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美里是如何形成的？

牙美里位于利川市的夫钵邑，在整个利川市的位置比较特殊，它位于嶺东高速公路入口，处在利川市的交通咽喉之地，而且利川市最大的工厂现代集团海力士（原韩国电子）也坐落于此。嶺东高速公路是1971年开通的，现代海力士于1983年入驻，这两件事给牙美里的空间及居民构成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令其从一个纯粹的农村村庄变身为城乡结合型的村庄。

牙美里隶属利川市夫钵邑，在整个利川市的位置比较特殊，位于嶺东高速公路入口，处在利川市的交通咽喉之地，而且利川市最大的工厂现代集团海力士（原韩国电子）也坐落于此。嶺东高速公路是1971年开通的，现代海力士于1983年入驻，这两件事给牙美里的空间及居民构成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令其从一个纯粹的农村村庄变身为城乡结合型的村庄。这个村庄的人口在日本殖民地时期大约是120户600余人，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流动人口的激增，至2000年，总人口为1132户3326人。

牙美里手绘地图。牙美里被一条丘陵地带自然隔开，分为新马村和大马村两个自然村。村里的公共设施如农村会馆就坐落在丘陵地带。（《利川市志》编纂委员会提供）

除了现代集团海力士所在的区域，牙美里由新马村和大马村两个自然村组成，被一条丘陵地带自然隔开。村里的公共设施全部位于那条丘陵地带上，或者说牙美里以这片公共地带为中心，分布有新马村和大马村两个村庄。

上面的插图是牙美里的手绘地图，中间大圈的部分是位于丘陵地带的公共空间，这里坐落着村里的共有财产自由贸易市场、农村会馆等。现在农村会馆的所在地是当年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农村振兴运动中建设的“公共会堂”的旧址。离那里50米的地方是旧农村会馆的所在地，旧农村会馆是1978年新农村运动时期用政府的拨款、农村运动共同体的共有资金和农民集资款建成的，在旧农村会馆门前的纪念碑上，还刻有出资农民的名单以示感谢。建成这座会馆之后，原来的公共会堂就被当做幼儿园使用了，1999年，在公共会堂的旧址上新建了现在的新农村会馆。通过农村会馆的三次建设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

再次回到地图，丘陵地带上方的圆圈是新马村，下方的圆圈为大马村，牙美里正是由这两个自然村组成的。新马村是在大马村之后新形成的自然村，牙美里的三大姓氏中，有两大姓氏生活在大马村。在新马村有个万山李氏的两班庙[1]。李氏作为生活在新马村的大姓，代代管理着两班庙，可以说李氏两班庙与新马村的形成几乎是同步的。

村庄一般都是由村民们依山傍水自发而居形成的，我们称之为自然村，自形成之初便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像契[2]这样的居民组织也是后来形成的，而且相互间的往来不会很频繁。将自然形成的两个自然村合并为一个牙美里是国家的行政行为。牙美里的名称早在18世纪就有了，我们推测大马村在当时已经存在，所以最初的牙美里实际是指现在的大马村区域，后来随着新马村这个自然村落的形成，以及政府的近代化行政划分需要，才有了大马村与新马村的称呼，并将这两个自然村合并统一称为牙美里。

在大马村与新马村的合并过程中，起到核心作用的是对两个自然村之间公共山岭地带的开垦。开辟这片公共之地并将两村合并不是农民的自发行为，而是经过了两次公共工程的建设。第一次公共工程是20世纪30年代在农村振兴运动中完成的，奋战在开垦建设最前线的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区长。第二次开垦工程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新农村运动中完成的，同样，村里的里长和新农村运动的领袖人物是开垦工程的主导者。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因为这种公共工程大多是由国家权力渗入到农村建设的结果，而里长或运动领袖与国家权力有密切的联系，因此由他们来推动和完成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国家权力对公共工程建设的强大影响力。

那么对于村民来说，是心甘情愿地支持这种两个自然村之间的开垦和公共工程建设的吗？日本殖民时期的记忆已经无处可寻了，但是，以新农村运动时期的建设情况来看，根据那些老人们的回忆，当时农民对这种建设是非常抗拒的。那是因为在村民们心中，那些山岭地带具有传统的“神圣”意义。

在试图走进民众生活世界的过程中，最令我手足无措的部分便是这份“神圣”。我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出生于所谓的大城市釜山，家中只有我们一家三口，不是那种宗亲关系错综复杂的大家族。也许外国人看我们韩国，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有跳大神这种现象的存在，也很难理解为什么冬至那日必须喝红豆粥[3]。他们更不能想象的是，对于韩国人来说，“神明”的存在，是多么广泛、多么强大、多么神圣。在进行实地调研的过程中，我们深刻地体会到，至少在基督教在农村扩散开来之前，对农民来说，“神明”无处不在，它是最大权力的行使者。他们认为在韩屋[4]里，不光住着他们自己，还住着各路神仙，大门、厨房、卫生间、过厅、庭院等，都有神仙掌管。统领农村的神仙，存在于村里的每座山、每条路和每口井。农民对这些神明绝对敬畏，每次举行祭祀活动都非常庄严，几乎每户都无一例外地向神明供奉祭品，当然，信奉基督教的家庭除外。今天，以风俗民俗的形式保存下来的传统文化，脱掉了神明的外衣，但还是留下了一个礼仪的外壳。

这样的农民文化不是迷信，而是属于农民的精神信念的一部分，这是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在农民的精神世界中，他们坚信这些神明掌管着自己、家族和村庄共同体的吉凶祸福。供奉神明的祭祀仪式并不是一场仪式那么简单，而是源自对神明潜意识的服从，是一种向神表明忠诚和崇敬之心的行为。因此，对于国家来说，如果想要施行对农村社会的支配权，夺走农民信奉的神明所持有的“神圣”，倒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办法。朝鲜[5]这个传统国家尊儒教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同时又承认民间信仰的共存，但是近代国家是不允许这种共存的。近代国家追求对地域和个人的强烈支配，需要将居民培养成忠诚的国民，因此需要将势力范围向传统国家共存的领域扩张。这个过程中，由于神明掌握了这个领域，因此与神明世界之间的战争和较量便是不可避免的了，需要将人们对神明的忠诚转变为对国家的服从。不管是日本统治时期，还是解放以后，对民间信仰的否定和突破被作为主要的战略，存在于近代化的进程中，而不仅仅是停留在自然资源最大化利用的层面。

而山岭这个存在，自传统时代开始就被村民们以神圣之地尊之。山岭也称为“镇山”，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风俗上，送葬的队伍都不可越过山岭而是要绕道而行。山岭在传统时代被认为是牙美里山神的所居之所，也是村庄信仰的中心所在。过去，在村子里有土地庙和土地神，人们会在前面摆放各种祈愿石，还有一棵大神树，上面林林总总挂满了祈福的红布条。传统的农耕村庄里，村民们往往相信有自然神或者本土神在守护着他们的村庄，在牙美里也不例外。至少，在新农村运动开始之前，牙美里的山岭上一直住着他们的守护神，这位山岭守护神将牙美里的居民们捆绑为一个命运的共同体。

今日，山岭依然是一个公共的区域，是村庄共同体的中心。但是，山岭的性质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具近代意义的牙美里公共空间，是以这个村庄共同体传统的精神信念世界的瓦解为基础而形成的。而打破村庄居民信奉的“神圣”，打破他们传统的精神信念世界的，正是这个山岭地带的开垦工程，通过这个开垦工程，“近代”这个新的“神圣”在村庄内部构建起来。也正因为山岭开垦工程会破坏村里固有的“神圣”，曾受到那些老人家们激烈的反对，但是很快也就平息下来，因为这个工程的背后是强大的国家。而“近代化”这个字样虽然初期遇到些许阻碍，但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地进行社会化的扩散。另外，战后基督教的传播改变了居民的宗教生活，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加速了近代化的扩散。

对农村山岭的开辟，为村民们提供了一个公共地带，令新马村和大马村之间的村民们方便走动，将两个自然村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于是，过去由神圣与习俗为基础形成的牙美里空间，以物质和效率为基础得以再次重组。山岭工程是传统牙美里变身为近代牙美里的象征，这一方面意味着近代化以“村庄信仰”替代“传统信仰”确立其地位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牙美里与国家权力激烈角逐的过程。山岭地带公共工程的建设经过了农村振兴运动和新农村运动两个阶段，在牙美里，近代化运动和国民化过程在这两个时期如火如荼地展开。

牙美里村庄的组织可以分为两大类，以村庄全体村民为单位的正式组织，和以氏族为单位的非正式组织。现将村庄组织大体整理如下。

□共有财产（村庄会馆、大米交易所、自由贸易市场：始于日本统治时期，在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不断扩大）

□青年会（始于日本统治时期，新农村运动时期再次组建）

□妇女会（始于日本统治时期，新农村运动时期再次组建）

□老人会（20世纪80年代组建）

□班常会[6]（始于日本统治时期，新农村运动时期再次组建）

□开发委员会（始于新农村运动时期）

牙美里农村共同体的圆心点在于通过农村正式组织将全体村民集合在一起的大洞契。大洞契的成员是各家族族长或家庭的当家户主，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并不能算作是平等的个体之间的集合。大洞契的代表性是以家长制为基础的一种间接的代表性。我们调查了利川地区，发现几乎所有的村庄都有大洞会之类的农村总会。大洞契作为牙美里农村共同体精神载体的骨干力量，是一种基层的组织单位，预决算等重要的事件经由该组织讨论通过，并选举出村庄的代表“里长”。大洞契的成员享有农村会议的参会权利和对里长的选举权，同时负有缴纳里长税的义务。

我在1999年12月末参加牙美里的大洞契会议时，有幸亲临其境与大洞契进行了一次“亲密接触”。村庄会馆前的空地上备下了足够全体村民享用的炭火烤肉盛宴，厨房里也准备了饭和汤。日落时分，村民们齐聚一堂，排着队缴纳里长税作为里长一年的辛苦费，然后各自落座一起烤肉喝酒，谈天说地，共享这场盛大的宴席。据当地村民介绍，大洞契的习俗由来已久，由村庄的共有财产支持运营。在牙美里，有两所农村会馆以及大米交易所、农贸自由市场等共有财产，这些财产按照市场价产值达数亿元。牙美里的公共财产是在20世纪30年代农村振兴运动时期、朝鲜战争以后的20世纪50年代和新农村运动时期集中形成的。这同时也说明这个时期村庄经历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大洞会会议当天，农村会馆前面烤肉串的村民们（上图）和缴纳里税的村民们（下图，摄于1999年，《利川市志》编纂委员会提供）。村民一年一次上缴的里税，本是村民自发缴纳的基金，最终这个基金承担了为行政辅助人员里长支付薪酬的作用。

牙美里大洞契的存在打破了人们之前的想法，证明了农村共同体的传统还在现在的农村发挥余热的事实。大洞契将全体村民团结起来，属于“洞契”[7]的一种。牙美里的洞契始于哪个朝代虽然无法准确得知，但据推测应该是形成于19世纪早期，那个时期在村庄里“契”作为一种当地基层的互助社会组织普遍存在。洞契是传统社会中农村共同体精神上和物质上存在的载体，为共同体性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同时履行着向山神祭祀，即洞祭的职能。在洞祭的过程中，需要花费大笔支出。因此举行洞祭的洞和里，需要拥有水田、山地、充足的大米以及其他公共财产来支撑高额的费用支出。另外，洞契决定着与村庄运营相关的一切事务，是一种农村社会的自治组织。进一步来讲，洞契同时具有农村社会对应机构的职能，负责对应税赋等国家管治功能。

牙美里大洞契是沾染了近代化的传统产物，具有韩国特色的近代特征。朝鲜的农村自19世纪以来，不断在传统与近代的紧张关系中磨合，最终确立了自身的整体性。所谓的近代化，并不是说传统在某个时期消亡，一下子进入近代的单行线的进程。在近代化的过程中，虽然一些传统的要素渐渐消失，但大多数的传统因子要么发挥余热，要么开始一种新的回归，通过和近代要素的紧密融合，最终形成具有韩国特色的近代特征。过去，大洞契是从国家权力中分离出来的、相对自由的农村村民的自治组织。现在，大洞契作为农村村民共同的事务处理机构，是一种自律的社会组织，同时也是一种被包含在近代国家权力体系中的最末端、最基层的行政机构。

在韩国农村地区，国家正式的最小行政机构单位为“面”。国家在农村设有里长一职，里长作为一种自治的、行政辅助性的居民代表职位，承担面以下单位的辅助性行政工作，通过这种方式，既能节省行政费用，又可以提高行政效率。里长是引领大洞契发展的居民代表，同时又是国家行政的辅助人员。实际上，里长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协调面和村庄具体事务的行政辅助性工作。在朝鲜传统时代，相当于里长的职位称为“洞任”，负责收取税金或进行户口调查。洞任的社会地位不高，而现在里长在村庄里的社会地位和权威性比洞任要高得多。以牙美里为例，在农村振兴运动时期，担当农村行政职务的里长成为村里最高的职权者。在里长之前，20世纪30年代中期，公共会堂的成立者叫做“区长”，也是村里德高望重的农村代表。区长是在日本统治时期设立的职位，日本殖民者为了便于管辖统治，在村里选拔出权高位重者任之。那个时期的区长既是农村代表又是政府的行政代表，可以说，农村共同体与国家权力的紧密接触也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的。

里税（里长税）一年缴纳一次，是村民们自发缴纳的基金，用来支付里长一年的薪酬。里长既是国家行政的辅助人员，又是居民自治的代表，这一点得到国家的认可，也算是向村民收取行政费用的一种方式。过去，牙美里的里税是通过实物的形式征收的，如水稻、鸡蛋、大米等，后来才以现金的方式支付。在我们调查的时候，里长的工资为现金34000韩元。当时，缴纳里税的家庭一共有100余户，富农与佃农之间金额会有所差异。总之，居民上缴里税的传统由来已久。

大洞契以下有妇女会、青年会、老人会等以性别和世代划分的组织，还有农村开发委员会和班常会等机构。这些组织自日本统治时期以来，要么继续活跃，要么名存实亡。以牙美里为例，20世纪30年代农村振兴运动时期，青年会和妇女会就曾活跃在村里，之后名存实亡了一段时间，直到朴正熙政府成立之后，特别是新农村运动时期才得以复兴，到现在还在发挥着作用。比如，新农村运动时期的妇女会，在日本殖民时期开展的活动是将妇女组织起来开垦棉花地种棉花。开发委员会成立于新农村运动时期，从事与农村开发相关的一切事务。牙美里之所以能够成为城乡复合型的农村，开发委员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些事关该区域规划和发展的重要事务大部分都由这个机构来决定。再来说说班常会的情况，班常会始于日本殖民末期的爱国班常会，后来到了李承晚政府时期，名义上存在了一段时间，直到新农村运动时期又重新活跃起来。我们调研时，全村的村民会举行不定期的聚会并商讨一些日常事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班常会。

大洞契作为传统的农村自治组织，和青年会、妇女会、开发委员会等与国家政策相对应的组织一起共同活跃在农村历史舞台的现象，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不管是在青年会和妇女会活跃的日本殖民时期，还是在新农村运动时期，国家都可以不通过农村代表里长，而是直接通过青年会和妇女会来动员和组织青年与妇女开展各种活动。因此，像青年会、妇女会这种大洞契以下的组织单位，在一定程度上辅佐了正式组织大洞契的行政职能。即国家对农村管理权力的实施和对农村的影响力，既可以通过大洞契来实现，也可以通过青年会、妇女会等组织来实施。

在农村还存在着一支非正式非官方的组织，以氏族为单位存在。牙美里作为一个多姓氏的村庄，很久以前就有不同姓氏的人家在这块土地上耕作，这些人家大多是平民阶层，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地主和贵族出身。其中，庆州崔氏、永越辛氏、平泽林氏是三大家族，从三大家族迁入牙美里的时间来看，永越辛氏已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11代人，平泽林氏的14代子孙都生活在牙美里，而现在生活在牙美里的庆州崔氏是第5代。除了庆州崔氏以外，其他两大姓氏的家族均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300年以上，辛氏和林氏家族经过如此长时间的落地开花，家族分支庞大，亲戚关系错综复杂，尽管有可能彼此间不是那么亲近，但却以宗祠维系，遵循着大家族的时祭礼仪。崔氏家族虽然迁入的时间不长，但多是直系存在，人口数量上虽少，关联性和团结力却很强。

在农村，由血缘关系组成的宗祠组织具有非常强烈的纽带感。至少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些家族史中记载过名为“有机契”的宗祠组织，在这一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很多活动都由全体氏族成员共同参与，甚至共同采购和管理在宗祠祭祀活动和宴会中使用的锅碗瓢盆等物品。氏族共同体在农村发展史上，作为一支重要的组织力量，担负着培育农民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养成的重要作用。除了国家势力从外部强力介入的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等阶级对立严重的时期之外，这些氏族组织或通过大家族的聚会投票等方式来维持农民社会的保守性，或在战争等非常时期作为氏族成员强有力的支撑和保护伞而存在。总之，这些氏族组织在本氏族农民中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权威性，对农村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事实上，牙美里农村的正式组织，是由氏族组织在其背后大力支持或推波助澜的。解放之后，除了朝鲜战争时期，直到20世纪50年代，很多里长都是从一些有实力的大家族中选出来的，从这一点，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到氏族组织对于正式农村组织所起到的辅助作用。虽然氏族是新农村运动中的重要支柱，但是，不同氏族之间多多少少因为利益关系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这种矛盾往往又削弱了农村共同体的向心力。比如牙美里，虽然在日本殖民时期，各大家族势力以位高权重的老区长为中心团结在一起，但在老区长死后，特别是朝鲜战争结束后，围绕里长和面议会会员的选举，各大家族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斗和矛盾。随着老区长的去世，他所在的崔氏家族的影响力在村中有所下降，另外的两大家族林氏与辛氏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对立关系也随之扩大。如果村里能出现一位权威的领导者统一管理村中事务，则不同大氏族间的矛盾可以得到暂时的缓解，但如果国家行政力和区长权力弱化，不同氏族之间的矛盾便会渐渐浮出水面。一般来讲，国家统治、区域统治和氏族力量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密切联系发展的：国家统治的强化→区长权力的强化→氏族矛盾的缓和（农村振兴运动至日本统治末期，新农村运动时期），国家统治的弱化→区长权力的弱化→氏族矛盾的深化（解放之后至20世纪5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