云之得路焉，获利固无慊于得名也。故额斯亭曰青云亭。[26]
这段话是现存首次交代青云亭名称来历者，也就是取“青云直上”之意。[27]青云亭诸多捐赠者是“行货为商”，也就是这些人远涉重洋来到马六甲，目的是“争希陶猗”，即希望可以成为陶朱公和猗顿。前者为春秋越国谋士范蠡，他在越王勾践成功灭吴后退隐，定居在陶(今山东省定陶县)，自称“朱公”，经商致富后被称为“陶朱公”。后者是战国时魏国人，经营畜牧业致富，是战国时与陶朱公齐名的巨商。两者被后人奉为商人的典型代表。在中国传统“重农轻商”的社会氛围里，商人代表着“见利忘义”，尽管有钱，但却被士人所轻视，统治者也经常加以限制。[28]但在马六甲华人看来，冒险来南洋经商者，“其志可谓高矣”。这种对商人的强烈认同，在马六甲华人中间是很普遍的。也即华人社会地位和声望的获得，完全是依靠财富。在明清基层社会，对地方事务起主导权的是士绅阶层，这些以读书而具功名的地方势力，在官职少、待阙人多的情况下，上升的管道被阻塞，只好大部分时间沉浮于乡里，反而对地方社会文化建设多有贡献。反观大马20世纪以前文献记载的罕见，基本上和南来华人知识水平普遍不高是密切相关。青云亭的重修碑文其实就是商人群体对自我身份的认同，重修活动就是自我群体意识增强的表现。因此，商人就承担起了马六甲华人社会的领导权。这次重修还得出了“甲必丹大诚哉其英伟人也”的结论，并且“自此议问宣昭，将与青云亭并垂不朽也已”。他在1801年3月的时候，为青云亭写了“云山第一”的匾额。[29]蔡士章的个人威望在重修青云亭后到达了顶峰。
图6 1801年《重兴青云亭碑记》(宋燕鹏摄于青云亭，2013年1月20日)
这次重修由甲必丹蔡士章“慨然首倡，爰督仝海关诸同人等，议举重修，择吉兴工，不数旬而告竣”。数旬即完工，可猜测青云亭此时规模尚小。捐赠者皆以“海关公司”的名义捐赠，可知蔡士章与海关公司关系之密切，并且其中有“船主”和“板主”，笔者推测应该是大船与小船的区别。并且公司和厦门合成洋行关系紧密，可推测该公司以做福建海运生意为主，大致无差。这次捐赠姓氏统计如表3：
表3 1801年重修青云亭捐赠者姓氏一览表(单位：元)
从表3明显看到，邱氏在这次捐赠人数和金额上都占据较多比例，其次是蔡氏和陈氏紧随其后，再次是叶、李、何、苏四氏。这次捐款总额1 312元，除去以厦门合成洋行名义捐赠的100元，还有1 212元。其中邱氏以320元占26．4%，蔡氏以220元占18．2%，陈氏160元占13．2%，何氏和苏氏捐款100元，各占12%，但其人数较少，力量尚较弱。其他张、林、曾、谢、许则影响更小了。这次捐赠和1795年的三宝山祠坛的捐赠者相比，蔡、邱、陈依然占据了前三的位置，三家捐赠总额700元，已经占57．8%了。可以说此时的马六甲华人社会是以蔡、邱、陈三姓为主导，当不为过。蔡士章通过修建三宝山祠坛、捐赠房屋和倡议重修青云亭，巩固了自己作为华人领袖的地位。但对于甲必丹来说，这已经是最后的辉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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