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王赓武教授的研究，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中期(准确地说，应该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以前这一段时间内，东南亚华人在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方面是分裂的，可以将东南亚华人划分为三种类型，这就是在海外华人问题研究学者中有相当大影响的“甲乙丙三个集团说”。他指出：“在华人定居的每一个地区都可以发现三类华人：第一类华人十分关心中国的事务;第二类华人主要想维持海外华人社会组织的力量;第三类华人则埋头致力于在居住国争取自己的政治地位。”[83]这一时期雪兰莪福建会馆对中国相当关注，这是辛亥革命以后大马半岛社会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资产阶级改革派与革命派在19世纪末分别兴起，两派人士皆先后向马来亚华侨寻求资助。[84]革命派与改良派的种种活动，无疑大大刺激了东南亚华侨政治意识的觉醒。辛亥革命之后，许多马来亚华侨纷纷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85]袁世凯于1912年宣布国民党为非法组织后，马来亚殖民当局迅速对国民党支部采取敌对政策，加上此时国民党忙于国内斗争，无暇他顾，导致马来半岛国民党组织的萎缩。与此相应，马来亚华侨对中国的关注大为减少。从1913年到1919年间，除了1915年的反日经济抵制之外，马来亚华侨对中国国内的政治发展，显现相当冷淡的态度。[86]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马来半岛引起了回响，中文学校师生发起了许多反日运动。[87]国民党趁着马来亚华侨对祖国政治意识的兴起，发动新的政治攻势，以更新其在侨民中的影响。除设立书报社外，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在马来亚更设立并维持许多中文学校，到民国十四年(1925)止，共有十一所中文学校直接隶属于中国国民党之马来亚支部;中文学校的教师也大部分为国民党党员或支持者。[88]为反制上述种种政治活动，英属马来亚殖民地政府于民国十四年(1925)，宣布中国国民党为非法组织。[89]然而，中国国民党继续在马来亚地区成长，在设立于广州的南洋总支部领导下，新的中国国民党分部继续在马来亚地区增加。国民党组织的渗透，促使大马华侨进一步倾向中国。
马来亚地区的许多中文报纸，在促进马来亚华侨倾向中国之政治意识的成长中，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内容来看，不管是新闻或言论，都是“面向中国”的，中国情怀与侨民心态特别浓烈。这是华侨报业的特征，尤其是政治色彩，更加鲜明。草创期这个阶段，涵盖康有为领导的维新运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及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内，中国这些波澜壮阔的政治文化浪潮，都直接影响，甚至带动了这时期马来亚华文报刊的发展。至于在1937年爆发的抗日战争，更是直接与全面地支配了马来亚及南洋一带华文报刊的新闻与言论内容。日本的入侵中国以及中国全民的坚决抗日，使得当地华侨社会，情同身受，而反映在华文报刊的新闻与言论上，甚至是文艺创作的内容上，便是同仇敌忾，全力支持抗日救亡的精神。[90]
19世纪至20世纪初，马来亚的华文教育乃由旧式逐渐蜕变为新式。这时期英殖民政府对华校的发展是听之任之。20世纪20、30年代是华文教育蓬勃发展时期。当时不论市镇或乡村，只要有足以开办学校的学生人数，就有华文学校出现，已设立的学校规模也越来越大。除了华小迅速发展，华文中学也在各地建立起来。 1919年“五四运动”掀起的新文化思潮对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也产生极大的冲击，各地华小在运动之后，都纷纷将课本由文言文改为白话文，教学媒介语也由方言改为华语。华文教育的蓬勃发展，使殖民政府提高了警惕，终于在1920年10月29日颁布了《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Registration of Schools Ordinance 1920)，蓄意控制华校，阻止师生参加有关政治活动，以免危害殖民政府的利益。而中国政府则自动关注马来亚的华文学校，并进行立案、监督、指导等工作，而这里的华校偏又得不到殖民政府的支持和善待，于是转而向中国求助。教科书方面也因为当时本地条件的限制，皆仰赖中国供应。[91]而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于1929年调来任海峡殖民地总督和马来联邦高级专员(High Commissioner)之后。进一步打压华文学校，导致许多马来亚华侨相信，金文泰政策的目的，旨在创造一个马来人的马来亚，欲将华人势力彻底消灭。这就更加重了华侨社会与殖民地政府的疏离。[92]
吉隆坡福建会馆对中国的认同，是上述社会潮流的直接反应，同时也是在原乡观念的基础上所形成的。20世纪初期，原乡中国内受军阀摧残，外遭列强欺凌，自易激发其爱国心。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款》，不但引起原乡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也引发了一次马来亚华族的抵制日货运动。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中国本土曾引发一连串的排外事件，马来亚华侨也再度发起对日经济制裁的活动。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后，采取支持工农运动的政策，在马来亚积极推动群众运动，更激发马来亚华族的民族认同意识的成长。尤其是“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以陈嘉庚为首的新加坡华侨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发起筹款献捐，救济祖国难民伤兵，增加侨汇数额，救济国内侨眷;购买中国政府公债;全面抵制日本货物，招募机工回国支援抗战。这些活动，都进一步地激发了南洋华侨的爱国热忱。尤其是陈嘉庚同时身为新加坡福建会馆的主席，对东南亚众多福建籍会馆的直接影响更大。
当然，并非所有大马半岛福建籍人对中国的关注都如此之多。只有在中国出生，或有求学等经历者，才对中国有千丝万缕的感情联系。但殖民地多数土生华人的认同是英国，而非中国。曾有新加坡土生华人因为英式教育，而对中国之感情相当淡薄。“说起来谁也不能相信的是：这儿有一位‘同胞’，拥金数万。有这么一回，我们派‘节约罐’给他，劝他为赈济祖国伤兵难民而节约，那罐子却给他使劲儿丢出，厉叱道：‘你们中国快要亡了，中国人又是那么坏，死就死了，还要赈济他做甚么?——甚么祖国，祖国?谁承认是中国人，倒霉!’天乎!天乎!”[93]虽然如此表现的土生华人实属罕见，但土生华人在20世纪30年代对中国感情之内心淡漠可见一般。相比之下，吉隆坡福建人绝大多数是1900年以后南来的第一代华人。因此，这些华人尚与福建原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郑明烈曾统计吉隆坡永春会馆最早抵达吉隆坡之会员资料，其中不少是福建会馆的董事。从这些人的出生年份，可见其为中国南来第一代。如黄重吉(1891年出生)、颜滂祜(1880年出生)、颜作祜(1890年出生)、林世希(1890年出生)、陈群相(1884年出生)等。这些人在当时所持为中国国籍，在20世纪30年代正处于事业顶峰，在福建会馆中的发言权也比较大。因此，他们的意见就成为福建会馆的决策方向。福建会馆的领袖们，就是王赓武先生所论之第一种人。当然，这也和吉隆坡开埠较晚，福建人南来时间则更晚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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