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东南亚华人的民族主义意识日益觉醒并且一步步地高涨，由于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并不以东南亚国家为自己的政治效忠与政治认同的对象，而是抱着“叶落归根”的侨民意识，因此，他们没有把政治热情倾注在东南亚，而是在中国，对于当地的政治生活，他们不可能有太多的关心和参与。[16]民国定每年10月10日为国庆节，因此，在每年双十节前，会馆多会讨论一番。1931年10月5日，会馆讨论庆祝双十节，总理洪启读动议：“今年双十节适逢祖国水灾、外患相继迫至，国难紧急，吾人羁寄海外，梦绕乡邦。对兹国难中之国庆，宜何表举?”决议：“祖国外侮纷乘，吾人方悲愤之不暇，复值南邦不景”，“勿作张皇之庆祝。”[17]
1936年是民国时任行政院长蒋介石的50寿辰，中国航空协会出倡议，号召全国各界捐献资金为空军购买飞机，以此作为给蒋委员长的寿礼。各省各地的报纸、电台开足马力宣传鼓动。大城市中，临时搭起的“献金台”随处可见，标语铺天盖地，传单漫天飞舞，声势颇为浩大。同时还请陈嘉庚发动华侨捐款购买飞机祝寿。最初国民政府只希望马来西亚(包括新加坡)的华侨捐10万元购买飞机1架，但是陈嘉庚领导的马来西亚华侨“购机寿蒋会”，竟募得国币130余万元，可购机10架(当时坡币约60余元等于国币100元)。[18]在当年7月17日，雪兰莪中华总商会来函，为自动筹款购机庆祝蒋院长寿辰。因陈嘉庚已经有方案在先，故会馆决议：“关于此事，闽侨业已筹备进行，另组委员会办理之。可将此情函覆商会知照，目下无须讨论。”[19]
南京国民政府于1936年5月5日先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1937年7月公布了《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并开始国大代表选举。原定于1936年召开首次中华民国国民大会，因当时东北和华北沦陷区代表选举困难被推迟。当时给予马来亚侨民四名国民大会代表名额。[20]1937年7月22日，办理国大华侨选民登记。决议：“国大公民登记本会馆应进行办理，各县属会馆分任帮办，登记表由其自备或由本会馆制给均可。如登记期间内事务忙迫，须另行聘任书记助理，授权总理设法延聘，或有外籍侨胞向本会馆登记，本会馆亦应不分畛域收受，代为汇转。”[21]对于吉隆坡华侨选民登记，驻吉隆坡领事也加以工作指导。8月22日，施(肇曾)领事函称国大侨选投票所每所多设票匦，每一设匦之处再推举管理、监察助理各二人，以资分别办理。会馆决议：“本会馆计设置票匦五处，除前已推定六名外，再推黄和先、刘国远、侯西林、林复国、张朝源、黄振秀、洪斗发为投票管理员，杨兆琰、叶养骞、黄重吉、颜滂祜、叶阿守、吕清溪、黄鹤汀、黄必趁为投票监察员，林邦玲、陈凉相、林嵩年、叶绵启、林珠光、李家耀、林尧本、郑维忠为投票助理员，并将以上各员开具姓名经历呈报领事馆，转请加派。”[22]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支队9 000多人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要求，由皖南云岭北移，6日行至皖南泾县茂林时，遭到国民党军8万多人的伏击，奋战7昼夜，弹尽粮绝，除约2 000人突围外，大部分被俘或牺牲，军长叶挺被扣押。此事被称为“皖南事变”，震惊中外。[23]当时舆论各有不同。雪兰莪福建会馆动作较快。当月30日，谢建午在职员会议上提议“……此事幸告敉平，应由本会馆电呈蒋委座，表示拥护，以利抗建。”决议：通过电文，交会长、总务、财政及谢建午、杜崇文五位协为审查拍发。[24]但是马来亚华侨也并非都是无条件支持蒋介石者。1941年3月30日，雪兰莪惠州会馆主席萧潇致电蒋介石：“重庆蒋委员长钧鉴：抗战营垒，处于统一线上，恳委座对新四军事件，为公正宽大之处置，重申‘团结则存，分裂必亡’之训示，同侨切盼。”[25]
1930年4月1日，阎锡山通电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司令。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在河南、山东、湖南等省进行了大规模的新军阀混战，又称“中原大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军阀战争。自此直至11月4日阎、冯通电下野。蒋介石取得战争的胜利，暂时统一了国民党各军事集团。4月29日，“中央侨务委员会来快邮代电报一通，声讨叛逆阎锡山及冯玉祥等勾结反动军阀祸国，请海外侨胞本过去救国之精神，奋起声讨，扫除叛逆各等情”[26]。但与福建会馆对华南政局的强烈关注相比，由于“中原大战”远在华北，会馆董事的关注度明显很低，对此并未作任何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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