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方言群是如今认识大马华人重要的思考维度。[6]《史略》一书为当今大马潮州社群的研究增加了宝贵的区域经验。而事实上，大马各个州属内部，华社发展的路径也不一致。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人数占优势的方言社群，其方言也会成为本地沟通方言。比如一般我们都说槟城福建人多，所以福建话是通行语言。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自从19世纪以来，乔治市区一直都是福建人占据优势地位。但是槟城福建话通行，仅仅是在乔治市内。在槟岛西南县的浮罗山背(Balik Pulau)，则是客家人居多，1931年的人口调查显示，客家人占当地华人人口的40%，故而今日当地人皆通客家话。而在威省(Province Wellesley)部分，则是另外的天地。比如大山脚(Bukit Mertajam)和高渊(Nibong Tebal)则潮州人居多，潮州话就成为当地重要的沟通方言。这种优势方言的差异，是与各地华人社群的历史发展脉络存在巨大差异密切相关的。
而人数并不处于优势地位的方言社群，其内部也具有自己独特的结构和网络。这一点《史略》也有一定的研究。东海岸潮州人在当地华人人数上并不占优势，但在三州内部也有自己的社群结构和关系网络，这从作者对各地会馆简史的梳理上可以发现。当然，会馆是华人社会的主要团体，尤其是对华人社群的发展演变有重要促进作用。虽然如今大马会馆研究的著作并不罕见，[7]但真正对会馆所反映出来的社群内部权力网络作进一步剖析者则较为少见。中国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曾在20世纪60年代年前对麻坡华人社会进行过充分的田调，对麻坡华人社会的各方面都有关照。其中他将华人丧葬作为华人宗教生活的一部分，利用中国地方志和麻坡当地的田野调查资料考察分析麻坡华人各方言群对待丧葬的态度和仪式的差别。他发现麻坡地区的各方言群中，潮州人最为热衷于宗教活动，对丧葬仪式特别看重，闽南人次之，而以海南人对宗教仪式最为淡薄，而丧事葬仪更不注意。尤其是他对麻坡华人领袖的权力结构和社会网络的分析十分精彩。[8]
《史略》一书对东海岸的诸多潮州会馆皆有简史述及，这仅仅是解决问题的开始。而对会馆内部关系结构的梳理，是切入当地华社权力关系构成的不二法门。笔者曾针对20世纪30年代雪兰莪福建会馆的会议纪要加以分析，发现30年代会馆董事多数籍贯为南安和永春，并有少数兴化人，而籍贯安溪者并无一人。如果材料仅看到这里，就会认为当时吉隆坡福建人社群中以南安人和永春人为主体。但幸运的是，会馆保存有30年代福建义山的收据。[9]由于义山收据所反映的死亡者具有偶然性，在概率论上具有随机性，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其籍贯的分析，作为进一步认识30年代吉隆坡福建人内部情况的一个依据。在统计收据上的籍贯后，发现在30年代吉隆坡籍贯福建省者，闽南人(漳、泉)约占84%，而其中安溪人约占33%，南安人约占17%，永春人约占12%。整个吉隆坡福建社群中，籍贯安溪者人数众多，可是安溪人在30年代福建会馆中竟然没有董事。这就可能关系到早期雪兰莪福建会馆内部的权力结构和籍贯网络的建立。现有会馆研究只重视会馆的外部活动，而对会馆内部权力结构少有涉及。笔者对此深有感触。如果学界能够进一步关注会馆内部权力结构，那大马华人社会一些面相的背后实质问题就迎刃而解。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