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兰莪福建会馆的领袖，多是由福建南来的第一代华人，与祖籍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对于国内的时局非常关注。每一次华南政局的变动，都能引起会馆的讨论。
1929年，为了打破蒋介石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开辟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并且逐渐深入闽西。1929年3月，红四军从瑞金翻越武夷山，进入闽西长汀县四都，击败福建国民党军。3月14日，红四军进占长汀城。5月19日，红四军应中共闽西特委之邀，第二次进入闽西，至同年6月19日，三克龙岩，一克永定，先后建立永定、龙岩、上杭三县革命委员会。中共闽西特委也正式成立，红四军由原来的3 600余人发展到6 000余人，闽西红色割据区域初步形成。[5]“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路线在南洋引起华侨极大震动。1929年底，福建会馆派人出席了新加坡福建会馆组织的“救闽筹备会议”，并提议先筹备二万元作暂时办公费，推举代表二人入闽省内地采访实情，然后转向政府呈报请愿，历诉闽省惨状，及南洋闽侨捐助政府救乡之苦心。[6]
为了实行训政以便集权，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擅自将立法院长胡汉民软禁，引起两广军阀陈济棠、白崇禧、李宗仁等强烈不满。两广政局急剧动荡，此事在南洋引起强烈反响。[7]1931年5月27日，陈济棠等与扩大会议派汪精卫、李宗仁、唐绍仪等据广东独立，另立国民党中央，另组国民政府。广东独立后，组织北伐军，进攻湖南，并联络北方阎锡山、冯玉祥。7月11日，“本会馆对此次粤变前曾电陈济棠、古应芬等，劝其彻底拥护中央，又电请中央和平解决粤变……以上各电经本职员团多数签名后拍发”。[8]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命令十九路军撤入福建。5月23日，十九路军全部海道入闽。此时面临着复杂艰难的形势，全省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经济落后，民不聊生。首先十九路军用武力统一福建的军政大权，并在闽西推行了一些改良措施，稳定社会局势。[9]10月29日，会馆总理洪启读在职员会议发言：“新加坡马来亚闽侨联合会筹备处来函，略谓吾闽自蒋、蔡二公驻节以来，举凡庶政皆有澄清之希望，土匪益有肃清之可能，地方善后千头万端，必须民众与政府打通一气，兴革问题诸多待决拟由该筹备处召集代表大会，以便归纳众意作为具体方案呈请政府采纳施行，应否召集大会，请为答覆。”“和先君提议云：吾闽侨救乡之工作在昔日未有时机，尚能牺牲物质精神努力为之，今十九路军入驻吾闽，可谓闽人绝好之机会，地方庶政百待兴革，弟极赞成该筹备处所召集之代表大会。”主席付表决通过，又关于廿元之补助费议决照付。[10]
在抗日呼声高涨的形势下，蒋介石命十九路军围剿苏区红军，暗地里却是想利用红军削弱十九路军的实力。此时正当日本加紧入侵中国的严峻时刻，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而国民党当局却加紧对内镇压，对外妥协。1933年11月22日，福建十九路军将领和国民党元老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陈友仁等宣布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正式成立，以福州为首都，废除南京国民政府年号，被称为“福建事变”或简称“闽变”。[11]因福建省是吉隆坡福建人之祖籍地，会馆对此十分关切。11月27日，会馆董事联名函称“吾省迭遭……蹂躏，兵燹频兴，近且发生闽省独立，另组政府，恐将来中央军南下戡乱，人民罹祸更惨不聊生，请召集紧急会议，广征众意，共商挽取之策。或能化解戾气为祥霓。决议电闽当局，请其取消独立政府，拥护中央。另电广州总指挥陈济棠，请其设法制止。”[12]
1936年6月1日，以陈济棠为首的广东集团和白崇禧、李宗仁为首的广西集团发动“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这是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广西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等为反对蒋介石翦除异己，吞并地方势力而发动的一次事变。[13]因在抗日急迫的形势之下，此事对南洋华侨颇有震动。[14]6月12日，福建会馆开会商议：“年来祖国国难方深，不堪再有内战，今两粤藉故出兵，恐将贻误大局，应有本会馆分电广东陈总司令，广西李、白总副司令请其服从中央，奠安邦国。”决议分拍电报广东、广西各一通。[15]7月18日，陈济棠宣布下野，事变和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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