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明、清、民国(1949年以前)，是300年内大马华人陆续南来的时间背景。以马六甲华人来说，历经了这三个阶段。以槟榔屿来说，有清代中晚期、民国。以吉隆坡来说，仅有清代晚期、民国。甚至不少华人聚居区的历史，是从民国才开始的。这些不断南来的华人，都带有自己南来时间点的历史记忆。
比如甲必丹曾其禄，据神主牌，知其出生年为崇祯癸未年(1643)，并且为“避难义士”。《集录》云“他为明朝人，明亡而不愿受清人统治，故南来马六甲”(第33页)。明朝1644年3月李自成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在煤山。但是当时江南各地依然还是处于明朝地方官员的管辖之内，4月底、5月初崇祯皇帝的死讯传到江南，引起骚乱，直至5月15日弘光帝朱由崧在南京登基，方才稳定下来局势，江南半壁依然还在明朝手中。由此开始了南明各个小朝廷与清军对抗的历史。1645年5月，清军攻克南京，弘光政权灭亡。同月，隆武帝朱聿键在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支持下福州即位。而后郑芝龙投降清军，隆武政权结束。郑成功则固守厦门、金门与清军对抗，直至1661年横渡海峡驱逐荷兰殖民者，占领台湾。 1674年，郑经陆续接受泉州、漳州、潮州的投靠，但两年后退回厦门，1680年最终退回台湾。[5]曾其禄南来应在成年以后，大致在1661年至1680年之间。郑成功和郑经都奉南明永历皇帝正朔，因此，曾其禄南来的背景，是清军先后占领漳、泉和台湾，他不肯投降清朝，因而被称“故明显考”，恰如其分。
在三宝山的清代墓碑上，妇女的题名也不尽相同，有直接用姓名的，有用“谥号”的，有用某门某氏的，还有用“孺人”的。按照明清制度，只有七品官的夫人才可被称为“孺人”。想来埋葬在三宝山上的“孺人”们，不大可能是七品官的夫人。那么为什么会有数量不菲的“孺人”存在于三宝山呢?其实这些“孺人”都是客家人。客家妇女去世后皆称为“孺人”，不论丈夫是否是官员。传说南宋末年粤东客家妇女保护帝昺南逃救驾有功，故特准客家妇女于手上佩戴龙头手镯，死后墓碑上还要凿上“孺人”两个字。这也就成为识别客家妇女的一个标志。[6]笔者依据《集录》中的墓碑，逐一分析可知确切地点的籍贯，验证了“孺人”籍贯多来自于客家区。并且在田调过程中，也经常可以验证这一现象。近日笔者去安邦田调，在莲花庵里，摆放着数十年前创始僧人对父母所放的牌位，上书“本院开山主持本生父蔡公克岐母刘孺人神主”，从“孺人”两字笔者猜测主持是客家人。询问庵中僧人，果然主持籍贯惠州，为客家人。
明清地方基层村落名称繁多，县之下的村落称呼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至于明代漳州乡村多实行“都—社”制度，清代改为“都—保”制，“保”类似于如今的行政村，“社”类似于自然村。故民间依然使用明代的基层“社”的称谓。墓碑上的籍贯也显示出了这个特征。如1783年的王克忠墓碑标明“甫山”(《集录》第59页标注为“广东省”)，这已经不是如今的地名，用谷歌地图是不可能找到的。在台湾苗栗县竹南镇慈裕宫门口现存古青石狮，上有题记，云乾隆四十年(1783年)福建漳州府龙溪县二十九都甫山社王静观敬献。[7]“甫山”在哪里的问题，迎刃而解。可知清代漳州龙溪县依然在使用明代“都—社”的籍贯地认识。这种情况在三宝山清代墓碑上比比皆是。
事实上，不仅研究早期大马华人史需要具备明清史的常识，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历史对大马华人史研究也很重要。尤其是来自于福建、广东为主的第一代南来华人，与籍贯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之为主要成员的各类社团，对籍贯地有着密切的关注。笔者最近看雪兰莪福建会馆20世纪30年代的会议记录，发现会馆对闽南地区的关注远远高于我们的想象，会馆领袖多为第一代南来，对那里发生的事件多有反应。因此不了解华南地区的近现代史，就无法深入理解大马近代会馆的活动。中国史中的明清史、民国史，就成为大马华人史研究的一个基本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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