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灵坛九皇诞巡境游神之意义

作为浮罗山背华人庙宇中的“后起之秀”，福灵坛九皇诞巡境游神所造成的结果，并不局限于扩大福灵坛的影响。因为“存在即合理”，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是一定社会文化环境所促成的，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个案。处于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福灵坛也必然会对浮罗山背华人社会的面貌或多或少都有所影响。

(一)福灵坛九皇诞巡境游神无形中淡化浮罗山背华人社群之间的界限

由于南来华人的地域方言差异明显，“乡土”观念成为华人社群组织的缘起。因此大马半岛华人的地域族群观念一直没有断绝，直至今日，方言依然是辨别华人社群的较好工具。早期南来华人多是在同乡或亲戚的带领下在大马半岛扎根拓荒，由于缺少中国地方行政组织的束缚，多以方言来区别是否“我”群，并由方言群来组织宗乡会馆。^[29]寺庙的组建及其活动与作用是早期华侨的重要事务。他们在南渡以前，在家乡的生活中，敬神祈福等迷信思想、习俗早已印在脑海里，融化在血液中。及至到了异国他乡，除了身躯以外一无所有，还要面对新环境的煎熬和考验，他们需要寻找精神寄托，于是敬崇神灵、求神护佑便提上议事日程。在这种自然的和共同的主观意识支配下，他们便将家乡“现成”的神搬到侨居地。^[30]

兹山寺以清水祖师为主神，表明早年南来浮罗山背的福建人多来自安溪县。而围绕着福建义山、兹山寺和福建公所，自然就成为一个操闽南话为主的福建人社会网络。同样围绕玄武宫、广汀公所、广东义山，也自然而然形成一个操客家话为主的广东人的社会网络。每个人死后的葬地已经因所使用方言的不同，而自然有了归属。这种泾渭分明的潜在心理界限在如今的大马半岛也普遍存在。

如何能淡化这种无形的心理界限呢?最普遍的一种方式是组织姓氏宗亲会，如今大马全国的联宗组织非常多，但是如果落实到一个狭小的地域，则地域会馆的影响依然要持续着相当大的影响。并且如果一地同姓人数非常多，很自然姓氏宗亲会内部也会再次划分为不同方言籍贯次群。这就是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的一种表现。^[31]因此可以说方言籍贯对各地华社的影响还在持续发挥影响，地方上的华人社会权威基本上依然由会馆来瓜分。

早期各地九皇诞多是由福建人控制和参与，但是在浮罗山背并没有这一传统。这里的九皇诞是新生事物，除了游神活动借鉴外地经验外，所参与庙宇运作和游神者并无太明显的方言籍贯的界限。福灵坛乩童是潮州人，财政是福建同安人，还有主要的骨干是客家人。可知福灵坛已经打破了方言籍贯的局限，而成为浮罗山背居民皆可来参与的庙宇组织。这就在无形中淡化了浮罗山背华人社群之间的心理界限。上述浮罗勿洞区州议员莫合末法力在为福灵坛捐款时说“我爱浮罗山背人”时，获得如雷掌声，这就为潜意识中形塑“浮罗山背人”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庙宇和九皇诞的组织者、参与者不是某一社群，出门围观感受九皇诞热闹氛围的华人就更多了，信众永远都是变动不居的。而在21世纪的九皇诞，早已不是某一个方言籍贯群体的信仰，而变成全体华社民众积极参与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福灵坛所组织的九皇诞对浮罗山背华社的团结将在未来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

(二)福灵坛九皇诞巡境游神增强了本地华人对浮罗山背的认同

在人类学的族群现象研究中，学者们时常提到一种同心圆式的认同结构，以此解释“视情况而定的族群认同”(Situational Ethnicity)。王明珂教授就曾用这个理论观照四川羌族内部的族群认同。在狭隘的“尔玛”观念下，所有上游的村寨人群都是蛮子;所有下游的人群都是汉人。于是大致说来，每一沟的人群都有三种身份——自称的“尔玛”、上游人所称的“汉人”、下游人所称的“蛮子”。以整个大区域来说，我们看到的便是“一截骂一截”的族群结构。^[32]这种理论如果从族群结构的认识扩展到地域文化上，也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地域认同上的“一截骂一截”。

虽然地处槟榔屿岛，浮罗山背的自我定位是什么?如果在吉隆坡，我们所认为的“槟城”就等于槟州，即槟岛加上威省。而笔者在北海田调的时候，本地人就将“槟城”指作槟岛。在浮罗山背善云寺内1966年的捐款碑铭上，就清楚地记载着捐款地“浮罗”与“槟城”并列。^[33]对于浮罗山背来说，“槟城”就是乔治市所在。乔治市长期都是北马的经济、文化中心，对临近吉打、霹雳两州之辐射是不言而喻的。由于经济、文化长期处于乔治市的辐射之下，浮罗山背在槟岛的地位和影响也长期处于“灯下黑”的状态。提起槟城，很少有人会关注到升旗山的西部，浮罗山背更是乏人问津。

近些年，在客家研究的名义推动下，浮罗山背不断被报刊报道。学者们的推动，使浮罗山背进入人们的视野中。作为浮罗山背的名片，客家村之外，如今就是每年的福灵坛九皇诞。报刊上的活动新闻，也为时人所津津乐道。浮罗山背也从默默无闻的山区小镇开始成为中外游客所频频光顾的场所。这就无形中提高了浮罗山背的知名度，也进一步提高了本地华人对浮罗山背的认同。

(三)福灵坛九皇诞巡境游神进一步维护浮罗山背华社的整体格局

这个巡境游神所欲实践的目的，正是进行相应于各种“尺度”(scale)之信仰社群的相会，而非一味地以大(尺度)为重的整合。其间重要的差别即在于对各个庙宇完整性的维持，除了不希望庙宇小社群在整合过程中被溶解掉，以及对大范围社群保留了一个具有纵深与多元的整体性，而且永远开放的弹性。

全体浮罗山背华人皆可参与九皇诞，其中的仪式就是一个象征，象征一个没有方言籍贯界限的整体。象征是共同的符号，不同的个人可以赋予其独特的意义。正因为象征这种不被定义的特性，社群意识因此得以保持动感与生命力。福灵坛九皇诞游神的仪式和禁忌尽管和其他九皇诞不尽相同，但在浮罗山背这些都并不重要。象征乃最佳媒介，人们可以说相同的或不相同的方言，却不需向集体性的同一靠拢，个人性和集体性因此而获得协调。因为透过象征，成员持续地转换歧异性为相似的外表之同时，仍旧保持着让个人继续在其中获得认可的效力。^[34]

浮罗山背华人作为一个地方社群，在21世纪之初以福灵坛九皇诞巡境游神的仪式为模式，建构了一种地方社会的第二次“形塑过程”，在此过程中维持了界线和界线内的“整体性”：多元性内涵、多重的经验感知和分类认知。因为象征不仅有关力量，它的内部本质就是力量，参与九皇诞游神的不同方言社群在这个活动中也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或许可以说，福灵坛九皇诞巡境游神的仪式不但反映了当地的文化建构模式，也由此形塑了当地新的文化内容，体现了当地的文化样貌，建立了自身的文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