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他们的相遇

本书主要由两部分内容组成，其中一部分是关于曾经两次受到表彰的某个模范村庄的故事，另一部分是一位曾经被选为新农村运动红旗手并被《大韩新闻》报道过的农村运动家的故事。本书的两位主人公，一位是“某村庄”，一位是“某红旗手”，我是在1999年的冬天，离开首尔去走访民众时遇到他们的。这两位主人公给予我无限的创作灵感。

1999年冬天，我们不约而同地背起行囊，向着京畿道的利川市出发了，带着我们坚定决绝的信念……我们决心不再做一个停留在历史书教材上的历史学者，我们要直接走访那些民众，去看看他们如何生活，我们要研究活着的历史学，我们相信它该由无数个活生生的生活世界组成。

这里说的“我们”，指的是韩国历史研究会现代史与社会史分会的一些近现代史研究者们。社会史分会成立于1996年，那个年代我们对学问的追求很单纯、很朴素。那时，关于解放之后的历史研究简直成为韩国现代史研究的代名词，它成为当时政策和政治路线的重心，反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民大众被社会冷落了。改变这种社会现状，在现代史研究中重塑对于人和社会的关注，是我们一致的出发点。于是，把研究会的名字定为“解放后社会史分会”。

社会史分会做的第一项工作是，组织大家阅读大量异彩纷呈的西方社会学著作，而这些著作在当时的韩国社会，是被研究者们不屑一顾和敬而远之的。英国历史学家汤普森、卡莱尔的著作，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著作，德国的日常生活史研究论著，意大利的微观史学等，都是我们拜读的对象。其中，有很多共鸣的地方，也有很多不适合韩国社会实际情况的地方。比如，法国年鉴学派的著作主张通过计量的方法对庞大的历史资料进行管理。当时我们面临着必须单独解决历史资料的现实问题，所以如果贸然地引用法国年鉴学派的方法论无疑是不合时宜的。另一方面，德国的日常生活史学观和意大利的微观史学对我们现有的事例研究和地域研究的传统反而具有借鉴意义。

韩国史研究领域里所有可以被称为社会史的研究文献都被我们翻了一遍，我们得出结论，当时韩国历史学领域盛行的事例研究与西方的微观史研究或日常史研究还是存在重要差异的。韩国的事例研究是将地方史纳入宏观史或中央史的框架内，是一种旨在完善中央史的方法论，与此相反，微观史研究或日常史研究作为新历史学的代表，通过对微小人物和事件的探寻来实现阐述史实的目的。而我们追求的目标，正是以现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引入社会史的新方法，探索一条具有韩国特色的社会史研究之路。

社会史研究分会的第二阶段任务是重新整理分析解放时期的史实资料。由于阅读视角的不同，史实资料的解读可以是多样化的。当时针对解放后历史的研究，是围绕美军政情报报告书为第一手资料展开的，韩国国内的报纸资料反而没有得到研究者们的青睐，因此以美军政情报报告书为基础展开的研究，未免有些一面之词的感觉。于是，我们决定不盲从于这一面之词，而是更多地关注韩国国内的史实资料，那些出现在韩国报纸媒体上的有关社会史的内容，只言片语我们都没有放过。历史研究往往是在“假设”与“事实”的紧张关系中得以实现的。为了从历史资料中有所新发现，不应存有假设的执念，还是应该踏踏实实地对史实资料进行探索研究。因此我们各自确定好分工和领域，有针对性地发掘史实资料并共同分享、共同探讨。我们整理出一份出现在当时地方短讯报道中的人名名单，研究他们的日常生活，试图通过这种细微的努力再现解放时期韩国民众的生活世界与社会万象。

1999年夏，在社会史研究分会的成果发布会上，我们将上述的研究成果与研究者们进行了分享[1]。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们却受到了非常严重的质疑和批判。韩国社会史研究会内部分裂成两派，引起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一派认可并支持我们的研究成果，另一派则给予严厉的批判和否定。局面有些令人惶恐，对于我们，出现了“毒蘑菇与好蘑菇”“候鸟与留鸟”的非白即黑的极端认识。成果发布会之后，我们的第一篇论文没有通过学会会刊的审查，不幸落选了[2]。然而，最令我们痛苦的事情，是我们的负罪感，对我们所坚持的学问的负罪感。

1999年冬，我们的利川之行，正是在经历了上述的风暴之后满怀希望的重新启程，也是我们针对社会史研究的新方法论和突破口的又一次探索。关于研究政策和政治路线是怎样影响社会和民众生活的，历史学家常常用一句“没有史实资料”来自欺欺人。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句话变成了忽视人民群众的挡箭牌？幸存的人民群众不正是活生生的“史实资料”吗？我们此次的利川之行，正是为了走进人民群众的体验世界，去聆听他们的心声。

本书主要由两部分内容组成，其中一部分是关于曾经两次受到表彰的某个模范村庄的故事，另一部分是一位曾经被选为新农村运动红旗手并被《大韩新闻》报道过的农村运动家的故事。本书的两位主人公，一位是“某村庄”，一位是“某红旗手”，我是在1999年的冬天，离开首尔去走访民众时遇到他们的。这两位主人公给予我无限的创作灵感。我们刚刚到达利川市时，到处走访，最终选定了位于夫钵邑的牙美里和长湖院邑的罗来里作为调查对象。牙美里代表了城乡复合型的农村，罗来里是纯粹的典型农村代表。

牙美里是本书第二部“某‘自立村庄’的幕后风光”章节的主人公，会有更为详细的描述。最初选定牙美里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与新农村运动无关，也与我们写的历史论文无关，而是我们搞研究做实地调研的需要。牙美里位于嶺东高速公路入口，也是现代集团海力士内存条生产企业的所在地，属于城乡复合型的农村。研究城市化进程怎样改变了农村，是我们进行此次实地调研的方向与目标。

牙美里，被评选为新农村运动时期的模范村庄，曾经于1973年和1978年受到两次表彰。牙美里是自立村庄中开展新农村运动的成功典范，它早在日本统治时期开展的农村近代化运动“农村振兴运动”中就是模范村落。另外，牙美里还是农民自主参与建设的自治型农村共同体文化的代表。基于上述三个原因，我们将牙美里选为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上图于2009年5月拍摄于牙美里的田间地头。

在进行农村实地调研时，试图复原当地人民群众的体验世界，是我重点关注的领域。因此，我重点通过对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里长们[4]的调查，探索农村共同体的特质变化。这项工作的艰巨程度远远超出想象，记忆这个东西是一种太主观的存在了。然而，我还是很有收获的，通过对里长权力更替的研究，关于牙美里，有三点深深地吸引了我。

第一，牙美里于1973年和1978年两次受到表彰，代表了新农村运动的成功。虽然它不能完全代表全国范围内的全部的新农村运动，但在京畿道夫钵邑地区却非常引人瞩目。

第二，与第一点相关联，牙美里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开展农村近代化运动——“农村振兴运动”时就是模范村落。牙美里最早的农村会馆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时，农村振兴运动是由村里的区长推进的，直到我们去调研的时候，还能看得到这个区长的功德碑立在农村会馆前面。这一事实，从侧面反映了解放以后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殖民地时期历史的延续性。区长设立的农村会馆（当时叫做公共会堂），直到1998年还在供村里的幼儿园使用。

第三，又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牙美里身上蕴含的农村共同体文化，与政府和国家无关，而是体现在农民自主自律地建设家园方面。朴正熙政府倡导新农村运动时，正值韩国农村经济不振，农村生活破败不堪。但是，这个村庄早在20世纪50年代时就已经自发成立了大米联合会，为村里的共同财产做出贡献。后来1978年和1999年村里建设农村会馆，大米联合会在财力支持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我特别希望以里长权力的更替为中心，以“牙美里的近代100年”为题写一篇关于农村史的文章，以此再次梳理牙美里与新农村运动相关的历史。本书的第二部中，这方面的内容会有所体现，我再次研究了1999—2000年间收集的调查资料，以新农村运动为中心，对牙美里的历史进行了全新的梳理并整理成文。那时，我与我的同志们裴京植、苏玄淑、李尚录、李永基、黄丙洙、许束一起，记录了牙美里村民的口述。

第三部“身为‘新农村红旗手’的农村运动家”的主人公李载英是另外一个调研地长湖院邑罗来里的村民。由于他非常了解长湖院地区新农村运动的情况，所以我们邀请他做了一次简短的采访。他以其惊人的记忆力和有条理的叙述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从他闪烁着智慧光芒的双眸中，我意识到这绝不是一位平凡普通的老人。

李载英老人当时出任利川市大米协会的本部长，他在景福高中时便投身到农村近代化运动中，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农村运动家。经过那一次的简短采访，我对他的为人和经历心存敬慕，后来，我有幸参与国家编纂委员会关于口述史的一个项目，便有机会将他的生涯记录到那个口述史的项目中。这也就是几年前的事情，那时他得了严重的糖尿病在家中休养，不知是否是因为与他有缘，他还是不辞劳苦，答应参与到我这个项目中来。于是，我与他有了第二次相遇的机会。

李载英老人的口述非常有价值。首先，他向我们再现了20世纪50年代社会各界为了解决农村问题所做出的努力，以及那个时期呈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性摸索。20世纪50年代后期，李载英老人高中毕业之后，组织成立了一家农村启蒙组织，叫做爱乡青年会。爱乡青年会通过举办夜校的方式扫除文盲，教育农民抵制迷信与赌博，并通过农业互助组的方式维护农民的生存权。根据他的口述，当时不光是他们的爱乡青年会，各地兴起了很多像他们一样的组织和运动，旨在改变当时的农村社会。他向我们展示了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之后农村的破败之相以及社会成员励精图治自发开展的各种运动。

其次，更为有趣的是，朴正熙政府成立之后，爱乡青年会的成员加入农协任开拓员。通过这个缩影，我们可以大致想象一下，20世纪50年代自发举行的社会运动，到了60年代，是如何发展成为一场农村近代化运动，是如何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的。但是，“农协”是依托于政府成立的一个组织，它和农村运动家之间实际上是处于一种矛盾的关系。像李载英，他们一方面表面上听从于农协的工作安排，实际上却同时开展着改善当地农民生活的活动。也正是因为李载英时刻心系当地农民，密切联系群众，才可以将农协成功发展成为农民自己的组织。

李载英，新农村运动的旗手，是一位被《大韩新闻》报道过先进事迹的农村运动家。李载英的一生，向我们再现了20世纪50年代社会各界为了解决农村问题所做出的努力，以及那个时期呈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性摸索，也展示了20世纪50年代自发举行的社会运动，到了60年代，是如何发展成为一场农村近代化运动，是如何被吸收到国家的发展建设上来的。透过李载英，我们看到了农村社会运动家们长期自发从事农村运动，促进民众社会的发展，并通过新农村运动加入到国家建设的大潮中来的精神风貌。照片为就任郡工会主席不久的李载英。（本书收录的李载英的照片均由国史编撰委员会口述史部提供）

另外，李载英的成功事迹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进入朴正熙政府的视线，随后他获得政府表彰，并被授予新农村运动红旗手的光荣称号。他的事迹还被韩国新闻媒体大篇幅地报道，这之后他去日本和中国台湾考察过当地的农村运动，甚至还为新农村运动的核心刊物《通往新农村之路》第二辑多次撰文。透过李载英，我们看到了农村社会运动家们长期自发从事农村运动、促进民众社会的发展，并通过新农村运动加入到国家建设的大潮中来的精神风貌。

李载英的一生，向我们展示了战后民众或社会精英主导的农村运动的实际情况。同时，也向我们诉说了20世纪50年代自发开展的农村运动是如何融入朴正熙政府主导的近代化运动中来的。与李载英的生涯有关的基本资料除了他自己于1990年发行的随笔集《协作运动的火花》外，还有我在口述采访中收录的资料集《口述史料选集2：为了真正的农民联合》[5]。而那本随笔集《协作运动的火花》在之前是从未得到过研究者们关注的，我也是在采访的过程中才得知。另外，以农协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创刊的《通往新农村之路》第二辑上，刊登了两篇李载英的文章[6]。一篇是他从日本和韩国考察学习回来之后，关于农协运动发展方向的文章《让农协运动真正为农民》；另外一篇是曾经在朴正熙总统面前发表过的演讲《向联合运动进军》，这篇文章记载了李载英的成功经验。《大韩新闻》第870号《汗水飞扬的骄傲》（1972年3月11日）中记录了李载英的事迹，并保存在影像历史馆中。除此以外，他不仅被授予了公民奖章，朴正熙总统发表演说时还多次提到了他的名字。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都是基础性的研究素材。

所谓的历史，是指过去的体验与民众现在的生活互相作用，是一种积累沉淀的过程。新农村运动不是神话，是历史，仅通过它开始的那年1971年与公民本身的接触，是无法真正理解这段历史的。也就是说，仅靠那么一点线索，无法了解新农村运动的本质，无法认清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这一点来说，“某农村”“某红旗手”的体验世界非常重要，因为尽管这两个主人公的生活旅程无法代表当时所有的事实，但是它毕竟是一段珍贵的“历史存在”，它突破了单方面的、国家主义的界限，令我们得以在民众社会的大框架中，在更长的历史洪流中再次审视新农村运动。

[1]第66回韩国历史研究会研究发表会：《解放之后的社会动员和南韩社会》，1996年6月5日。

[2]我们的论文修改后发表在《历史和现实》第35期（2000年3月）中的《特辑：美军政期的社会史研究》一文中。

[3]译者注：（1）韩国行政区划：牙美为村庄的名字，“里”是行政区域单位，牙美里位于京畿道利川市夫钵邑。韩国的行政区域划分为“道”“市”“郡”“区”“面”“邑”“洞”“里”“统”。“道”相当于我国的省，“市”的概念一致，部分市下面设有“区”，“郡”相当于我国的县，韩国设有首尔一个“特别市”（即首都），釜山、仁川、光州等“广域市”（相当于中国的直辖市），“面”相当于我国的乡，“邑”相当于我国的镇，“洞”相当于我国城市的街道，“里”相当于我国农村的村，“统”相当于我国城市的里弄、胡同。

（2）农村差别化划分：在新农村运动之初，韩国政府根据各地区新农村运动开展的程度，以及村庄原有基础条件的不同，把全国的农村村庄划分为若干类型，选定不同的工作重点，进行“差别式”指导。分为基础村庄、自助村庄和自立村庄三类。基础村庄为户均储蓄不到1.5万韩元、村庄基金不到50万韩元的村庄。政府的工作重点为改善生活环境，在进村道路建设、屋顶改造、河流治理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提供支援。而自助村庄的基金超过50万韩元、户均储蓄达到1.5万韩元，村庄的工作重点则为农用道路建设、屋顶改造和扩大非农收入。对那些绩效明显的自助村庄，政府在农业结构调整方面重点扶持。对于村庄基金达到100万韩元、户均储蓄达到2万韩元以上的自立村庄来说，村庄的工作重点转为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和文化、福利设施建设，组织合作化生产并发展非农产业。

[4]译者注：相当于中国的村长。

[5]李载英：《协作运动的火花》，笑谈出版社，1990年；金荣美：《口述史料选集2：为了真正的农民联合》，国史编撰委员会，2005年（以下简称为《口述史料选集2》）。

[6]农协中央会：《通往新农村之路第二辑——新农村运动家的台湾、日本农业考察纪行》，197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