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东南亚华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马来西亚华社自有其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一个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对马来西亚华社的研究也从未间断过，并且在21世纪由于中国大陆高校加入，使得这一研究领域形成了蓬勃之势。近来，笔者读到华社研究中心郑明烈先生之《拓荒·扎根：武吉巴西永德公塚与地方拓殖史》(以下简称《武吉巴西》)就是一部优秀的著作。[1]该书分五章，第一章介绍永春人与德化人海外迁徙的历史背景与动因;第二章介绍武吉巴西的开拓与地方聚落的形成;第三章介绍永德公塚的创建、管理运作与社会基础;第四章介绍武吉巴西的经济发展与人文社会的变迁;第五章阐述了武吉巴西的移民社群建构与宗族文化，最后是总结。该书结构完整，层次清晰，细细读完，有很多感想。
笔者曾提出该书是如今大马“地方史”(local history)研究的佳作。“地方史”的研究潮流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针对费正清研究中国时所持的“冲击——回应”体系的批判。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这次转向明显受到了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的影响，即强调历史研究也应重新界定研究对象的范围，通过细致入微地对基层社会生活复杂图景的复原，从而深化对下层历史的了解。但是时过数月之后，重新读过该书，感觉用“地方史”的研究来表达不够全面，不足以成为大马华社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
随着对大马华社历史的了解日益深入，经过仔细思考之后，笔者认为“区域社会史”是马来西亚华社历史研究的基础理论。顾名思义，“区域社会史”是“区域的”，也是“社会史”的研究范式，更是历史学的范畴。这就需要研究者具备历史学一般的研究方法和技能，并且能够坚持历史学本位的研究立场。与社会科学相比，历史学更倾向于宏观建构。建构由时间为线索构成的历史景观，以其他社会科学方法获得的资料作为内容填充，最终形成立体的、多角度的历史场景。因此，以下谨就这一理论本身，以及在大马华社历史研究的贯彻使用略抒己见，不当之处请方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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