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川地区有代表性的另外一个村庄是罗来里，这个村庄和牙美里同样，存在着一位有传奇色彩的老区长。他的名字叫姜大哲，是罗来里的第一任区长。然而，与牙美里老区长不同的是，他是以“抗日”的形象流芳于世的。他的父亲曾任忠勋府[15]都事，而他在面事务所[16]和支署都被列为一个不容小觑的人物，或者说是一位可以让他们忌惮的刚断之人。
罗来里是利川地区有代表性的村庄，是真州姜氏第五代支系中的博士公派，即世宗时期的文敬公姜孟卿的后世子孙生活的村庄。这里的居民经常以文敬公的直系子孙自居，非常有优越感。设在村子最高位置上的文敬公祠堂可称得上是这里的居民们精神世界的中心。
有趣的是，在罗来里也有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区长，但却与牙美里不同，这位区长是以抗日的形象存在的。罗来里的第一任区长姜大哲（1872年生）是忠勋府都事的儿子，据罗来里的老人们回忆，姜区长是一位非常有威严的长辈，且颇有些仙风道骨。他的父亲曾任忠勋府都事，而他在面事务所和支署都被列为一个不容小觑的人物，或者说是一位可以让他们忌惮的刚断之人。村里的一位老人讲述了一则姜区长在三一运动[17]之后为村民出头的轶事：
倭政初期，姜大哲任第一任区长时，相传清渼面的面书记每次来罗来里都浑身哆嗦，说那个区长太厉害了，实在不愿意来，稍不小心就会挨一顿痛骂。三一运动中盛行大喊“万岁”的口号，在我们这里也是一样。三一运动爆发的第二天，支署来人要求将喊“万岁”的人全部抓起来带到面里去，姜区长说，“村里的人一个都不要去，我自己去找他们理论”，于是姜区长自己去了面里。支署署长问：“区长您是独自一人来的吗？”姜区长回答说：“啊，我区长作为村里的代表，可不是我一个人来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让我们把村里的人抓来，如果有需要调查的，尽管向我质问。”支署署长问：“为什么高喊万岁？”姜区长回答道：“什么万岁？哪里有人喊万岁？我怎么没有听到！奉劝你们，如果搞政治，就堂堂正正地搞！”如此将支署署长痛斥一番。（村民姜大基，1918年生，2000年2月19日口述）
尽管罗来里的人们无力改变这无常的世间变幻，但是他们对日本统治者的殖民政策并不是一点反抗都没有的。通过罗来里村民积极参加三一运动的行为和姜大哲保护村民们的气魄，可以看出真州姜氏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态度是反抗的。罗来里居民对祖上和门脉传统强烈的自豪感，以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氏族间的坚固纽带，这一切都成就了罗来里的抗日氛围，尽管这种抗日不得不采取一种消极对抗的方式。
罗来里真州姜氏的墓碑。与日本统治时期牙美里居民所走的积极配合的道路不同，罗来里的居民们选择了消极方式的抵抗之路，仿佛在昭告世人他们作为文敬公姜孟卿（世宗时官拜领议厅）的直系子孙的不屈气概，同时以这种自豪感为基础形成的氏族之间的坚固纽带，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反过来讲，如此坚固的氏族内部的纽带令罗来里具备了更多更持久的保守性和排他性，这与牙美里的情况是非常不同的。日本殖民时期，罗来里门宗的观念和力量非常根深蒂固，在村里内部形成了以年龄、亲戚关系、班常关系为基础的垂直巨大的关系网。门宗的代表人物被称为“门长大人”[18]，此人物往往在重大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决定作用。一般门长大人都是由这个家族中年龄最大的德高望重之人担任，而且门长大人的话大家都非常顺从。另外，住在村庙里的僧侣们见到村里的姜氏小孩子，都毕恭毕敬地称呼一声“公子”。可见姜氏在村中的地位，而这种牢固的氏族纽带成为了村庄内部的向心力，同时也形成了非姜氏不可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同样作用到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上，邑或者支署如果想通过区长权来行使他们对村庄的控制，就不像在牙美里一样得心应手了。
随着我们调研的深入，发现了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情，在罗来里，也发现了一位功绩碑的主人公，这和牙美里的老区长几乎是同时期的人物，他就是继传奇人物姜大哲区长之后的第二任区长姜大宪（1897—1953）。姜大宪从20世纪20年代起至40年代在任20余载，曾经是一家迁居到首尔的地主家的大管家，负责管理该地主的土地和长工们。据他的侄子介绍，他每年收上来的稻子多达三四百垛。他在村里的影响力就是通过这种佃权管理实现的。
日本统治时期，可以在一份新闻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那是1925年关于他组织长湖院邑佃农互助会的一篇报道：
◇目的：本互助会旨在促进地主与佃农之间的良好关系和友谊，通过土地改良、稻米增产的努力实现利国利民。
◇内容：
1. 奖励善行善举，树立邻里互助之风；
2. 宣传地主佃农之间共生共存、互助经营的精神；
3. 提升农业发展的同时振兴副业；
4. 实现肥料和农器具的统一采购；
5. 警告对地主及其管家的侵害行为；
6. 禁止佃农的暴利和怠工行为。
（《佃农互助会在长湖院邑成立》，《东亚日报》1925年11月28日）
从以上报纸登载的内容可以看出，长湖院佃农互助会是为了稳定地主与佃农的关系，并为了防止出现刁蛮佃农而设立的组织，是当时利川地区的面事务所为了促进农村稳定化而采取的一种措施。也就是说，该互助会起着调和地主与农民间的矛盾，并配合日本统治者的农村政策的一种辅助作用。根据某篇新闻报道，1922年，在利川郡邑内面的一次区长会议上，面事务所向各个区的区长传达了十六条施政指南。其中，佃农互助会的活动被列为第一项指示：
1. 互助会活动事宜
2. 引导组织地主事宜
3. 水稻增产成果评价会事宜
4. 鼓励献血事宜
5. 面联合农作物成果评价会事宜
6. 稻米品质改良普及事宜
7. 绿化景观设置事宜
8. 鼓励废除棉圃间的混作事宜
9. 植桑奖励事宜
10. 奖励统一购买及牛契设置事宜
11. 野草耕除及储存奖励事宜
12. 逢水灾课税地税免除事宜
13. 取消酿酒作坊申请事宜
14. 户税征收事宜
15. 诸税及公课金征收事宜
16. 植桑计划事宜
（《利川郡区长会议》，《东亚日报》1922年9月2日）
仔细阅读以上十六条指示事项的内容，我们可以了解到日本殖民者向各个区长下达的会议精神和内容，包括通过面事务所维持地主和佃农关系的稳定性、根据日本统治者的施政需要改善农作方式和农村环境，以及加强各项税收等事宜。这个时期任罗来里区长的姜大宪与面（邑）事务所关系非常密切，从事着配合日本施政需要的活动。
但是，罗来里的居民只记得姜氏做了很长时间的区长一事，却回忆不起来他具体都开展了哪些活动。在村前有一块关于他的功德碑，是1939年立的，遗憾的是碑文已经辨认不出来了，村民也不知道碑文上都写了些什么内容。可见罗来里姜氏的功绩碑和牙美里老区长的功绩碑待遇有多大的不同了，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他虽然在任20余年，但不管是在任当时，还是离世后，都未能成为一位令当地百姓信任和追随的农村领导人。
在牙美里，战时体制时期[19]仍由老区长继任区长一职，但是在罗来里，区长的人选发生了变更。继姜大宪之后，担任战时体制时期区长一职的人叫姜大雄，此人为小学毕业，早年丧父丧母，家庭贫寒，却拥有很强的意志力。20世纪30年代在罗来里仅有两名小学毕业生，姜大雄是其中一位。他任区长时，曾兼任棉花指导员和邑议员，与邑事务所关系密切。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区长，与当时的政治状况有关，随着战时人力物力的动员政策的实施，统治者当局需要一位能够胜任行政事务的人帮忙打理，而姜大雄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然而，战时体制时期，他的活动并不活跃。不管怎么说，毕竟罗来里是一个单一姓氏聚居的村子，管理起战时物资供缴等日常事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比如，以门宗大人为对象征收供缴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即使他挨家挨户地登门去做动员工作，仍然有很多人家拒绝上缴。结果在他几次登门无果的情况下，邑里干脆直接派人来将粮食强行征走。马草料的征缴也是如此，因为他无法控制村里的局面，警察署派人来将村民带走进行处罚。其中有户没能按照规定上缴足量麻袋，全家被带到支署，令他们互相打耳光：
外倭时期，组成了工作班，让我们用草绳编制麻袋，如果不能够按照规定上缴，就会被带到支署去给我们苦头吃，最残忍的是让我们互相殴打，让我们面对面地坐着，面对面坐着的很可能是叔叔和侄子，也可能是母亲和女儿，却这样互相打耳光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啊。如果打轻了，旁边监视的人便抡起警棍打在身上，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村民姜大基，1918年生，2000年2月19日口述）
像这样区长不能履行职责，却要邑事务所或支署出面介入的情况有很多，在新农村运动中，上面来的公务员也需要在罗来里频繁出入，对于那些不能按照规定在田里使用温床和大棚的农户，公务员和军人的身影常出现在他们的田里。姜区长在村里的力量就是这样微弱，不仅不能成为协调面与村里的实权者，也未能拥有支配门宗组织的力量和权限。
值得关注的是，像姜区长这样在日本统治时期力量微弱未能尽到什么辅佐本分的区长，在解放之后仍然因其“亲日”的行为被当地百姓问责。事实上，姜氏这个“无能”的区长还真未能做什么“亲日”的事情，但是是否也正是因为其区长权力的微弱，才让之后的问责成为了可能呢？虽然同为姜氏一族，解放之后，罗来里的村民们仍然对姜大雄在任期间的“亲日”行为进行问责，以其帮助日本当局征缴军需物资和强制动员政策实施等罪名要求他卸任区长一职，并通过居民投票选举出新的里长。解放后，利川地区的很多区长都因为为日本人征兵的事情被百姓清算，有的区长家里的泡菜缸甚至都被村民砸碎，这样的事件据说在利川地区频频发生。不过对于姜大雄的处罚没到那个程度，自家姓氏的村民们也算是手下留情，并没有让他家蒙受什么损失。
在殖民地统治体系下，可以说牙美里和罗来里选择了两条不同的道路：牙美里是积极地配合，罗来里是消极地抵抗。而促成这种选择的力量正是农村共同体和氏族组织，不管是牙美里的“老区长”还是罗来里的“姜大哲”，他们作为日本殖民统治地方政策的执行者和主导者，会对村民的思想和行动产生重要的影响。当时农村的居民们生活在同一个农村共同体下，谁也不可能独善其身，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形成是以排他性为基础的。同时村子里的弱势群体与大家族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氏族内部关系也是盘根错节，如果有哪一家哪一户或者哪一个人不按照氏族的规矩礼仪行事，就会受到氏族长者的训斥和大家的谴责。在共同体内部，既有经济方面的纽带，也有很大一部分精神道德层面的约束。
在韩国农村，村庄共同体和氏族组织既是国家权力机关对居民实现统治的基地，又是农民对抗国家机关的据点。村庄共同体和氏族组织的这种双重性反映了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国家行政力的强化和局限性。说得极端一点，我甚至认为，牙美里之所以可以成为模范村落，是借了老区长的威信，而不是借了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面事务所的权力。老区长去世以后，区长权力一度削弱，一方面是由于那时国家机关权力处于空白，另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没有像老区长一样的压得住阵脚的领导者存在。老区长的葬礼上，日本人亲自出席致追悼词并不仅仅是形式上、礼仪上的行为，而更多的是出于对这位辅佐他们施政的老人家真心的尊敬和感谢吧。这也同时说明了，协调国家和农村地方秩序的维持对殖民地政策的实施有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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